关于广州购书中心。

明天就要去广州了。新书见面会的第一场活动居然是在广州而不是北京，这巧合让我一整天都有点儿神思恍惚。我当然喜欢广州，那是我最初开始写作的地方，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会在那儿见到些什么样的人，已经是我的读者或者将成为我的读者或者永不可能成为我的读者的……一些陌生人，将要在广州购书中心围观我。
我给这个活动起的名字叫，“八零一代的准风月谈”，听上去很古怪，不是吗？这听上去完全不吸引人。也许压根就没有人来。没有人来才是正确的，才是完美地符合我对于日渐凋落的书店想象的。
而广州购书中心到底又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它是我最早购买杜拉斯、莫迪亚诺的地方。也是翻看王小波、初识尤利西斯的地方。整个大学时代，有多少本书的扉页上，写着某月某日购于广州购书中心？去上研究生的第一天，手里拿着的黑夜号轮船也是那儿买的。年初给杜拉斯百年诞辰活动当嘉宾时，还特意把这本书翻箱倒柜找出来，带到德胜门的字里行间。活动中间，正在发言，陡然看到我大二时笨拙的笔迹，规规矩矩地写了购书日期。一下子便哑了。瞬间打回了当众讷讷不能言的惨绿少年。
那时不满二十。那时还在广州。
那个时候从中大去天河买书，要倒两次还是三次车，好像要先到天河城，才可以穿过地下通道到对面的广州购书中心。大一大二的时候比较热爱学习，周末和舍友不远万里地跑过来，一学期总有那么四五次。天河的地下通道和广购的楼上，有时候还会有牛皮纸袋装着的盗版地下电影，我记得有贾樟柯的小武和东宫西宫，北京乐与怒，诸如此类。可是那时候当学生实在太穷了，哪怕就是十来块钱的一张盗版碟也仍然觉得太贵，宁可回宿舍通宵开着电脑用FTP下电影。记忆里电脑的机箱总是滚烫灼手，而记忆里的青春却总在没心没肺地晃荡，从珠江南岸的新港西路，晃到北岸的北京路，再到西关的沙面，去到东边的天河城，都是进城，都是热闹，都是世面。中间有一部分世面，就来自于购书中心。我甚至还在那里买少年时代不曾看完的苏童和陈丹燕，用舍不得买碟的钱，一掷千金地买下正价图书。
忘掉有一次是社团工作还是去学校边的城中村做社会调查，书包里带了一本《上海的金枝玉叶》。休息时拿出来翻，一个理工科（忘了什么系）的潮汕男生要过去，首先看了下书名，其次看了下书脊，大惊道：这书不是图书馆借的呀。
我说，当然啊，图书馆里找不到，我买的。
二十九块钱，你竟然买这么贵的书！日子不过了！
那大概是2001年，或者更早一点。我现在当然不那么喜欢她了，但是小时候实在是极其喜欢《女中学生之死》的。我心里想，不买书难道攒着去下渡买ftp上下不到的黄碟吗。大家各有开销处而已啫。——这个啫字，是广东话的常用语助，音“zie\jie”，意同“而已”，通常用于加强不屑的语气。回忆旧事时，这个字自然而然地在脑海里冒出来，并自顾自地脱离了我平日在北京话里浸淫已久的语境。
大学时代的记忆纷至沓来，又何止这一个啫字。
说回广购。
大四毕业后还要考研，留在学校复习。和已经工作的异地男友见面，他从深圳坐车到广州天河东站，我不知道因什么事在学校里耽搁了，他快到了才赶忙从学校出发。他也是先到离东站最近的广州购书中心边看书边等我。我看到他的那一刻天色已晚，十一月广州的微凉天气里，他在书城路边的地瓜摊上买了一个给直嚷饿的我。购书中心橱窗往外的灯是黄色的，看上去十分有烟火气，倒不像是卖书的地方了。我惘然地笑着伸手去接那地瓜，被结结实实地烫了一下。烫也要吃，两个人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地分食，就着那一点虚无缥缈的人间情味吃掉了那个红薯，很甜。吃完以后就上去四楼买考研资料，还看到了正在热卖的木子美的遗情书。那一年她陡然间暴得大名，旋即该书被禁，直到后来很多年，我这个中大哲学系的师姐才以一个新名字重现人间，那时候微博已经很火了，人人都流行认证加V，而她叫不加V。
回忆到了不加V就自动戛然而止。当年的遗情书据说销量过了十万，被禁之后书商仍然通过各种渠道大大地挣了一笔钱，只是理所应当地不给版税，多年后仍被作者记恨。而去年的《男女内参》借柴静的《看见》捆绑销售（具体捆绑销售方式是另一个商业标准范例），数量大概也有数万之巨。我的师姐一直都是真正的风月谈，著名的床评家，真正的畅销书作者，而我这样的准风月谈，也要进购书中心如此当众吆喝，又怎么能够不心虚胆怯呢。
但是已经来不及后悔了。明天就会有活动安排出来。时隔十年，重回广州购书中心，不再买书，而是卖书，以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归，其实我想说的是，我很开心。
同时也说不出的惆怅。真的。
时间原来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