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熊彼得 1883.2.8----1950.1.8
1983年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和熊彼特一百周年诞辰，那一年，彼得·德鲁克在《福布斯》杂志撰文，首次将熊彼特而不是凯恩斯称为“为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提供指引”的人。第二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上，一位德国学者撰文说，凯恩斯的时代正离我们远去，熊彼特的时代正在到来。约瑟夫·熊彼特，这位以“创新理论”而为大众所知的经济学家，在他去世三十多年之后，再次被传媒奉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并推到了聚光灯前。
说来并不奇怪，在西方发达国家集体进入“后工业社会”的1980年代，传统工业逐渐步入“夕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市场投机分子还是新一代的创业者，几乎每个人都在兴奋地谈论新兴市场和企业家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熊彼特以一种近于“先知”的面目出现了。
正如托马斯·麦克劳关于熊彼特的传记《创新的先知》所暗示的那样，熊彼特在很多方面确乎称得上一位先知式的人物，比如他在二战爆发前对于欧洲政治局势的预判，比如他巧妙地对资本主义创新进行的阐释，再比如他为人熟知的“精英民主论”等等都体现了熊彼特作为经济学家的“先知先觉”。然而仅凭这些，似乎还构不成我们今天重读熊彼特、重申熊彼特重要性的充分理由。
但我仍坚持认为熊彼特对今天的我们非常重要，不仅因为他可能是我们时代最后一位亚里士多德式的博学者，更因为他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整套游戏规则的深刻洞见。正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龙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熊彼特第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尽管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创造性，带来了巨大财富，但同时也具有巨大的破坏性。”熊彼特花了不少时间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在运行过程中将自己推向毁灭，并且，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政府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熊彼特眼里，好的政府基本上就等于一个好的“周期管理者”，它应当履行的亦不仅是亚当·斯密所说的保护产权、监督契约履行等等责任。为什么熊彼特会这样认为？这需要先提两句他的经济周期理论。
粗浅地说，熊彼特不太同意过去经济学的老观念，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资本家从事生产的唯一目的，他相信，那种“为改变而改变，而且喜欢冒险”的创新精神，或许才是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更大动力。为此，熊彼特第一次在著作中使用了一个词：企业家(entrepreneur).
托马斯·麦克劳在书里写道：“在熊彼特笔下，一帮令人憎恶的寄生虫资本家变成了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确如此，熊彼特在他的多部作品里都不约而同地对企业家精神表示了推崇和敬意。在熊彼特看来，正是企业家的创新与发明，提高了单位时间生产率，从而刺激大规模投资，引起经济增长。而随着新技术不断被市场推广，边际效用会递减，这将抑制人们的投资热情，经济也随之转入衰退。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衰退时，新的技术创新与发明也将被暂时积压。
在两卷本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中，熊彼特做出了著名的论断：“没有创新，就没有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成就，资本主义就无法运转。”资本主义周期运行的背后动力在于企业家的创新，因此，他认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就是，成为一个好的“周期管理者”，这需要高素质的政府公务员和专业人士，因为只有当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在执行经济的监管职能时，他们才有可能“使用一只细致的手调节资本主义的发动机，以免使企业家精神窒息”。
熊彼特在推崇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的同时已经洞见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缺陷，因此，他并不否定市场监管。但熊彼特所期望的市场监管者应该是一个对资本主义本质有着深刻理解的人，他真正懂得如何巧妙细致地调节经济周期，从而保持企业家创新精神，进一步维持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而不是与之相反，用“大政府”代替“大企业”，对自由市场横加干涉。因此，在二战前夕，当不少欧洲知识分子对苏联怀有浪漫的想象时，熊彼特却对苏式经济嗤之以鼻：“相对于马克思而言，它与伊凡大帝的联系更加紧密。”他认为，在一个无视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国家，政府的经济干预手段根本没办法达到调节经济的作用，而只能是不断扼杀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从而瓦解资本主义的根基。
熊彼特半个多世纪前的担忧形成了今天人们的一个常识，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面临两种威胁，一方面，缺乏监管的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会计欺诈、企业丑闻和监守自盗的行为，这让严重依赖“信托体系”资本主义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但另一方面，不恰当的经济监管，又会扼杀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企业家以及创新精神，从而抽离资本主义的神髓。两种情况，对于熊彼特而言，都是灾难。
“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庄子·天道篇》记载的轮扁之言，似乎也可视为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角色的比喻。连古人都知道，斲轮之术，操之过急或过缓均不相益。唯有“不徐不疾”，才能“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这里的“数”可以解读为专业知识，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有智慧的政府人员”。因此，政府的监管调控，一定要让经济学的专业学者参与并主导，而不是任由一群官僚在那里瞎子摸象，而这种监管调控的出发点，则应该是创造一个健康的经济环境，不断激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我想，这才是我们在今天重申熊彼特的真正意义。
熊彼得为何拿不到诺奖
上课的时候，每当讲到熊彼得这个知名经济学家的名字时，同学们总是不解地问我，“熊彼得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 诺贝尔经济学奖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管这种意识形态色彩可能是政治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或者是其他性质的。
在上课的时候，每当讲到熊彼得这个知名经济学家的名字时，同学们总是不解地问我，“熊彼得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同学们问的一点都不外行，这说明，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熊彼得这位经济学家以及他的一些学术观点。可是，如果同学们将这个问题进一步问下去的话，恐怕就连经济学家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了。
一种可能的师生之间的问答情形是，老师纯粹从熊彼得的生卒年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时间之不匹配性角度进行解答。比如，熊彼得生于1883年奥匈帝国的特里希，1932年才移居美国，1950年就与世长辞，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到1969年才设立，并且它只是授给那些仍然健在的经济学家，所以，从这个层面看，熊彼得绝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性。
如果老师这么回答学生的提问倒显得非常得体，可是，如果学生具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气势，并将这个问题继续往更深层次去问的话，恐怕就有点让人尴尬的意味了。话说回来，现实生活中，凡是遇到这种难缠的问题，往往就是最能见证回答者功底和睿智之处的时候了。
假如学生进一步追问说，熊彼得本人的生卒年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时间之不匹配性，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熊彼得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表面原因，但它仍然不足以解释熊彼得难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根本性或者说更深层次的原因。让我们换个说法来叙述一下吧，一名经济学家能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恐怕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他的人品如何，而更重要的在于他的学术观点能否获得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集体认同与肯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提问的话，学生的提问实际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熊彼得足够长寿的话，能够活到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后，那他是否有获得诺奖的机会呢？”
如果教师碰到这样难缠的问题，并且对自己的回答没有几分把握的话，那教师完全可以告诉学生，这个问题需要自己好好想想，待下次上课时再详细回答。这种回答倒是非常合理，毕竟教师是人不是神，当然难以对所有的现象都做出快速而准确的解释。可是如果教师自以为是或不负责任地搪塞学生的话，这个问题恐怕就成了学生们心中永远都难得到解答的问题。
就拿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来说，我会倾向于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深层次、也更加切题的回答：
第一，熊彼得是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之后的第三代奥地利经济学家，他1901年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同时又修读了历史学和经济学。在校期间，他曾经做过庞巴维克的学生，受到奥地利学派早期思想的影响。1906年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到过英国伦敦、牛津和剑桥等地，曾先后求教于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A. Marshall）和艾奇沃斯（Y. Edgeworth），也受到了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定影响。1932年后，为了躲避希特勒发动的法西斯战争，熊彼得移居美国，并在哈佛大学任教直至去世。
由于他在世界各地的学习经历，加之他比较宽泛的教育背景，还有早期奥地利学派熏陶对他学术研究路径的影响，所以，熊彼得的学术观点从很早的时候便具有了不同于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地方。比如，熊彼得十分强调经济理论背后的个人主义因素、制度、历史、法律背景。他曾经详细研读过马克思、瓦尔拉斯的著作，从马克思那里借鉴了资本主义经济有机构成的理论，接受了变革或者经济革命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而不是外部的理论；他从瓦尔拉斯那里借鉴了企业家的概念，并将它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中的被动形式改造为所谓的“创新者”、“推动者”的主动形式；他还熟读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并将他的思想与奥地利学派先辈门格尔、威塞尔和庞巴维克的思想洞见综合成他自己的一家之言。因此，从他的学术观点来看，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相比，他更多地扮演了一个挑战者而不是一个服从者的角色，因此，即使他有机会，恐怕也难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从经济学发展的趋势来看，1890年代后，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传统开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此之前，古典经济学不仅关注财富的生产或增值，而且也关注财富的交换与分配，但在此之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英国经济学家追求经济学的科学化和形式化，所以日益放弃掉对财富增长或者增值等难以模型化的问题的理论探讨，而越来越关注于对财富交换与分配的思考；新古典经济学为什么会越来越放弃掉斯密传统中的财富增值问题的探讨，而转而关注于财富分配问题也就是交换、分配问题的探讨呢？
原因恐怕有二：第一，对财富增值问题的探讨，就必不可少地关注不同国家的经济现实，当地的法律、制度、历史传统、文化甚至自然与地理因素。而经济学一旦关注这些因素的影响，往往就很难找出一个对所有国家都适合的统一答案，当然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找出一个统一的模型来描述所有这些不同的情形；第二，对财富增值问题的探讨，除了以上特征之外，还必不可少地关涉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发展问题往往是一个动态的生产结构转变过程，它不仅可能是一种对现有经济现状的扰动，而且更可能意味着对现有经济体系的破坏。比如，熊彼得所谓的“创造性毁灭”，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他所谓的创新不仅可能意味着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生产工序、产品或者要素组合，而且也可能意味着对原有产品系列的彻底破坏或者否定。
很显然，新古典经济学所要求的这些形式化和科学化的工作都与熊彼得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经济发展的动态特征、关注那些对现实复杂性、真实性具有很强解释力的制度、法律、历史、文化等因素等等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即使熊彼得足够长寿，并具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所有条件，我们仍然会坚信，他很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说法反过来也是对的，那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并不是像物理学、化学那些没有太多“意识形态因素”的科学奖项，它可能仍然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管这种意识形态色彩可能是政治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或者是其他性质的。■
赵红军
（作者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说来并不奇怪，在西方发达国家集体进入“后工业社会”的1980年代，传统工业逐渐步入“夕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市场投机分子还是新一代的创业者，几乎每个人都在兴奋地谈论新兴市场和企业家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熊彼特以一种近于“先知”的面目出现了。
正如托马斯·麦克劳关于熊彼特的传记《创新的先知》所暗示的那样，熊彼特在很多方面确乎称得上一位先知式的人物，比如他在二战爆发前对于欧洲政治局势的预判，比如他巧妙地对资本主义创新进行的阐释，再比如他为人熟知的“精英民主论”等等都体现了熊彼特作为经济学家的“先知先觉”。然而仅凭这些，似乎还构不成我们今天重读熊彼特、重申熊彼特重要性的充分理由。
但我仍坚持认为熊彼特对今天的我们非常重要，不仅因为他可能是我们时代最后一位亚里士多德式的博学者，更因为他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整套游戏规则的深刻洞见。正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布拉德福德·德龙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熊彼特第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尽管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创造性，带来了巨大财富，但同时也具有巨大的破坏性。”熊彼特花了不少时间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在运行过程中将自己推向毁灭，并且，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政府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熊彼特眼里，好的政府基本上就等于一个好的“周期管理者”，它应当履行的亦不仅是亚当·斯密所说的保护产权、监督契约履行等等责任。为什么熊彼特会这样认为？这需要先提两句他的经济周期理论。
粗浅地说，熊彼特不太同意过去经济学的老观念，认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资本家从事生产的唯一目的，他相信，那种“为改变而改变，而且喜欢冒险”的创新精神，或许才是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更大动力。为此，熊彼特第一次在著作中使用了一个词：企业家(entrepreneur).
托马斯·麦克劳在书里写道：“在熊彼特笔下，一帮令人憎恶的寄生虫资本家变成了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确如此，熊彼特在他的多部作品里都不约而同地对企业家精神表示了推崇和敬意。在熊彼特看来，正是企业家的创新与发明，提高了单位时间生产率，从而刺激大规模投资，引起经济增长。而随着新技术不断被市场推广，边际效用会递减，这将抑制人们的投资热情，经济也随之转入衰退。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衰退时，新的技术创新与发明也将被暂时积压。
在两卷本的《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中，熊彼特做出了著名的论断：“没有创新，就没有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成就，资本主义就无法运转。”资本主义周期运行的背后动力在于企业家的创新，因此，他认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就是，成为一个好的“周期管理者”，这需要高素质的政府公务员和专业人士，因为只有当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在执行经济的监管职能时，他们才有可能“使用一只细致的手调节资本主义的发动机，以免使企业家精神窒息”。
熊彼特在推崇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的同时已经洞见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缺陷，因此，他并不否定市场监管。但熊彼特所期望的市场监管者应该是一个对资本主义本质有着深刻理解的人，他真正懂得如何巧妙细致地调节经济周期，从而保持企业家创新精神，进一步维持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而不是与之相反，用“大政府”代替“大企业”，对自由市场横加干涉。因此，在二战前夕，当不少欧洲知识分子对苏联怀有浪漫的想象时，熊彼特却对苏式经济嗤之以鼻：“相对于马克思而言，它与伊凡大帝的联系更加紧密。”他认为，在一个无视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国家，政府的经济干预手段根本没办法达到调节经济的作用，而只能是不断扼杀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从而瓦解资本主义的根基。
熊彼特半个多世纪前的担忧形成了今天人们的一个常识，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面临两种威胁，一方面，缺乏监管的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会计欺诈、企业丑闻和监守自盗的行为，这让严重依赖“信托体系”资本主义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但另一方面，不恰当的经济监管，又会扼杀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企业家以及创新精神，从而抽离资本主义的神髓。两种情况，对于熊彼特而言，都是灾难。
“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庄子·天道篇》记载的轮扁之言，似乎也可视为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角色的比喻。连古人都知道，斲轮之术，操之过急或过缓均不相益。唯有“不徐不疾”，才能“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这里的“数”可以解读为专业知识，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有智慧的政府人员”。因此，政府的监管调控，一定要让经济学的专业学者参与并主导，而不是任由一群官僚在那里瞎子摸象，而这种监管调控的出发点，则应该是创造一个健康的经济环境，不断激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我想，这才是我们在今天重申熊彼特的真正意义。
熊彼得为何拿不到诺奖
上课的时候，每当讲到熊彼得这个知名经济学家的名字时，同学们总是不解地问我，“熊彼得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 诺贝尔经济学奖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管这种意识形态色彩可能是政治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或者是其他性质的。
在上课的时候，每当讲到熊彼得这个知名经济学家的名字时，同学们总是不解地问我，“熊彼得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同学们问的一点都不外行，这说明，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熊彼得这位经济学家以及他的一些学术观点。可是，如果同学们将这个问题进一步问下去的话，恐怕就连经济学家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了。
一种可能的师生之间的问答情形是，老师纯粹从熊彼得的生卒年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时间之不匹配性角度进行解答。比如，熊彼得生于1883年奥匈帝国的特里希，1932年才移居美国，1950年就与世长辞，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到1969年才设立，并且它只是授给那些仍然健在的经济学家，所以，从这个层面看，熊彼得绝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性。
如果老师这么回答学生的提问倒显得非常得体，可是，如果学生具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气势，并将这个问题继续往更深层次去问的话，恐怕就有点让人尴尬的意味了。话说回来，现实生活中，凡是遇到这种难缠的问题，往往就是最能见证回答者功底和睿智之处的时候了。
假如学生进一步追问说，熊彼得本人的生卒年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时间之不匹配性，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熊彼得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表面原因，但它仍然不足以解释熊彼得难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根本性或者说更深层次的原因。让我们换个说法来叙述一下吧，一名经济学家能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恐怕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他的人品如何，而更重要的在于他的学术观点能否获得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集体认同与肯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提问的话，学生的提问实际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熊彼得足够长寿的话，能够活到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后，那他是否有获得诺奖的机会呢？”
如果教师碰到这样难缠的问题，并且对自己的回答没有几分把握的话，那教师完全可以告诉学生，这个问题需要自己好好想想，待下次上课时再详细回答。这种回答倒是非常合理，毕竟教师是人不是神，当然难以对所有的现象都做出快速而准确的解释。可是如果教师自以为是或不负责任地搪塞学生的话，这个问题恐怕就成了学生们心中永远都难得到解答的问题。
就拿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来说，我会倾向于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深层次、也更加切题的回答：
第一，熊彼得是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之后的第三代奥地利经济学家，他1901年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同时又修读了历史学和经济学。在校期间，他曾经做过庞巴维克的学生，受到奥地利学派早期思想的影响。1906年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到过英国伦敦、牛津和剑桥等地，曾先后求教于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A. Marshall）和艾奇沃斯（Y. Edgeworth），也受到了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定影响。1932年后，为了躲避希特勒发动的法西斯战争，熊彼得移居美国，并在哈佛大学任教直至去世。
由于他在世界各地的学习经历，加之他比较宽泛的教育背景，还有早期奥地利学派熏陶对他学术研究路径的影响，所以，熊彼得的学术观点从很早的时候便具有了不同于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地方。比如，熊彼得十分强调经济理论背后的个人主义因素、制度、历史、法律背景。他曾经详细研读过马克思、瓦尔拉斯的著作，从马克思那里借鉴了资本主义经济有机构成的理论，接受了变革或者经济革命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而不是外部的理论；他从瓦尔拉斯那里借鉴了企业家的概念，并将它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中的被动形式改造为所谓的“创新者”、“推动者”的主动形式；他还熟读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并将他的思想与奥地利学派先辈门格尔、威塞尔和庞巴维克的思想洞见综合成他自己的一家之言。因此，从他的学术观点来看，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相比，他更多地扮演了一个挑战者而不是一个服从者的角色，因此，即使他有机会，恐怕也难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从经济学发展的趋势来看，1890年代后，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传统开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此之前，古典经济学不仅关注财富的生产或增值，而且也关注财富的交换与分配，但在此之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英国经济学家追求经济学的科学化和形式化，所以日益放弃掉对财富增长或者增值等难以模型化的问题的理论探讨，而越来越关注于对财富交换与分配的思考；新古典经济学为什么会越来越放弃掉斯密传统中的财富增值问题的探讨，而转而关注于财富分配问题也就是交换、分配问题的探讨呢？
原因恐怕有二：第一，对财富增值问题的探讨，就必不可少地关注不同国家的经济现实，当地的法律、制度、历史传统、文化甚至自然与地理因素。而经济学一旦关注这些因素的影响，往往就很难找出一个对所有国家都适合的统一答案，当然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找出一个统一的模型来描述所有这些不同的情形；第二，对财富增值问题的探讨，除了以上特征之外，还必不可少地关涉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发展问题往往是一个动态的生产结构转变过程，它不仅可能是一种对现有经济现状的扰动，而且更可能意味着对现有经济体系的破坏。比如，熊彼得所谓的“创造性毁灭”，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他所谓的创新不仅可能意味着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生产工序、产品或者要素组合，而且也可能意味着对原有产品系列的彻底破坏或者否定。
很显然，新古典经济学所要求的这些形式化和科学化的工作都与熊彼得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经济发展的动态特征、关注那些对现实复杂性、真实性具有很强解释力的制度、法律、历史、文化等因素等等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即使熊彼得足够长寿，并具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所有条件，我们仍然会坚信，他很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说法反过来也是对的，那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并不是像物理学、化学那些没有太多“意识形态因素”的科学奖项，它可能仍然带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管这种意识形态色彩可能是政治性的还是社会性的或者是其他性质的。■
赵红军
（作者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