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男装》
遮挡之外，服饰最重要的功能是区别男女。《孔丛子》：“中国之教，为内外以别男女，异器服以殊等类。”从心理学上，我们见到一个陌生人，第一步，便是进行男女的判断，如果不能顺利完成判断，就会导致心理上的不安、挫折、恼火等等情绪，而在一定距离外，比起更贴近实际的性特征，服饰和发型更是真正配合我们第一时间完成判断的特征。
在古代，一个成年女性将如何决定自己怎样穿着？所谓出嫁从夫，现在的人总容易望文生义，以为所谓三从之从，就是听从服从，而实际上，这个从，是如何确定身份。你穿什么衣服，带什么质地的发簪、享什么样的诰封，抄家杀头株连时算不算你一份儿、能不能坐轿子......都取决于这种带有从属性的身份，跟丈夫一致的身份。在服饰上即体现为妻子穿与丈夫同一品位或社会地位相对应的女性服饰。
但不仅仅是今天，过往许多时代，在整个社会拥有更多财富、享受更大的自由后，在服装上就表现为多元化，其中就包括出现女性穿着男性服装，或男性服装偏女性化，形制上有接近和混同处。这并非是说在这样的时期，女性变得男性化或男性变得女性化，而是男女两性都相对在着装选择上更宽松更大胆，有一些女性会尝试男性服饰，而也有一些男性会选择更精致的、女性化的、甚至是女性特有的服饰。这类新时尚，在当时，总是大胆奇异甚至违背常理，针对这样的新风尚，就有很多的故事和反对的声音。
说故事，常常是一定要“溯祖”的。那么就先从记载中女子着男装的始祖或者说“第一人”说起。末喜（妹喜），夏桀的王后，她还是中国“祸水”第一人。她试图对政务发言，这得到了桀的容许，但在末喜当着群臣发表她的政治见解甚至是决断的时候，她穿着贵族男子的服饰。妹喜因爱带男冠，而被称为“服妖”，史家评论夏因此而亡国。
此一以服饰标明僭越皇权的殿军人物，就自然是慈禧太后。签了《辛丑条约》，太后结束了逃难之旅，回到了北京，换下了农妇的乔装，换上了太后的礼服，只有她这一位太后可以穿的礼服上，绣着象征皇权，过往只有皇帝礼服上可以有的十二章纹饰，这恐怕是清代最严重的服饰违制，也是最后的女性对皇权的僭越。中国古典社会这一头一尾两个“个案”，很适合作“服妖”的批判，服妖则国亡，这两位企图僭越政治领域的女性，都被冠以导致灭国的罪名。
当然，除了被认为是罪责过错的对男装的僭越，关于女子男装，有几种特殊情况被认为是特殊情况下的权且和需要，如女扮男装出征、出仕，除了从军的花木兰、出仕的黄崇嘏，还有位征战天下、建功立业的平阳昭公主。
这是一位从活跃于唐朝的建国却最终消失于历史载记中的公主——高祖李渊三女、太宗李世民之同母胞姐，平阳公主。“娘子军”一名，即有她所带领的这支有女人做主帅的军队而得名。她无论在唐朝的建国过程中，还是在其后的边关防守中，都可说“功盖天下”，她的夫君进了凌烟阁，而她却一身戎装，默默于远离都城和奢华之外的边关。她去世的时候，高祖李渊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坚持以只有有功的武将才享有的军礼为这位建下奇功的女儿送葬，也只有这样似乎违礼的礼，才恰恰贴合这位戎装公主的一生。于是唐朝除了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还有这么一位唯一由军队为她举殡的女子。
女驸马、女将军之外，“不得不”男装的还有戏曲舞台上的女扮男装者，宋元明几代，女性艺人在戏曲舞台上既扮女装也扮男装，除了艺术的需要，更多是谋生的需要，即“强化竞争实力，取得艺术的生存权”。除了参与政治，这些着男装的女子，不论主动被动，何尝不带着进入“男性领域”以及某种斗争抗衡的意味呢？
女子男装，唐代在整个古代社会中显得尤其突出，着男装出行、骑马狩猎、打马球......男装方便，仅仅是出于便捷，也说明唐朝上层社会的女性，更多的走出家门，参与各种活动，她们在整个社会风貌的图卷中频频显现身姿。尚武和开放，被认为是唐代流行女子男装的大背景。唐代前期，就有三位公主，一位是因为军事上特殊的贡献，而以军礼安葬；一位是因为自身不幸的遭遇，受到优崇，墓葬壁画出现了军队仪仗的标志；还一位穿着武官的服饰在宫廷宴会上起舞。
五代人记载说此风到了开元年间，已经达到了“士人之妻着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这种风气从宫廷中开始流行，进而影响了社会中上层，士人家庭妻子从头到脚穿着与男子一样的的装束，男女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女子出行遮蔽之俗开始松弛，正是武则天时期，唐朝女子的胡服和男装，大体也是从则天朝开始时兴，又一同在安史之乱之后，同时从社会中逐渐消失了，社会衰弱而禁锢加强，也是规律性的显示在服饰制度上。
在着男装这一点上，贵族妇女、宫廷女子仍旧是此一特殊时尚的引领者，或可理解作，这一风尚真正能影响到整个社会，是一些试图进入被划定为男性领域——无论是外出活动还是政治舞台——的特殊女性们所带领出来的风尚。自觉或不自觉的，是女性对自己生存状态及生存空间的拓展。
一个女子选择穿男装，是怎样一种表达？它在古代、在今天，是否有着同样的寓意？女性之“服妖”究竟是否有自由和权力的意味在里面？关于唐代女性着男装，其中是否有一种不同以往的心理变化或者性别意识，学者们的观点可说大相径庭。
荣新江在《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中认为这是“唐代女性乃至整个社会与南北朝甚至唐以后不同的性别意识。”，“从性别角度来看，唐朝前期的宫廷和上层社会活动中，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
孙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因壁画中着男装宫女常属于附庸位置，不是“主角”，于是认为就考古学证据来说，唐代基本是宫中服杂役的宫女和官宦人家的俾女，为劳动出行方便而常着男装。认为女性权力的觉醒或对传统的挑战等等的分析并不能成立。
而实际上，如果把女子男装放回到整个历史背景中，依靠丰富的文献记载，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等等的变化，甚至是女性服饰在其它方面都显现出更具开放性的动态来考察，而不是少数保存下来的皇家墓葬壁画的话，那么，我们仍旧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唐代前期，在平阳公主、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安乐公主等一系列女性活跃于唐代的建国历程和政治舞台的时代，社会对女性、女性对自己，这所有的认知，一定发生了丰富而微妙的变化。
学者们甚至认为武则天称帝也仅仅是武则天个人介入权力斗争和热衷于“搞政治”，她本人大体并不会特别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多少考虑。而实际上，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统治者，面对一个与自己性别完全不协调的社会体系，恐怕根本不可能避开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思考。正如武则天实际上表现出的，无时无刻都在自觉着自己的女性身份。作为一个女性统治者，如何在完全不支持自己的历史堆积出的话语中自圆其说，如何向天下说明自己皇权的正统性，确立自己的继承人，如何传承下去......我想，女性的身份，和作为一个女性如何能在原本属于男性的“游戏场”中待下去，恐怕不知费了武皇帝多少思量。然而，时代给予了她机会，也覆灭了更多的可能性，武皇帝如同潜在冰川之下，苦苦寻找冰层的出口，却最终只能以一块无字的巨石做了脚注。
“......表明自己不同于一般女性的社会面貌......在传统的男性权威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这恐怕是唐朝前期女性盛穿男服的另一个原因。”——《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
每一个试图进入政治领域的女性，不约而同的，都将目光探向了男装。这个活动的区间，传统上是属于男性的，参与其间的都是拥有权势的男性，其服饰，用意皆在象征权威、标明地位。这些女性着男装进入这一空间，一方面恰因为作为女性本没有同等的权利，所以需要趋同于男性成员；另一方面，这类服饰本身在设计上也总是倾向于增加威严和强化权力。相对的，女装则不仅仅从美观上着眼，而是被要求凸显时代对女性的要求，譬如柔顺、缓慢、纤弱。如此形象的女性，应该是静默的、被动的，总是微微低着头，随时努力缩小存在感......
今天的社会，无论有千百种匆忙和粗糙，却毕竟是更为自由和宽泛的，尤其在着装上。颜色鲜艳、精致的修饰、紧身等等过去被认为女性化服饰的特征全无保留的可以出现在男性的服饰设计上。女装在日常装和制服上，跟男装趋同，女性即使直接穿着男装，也不再是件令人侧目的事情。
一位女性经理人穿西装长裤和当年太平公主穿男子戎服是否有共同之处？这或许总是部分女性的行为，然而常常正是这一部分人，古往今来，他们特殊的经历和情感，特殊的动机和选择，带动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风貌。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大多数”，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特别的“少数”，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机缘下，做了特殊的斗争，以特异艳丽的服饰，在历史里迸发出鲜亮的火花。她们或多或少给予了，传统社会那些在礼制重重重压下的妇女们，多一丝的自由吐纳和生长生活的空间，至少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也是极其可贵和让人肃然起敬的。
（接受一个写稿的任务，发现写这类稿子对于没有经验一贯只凭自己想法写东西的人而言，简直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写千字，删掉的倒可以有万字。这些零余的章节，既非完全是自己的本意，而编辑也没能接受，于是不知拿它们怎么办好，真是郁闷的写作，扔在这里吧。）
在古代，一个成年女性将如何决定自己怎样穿着？所谓出嫁从夫，现在的人总容易望文生义，以为所谓三从之从，就是听从服从，而实际上，这个从，是如何确定身份。你穿什么衣服，带什么质地的发簪、享什么样的诰封，抄家杀头株连时算不算你一份儿、能不能坐轿子......都取决于这种带有从属性的身份，跟丈夫一致的身份。在服饰上即体现为妻子穿与丈夫同一品位或社会地位相对应的女性服饰。
但不仅仅是今天，过往许多时代，在整个社会拥有更多财富、享受更大的自由后，在服装上就表现为多元化，其中就包括出现女性穿着男性服装，或男性服装偏女性化，形制上有接近和混同处。这并非是说在这样的时期，女性变得男性化或男性变得女性化，而是男女两性都相对在着装选择上更宽松更大胆，有一些女性会尝试男性服饰，而也有一些男性会选择更精致的、女性化的、甚至是女性特有的服饰。这类新时尚，在当时，总是大胆奇异甚至违背常理，针对这样的新风尚，就有很多的故事和反对的声音。
说故事，常常是一定要“溯祖”的。那么就先从记载中女子着男装的始祖或者说“第一人”说起。末喜（妹喜），夏桀的王后，她还是中国“祸水”第一人。她试图对政务发言，这得到了桀的容许，但在末喜当着群臣发表她的政治见解甚至是决断的时候，她穿着贵族男子的服饰。妹喜因爱带男冠，而被称为“服妖”，史家评论夏因此而亡国。
此一以服饰标明僭越皇权的殿军人物，就自然是慈禧太后。签了《辛丑条约》，太后结束了逃难之旅，回到了北京，换下了农妇的乔装，换上了太后的礼服，只有她这一位太后可以穿的礼服上，绣着象征皇权，过往只有皇帝礼服上可以有的十二章纹饰，这恐怕是清代最严重的服饰违制，也是最后的女性对皇权的僭越。中国古典社会这一头一尾两个“个案”，很适合作“服妖”的批判，服妖则国亡，这两位企图僭越政治领域的女性，都被冠以导致灭国的罪名。
当然，除了被认为是罪责过错的对男装的僭越，关于女子男装，有几种特殊情况被认为是特殊情况下的权且和需要，如女扮男装出征、出仕，除了从军的花木兰、出仕的黄崇嘏，还有位征战天下、建功立业的平阳昭公主。
这是一位从活跃于唐朝的建国却最终消失于历史载记中的公主——高祖李渊三女、太宗李世民之同母胞姐，平阳公主。“娘子军”一名，即有她所带领的这支有女人做主帅的军队而得名。她无论在唐朝的建国过程中，还是在其后的边关防守中，都可说“功盖天下”，她的夫君进了凌烟阁，而她却一身戎装，默默于远离都城和奢华之外的边关。她去世的时候，高祖李渊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坚持以只有有功的武将才享有的军礼为这位建下奇功的女儿送葬，也只有这样似乎违礼的礼，才恰恰贴合这位戎装公主的一生。于是唐朝除了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还有这么一位唯一由军队为她举殡的女子。
女驸马、女将军之外，“不得不”男装的还有戏曲舞台上的女扮男装者，宋元明几代，女性艺人在戏曲舞台上既扮女装也扮男装，除了艺术的需要，更多是谋生的需要，即“强化竞争实力，取得艺术的生存权”。除了参与政治，这些着男装的女子，不论主动被动，何尝不带着进入“男性领域”以及某种斗争抗衡的意味呢？
女子男装，唐代在整个古代社会中显得尤其突出，着男装出行、骑马狩猎、打马球......男装方便，仅仅是出于便捷，也说明唐朝上层社会的女性，更多的走出家门，参与各种活动，她们在整个社会风貌的图卷中频频显现身姿。尚武和开放，被认为是唐代流行女子男装的大背景。唐代前期，就有三位公主，一位是因为军事上特殊的贡献，而以军礼安葬；一位是因为自身不幸的遭遇，受到优崇，墓葬壁画出现了军队仪仗的标志；还一位穿着武官的服饰在宫廷宴会上起舞。
五代人记载说此风到了开元年间，已经达到了“士人之妻着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这种风气从宫廷中开始流行，进而影响了社会中上层，士人家庭妻子从头到脚穿着与男子一样的的装束，男女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女子出行遮蔽之俗开始松弛，正是武则天时期，唐朝女子的胡服和男装，大体也是从则天朝开始时兴，又一同在安史之乱之后，同时从社会中逐渐消失了，社会衰弱而禁锢加强，也是规律性的显示在服饰制度上。
在着男装这一点上，贵族妇女、宫廷女子仍旧是此一特殊时尚的引领者，或可理解作，这一风尚真正能影响到整个社会，是一些试图进入被划定为男性领域——无论是外出活动还是政治舞台——的特殊女性们所带领出来的风尚。自觉或不自觉的，是女性对自己生存状态及生存空间的拓展。
一个女子选择穿男装，是怎样一种表达？它在古代、在今天，是否有着同样的寓意？女性之“服妖”究竟是否有自由和权力的意味在里面？关于唐代女性着男装，其中是否有一种不同以往的心理变化或者性别意识，学者们的观点可说大相径庭。
荣新江在《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中认为这是“唐代女性乃至整个社会与南北朝甚至唐以后不同的性别意识。”，“从性别角度来看，唐朝前期的宫廷和上层社会活动中，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
孙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因壁画中着男装宫女常属于附庸位置，不是“主角”，于是认为就考古学证据来说，唐代基本是宫中服杂役的宫女和官宦人家的俾女，为劳动出行方便而常着男装。认为女性权力的觉醒或对传统的挑战等等的分析并不能成立。
而实际上，如果把女子男装放回到整个历史背景中，依靠丰富的文献记载，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等等的变化，甚至是女性服饰在其它方面都显现出更具开放性的动态来考察，而不是少数保存下来的皇家墓葬壁画的话，那么，我们仍旧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唐代前期，在平阳公主、武则天、太平公主、韦后、安乐公主等一系列女性活跃于唐代的建国历程和政治舞台的时代，社会对女性、女性对自己，这所有的认知，一定发生了丰富而微妙的变化。
学者们甚至认为武则天称帝也仅仅是武则天个人介入权力斗争和热衷于“搞政治”，她本人大体并不会特别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多少考虑。而实际上，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统治者，面对一个与自己性别完全不协调的社会体系，恐怕根本不可能避开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思考。正如武则天实际上表现出的，无时无刻都在自觉着自己的女性身份。作为一个女性统治者，如何在完全不支持自己的历史堆积出的话语中自圆其说，如何向天下说明自己皇权的正统性，确立自己的继承人，如何传承下去......我想，女性的身份，和作为一个女性如何能在原本属于男性的“游戏场”中待下去，恐怕不知费了武皇帝多少思量。然而，时代给予了她机会，也覆灭了更多的可能性，武皇帝如同潜在冰川之下，苦苦寻找冰层的出口，却最终只能以一块无字的巨石做了脚注。
“......表明自己不同于一般女性的社会面貌......在传统的男性权威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这恐怕是唐朝前期女性盛穿男服的另一个原因。”——《女扮男装——唐代前期妇女的性别意识》
每一个试图进入政治领域的女性，不约而同的，都将目光探向了男装。这个活动的区间，传统上是属于男性的，参与其间的都是拥有权势的男性，其服饰，用意皆在象征权威、标明地位。这些女性着男装进入这一空间，一方面恰因为作为女性本没有同等的权利，所以需要趋同于男性成员；另一方面，这类服饰本身在设计上也总是倾向于增加威严和强化权力。相对的，女装则不仅仅从美观上着眼，而是被要求凸显时代对女性的要求，譬如柔顺、缓慢、纤弱。如此形象的女性，应该是静默的、被动的，总是微微低着头，随时努力缩小存在感......
今天的社会，无论有千百种匆忙和粗糙，却毕竟是更为自由和宽泛的，尤其在着装上。颜色鲜艳、精致的修饰、紧身等等过去被认为女性化服饰的特征全无保留的可以出现在男性的服饰设计上。女装在日常装和制服上，跟男装趋同，女性即使直接穿着男装，也不再是件令人侧目的事情。
一位女性经理人穿西装长裤和当年太平公主穿男子戎服是否有共同之处？这或许总是部分女性的行为，然而常常正是这一部分人，古往今来，他们特殊的经历和情感，特殊的动机和选择，带动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风貌。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大多数”，但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特别的“少数”，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机缘下，做了特殊的斗争，以特异艳丽的服饰，在历史里迸发出鲜亮的火花。她们或多或少给予了，传统社会那些在礼制重重重压下的妇女们，多一丝的自由吐纳和生长生活的空间，至少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也是极其可贵和让人肃然起敬的。
（接受一个写稿的任务，发现写这类稿子对于没有经验一贯只凭自己想法写东西的人而言，简直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写千字，删掉的倒可以有万字。这些零余的章节，既非完全是自己的本意，而编辑也没能接受，于是不知拿它们怎么办好，真是郁闷的写作，扔在这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