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嘲：姿态和消解——对星孩《房奴传》的批评
韩星孩《房奴传》链接：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50594642_14_1.html
1999年，我进入浙师大中文系，受当时写作课老师吴晓的影响开始尝试写诗。那个时代，韩星孩作为一个传奇，已经在师大流传很多年，“传奇”、“诗人”、“流浪”、“抒情”等种种名词都为这个诗意的名字抹上别样的色彩。那时，高我几届的师兄、当时浙师大中文系公认的桂冠诗人陆芒提起星孩的名字，如一尊神一样。那个时候，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多年之后会因为星孩的关系进入杭州、同时开始一段已经持续十年的友情。
2002年，通过星孩在网上建构的情人坡沙龙 BBS，初次和这个传说中的师兄打过交道。彼时他应该刚去杭州、在鸭嘴兽呆过一段时间之后初入广告圈，在我担心毕业找不到工作时、星孩曾经提议我可以去杭州发展。后来在毕业后一年，为异地恋折磨的我终于选择放弃一年的教职而给星孩去信，并最终顺利地认识了杨绍斌老师并进入星孩小说中的A公司、并成为这家公司至今为数不多服役超十年的老员工。
毋庸置疑，我必须得感谢星孩给予我的鼓励和勇气。初次见面之后，其实星孩并没有想象中那种孤绝峻洁、遗世独立、咄咄逼人的强势，反倒是和众位背乡离井的新城市人一样惶恐、无助地在城市中打拼着生活。我作为新人面对新工作的手足无措、面对瓶颈期的焦虑彷徨，他也一样拥有，唯一不同的是，我更愿意宅在狭小的圈子里取暖、而他有更广阔的交游可以借醉。
相较于诗歌，我对星孩的所谓小说创作，一直评价不是很高。这和我的个人趣味相关，在我的认知里，小说的题材可以来源自生活的现实，但一定是要高于生活。因此，除了《乡村传》外，我把他的大部分称为小说的文章都当作散文来读。因为没有严谨的架构、价值的预设以及明晰的故事，毋宁说这是小说，倒不如说是散文化的精神自传。其中，犹以正在写作的《房奴传》，相关到我们一起并轨过的时间，则更吸引我个人投入其中。
1990年代，建立在个人体验和个人记忆基础上的个人化写作曾经风靡一时。星孩的《房奴传》有着同样的写作特点，充满了主观的视角，即使会避讳或其他各种原因把文中人物的名字改掉、细节夸大或缩略，但已经向我们透露了足够多信息来呈现一个诗人在当下社会中的生活悲喜剧。在《房奴传》里，星孩通过他个人的交游和职场生活细致地呈现了一个“外来人”在城市中的惶恐和艰难，几乎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在经由的事实中得到验证。
茨威格曾经评价狄更斯“作为创作者立于作品之后，不是激愤的天神，宏伟而且非凡，而是一个心满意足的观察者，一个忠诚的市民”。作为作者的星孩在《房奴传》里恰恰想体现这样的角色。我们在整部文本里，也可以体味到其中因客观记述而显现的显而易见的、强大的讽刺力量，它的背景是一个浮华纵欲的金钱时代，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文章中的“星孩”，自觉不自觉地顺从这个时代的逻辑，呈现出一个时代的悲剧特色。
经历种种外乡人进城的酸甜苦辣之后，除了他的《乡村传》可以以跳脱的思维对自己的故乡做相对客观的记录外，当星孩埋头写这些称作小说的文字时，他很难让自己像其他正规小说家一样跳出故事，做高人一等的布局者及解局者。他很难去局限于交代一个完整、圆融的情节和故事，因为本身他自己就是自己描述的状态中：一个纷繁复杂的家庭经济的流变、他无法自主掌控、且无法真正跳脱出去的广阔、肮脏、多元的人情社会。
然而这种“与真实零距离”的写作，是否真的就是“事实”？不尽如是。至少整部小说中那些被脸谱化的他者是不真实的，所有的叙事都以星孩一个人的视角展开，而作为那些故事的参与对象，却是失声的。在他的笔下，故事通常以类似日记体的琐事开始，其中又充满了机智的小碎片和妙语来作为叙述中的高潮，这些高潮又很快被流水账似的日常性给冲淡。经由这样的描述，他的生活方才进入了真正的“个人写作”或称为“个人叙事”的无名状态。星孩在这里展现了单向性的生活，作为小说这恰恰是不成熟的表现。但这种在叙事里失败的表达，却恰恰是我所谓的“个人口述史”的魅力，个人视角的不圆满、偏执，恰恰是一个群体的心理反馈。和茨威格眼中的狄更斯不同，星孩不仅立在作品外，更是整个故事的参与者，他用他被动、琐碎的改变命运之举，来迫使我们承认这个令人厌恶、沾沾自喜的浮华世界之荒谬。而其中的一切打趣和自嘲，仅仅只是给平庸乏味的生活添上点佐料，而未像狄更斯一样“解救成了诗”。 这些叙事所展现的张力，恰恰是众多外来者在城市生活屡见不鲜的基本生存问题，星孩那些近乎荒谬不合理的自我困境，也正是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焦虑症——人在城市中那种非常紧张、非常直接的对话关系。这不是一种形式实验、更算不上任何思想建构，但是却真实呈现了一个鲜明的个人、一个和大部分读者一样的小人物的日常琐事。这样的叙述虽然没法在大文学的界面上获得超越性的“不朽”，但对于共同艰难地被城市浪潮挟裹的人群所共鸣。理解城市的荒谬为解读星孩提供了钥匙，理解星孩则为更多在城市中打拼的人提供了镜面。
几乎不用如何考据，就能从星孩的故事里获悉作为一位“蚁民”在红尘都会中生存的艰难和诗意。也正因为我和星孩的熟识，才会更加好奇地从文本中揭示出文字后隐藏的普适性：这些貌似独特的困境，或多或少都会在我以及共同的熟识如小孙、小宓、老朱、石头等身上闪出同样的疆域，这不仅使正在写下去的故事，能够获得更多共鸣般的平衡，同时会吸引读者一起进入“发现”。很难说，这部《房奴传》会比更多畅销书更易朽，但至少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个体从受到压抑的生活中通过写作被释放出来，我看到一个不完美却始终热爱自由的灵魂在飞翔。星孩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灵魂和困境，以及包含着最基本独立人格的生命经验。
1999年，我进入浙师大中文系，受当时写作课老师吴晓的影响开始尝试写诗。那个时代，韩星孩作为一个传奇，已经在师大流传很多年，“传奇”、“诗人”、“流浪”、“抒情”等种种名词都为这个诗意的名字抹上别样的色彩。那时，高我几届的师兄、当时浙师大中文系公认的桂冠诗人陆芒提起星孩的名字，如一尊神一样。那个时候，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多年之后会因为星孩的关系进入杭州、同时开始一段已经持续十年的友情。
2002年，通过星孩在网上建构的情人坡沙龙 BBS，初次和这个传说中的师兄打过交道。彼时他应该刚去杭州、在鸭嘴兽呆过一段时间之后初入广告圈，在我担心毕业找不到工作时、星孩曾经提议我可以去杭州发展。后来在毕业后一年，为异地恋折磨的我终于选择放弃一年的教职而给星孩去信，并最终顺利地认识了杨绍斌老师并进入星孩小说中的A公司、并成为这家公司至今为数不多服役超十年的老员工。
毋庸置疑，我必须得感谢星孩给予我的鼓励和勇气。初次见面之后，其实星孩并没有想象中那种孤绝峻洁、遗世独立、咄咄逼人的强势，反倒是和众位背乡离井的新城市人一样惶恐、无助地在城市中打拼着生活。我作为新人面对新工作的手足无措、面对瓶颈期的焦虑彷徨，他也一样拥有，唯一不同的是，我更愿意宅在狭小的圈子里取暖、而他有更广阔的交游可以借醉。
相较于诗歌，我对星孩的所谓小说创作，一直评价不是很高。这和我的个人趣味相关，在我的认知里，小说的题材可以来源自生活的现实，但一定是要高于生活。因此，除了《乡村传》外，我把他的大部分称为小说的文章都当作散文来读。因为没有严谨的架构、价值的预设以及明晰的故事，毋宁说这是小说，倒不如说是散文化的精神自传。其中，犹以正在写作的《房奴传》，相关到我们一起并轨过的时间，则更吸引我个人投入其中。
1990年代，建立在个人体验和个人记忆基础上的个人化写作曾经风靡一时。星孩的《房奴传》有着同样的写作特点，充满了主观的视角，即使会避讳或其他各种原因把文中人物的名字改掉、细节夸大或缩略，但已经向我们透露了足够多信息来呈现一个诗人在当下社会中的生活悲喜剧。在《房奴传》里，星孩通过他个人的交游和职场生活细致地呈现了一个“外来人”在城市中的惶恐和艰难，几乎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在经由的事实中得到验证。
茨威格曾经评价狄更斯“作为创作者立于作品之后，不是激愤的天神，宏伟而且非凡，而是一个心满意足的观察者，一个忠诚的市民”。作为作者的星孩在《房奴传》里恰恰想体现这样的角色。我们在整部文本里，也可以体味到其中因客观记述而显现的显而易见的、强大的讽刺力量，它的背景是一个浮华纵欲的金钱时代，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文章中的“星孩”，自觉不自觉地顺从这个时代的逻辑，呈现出一个时代的悲剧特色。
经历种种外乡人进城的酸甜苦辣之后，除了他的《乡村传》可以以跳脱的思维对自己的故乡做相对客观的记录外，当星孩埋头写这些称作小说的文字时，他很难让自己像其他正规小说家一样跳出故事，做高人一等的布局者及解局者。他很难去局限于交代一个完整、圆融的情节和故事，因为本身他自己就是自己描述的状态中：一个纷繁复杂的家庭经济的流变、他无法自主掌控、且无法真正跳脱出去的广阔、肮脏、多元的人情社会。
然而这种“与真实零距离”的写作，是否真的就是“事实”？不尽如是。至少整部小说中那些被脸谱化的他者是不真实的，所有的叙事都以星孩一个人的视角展开，而作为那些故事的参与对象，却是失声的。在他的笔下，故事通常以类似日记体的琐事开始，其中又充满了机智的小碎片和妙语来作为叙述中的高潮，这些高潮又很快被流水账似的日常性给冲淡。经由这样的描述，他的生活方才进入了真正的“个人写作”或称为“个人叙事”的无名状态。星孩在这里展现了单向性的生活，作为小说这恰恰是不成熟的表现。但这种在叙事里失败的表达，却恰恰是我所谓的“个人口述史”的魅力，个人视角的不圆满、偏执，恰恰是一个群体的心理反馈。和茨威格眼中的狄更斯不同，星孩不仅立在作品外，更是整个故事的参与者，他用他被动、琐碎的改变命运之举，来迫使我们承认这个令人厌恶、沾沾自喜的浮华世界之荒谬。而其中的一切打趣和自嘲，仅仅只是给平庸乏味的生活添上点佐料，而未像狄更斯一样“解救成了诗”。 这些叙事所展现的张力，恰恰是众多外来者在城市生活屡见不鲜的基本生存问题，星孩那些近乎荒谬不合理的自我困境，也正是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焦虑症——人在城市中那种非常紧张、非常直接的对话关系。这不是一种形式实验、更算不上任何思想建构，但是却真实呈现了一个鲜明的个人、一个和大部分读者一样的小人物的日常琐事。这样的叙述虽然没法在大文学的界面上获得超越性的“不朽”，但对于共同艰难地被城市浪潮挟裹的人群所共鸣。理解城市的荒谬为解读星孩提供了钥匙，理解星孩则为更多在城市中打拼的人提供了镜面。
几乎不用如何考据，就能从星孩的故事里获悉作为一位“蚁民”在红尘都会中生存的艰难和诗意。也正因为我和星孩的熟识，才会更加好奇地从文本中揭示出文字后隐藏的普适性：这些貌似独特的困境，或多或少都会在我以及共同的熟识如小孙、小宓、老朱、石头等身上闪出同样的疆域，这不仅使正在写下去的故事，能够获得更多共鸣般的平衡，同时会吸引读者一起进入“发现”。很难说，这部《房奴传》会比更多畅销书更易朽，但至少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个体从受到压抑的生活中通过写作被释放出来，我看到一个不完美却始终热爱自由的灵魂在飞翔。星孩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灵魂和困境，以及包含着最基本独立人格的生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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