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十五年》看文官集团的成与败
一直都知道这是一本有趣的书，但直到这次才真正的拿起它认认真真的读了一遍。《万历十五年》由黄仁宇先生写成，出版于1981年。这本书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并非像我们常见的历史那样写成纪传体或是编年体，而是仿佛一本当时的随笔，记录了很多琐事，这些琐事慢慢贯穿，具有强烈的画面感，读之仿佛置身于当时那个朝代，见证着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等人在历史大潮中的奋斗、挣扎，见证着中国由兴盛一步一步走向衰败。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是“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译为“1587年，无关紧要的一年”。真的是无关紧要，因为这一年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历史事件，没有朝代更迭，也没有一位民族英雄拯救国家的戏码。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记载，《万历十五年》以一种大历史观平铺直叙的讲述了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皇帝并非无所不能，忠奸也没有那么明显的划分，能臣也不一定能施展其所能，其实，剥离了赞美与批判的主观臆断，这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
古语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在这本书中，我读到最多的不是万历皇帝的远大志向与残酷现实、张居正的呕心沥血与专政腐败等等历史的无奈，而是文官集团对中国历史巨大的影响力。明代万历年间，庞大的中国真正的掌权者并非皇帝，而是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是跟随隋朝科举考试的产生才正式产生的官员集团，之前的官员多为举荐制，说白了，就是一种变形了的世袭制度，因为只有官员的后代，才能接受到相应的教育，而寒门学子普遍接触不到文化知识，能够走上政坛的，多是借助战乱之利。而科举制度确立以后，天下所有的学子有了同一种入仕的方法——考试。虽说科举制度确立时，严格限制考生与考官之间的联系，所有试卷都打乱进行评议，但是注重人治的中国历史习惯，使得之后考生与主考官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而这种师生关系，逐步扩大至整个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人群之中，巩固成为了一种文化标识——文官集团。特别是自宋朝确立了不得杀谏官的政策以及程朱理学的飞速发展，文官集团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逐步扩大，他们控制着国家的话语权，甚至皇帝的选择也要经过他们的同意，文官的权利在明代几乎达到顶峰，而《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所描绘的，就是文官集团最为巅峰的时代。
任何一件事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而任何一件事对历史而言，也都是有利也有弊的。文官集团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不可或缺，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同样重要。就这种制度本身而言，初期它的积极作用要远强于消极作用，但是由于权力的逐步扩大，人的自私心理作祟，消极作用逐渐明显，致使其后期弊大于利。
文官集团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制约了皇权。作为封建社会，皇帝就是天之子，社会发展的好坏、人民百姓的福祉都取决于皇帝一人，皇帝励精图治、勤勉勤政，那么百姓日子就好，皇帝不思进取、吃喝玩乐，百姓日子就坏，皇帝的任何想法都要由全国人民来埋单，而下一任皇帝的选择也完全取决于现任帝王一人的喜好。而文官集团的存在，对皇帝的行为规范、称职与否、甚至储君的选择都有相当大的制约作用。就比如万历皇帝偏爱幼子常询，却依然不得不立长子常洛为太子，继承大统。虽然就万历皇帝个人看来似乎是一场令人唏嘘的悲剧，但纵观历史，因废长立幼而造成的政变必将伴随着局部甚至整体的战争，对百姓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这样看来，文官集团对立储这件事的制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与此相同的，文官集团熟读儒家经典，部分人有损身立名的志向，他们对皇帝损害百姓、劳民伤财的政策积极地、不惜生命的劝阻，也挽救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有利于民。
其次，文官集团的形成是一种社会公平的体现。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科举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唯一途径，也是最有效的途径。一方面可以转移人们对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维持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得出身贫寒的有志之士有了一条为国效忠的途径。
文人所具有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文官集团形成的最初动力。同样是这种精神，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足发展，正是因为有了那么多有远志、有气节、有思想的文人，以己之身躯去维护国家利益、争取人民权益，或为人民利益与皇权斗争，或以血肉之躯抵御外族侵害，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封建社会才得以存在并发展，也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中国文化五千年才能够不泯灭于历史长河。从张居正、申时行、海瑞身上都能看到如今很难再见到的那种民族精神，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态度。文人集团，或是说文人集团所具有的那种精神，是中华民族气节的代表与化身。
不仅如此，相当一部分文人是具有独特眼光的，他们熟读历史，能够很好的继承先辈的精华，去其糟粕，并有着改革创新的动力和勇气。就拿张居正来说，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严重腐败的明朝中期，张居正上书提出著名的考成法，主张“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裁撤政府机构，整顿内务；面对贵族及官员无节制兼并土地的严重问题，张居正推动了全国各类土地勘测清查，推行了“一条鞭法”大大减轻了民众徭役负担，缓解了社会矛盾，推动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改革是困难的，因为需要打破现有得利群体的利益分配，不仅会得罪权归，而且很有可能落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改革需要勇气，而文人具有这样的勇气，正是无数如张居正一般的文人的存在，中国封建社会才会因为有了不断地变革而持续五千余年。
虽然文人集团如此重要，不可或缺，它同样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塑造了中国文化中人性黑暗的一面。
就如同文中申时行所认为的，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件复杂的事。要消除文人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世人皆认为做官就是一种发财的手段，而同时，做官也是文人的毕生理想，钱与权，在中国社会中是密闭可分的，如同硬币的正反面。这种双重性格造就了文人对上是奴才、对下是主子的心态，也导致了至今为止仍然十分普遍的腐败行为。在这些文官之中，同样有着对理想和现实的不同态度。有的人出身贫寒，把做官看做发财致富的机会，有的人家境丰饶，不必靠做官维持收入，自然看那些人不顺眼；有的人视四书五经仅仅为职业上的口头禅，而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另外也有人彷徨与二者之间，也有一些人由于人事的牵扯参与了对立阵营。所以海瑞成为所谓的异类，虽然他的德行收到广泛推崇，但却受到整个文官集团的排斥，因为他的行为触动了文官集团“阴”的一面。
自古至今，能够读书的多是聪明人，文人集团正是中国最顶尖的聪明人齐聚的地方。聪明人多了，心思也就多了，为了权势，为了地位，文人集团之间有着无数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这种厚黑学不仅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同样也影响着当今社会的人际关系。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些阴谋诡计和勾心斗角同样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体现，同样也能够好好使用为国家为人民谋福利，但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习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过复杂，使中国人几千年来过的都这么累。
虽然文人集团有着改革的动力与勇气，但那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的文人都有着墨守成规的坏毛病，认为越是先祖的，就越是好的。这种固化的思想遏制了科技的发展，扼杀了商品经济的萌芽，阻碍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而且文人集团多是读四书五经出身，而官员却是术业有专攻，有负责水利的，有负责农业的，但是上任的这些官员却大多数对农林牧渔、工商科技一窍不通，这样如何能做好相应的工作呢？这样形成了外行指挥内行的不良风气，这种不良风气一直延续至今。
文官集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这是历史脚步所确定了的，但同时，文官制度也只是封建社会的产物，随着封建制度而消散，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我们应当取其不屈不挠、为国为民的精神，而去其勾心斗角、追求私欲的糟粕，在评判文官集团的成与败之后，我们需要做得更多的是反思和思考如今的社会，不要让历史再次重演。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是“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译为“1587年，无关紧要的一年”。真的是无关紧要，因为这一年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历史事件，没有朝代更迭，也没有一位民族英雄拯救国家的戏码。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记载，《万历十五年》以一种大历史观平铺直叙的讲述了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皇帝并非无所不能，忠奸也没有那么明显的划分，能臣也不一定能施展其所能，其实，剥离了赞美与批判的主观臆断，这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
古语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在这本书中，我读到最多的不是万历皇帝的远大志向与残酷现实、张居正的呕心沥血与专政腐败等等历史的无奈，而是文官集团对中国历史巨大的影响力。明代万历年间，庞大的中国真正的掌权者并非皇帝，而是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是跟随隋朝科举考试的产生才正式产生的官员集团，之前的官员多为举荐制，说白了，就是一种变形了的世袭制度，因为只有官员的后代，才能接受到相应的教育，而寒门学子普遍接触不到文化知识，能够走上政坛的，多是借助战乱之利。而科举制度确立以后，天下所有的学子有了同一种入仕的方法——考试。虽说科举制度确立时，严格限制考生与考官之间的联系，所有试卷都打乱进行评议，但是注重人治的中国历史习惯，使得之后考生与主考官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而这种师生关系，逐步扩大至整个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人群之中，巩固成为了一种文化标识——文官集团。特别是自宋朝确立了不得杀谏官的政策以及程朱理学的飞速发展，文官集团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逐步扩大，他们控制着国家的话语权，甚至皇帝的选择也要经过他们的同意，文官的权利在明代几乎达到顶峰，而《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所描绘的，就是文官集团最为巅峰的时代。
任何一件事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而任何一件事对历史而言，也都是有利也有弊的。文官集团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不可或缺，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同样重要。就这种制度本身而言，初期它的积极作用要远强于消极作用，但是由于权力的逐步扩大，人的自私心理作祟，消极作用逐渐明显，致使其后期弊大于利。
文官集团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制约了皇权。作为封建社会，皇帝就是天之子，社会发展的好坏、人民百姓的福祉都取决于皇帝一人，皇帝励精图治、勤勉勤政，那么百姓日子就好，皇帝不思进取、吃喝玩乐，百姓日子就坏，皇帝的任何想法都要由全国人民来埋单，而下一任皇帝的选择也完全取决于现任帝王一人的喜好。而文官集团的存在，对皇帝的行为规范、称职与否、甚至储君的选择都有相当大的制约作用。就比如万历皇帝偏爱幼子常询，却依然不得不立长子常洛为太子，继承大统。虽然就万历皇帝个人看来似乎是一场令人唏嘘的悲剧，但纵观历史，因废长立幼而造成的政变必将伴随着局部甚至整体的战争，对百姓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这样看来，文官集团对立储这件事的制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与此相同的，文官集团熟读儒家经典，部分人有损身立名的志向，他们对皇帝损害百姓、劳民伤财的政策积极地、不惜生命的劝阻，也挽救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有利于民。
其次，文官集团的形成是一种社会公平的体现。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科举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唯一途径，也是最有效的途径。一方面可以转移人们对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维持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得出身贫寒的有志之士有了一条为国效忠的途径。
文人所具有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文官集团形成的最初动力。同样是这种精神，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足发展，正是因为有了那么多有远志、有气节、有思想的文人，以己之身躯去维护国家利益、争取人民权益，或为人民利益与皇权斗争，或以血肉之躯抵御外族侵害，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封建社会才得以存在并发展，也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中国文化五千年才能够不泯灭于历史长河。从张居正、申时行、海瑞身上都能看到如今很难再见到的那种民族精神，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态度。文人集团，或是说文人集团所具有的那种精神，是中华民族气节的代表与化身。
不仅如此，相当一部分文人是具有独特眼光的，他们熟读历史，能够很好的继承先辈的精华，去其糟粕，并有着改革创新的动力和勇气。就拿张居正来说，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严重腐败的明朝中期，张居正上书提出著名的考成法，主张“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裁撤政府机构，整顿内务；面对贵族及官员无节制兼并土地的严重问题，张居正推动了全国各类土地勘测清查，推行了“一条鞭法”大大减轻了民众徭役负担，缓解了社会矛盾，推动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改革是困难的，因为需要打破现有得利群体的利益分配，不仅会得罪权归，而且很有可能落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改革需要勇气，而文人具有这样的勇气，正是无数如张居正一般的文人的存在，中国封建社会才会因为有了不断地变革而持续五千余年。
虽然文人集团如此重要，不可或缺，它同样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塑造了中国文化中人性黑暗的一面。
就如同文中申时行所认为的，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件复杂的事。要消除文人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世人皆认为做官就是一种发财的手段，而同时，做官也是文人的毕生理想，钱与权，在中国社会中是密闭可分的，如同硬币的正反面。这种双重性格造就了文人对上是奴才、对下是主子的心态，也导致了至今为止仍然十分普遍的腐败行为。在这些文官之中，同样有着对理想和现实的不同态度。有的人出身贫寒，把做官看做发财致富的机会，有的人家境丰饶，不必靠做官维持收入，自然看那些人不顺眼；有的人视四书五经仅仅为职业上的口头禅，而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另外也有人彷徨与二者之间，也有一些人由于人事的牵扯参与了对立阵营。所以海瑞成为所谓的异类，虽然他的德行收到广泛推崇，但却受到整个文官集团的排斥，因为他的行为触动了文官集团“阴”的一面。
自古至今，能够读书的多是聪明人，文人集团正是中国最顶尖的聪明人齐聚的地方。聪明人多了，心思也就多了，为了权势，为了地位，文人集团之间有着无数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这种厚黑学不仅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同样也影响着当今社会的人际关系。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些阴谋诡计和勾心斗角同样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体现，同样也能够好好使用为国家为人民谋福利，但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习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过复杂，使中国人几千年来过的都这么累。
虽然文人集团有着改革的动力与勇气，但那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的文人都有着墨守成规的坏毛病，认为越是先祖的，就越是好的。这种固化的思想遏制了科技的发展，扼杀了商品经济的萌芽，阻碍了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而且文人集团多是读四书五经出身，而官员却是术业有专攻，有负责水利的，有负责农业的，但是上任的这些官员却大多数对农林牧渔、工商科技一窍不通，这样如何能做好相应的工作呢？这样形成了外行指挥内行的不良风气，这种不良风气一直延续至今。
文官集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这是历史脚步所确定了的，但同时，文官制度也只是封建社会的产物，随着封建制度而消散，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我们应当取其不屈不挠、为国为民的精神，而去其勾心斗角、追求私欲的糟粕，在评判文官集团的成与败之后，我们需要做得更多的是反思和思考如今的社会，不要让历史再次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