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开元寺
在这个不算太冷却始终被不可救药的雾霾笼罩的冬天，出门变成了一件纠结两难的事。这时我就难免会想起过去的那个夏天，正定那看似不太猛烈却能让我中暑的骄阳。当然，还有满布全城的遗珍，以及大快朵颐的崩肝和小排。
正定实在是一座极有意思的小城。尽管在铁路交通的变迁中被原本的小村庄喧宾夺主，由千年旧治沦为卫星小城，但也因祸得福而免去了不少大都市的喧嚣，保留了许多小街巷的悠闲恬淡。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城内还保存了许多历代的遗存，漫步在不大的老城中，几乎每经过一条街道都会有收获。龙兴寺自不必说，临济寺、广惠寺、开元寺、天宁寺这四塔，还有可能的五代建筑县文庙大成殿，以及被称为“风动碑”的李宝臣碑，短短的一日半日便尽收眼底之后，会想要在这里消磨一天又一天。
这些之中，我最想说说的还是开元寺。唐开元二十六年，玄宗皇帝诏令天下诸州建立寺院，以年号名之。在这股风潮之中，有新建寺庙者，亦有因旧寺而更名者，因此也为今天各地留下了许多个重名的开元寺。正定的开元寺之所以闻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梁思成先生判断其钟楼的下层部分是唐代遗构，开元寺钟楼也就成了如今公认的所谓四座半唐构中的那半座。
今日的开元寺，与其说是寺院，倒不如说是开元寺遗址。清代重建的正殿法船殿已经塌毁无存，残存的不过是一座钟楼一座砖塔，还有近年发掘出来并在原址重新搭建起来的三门楼。
新近掘出并拼接建立起来的三门楼建成于武周如意年间，仔细观察仍能在石柱表面辨认出许多线刻的佛像和纹饰，以及许多供养人的题名。而出土石柱上镌刻的唐大历十二年《解慧寺三门楼赞并序》，不仅描述了三门楼的形制，即所谓“雕朱粉，镂文彩，基上为门，门上为楼”，还记载了开元寺的历史沿革、寺院形制，是了解开元寺的重要资料。
三门楼之后，便是左右相对的钟楼与须弥塔。梁思成先生在1933年发表在营造学社汇刊上的《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称开元寺钟楼“上层外部为后世重修，但内部及下层的雄大的斗拱，若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否认。”而在《中国建筑史》中则描述下层结构的时代为金元以前。楼中所悬铁钟，据志书记载为唐物，但是有资料上称铁钟是金大定年间，不知有何依据。
1989年对钟楼进行大修时，上层原有的结构被拆除，代以今人臆造的所谓“唐代风格”。在我看来，对于文物尤其是木构建筑进行必要的保护维修措施是很有必要的，但对于这种人为的改变建筑原有面貌的做法值得商榷。固然可以美其名曰恢复原貌、排除后代重修的改变，然而从文物保护修复的原则来看，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拆毁了一处清代古建筑而代之以现代仿古建筑，而类似的改动在早年的维修中尤其多见。试问现在我们所见的钟楼上层，与如今中国随处可见的仿古建筑又有何本质区别呢？遗憾的是，这种维修方式似乎还在许多地方继续着，许多古建筑一旦经历了落架大修，几乎无可避免的面临着原始面貌和结构的改变。幸而近年来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例如去年同为唐构的广仁王庙的修复中，由于资料的缺乏，对现有的形制完全保留，即使是1958年那次“错误”的维修也未予排除。私以为这才是古建筑修复的可取之道。
正定四塔之中的“砖塔”开元寺塔为九级密檐式塔，平面作正方形，一层有圆洞门，石刻门券雕有线刻的莲纹与双龙戏珠图案，上八层有小开窗。此塔初建于唐贞观十年，后代屡经毁建，现在所见是明嘉靖四十一年重修后的模样，形制上虽仍保持一些原有风貌，但究其实际年纪，“怕是四塔中之最稚者”。颇为有趣的是在塔的底层四面分别有八个浮雕力士，形象很是生动可爱。
除楼塔之外，开元寺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放置在院内一隅的巨大赑屃和残碑了。这件赑屃2000年出土于正定府前街，同时出土的还有数块残碑，后移至开元寺内。从体量上来看，已知的所有古代龟趺无能出其右者。根据残存的文字中残留“（成）德军节度使安”、“军节度使、镇深等州观察处（置使）”和“进检校太傅、进封武威郡开国侯”等内容，推断碑主应为五代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进而认为此碑即《册府元龟》中所录之安重荣德政碑。而碑刻的毁坏和掩埋也应当与天福七年安重荣造反并最终被杀有关。龟趺与残碑不仅体量丰大，细细观之，碑身和赑屃上都有精美线刻，碑文书法亦佳，为开元寺又平添一个看点。
开元寺外，是几家出售花鸟渔具的小店，有左右来往的行人和嬉闹的小孩，也有人正三三两两的聊天，一墙之隔，却与空寂的寺内仿佛两个世界。翻看着手头梁先生的《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读到其中所透露出战争将至的不安与惶然，不禁庆幸此刻所在的正定城能有如此的安逸恬淡，能供我如此漫步悠闲。
那时我恐怕还不知道自己将要中暑了吧。
正定实在是一座极有意思的小城。尽管在铁路交通的变迁中被原本的小村庄喧宾夺主，由千年旧治沦为卫星小城，但也因祸得福而免去了不少大都市的喧嚣，保留了许多小街巷的悠闲恬淡。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城内还保存了许多历代的遗存，漫步在不大的老城中，几乎每经过一条街道都会有收获。龙兴寺自不必说，临济寺、广惠寺、开元寺、天宁寺这四塔，还有可能的五代建筑县文庙大成殿，以及被称为“风动碑”的李宝臣碑，短短的一日半日便尽收眼底之后，会想要在这里消磨一天又一天。
这些之中，我最想说说的还是开元寺。唐开元二十六年，玄宗皇帝诏令天下诸州建立寺院，以年号名之。在这股风潮之中，有新建寺庙者，亦有因旧寺而更名者，因此也为今天各地留下了许多个重名的开元寺。正定的开元寺之所以闻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梁思成先生判断其钟楼的下层部分是唐代遗构，开元寺钟楼也就成了如今公认的所谓四座半唐构中的那半座。
今日的开元寺，与其说是寺院，倒不如说是开元寺遗址。清代重建的正殿法船殿已经塌毁无存，残存的不过是一座钟楼一座砖塔，还有近年发掘出来并在原址重新搭建起来的三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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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掘出并拼接建立起来的三门楼建成于武周如意年间，仔细观察仍能在石柱表面辨认出许多线刻的佛像和纹饰，以及许多供养人的题名。而出土石柱上镌刻的唐大历十二年《解慧寺三门楼赞并序》，不仅描述了三门楼的形制，即所谓“雕朱粉，镂文彩，基上为门，门上为楼”，还记载了开元寺的历史沿革、寺院形制，是了解开元寺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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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楼之后，便是左右相对的钟楼与须弥塔。梁思成先生在1933年发表在营造学社汇刊上的《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称开元寺钟楼“上层外部为后世重修，但内部及下层的雄大的斗拱，若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否认。”而在《中国建筑史》中则描述下层结构的时代为金元以前。楼中所悬铁钟，据志书记载为唐物，但是有资料上称铁钟是金大定年间，不知有何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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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对钟楼进行大修时，上层原有的结构被拆除，代以今人臆造的所谓“唐代风格”。在我看来，对于文物尤其是木构建筑进行必要的保护维修措施是很有必要的，但对于这种人为的改变建筑原有面貌的做法值得商榷。固然可以美其名曰恢复原貌、排除后代重修的改变，然而从文物保护修复的原则来看，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拆毁了一处清代古建筑而代之以现代仿古建筑，而类似的改动在早年的维修中尤其多见。试问现在我们所见的钟楼上层，与如今中国随处可见的仿古建筑又有何本质区别呢？遗憾的是，这种维修方式似乎还在许多地方继续着，许多古建筑一旦经历了落架大修，几乎无可避免的面临着原始面貌和结构的改变。幸而近年来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例如去年同为唐构的广仁王庙的修复中，由于资料的缺乏，对现有的形制完全保留，即使是1958年那次“错误”的维修也未予排除。私以为这才是古建筑修复的可取之道。
正定四塔之中的“砖塔”开元寺塔为九级密檐式塔，平面作正方形，一层有圆洞门，石刻门券雕有线刻的莲纹与双龙戏珠图案，上八层有小开窗。此塔初建于唐贞观十年，后代屡经毁建，现在所见是明嘉靖四十一年重修后的模样，形制上虽仍保持一些原有风貌，但究其实际年纪，“怕是四塔中之最稚者”。颇为有趣的是在塔的底层四面分别有八个浮雕力士，形象很是生动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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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楼塔之外，开元寺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放置在院内一隅的巨大赑屃和残碑了。这件赑屃2000年出土于正定府前街，同时出土的还有数块残碑，后移至开元寺内。从体量上来看，已知的所有古代龟趺无能出其右者。根据残存的文字中残留“（成）德军节度使安”、“军节度使、镇深等州观察处（置使）”和“进检校太傅、进封武威郡开国侯”等内容，推断碑主应为五代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进而认为此碑即《册府元龟》中所录之安重荣德政碑。而碑刻的毁坏和掩埋也应当与天福七年安重荣造反并最终被杀有关。龟趺与残碑不仅体量丰大，细细观之，碑身和赑屃上都有精美线刻，碑文书法亦佳，为开元寺又平添一个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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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寺外，是几家出售花鸟渔具的小店，有左右来往的行人和嬉闹的小孩，也有人正三三两两的聊天，一墙之隔，却与空寂的寺内仿佛两个世界。翻看着手头梁先生的《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读到其中所透露出战争将至的不安与惶然，不禁庆幸此刻所在的正定城能有如此的安逸恬淡，能供我如此漫步悠闲。
那时我恐怕还不知道自己将要中暑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