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肉体的人
在音乐学院的大厅里再次看到北野康裕的时候，我甚至比第一次看到他还要惊讶。他拿着一把与他体型极不相称的4/3小提琴杵在门口，像抓把手一样抓着涂满了松香的弓，表情一如既往的严肃。
两天前文学院的艺术赏析课上，坐在第一排的北野君站起来毕恭毕敬的做了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Yasuhiro Takeshi，来自日本京都，今年我68岁。”
在悉尼大学经常会遇到稀奇古怪的人，尤其在艺术学院。满身纹身鼻子穿环的美国辣妹，总成群结队出现的意大利人，包着伊斯兰头巾在音乐节上唱摇滚的伊朗人…这都不奇怪。但是这么大岁数还到国外上学的老先生，我是第一次遇到。
我唯恐避之不及地从他身后溜了过去，生怕他问我借艺术赏析课的课本复印，因为我还要赶着去redfern咖啡店打工。在悉尼大学读书，课本永远是最昂贵的支出，一本满是彩页的《艺术赏析》要一百五十多澳币，一个学期下来所有课程加起来课本费超过一千澳币，可又不能不买，所以我们这些囊中羞涩的留学生只能靠自己眼疾手快加嘴甜借已经买了课本的同学去复印店复印，这样最起码能省一半钱。可想而知，当我们在课堂上热火朝天的互相借书时，北野君被理所当然地忽略了。
在后来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我们没什么太多交集，我和他有两堂课一起上，他在Art课上孜孜不倦用日式英语踊跃发言，拿索尼录音笔认真录下Making Magazine老师说过的每一句话，第一排的位置永远都只有他一个人正襟危坐，他迅速被大家当做一个异类、一个笑话挂在嘴边，直到三个月后，我，北野君还有另一个台湾男生佑胜被分到一组做作业。
作业是描述悉尼的波普艺术发展，研究成果以5分钟纪录短片的形式呈现。悉尼的艺术区就那么几个，熟谙悉尼艺术地图的几个澳洲当地人很快把研究课题交了上去，只有我们三个一筹莫展。就在我觉得此课必挂的时候，北野君突然说，我们能不能研究悉尼的街头涂鸦？佑胜和我同时间对看了一眼，有了！街头涂鸦算是波普艺术的一个重要阵地，在悉尼大学校园里就有一条专门的涂鸦走廊，我问北野君是怎么想到的，他笑笑说，从他住的Kogarah区到悉尼大学的路上有四十多面五彩斑斓的涂鸦墙，其中有六幅作品是悉尼有名的街头艺术家Dai画的，我们甚至可以邀请Dai到课堂上聊天，说着他特认真地从掏出手机给我们看他拍的照片。
68岁的北野君出生在日本出云市，24岁东京大学英语系毕业之后，他回到出云市做了十年的小学英语教师，直到35岁生日之前遇到在学校附近文具店上班的大岛梨奈，他后来的妻子。他们在出云市生活了五年之后，梨奈的母亲得了胃癌，北野君便跟随梨奈回到她的故乡京都照顾她的母亲。他们在京都清水寺附近生活了二十多年直到退休。
北野说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三个正在艳阳高照下的Kogarah火车站附近踩点，筋疲力尽的我一直后悔没在希腊老太太的水果摊上买几个苹果。悉尼的夏天平均温度达到40多度，阳光从四面八方杀过来，铁道边艳丽叫不出名的花开得肥大壮硕。我和佑胜气喘吁吁跟在北野君后面，听他一路上滔滔不绝。我说，我以为日本人是含蓄内敛的。他大笑说，我可是个热情如火的日本人啊！
我不是狂热的日本粉，对于同龄人迷恋的日本漫画和新番日剧也并不是很感兴趣，对日本的认识始于初中时在书摊上买的《源氏物语》，后来断断续续看了一些日本经典电影和小说，对日本的了解非常片面。可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当我想获得平静的时候，我就去看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宫崎骏的动画和川端康成的小说。在我的理解里，日本人的性情是非常恬淡平静的。
那种恬淡不仅仅是随遇而安的恬淡，而是含有在把死亡看做生命一部分的前提下滋生的平静，因为了解死亡是人生四季之中不可逆的一部分，所以有点悲观在里头。
比如说《源氏物语》里就充满了对人生的细腻感触。小说的内容倒是真没什么，就是日本平安王朝时期的贵族源氏爱上一个又一个女子的流水账故事，精华在于每章必有的充满季节感的对话和景物描写。各节节首以“杨桐”，“蓬生”，“松风”“槿姬”“铃虫”等词为名，春日须赏樱，秋华可采红叶，对着月光和夜露应哀叹人生无常，对着原野里的碧草和远烟则可立志。书里散发出的优越感绝不仅仅是因为主人公的贵族身份，而是因为良好的教养、安宁的环境培育出的对季节、人生的敏锐感受。
此外，我觉得日本人对美术馆的热爱令人吃惊，我每次去坐落在Kingcross的新南威尔士州现代艺术馆，看到的几乎都是日本游客。
可北野君听了我的话却非常无奈地笑。他说，如果我用你们中国唐朝人的性格和气质来想象现代中国人，你会不会觉得我非常可笑？你犯的正是这种错误。当代日本人已无恬淡性格可言，恬淡的表面是麻木，里子是压抑。日本人从小生活在一个“越遵守规矩越能获得自由”的社会里，一言一行都无形中受到社会的约束，因此过得并不开心。现在很多日本年轻人是所谓的“御宅族”，不工作不上学不与人交流，对世界感到无望，成日闭门不出，社会一片死气沉沉。
包括我提到的日本人对美的极致推崇，北野也说是非常可怕的。他解释说，就像你所喜欢的川端康成，他70岁时自杀，原因并不是外界所认为的“创作灵感枯竭”，而是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再美了。“老而不美”，于是开始厌恶自己。蔓延的老年斑、松弛的皮肤、脱落的牙齿、稀疏的白发，到了最后的最后，尿失禁…与其苟延残喘，不如清洁着死去。日本人可以为了“美”而死，难道这不可怕吗。
我觉得北野在跟我讨论日本的时候，完全成了一个旁观者。
我经常跟他说，你说的一切颠覆了我对日本人的看法，他仍然大笑，说你还很年轻，世界观还会被颠覆一次又一次，因为哪怕到了他六七十岁的年纪，价值观仍然在不断改变。比如说，经常去博物馆参观让他对一个人的道德要求越来越低。谁都可以说喜欢毕加索，但是去博物馆看了他的蓝色时期作品才了解到他有如此混乱的私生活以及一个接一个的情妇；参观了美国亚特兰大的《飘》博物馆，才知道女作家同时交了很多男朋友还嫁了两次，第一次的伴郎成了第二次的新郎，不过这完全不妨碍她热衷做善事，死后还捐了所有的钱。他告诉我，青年人最应该去的就是博物馆或者艺术中心，那么多艺术家一生精华都在那里，没有理由不从中学到点东西。
正是因为活到一把年纪，觉得自己还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他和妻子达成了共识，他来澳洲学习艺术，梨奈跟四个同样退休的老太太去非洲肯尼亚看动物大迁徙。她非常热爱动物，尤其喜欢大象。他说起妻子就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北野说，来悉尼之前我经常想，到底是意志还是肉体在驱使着人呢？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是人是靠意志去做某件事，年纪大了之后我觉得人是靠肉体。那些我以为用到的是坚强意志的时刻，靠的是活力四射永不衰竭的肉体。北野说，他最喜欢的作家是三岛由纪夫，“他是唯一意识到肉体对人重要作用的作家，包括他写的《金阁寺》、《假面的自白》都是用缺陷的身体在认识世界。他是日本唯一说实话的作家。”
后来我跟北野混的越来越熟，课间经常一起吃饭。他中午吃饭从来不去学校餐厅以及日本拉面馆，大多数时候都自己带便当，偶尔一次不带，就让我带着他到艺术学院侧门一家中国铁板烧店吃饭。主要原因是学校餐厅太贵，我们都格外的穷，付了学费之外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钱，他要把他国民年金的一大半寄给他在非洲旅行的妻子，而我则从来不好意思张口问父母要钱，中国小餐厅里卖的铁板烧只要九点九澳币，一份能支撑整整一天。
我们俩几乎只吃最便宜的铁板红烧肉，大块大块的肥肉化在浇满酱汁的米饭里，柠檬水可以随便喝。他吃饭时会默默把自己的圆眼睛取下来用卫生纸卷在一起，双手合十说一句日语“我要开动了”，吃到一半会突然敞开心胸告诉我，悉尼的日本拉面店店主完全是在丢日本人的脸，一份生鱼片竟然要卖100澳币，连最便宜的乌冬面都要50澳币。
“这种店在我们京都是做不下去的。不是每一家店都开在东京银座，他们也并没有用那么昂贵的海产品。”他严肃地告诉我如何区分海苔，以及以后都不要去悉尼的日本拉面店。我其实很想告诉他中国的地沟油，但想了想之后民族虚荣心最终还是占了上风，我到底还是没有开口。
看他那么喜欢吃铁板烧，我估摸着他应该喜欢浓油重酱的安徽菜，就邀请他到我家里吃饭，还特意在悉尼的鱼市上买了条活鱼。澳洲鱼虾的生命力旺盛的可怕，刮鳞去鳃搜肠刮肚之后依然活蹦乱跳，在油锅里焖了半小时鱼肚子仍然在痉挛，我一铲子拍在鱼头上以为拍死了，结果它只是被拍晕了。在我满头大汗跟鱼搏斗的时候从窗子里瞥了一眼北野，他站在挂满花花绿绿晾晒衣服的院子里近乎痴呆地看着天。
第二个星期上Making Magazine课的时候，北野在文章里写道：“朋友的澳洲庭院让我想起我在京都的家。每逢夏末，院子里都变得热浪袭袭而又轮廓清晰，各处充满了各种声响。肥厚的仙人掌夸大了风声，大批涌来的蝴蝶扇动两翅像抖动的绸缎，巨大的黑乌鸦翘着尾巴从树上落下来，骄傲地啄食撒在院子中央的粟米，一只碧绿色的鹦鹉绕着院子急速飞行，背上明艳的红色斑点在天空中连成一条直线。”
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当我看到的是满院子湿哒哒的衣服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我们不会注意的那些事物——鸟，树，花，天空。
虽然北野非常执着也非常刻意地表达他与其他日本人的不同，却依然被我发现了平和、宁静的底子。他秉承了日本人一贯的严谨作风和近乎显微镜一般的对事物的细致观察，就连他所鄙弃的日本人“重美感重肉体”的缺陷，在他身上也时有隐现，这让我坚信每一个民族都多多少少有着共同的民族性。不过，我仍然愿意把北野君看做是日本人当中的一个另类，因为他的思想是反逻辑的，更因为他的反逻辑有着真实的内核，这种真实让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去发掘，你会在所有熟悉的陌生人身上发现一颗与众不同的心灵。
在Making Magazine 最后一篇作业里，他描述了一个日本老太太“玉子”的晚年旅行。文章结尾说道，走过了那么多的国家，玉子觉得最美丽的地方还是那个有小小杂货铺，有着两千日元一碗的乌冬面，总是闹脾气不开花的老樱花树和五六只经常怀孕的野猫的街道。无论她走到什么地方，都觉得自己身在日本。
两天前文学院的艺术赏析课上，坐在第一排的北野君站起来毕恭毕敬的做了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Yasuhiro Takeshi，来自日本京都，今年我68岁。”
在悉尼大学经常会遇到稀奇古怪的人，尤其在艺术学院。满身纹身鼻子穿环的美国辣妹，总成群结队出现的意大利人，包着伊斯兰头巾在音乐节上唱摇滚的伊朗人…这都不奇怪。但是这么大岁数还到国外上学的老先生，我是第一次遇到。
我唯恐避之不及地从他身后溜了过去，生怕他问我借艺术赏析课的课本复印，因为我还要赶着去redfern咖啡店打工。在悉尼大学读书，课本永远是最昂贵的支出，一本满是彩页的《艺术赏析》要一百五十多澳币，一个学期下来所有课程加起来课本费超过一千澳币，可又不能不买，所以我们这些囊中羞涩的留学生只能靠自己眼疾手快加嘴甜借已经买了课本的同学去复印店复印，这样最起码能省一半钱。可想而知，当我们在课堂上热火朝天的互相借书时，北野君被理所当然地忽略了。
在后来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我们没什么太多交集，我和他有两堂课一起上，他在Art课上孜孜不倦用日式英语踊跃发言，拿索尼录音笔认真录下Making Magazine老师说过的每一句话，第一排的位置永远都只有他一个人正襟危坐，他迅速被大家当做一个异类、一个笑话挂在嘴边，直到三个月后，我，北野君还有另一个台湾男生佑胜被分到一组做作业。
作业是描述悉尼的波普艺术发展，研究成果以5分钟纪录短片的形式呈现。悉尼的艺术区就那么几个，熟谙悉尼艺术地图的几个澳洲当地人很快把研究课题交了上去，只有我们三个一筹莫展。就在我觉得此课必挂的时候，北野君突然说，我们能不能研究悉尼的街头涂鸦？佑胜和我同时间对看了一眼，有了！街头涂鸦算是波普艺术的一个重要阵地，在悉尼大学校园里就有一条专门的涂鸦走廊，我问北野君是怎么想到的，他笑笑说，从他住的Kogarah区到悉尼大学的路上有四十多面五彩斑斓的涂鸦墙，其中有六幅作品是悉尼有名的街头艺术家Dai画的，我们甚至可以邀请Dai到课堂上聊天，说着他特认真地从掏出手机给我们看他拍的照片。
68岁的北野君出生在日本出云市，24岁东京大学英语系毕业之后，他回到出云市做了十年的小学英语教师，直到35岁生日之前遇到在学校附近文具店上班的大岛梨奈，他后来的妻子。他们在出云市生活了五年之后，梨奈的母亲得了胃癌，北野君便跟随梨奈回到她的故乡京都照顾她的母亲。他们在京都清水寺附近生活了二十多年直到退休。
北野说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三个正在艳阳高照下的Kogarah火车站附近踩点，筋疲力尽的我一直后悔没在希腊老太太的水果摊上买几个苹果。悉尼的夏天平均温度达到40多度，阳光从四面八方杀过来，铁道边艳丽叫不出名的花开得肥大壮硕。我和佑胜气喘吁吁跟在北野君后面，听他一路上滔滔不绝。我说，我以为日本人是含蓄内敛的。他大笑说，我可是个热情如火的日本人啊！
我不是狂热的日本粉，对于同龄人迷恋的日本漫画和新番日剧也并不是很感兴趣，对日本的认识始于初中时在书摊上买的《源氏物语》，后来断断续续看了一些日本经典电影和小说，对日本的了解非常片面。可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当我想获得平静的时候，我就去看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宫崎骏的动画和川端康成的小说。在我的理解里，日本人的性情是非常恬淡平静的。
那种恬淡不仅仅是随遇而安的恬淡，而是含有在把死亡看做生命一部分的前提下滋生的平静，因为了解死亡是人生四季之中不可逆的一部分，所以有点悲观在里头。
比如说《源氏物语》里就充满了对人生的细腻感触。小说的内容倒是真没什么，就是日本平安王朝时期的贵族源氏爱上一个又一个女子的流水账故事，精华在于每章必有的充满季节感的对话和景物描写。各节节首以“杨桐”，“蓬生”，“松风”“槿姬”“铃虫”等词为名，春日须赏樱，秋华可采红叶，对着月光和夜露应哀叹人生无常，对着原野里的碧草和远烟则可立志。书里散发出的优越感绝不仅仅是因为主人公的贵族身份，而是因为良好的教养、安宁的环境培育出的对季节、人生的敏锐感受。
此外，我觉得日本人对美术馆的热爱令人吃惊，我每次去坐落在Kingcross的新南威尔士州现代艺术馆，看到的几乎都是日本游客。
可北野君听了我的话却非常无奈地笑。他说，如果我用你们中国唐朝人的性格和气质来想象现代中国人，你会不会觉得我非常可笑？你犯的正是这种错误。当代日本人已无恬淡性格可言，恬淡的表面是麻木，里子是压抑。日本人从小生活在一个“越遵守规矩越能获得自由”的社会里，一言一行都无形中受到社会的约束，因此过得并不开心。现在很多日本年轻人是所谓的“御宅族”，不工作不上学不与人交流，对世界感到无望，成日闭门不出，社会一片死气沉沉。
包括我提到的日本人对美的极致推崇，北野也说是非常可怕的。他解释说，就像你所喜欢的川端康成，他70岁时自杀，原因并不是外界所认为的“创作灵感枯竭”，而是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再美了。“老而不美”，于是开始厌恶自己。蔓延的老年斑、松弛的皮肤、脱落的牙齿、稀疏的白发，到了最后的最后，尿失禁…与其苟延残喘，不如清洁着死去。日本人可以为了“美”而死，难道这不可怕吗。
我觉得北野在跟我讨论日本的时候，完全成了一个旁观者。
我经常跟他说，你说的一切颠覆了我对日本人的看法，他仍然大笑，说你还很年轻，世界观还会被颠覆一次又一次，因为哪怕到了他六七十岁的年纪，价值观仍然在不断改变。比如说，经常去博物馆参观让他对一个人的道德要求越来越低。谁都可以说喜欢毕加索，但是去博物馆看了他的蓝色时期作品才了解到他有如此混乱的私生活以及一个接一个的情妇；参观了美国亚特兰大的《飘》博物馆，才知道女作家同时交了很多男朋友还嫁了两次，第一次的伴郎成了第二次的新郎，不过这完全不妨碍她热衷做善事，死后还捐了所有的钱。他告诉我，青年人最应该去的就是博物馆或者艺术中心，那么多艺术家一生精华都在那里，没有理由不从中学到点东西。
正是因为活到一把年纪，觉得自己还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他和妻子达成了共识，他来澳洲学习艺术，梨奈跟四个同样退休的老太太去非洲肯尼亚看动物大迁徙。她非常热爱动物，尤其喜欢大象。他说起妻子就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北野说，来悉尼之前我经常想，到底是意志还是肉体在驱使着人呢？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是人是靠意志去做某件事，年纪大了之后我觉得人是靠肉体。那些我以为用到的是坚强意志的时刻，靠的是活力四射永不衰竭的肉体。北野说，他最喜欢的作家是三岛由纪夫，“他是唯一意识到肉体对人重要作用的作家，包括他写的《金阁寺》、《假面的自白》都是用缺陷的身体在认识世界。他是日本唯一说实话的作家。”
后来我跟北野混的越来越熟，课间经常一起吃饭。他中午吃饭从来不去学校餐厅以及日本拉面馆，大多数时候都自己带便当，偶尔一次不带，就让我带着他到艺术学院侧门一家中国铁板烧店吃饭。主要原因是学校餐厅太贵，我们都格外的穷，付了学费之外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钱，他要把他国民年金的一大半寄给他在非洲旅行的妻子，而我则从来不好意思张口问父母要钱，中国小餐厅里卖的铁板烧只要九点九澳币，一份能支撑整整一天。
我们俩几乎只吃最便宜的铁板红烧肉，大块大块的肥肉化在浇满酱汁的米饭里，柠檬水可以随便喝。他吃饭时会默默把自己的圆眼睛取下来用卫生纸卷在一起，双手合十说一句日语“我要开动了”，吃到一半会突然敞开心胸告诉我，悉尼的日本拉面店店主完全是在丢日本人的脸，一份生鱼片竟然要卖100澳币，连最便宜的乌冬面都要50澳币。
“这种店在我们京都是做不下去的。不是每一家店都开在东京银座，他们也并没有用那么昂贵的海产品。”他严肃地告诉我如何区分海苔，以及以后都不要去悉尼的日本拉面店。我其实很想告诉他中国的地沟油，但想了想之后民族虚荣心最终还是占了上风，我到底还是没有开口。
看他那么喜欢吃铁板烧，我估摸着他应该喜欢浓油重酱的安徽菜，就邀请他到我家里吃饭，还特意在悉尼的鱼市上买了条活鱼。澳洲鱼虾的生命力旺盛的可怕，刮鳞去鳃搜肠刮肚之后依然活蹦乱跳，在油锅里焖了半小时鱼肚子仍然在痉挛，我一铲子拍在鱼头上以为拍死了，结果它只是被拍晕了。在我满头大汗跟鱼搏斗的时候从窗子里瞥了一眼北野，他站在挂满花花绿绿晾晒衣服的院子里近乎痴呆地看着天。
第二个星期上Making Magazine课的时候，北野在文章里写道：“朋友的澳洲庭院让我想起我在京都的家。每逢夏末，院子里都变得热浪袭袭而又轮廓清晰，各处充满了各种声响。肥厚的仙人掌夸大了风声，大批涌来的蝴蝶扇动两翅像抖动的绸缎，巨大的黑乌鸦翘着尾巴从树上落下来，骄傲地啄食撒在院子中央的粟米，一只碧绿色的鹦鹉绕着院子急速飞行，背上明艳的红色斑点在天空中连成一条直线。”
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当我看到的是满院子湿哒哒的衣服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我们不会注意的那些事物——鸟，树，花，天空。
虽然北野非常执着也非常刻意地表达他与其他日本人的不同，却依然被我发现了平和、宁静的底子。他秉承了日本人一贯的严谨作风和近乎显微镜一般的对事物的细致观察，就连他所鄙弃的日本人“重美感重肉体”的缺陷，在他身上也时有隐现，这让我坚信每一个民族都多多少少有着共同的民族性。不过，我仍然愿意把北野君看做是日本人当中的一个另类，因为他的思想是反逻辑的，更因为他的反逻辑有着真实的内核，这种真实让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去发掘，你会在所有熟悉的陌生人身上发现一颗与众不同的心灵。
在Making Magazine 最后一篇作业里，他描述了一个日本老太太“玉子”的晚年旅行。文章结尾说道，走过了那么多的国家，玉子觉得最美丽的地方还是那个有小小杂货铺，有着两千日元一碗的乌冬面，总是闹脾气不开花的老樱花树和五六只经常怀孕的野猫的街道。无论她走到什么地方，都觉得自己身在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