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日本人的亚洲观》（一九六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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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日本人的亚洲观》（一九六四年）
渣翻自竹内好『日本とアジア』、筑摩書房一九九三年、92-111ページ
一 大东亚战争的复权
最近对亚洲的关心似乎又高涨起来了。我通过许多征兆而感到了这一机遇。日本思想界隔一段时间就会回到亚洲，因而这次或许也无出其右。不过，这一周期所需时间的多少，还尚不明确。不管如何，借此机会再次思考亚洲问题，也是好事。
要说战后思想界的大势，西欧当是占了压倒性的比重。颇似文明开化时代的重演。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得不然。某种意义指的是，如一部分人所说，日本战败和与之相伴的战后改革，正类似于明治维新前后、从攘夷到开国时候的急速旋转。一旦从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攘夷运动之梦醒来，就以猛烈之势追赶文明开化，这种事历史上亦有先例。
大东亚战争（后改称太平洋战争）以来已过了二十年。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将它当作噩梦，想尽快忘掉它，因此往往将过去一切都抛却；过了些日子冷静下来之后，便明白历史并没有在一九四五年断绝，日本的国家或曾一度破灭，但作为民族却是连续不断的。
人们也开始能冷静观察战争本身了。一度废止的大东亚战争之称呼和公民权都复活了，最近甚至出现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林房雄，载于《中央公论》）这种大张旗鼓的文章标题。
绝不能将此视为单纯的复古论调而草率打发。复古固然是复古，其中也有理由和先例。
大东亚战争这一称呼的复活确实是危险的症兆。但不该回避这危险，而必须认真对待并因此来克服它。仅仅满足于讴歌第二文明开化，又会重蹈覆辙也未可知。
对亚洲的关心的高涨，不说与这一复古论调直接相关，也该说有很大的间接关系。什么关系？能澄清这一点，对亚洲的关心的周期也就能推定了吧。
几乎日本的所有对外战争都是以自卫或东亚安定为名发动的。其中最大且最终的战争是大东亚战争。就如后来的改称那样，这一战争具有太平洋战争的一面，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一部分的侧面，但也不能被由此穷尽。它另外也有大东亚战争固有的性格。
这一性格，便是日本人主体性地思考亚洲，将亚洲命运的开拓作为自身的计划而付诸实行的一面。试图将亚洲的改变作为自身的责任，至少有此意图或主张——这一点绝不能忘记。
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这场战争的本质（尤其从与中国的关系来看）为侵略战争。历史研究表明，日本军部及政府无法收拾日华事变的局面，一味软弱的结果是，出于善后抑或目标转换的意图而孤注一掷地向英美宣战。
大概真相的确如此。并且当时日本国民对此也隐约有所察觉。虽然有所察觉，但不能完全抵抗，原因之一在于全体战争的性格，之二是这场战争具有亚洲解放之义战的名分。
藉由标榜这一大义名分，政府好歹能止住国民的厌战情绪。从国民角度来看，由于不想与无名之师战斗，士兵以“为了东洋和平”之名战死，或是想着战后便是亚洲解放之日而忍耐着粮食的不足。
当时亚洲深深存在于日本人的心中。战败后人们知道，这种亚洲认识事实上是错误的，但即便如此，主体性思考的姿态是存在的。并且，这一姿态是在明治以后的近代化历史中得到培育的。
战败后，文明开化的进程重新开始，大东亚战争在这一风潮中遭到彻底否定。如开头所说，这固然是不得不然之举，但由此也失却了重要的东西。
失却的是明治以来培育的、主体性地思考亚洲的思考姿态。作为亚洲一员而为亚洲负责的姿态。这一姿态被放弃了。并且耽于“如果想要的话，世界国家也好世界政府也好都能立刻实现”的幻想。虽说第一次体验战败给人以巨大冲击，但这一状况还是十分遗憾的。
虽然犯下了毁灭朝鲜、侵犯中国主权等暴行，但日本在过去七十年里是和亚洲一起生存的。没有与朝鲜和中国等的关联，日本就无法生存——这一自觉意识在过去的七十年中发挥了作用的。侵略固然不好，但侵略也从侧面表现出扭曲了的连带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和事不关己放任自流的态度相比，侵略甚至是更健康的表现。
我无法赞成像林房雄那样全面肯定大东亚战争。并且，林氏的论说作为对战后思潮的反动，也有与之相应的存在意义，但大东亚战争的侵略面是不论怎么强辩都无法否定的。只是，过分憎恨侵略，以至于否定以侵略形式呈现的亚洲连带感，恐怕是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吧。这也是因为日本人始终无法从目标丧失感中恢复过来。
二 兴亚还是脱亚
亚洲的观念是何时在日本人中产生的？学术上虽然有很繁复的论述，大致而言，或许可以说是在明治维新前后，或稍微往后一些，在明治国家形成期。亚洲观念扩展至民众之中，则是更后来的事。
亚洲一词的根本内容、延续至今的最普遍含义，与地理区分有关。这是《世界各国》以来的将亚洲作为五大洲之一的思考方式。
但亚洲一词除了地理区分之外，很早就被赋予了政治意义。例如在维新运动的先觉者佐藤信渊和佐久间象山等人那里就能看到。简言之，其政治意义便是：与先进的或侵略的欧洲相对的后进的或被侵略的亚洲。由此产生了危机感，这一危机感成了推进维新革命的动力之一。
从发源上说，亚洲这一地名指的是地中海东部的小块地域，而随着欧洲的勃兴，亚洲的范围便逐渐向东延伸。由此，亚洲一词便有了“非欧洲”的语感。并且，十九世纪中叶之前，“亚洲”还带有“被欧洲殖民的地域”的观念，这一观念因日本现代国家的形成而中止。幕末的志士们尖锐地看穿了这一点。
亚洲与欧洲相对，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东洋”或“东方”的称呼。当然，这是与西洋相对的语词。我认为基本可以认为东洋一词的内容与亚洲相同。要说不同的话，亚洲带有政治性，东洋更多在文化上使用，例如可以说东西文明而不说欧亚文明。虽然根据时代和作者的不同这些语词的使用也有细微差别，但这都不重要。从冈仓天心的用语来看，基本上也没什么差别。战争中津田左右吉虽然对这一区别做了考证（《支那思想与日本》，岩波新书），这也不过是为了驳斥亚洲一体观。
Oriental一词过去同时指古代文明发祥地米索不达米亚流域和东方的方位，后来其内容扩展到与亚洲重叠。该词和Occidental相对。不过在日本这一语词没有费什么周章便由东洋来代表了。
不论是亚洲还是东洋，其内容皆是由欧洲在西方为其赋形、由日本在东方为其赋形。这既是政治影响所及的方向所致，也进一步作用于学术研究和国民意识等。
在封建时代的日本人看来，外国除了朝鲜（某种意义上还有琉球）之外就只知道唐和天竺。明治以降，虽然视野一下子扩大了，但靠的都是传入的知识，而没有实感。大概日本人最大程度了解亚洲的机会就是大东亚战争，而其范围则限于大东亚共荣圈。
明治的开国和建国的先觉者们由于敏锐洞察了当时的国际局势，确立了与“西力东渐”相对抗、保持国家独立的雄心。其结果便是采取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的政策。
当时亚洲诸国几乎全都被迫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状态。位于亚洲的日本带有强烈的紧迫感，深怕陷入同样的危险之中。真正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还要此后四十年的时间。
在这一情形下，与其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强大的西方对峙，不如与近邻诸国联合起来更为容易，这是很容易想到的道理。亚洲连带的思想由此萌芽。当时这被称为“兴亚”思想。
如今很多人都忘却了，但翻一下明治文献，官员那里也好民众那里也好，“兴亚”思想都随处可见。
“连带”更进一步演变为寻求改革对方国家的入口、策划军事阴谋等如今看来相当糟糕的过分之举，这之后便堕落为“浪人”或“大陆流氓”等令人反感的东西，但纯真的事物也绝不少，这一点看看例如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便可知。“唇齿相依”是那个时候的流行语。
作为兴亚思想的典型，或可举出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一八九三年刊行）。樽井的主张是日本和朝鲜对等合国，总名“大东”；以大东国为中枢，与中国等国联合阻止西方的侵略。如今看来这是多少有些空想的议论，但在当时是认真而独创的见解。而且，这一国家联合方式就算在今天看来也不能说没有未来性。
与兴亚论正相反的是福泽渝吉的《脱亚论》（一八八五年发表）。福泽以非常敏锐的现实政治为基点，认为亚洲连带的想法太模糊。根据他的主张，日本毋宁应该舍弃落后的近邻诸国，独立向文明迈进。
“我国无暇等待邻国开化、共兴亚洲……我们由衷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
历史的步伐曾一度证明福泽的正确。之后日本一味向脱亚的道路迈进，跃升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樽井的理想结果没有得到实现。一九一〇年的日韩合并完全是一方面的合并，与樽井当初的想法毫无关系。
根据冈义武的说法，日本现代政治思想在脱亚之后开始向亚洲回归，而其顶点是太平洋战争（筑摩书房刊《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第八卷）。但是，我认为毋宁说与此相反，太平洋战争是脱亚的顶点。理由源于对亚洲的理解差异。
三 亚洲是一还是多
何谓亚洲？亚洲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日本人如今已是不知道第几次碰到这个问题了。
亚洲有很多国家。仅就东亚而言，小学生也能说出十个以上的国名。但是，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战前的亚洲地图要简单得多。日本、中国、泰国之外没有独立国家，此外是被称为荷兰印度、法国印度等等的地方。缅甸是英国殖民地的一部分，菲律宾是美属领地。
古代殖民地时代结束后，东亚产生了许多独立国家。亚洲的政治地图为止一变。
有人似乎认为，这一变化是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但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诚然，作为战争目标抬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包括这些地域，日本军队也曾一度成功驱逐旧殖民者。
但是，日本军部的真意是创造以日本为盟主的共荣圈，即对日本言听计从的经济圈，而没有明治中期以前的兴亚论者所考虑的那种亚洲解放构想。原本就不是援助独立运动，而不过是在对方承认日本独占支配的前提下对有限的独立予以认可。
亚洲诸国的独立是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的。独立或许利用了战争，但并不是归功于战争。
由此，作为国家目的的大东亚共荣圈在一九四五年破产的事实，必须明白地承认。若非如此，日本人的亚洲认识便模糊不清。
只是，有过很多作为个人而非国家，有时甚至背叛国家命令而协助亚洲解放运动的日本人。并且其遗产也留了下来。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自不待言，“满洲国”中这样的人也有。他们继承的是宫崎滔天等人的兴亚思想传统。读一下伊东博一的《トンッグ・ロード》（岩波新书）就能知道这一遗产以何种形式继续存在。
大东亚战争期间，为了操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符号，冈仓天心所谓“亚洲是一体”的说法经常被利用。由此，天心给人的印象仿佛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赞美者一般，战后其名声也被埋没。如此种种都表明，大东亚战争乃是日本现代化并行过程中兴亚与脱亚交织的产物。
“亚洲是一体”一语是天心最初的英文著作《东亚的理想》（一九〇三年刊行）的开头一句话。如今重读该书，便知天心的真意既非赞美帝国主义，亦非建议日本成为老大。
他的真意是：现状上充满污辱的亚洲，以本性的自觉而重新站起来，期盼有一天补救以力为基础的西洋文明的欠缺。亚洲的这一本性便是美，天心试图从日本、中国和印度发掘这一美。
因此，“亚洲是一体”便意味着不是靠武力、而是靠美来实现统一的理念，而现状本身并不是一体。现状是复杂而多样的。在天心那里，这种现状认识是很深厚的。
正因如此，他不禁浪漫地讴歌理想上本应是一体的亚洲本性，这也使他的亚洲观与告诫日本不要沉迷于西洋的泰戈尔的亚洲观非常类似。
在天心和泰戈尔那里的美，与中国革命之父孙文那里的伦理几乎等同。孙文也告诫日本不要依存武力。他在最后访问日本时所做的演讲中劝告日本不要做西洋的犬马，而应建立以王道为基础的对等友好关系。
以“大亚细亚主义”为题的演说的真意未能传到日本国民之中，广为流传的倒是“孙文承认日本的指导权”的曲解形式。
津田左右吉在战争时期写了《支那思想与日本》，通过日本、中国、印度各自的文化论证了各国相互之间本质的不一致。可以想知，当时基于错误认识的性急的亚洲一体观颇为盛行，津田左右吉不忍看到这种观念将日本国策引向错误方向，想在学术上予以抗议而写了这一著作。
仅从上述比较而言，或可说天心的亚洲观是一元的，与津田的多元观对立。但我认为，除开两者的学问态度和方法上的差异不说，就其是具体情境的发言而论，两者似乎并没有太大隔阂。
天心认为美的敌人是明治国家的官僚化，而津田认为学问的敌人是军国主义支配。由此，根据两人各自的气质，一方强烈鼓吹理想，另一方则强调重视眼下的现实。
歪曲天心的真意、利用它为侵略服务的日本军部，也暴力葬送了津田的学问。但因此，日本军部同时丧失了冷静认识亚洲的目光和高迈的亚洲理想。
我之前写道，大东亚战争是兴亚与脱亚交错的产物；但更确切地说，大东亚战争毋宁是脱亚吸收兴亚、将兴亚形骸化来利用的顶点。想要支配亚洲的野心在先，为此才有必要认识亚洲，但反过来也自然而然地拒斥对亚洲的认识。这就是失败的理由。这一点必须牢记在心。
亚洲是一还是多？或许这个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根据对亚洲的不同认识，也会得出不同答案吧。
四 日本是亚洲吗
我之前说过，从思想史角度看，日本现代史是兴亚与脱亚的不断交错，最终以脱亚吸收兴亚的形式走向战败。换言之，对日本而言，亚洲的意义便从当初的连带感逐渐向支配的对象演变。
不仅国策如此演变，学术研究和国民意识也受到这一变化的影响。说到亚洲或东洋，最初人们认为自己国家当然也包含在内，而逐渐地就将日本排除在外、将本国作为超越立场来谈论亚洲。
出于占领地行政考虑而在官制上附以“兴亚院”、“大东亚省”之类的名称；调查机关取名“东亚研究所”；左尔格事件的尾崎秀实编撰的名著《亚洲问题讲座》中没有提及日本，世人也不以为怪；凡此种种都是例证。比较一下冈仓天心和野口米次郎，就能明白日本人的亚洲观的变迁。
“应由日本支配的地域”这种亚洲观随着战败一同消逝时，日本人的亚洲观不得不分为两种。一种是重新使日本向亚洲靠拢，想要恢复连带关系；另一种是希望日本在观念上进一步向脱亚迈进。暂且将前者称为新兴亚派，后者称为新脱亚派吧。
新兴亚派后面再来谈，这里先说新脱亚派。
战败的创伤终于开始愈合之际，日本思想界传入一种新的文明论。其核心意思是，日本本来就不是亚洲。
为什么亚洲唯有日本未曾遭到殖民，而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并且像西欧那样成功现代化了呢？对此西欧历史学家早有讨论。各种论述都有，但最后脱颖而出的似乎是主张日本在文化模式上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的论述。然后通过汤因比、赖肖尔（当时的驻日美国大使）介绍到日本。
与此同时，也有日本人从别的问题考虑这一问题并得出相同结论，即生态学家梅棹忠夫。一九五七年和五八年他在《中央公论》上两次发表自己的论文。
梅棹认为，将亚欧大陆分为亚洲和欧洲毫无意义。他主张应将它分为大陆中部和周边地区。无论是气候条件、生产样式还是社会形态，这一区分都更合理，由此文化的性质差异也更容易说明。根据这一梅棹假说，日本和英国虽然占据远东和远西的位置，彼此同质的部分却很多。
从观念上说，梅棹如此设想的动机是对亚洲一体观的反感。他战争期间去过蒙古，战后去过东南亚，见到了与日本具有质的区别的生活。将这些都囊括在一个亚洲之中是多么没道理啊——他的假说便是建立在这种实地观察基础上的。
竹山道雄将这一梅棹假说用在文化价值领域，鼓吹日本非亚洲论。他在日本文化论坛上提出了他的报告，参与者几乎全员赞同（《日本文化的传统与变迁》一九五八年刊行）。
如果日本原本就不是亚洲的话，就不需要对亚洲负责。既然亚洲是他者，侵略亚洲也好支配亚洲也好，或者无所关心也好，当然都无所谓。由此，便能把自己从大东亚共荣圈这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过重的责任感中解放出来。
对于福泽来说，脱亚是向文明接近的一个努力目标；而对于竹山来说，脱亚也罢不脱亚也罢，日本原本就不属于亚洲，所以这种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当丧失了作为支配对象的亚洲，为了补偿这种挫折感，上述考虑也算一策。但是，这种考虑有两个弱点。一是切断了日本以亚洲为主体的思考传统；二是，无论自己如何主张日本不是亚洲，都要看其他亚洲国家同意不同意。
国际文化馆专职理事松本重治在一九五八年一月访问了印度，与某个上议院议员进行了会谈。当被问及“你们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亚洲的国民吗”时，松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以下引自松本的文章。
“我回答说：‘日本现代化程度比亚洲更高，而现代化迄今为止都是西化。由此，日本与亚洲各国相比都远为西化。可以说是半个西洋。而且，战败之后不管怎样都势必与美国加深关系。但现在到了思考日本自身方向的时候，因而也开始以亚洲国民的自觉来展开新的努力……’听着这番勉为其难的回答，肯泽先生静静点着头，说道：‘虽然知道日本的情况，但作为印度人还是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一国啊。’我再次感到被问倒了。”（《中央公论》一九五八年四月号）
日俄战争促进了亚洲的自觉。大东亚战争虽然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但同时也遭到了憎恨。比起对外人，对关系相近的人的憎恨往往更深。尽管如此，血肉相连的缘分也不会断。日本是否属于亚洲，如果由日本人自己说了算的话，怕是没道理的吧。
五 面向亚洲的姿态
“亚洲变得不好办了”——这是欧文•拉铁摩尔写于一九四九年的话（《亚洲的情势》）。这是日本人在战后最初接触到的来自西方的亚洲观。正是因此，这一论断颇受关注。啊哈，原来西方人是这么看亚洲的啊——而被这么说的时候，日本人也重新深切体会到，自己已经把亚洲忘得一干二净了。
前面说过，这一反应是通过新脱亚论和新兴亚论的分裂而表现出来的。
回顾起来，拉铁摩尔教给我们的亚洲的姿态，与此前日本人所想的亚洲截然不同。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其他国家也相继独立。独立的浪潮接着波及了非洲。中立或非同盟的外交政策令人耳目一新，和平五项原则这一打破以往国际关系常识的方针也令人惊异。“亚洲完全变样了”的印象由此而来。
亚洲的变样之后也逐步扩大。经济建设、外交关系等领域虽时有停滞，但哪怕是一进一退，也是向着前方迈进的，这一点无可怀疑。
如何应对这一变化？面对这个问题，新兴亚派认为日本应向新的亚洲靠拢。AA连带委员会、AA作家会议就是这一产物。
在此，对于“亚洲已经变化了”的认识成了思考的前提——这一点很重要。人们提问的方式是：亚洲发生了变化，那么是怎么变的呢？也就是说，人们的认识立场本身和战争时期没有变化。这里的亚洲仿佛只是外在的对象。
如同新脱亚论不同于明治时期的脱亚论，新兴亚论也和明治时期的兴亚论不同。在此，欠缺的是从主体角度思考问题、从自己的责任出发设法解决问题的意志。
由于大东亚战争这根紧绷的弦断了，兴亚论者也好脱亚论者也好，都显得没有活力、放任自流、坐待情势发生变化。即便是现在人们也未能摆脱这种姿态，不是吗。
中国也好印度也好，其指导者们都不认为自己发生了变样。他们都认为，自己只是根据本国传统，从古至今一贯地进行着努力，要将普遍价值（正义也好真理也好）推向全世界。尼赫鲁自认是国民会议派的正统派，毛泽东则自认是孙文的正统后继者。
从上述立场来看，变化的不是亚洲，而是对面的西欧。当然，变化都是相互的，亚洲并非一味不变，但至少也不是只有亚洲发生了变化。
“亚洲变得不好办了”——这一亚洲观是来自西方的看法，而来自东方的亚洲观则要说“让它变得不好办”。在这一点上，包括兴亚论者在内的日本，仍然是在西方的亚洲观的位置上。在这个意义上，脱亚论者的自我认识更为现实。
认定亚洲发生了变化，再追踪这一变化的认识方法，或许可以固定大东亚战争时代的认识方法，并从中单单除去主体性责任。也就是说，这是尚不肯完全承认过去的错误认识的做法。令尾崎秀树颇为诧异的是，AA作家会议东京大会的与会者们一个都没有提及过去的大东亚文学家会议（《现代文学的伤痕》），但这种自我忘却也并非只在文学家中间才有。
日本人主体性地思考亚洲的日子尚未到来。那么，不思考也可以吗？不是这样。亚洲最大的问题有待日本人自己解决。并且，这是必须由日本人解决的问题。
这一问题便是中日关系恢复正常。中日关系迄今在法律上仍处于战争状态，只是被放在一边不谈。对此，日本几乎要负全责。亚洲三大国——日本、中国、印度——之间此外都互通彼此，唯独中日之间不通有无，这是亚洲最大的不安的种子，进一步说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当然，要解决这一问题非常困难。但是，复兴日本人自明治以来的传统，主体性地承担亚洲责任——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认为也并不是不可解决的。而且，通过严肃对待这一问题，日本人也能重新获得自主的思考姿态。而变得自主也意味着变成亚洲。尼赫鲁在一九五〇年于勒克瑙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上，面对西方代表做了如下演说。
“各位如果要理解我们的话，在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等问题上进行讨论是行不通的。请务必更深地看到并理解亚洲核心处所存在的苦恼。”解决这一苦恼是“我们应背负的重荷，所以，我们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法解决。他人可以对此予以帮助或阻挠，但无法代替我们来解决它”（饭塚浩二《亚洲内部的日本》）。
只有共同感受到苦难才能理解对方，这与明治以来的传统中的亚细亚主义心情相一致。日本人的亚洲观的所有问题，都取决于我们能否以新的形式复活这一传统。正是现在，我们应向“自主解决中日关系”这一苦恼的核心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