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决司马辽太郎

司马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小说家，单从小说阅读的愉悦度来说，可以说是最喜欢的一位。最初读的是《丰臣家的人们》，就是80年代出版的在图书馆角落里泛黄的那种版本。当时对日本历史还没什么深入了解，作品写的又大都是历史舞台边缘的小人物，完全不熟悉，但是读着竟深深着迷，感叹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纵观中国文坛都可以说没有人比得上的。然而司马先生的作品当时引进极少，在网上搜了一通也了解了大致的原委，但鉴于意识形态批判多有不可靠性，个人还是持保留态度。毕竟我认为，从作品中了解的作者是最直接最无法掩饰的。司马先生写那些被历史捉弄的小人物时体现的悲悯和对权力者的反感，渗透着深深的人性，我不相信他会是如批判者所说的反动的国粹主义者。但是和往常接触的作家相比，多少显得有些异质，加上很长一段时间没什么机会接触他的其他作品，所以司马辽太郎对我来说是个谜一样的存在。
近几年，出版引进稍稍有些松动，又赶着带动的日本历史小说的小热潮，开始有几家出版社引进司马先生的一些作品。坦白说，这些编辑对司马并不了解，只是跟着当时畅销的山冈庄八《德川家康》的尾风出，所以出的大都也只是集中在历史名人的题材范围内，比如《新史太阁记》（中译《丰臣秀吉》。。），《坂本龙马》，《源义经》，《燃烧吧！剑》等，或者中国题材的如《项羽与刘邦》、《鞑靼风云录》等，但是不了解作品真正魅力所在无法引导读者解读，也不可能真正打开市场，所以司马在中国市场上可以说完全没有达到应有的畅销水平，当然引进一个糟蹋一个也是业界常见的现象，小小吐槽。但说实话，这些作品基本都没有让我感受到当初《丰臣家的人们》那种文学性的魅力（当然翻译水平也有关），对于司马真实的面貌依然觉着隔着一层模糊。然后是NHK《坂上之云》的热播，又引起了一番小小的热潮。虽然影视改编和原著肯定有距离（NHK其实添加了不少反思战争和照顾邻国感情的细节，是司马原著中没有的，但是最后关于日俄战争又回到被害过敏的防御战史观，叫人起鸡皮疙瘩），而且鉴于作品题材的敏感，短期内在国内是不可能出版的。但该剧无疑让人更直接感受到司马作品的魅力，论坛也看到不少网友对那段历史的重新思考，这也是文学作品对跨文化交流应有的作用吧。
个人来说，因为近来的便利条件，得以直接阅读司马的原作以及文学评论，感觉也和这位心仪已久的作家有了更深入的交流，但同时也深受冲击，始料未及。最集中的就体现在对《坂上之云》的阅读上，整个阅读过程，不断觉得自己是在和作者的思想对决，想尽力做到不偏不倚，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读，但是还是有无数冲击自己固有价值观的地方，不得不努力分辨哪些是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哪些是自己真正承认的价值 。同时，司马本人的面貌也在一次次碰撞中不断变化，不断颠覆着我原有的一些想象。我承认对这样一个大家来说，我的认识实在是太浅薄了，同时也质疑，以我当前短短的人生经历来对决这样一个经历过战争生死和战后几十年风云动乱的文学家来说，岂不是太自不量力了？站在安全的地方无足重轻地对他漫长坎坷的人生体验指手划脚妄加批判，岂不是太自以为是了？但静下心想，就算是自不量力，我想我也还是有可以胜过他的地方。我很明白自己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站在这个还未牢固的根基上对决，常常连自己都无法完全说服自己。但是，即使如此，也有一些根源性的东西是未曾动摇的，触碰到这个根源上，我想我是胜过他的。当然并不是我个人的原因，而是这个时代的思想胜过他所处的时代，是无数经历过黑暗时代的思考者的思想结晶被我们这个时代继承。虽然如此，今天还是有很多人没有脱出他那个时代的思考逻辑，包括我们的国人。同时，直接用意识形态教育的结论来批判是容易的，但也是无法服人的，也不能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基台。所以必须寻找到新的基点，也许也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能达成共识的基点。由此，不得不借由问题的批判入手。
值得欣慰的是，虽然出发点有所不同，但司马先生本人确实是一个坚定的反战主义者。虽然他的一些论点被今天的右翼思想家借用扭曲，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替战争辩护的效果，但是如果他本人今天还在世，无疑会坚决站在反战的立场上。从他在世时坚决不同意《坂上之云》进行影视改编，担心会被利用来为战争辩白一事中也可见一斑（然而他的担心终于还是不幸命中。）
司马先生的反战立场，主要是从他的战争体验中得来的。他曾被编入坦克部队，被派遣到中国东北作战。面对速度和装甲厚度都几倍于己的苏军坦克，己方的战车简直像小孩的玩具一样，他为自己为什么不得不陷入这样一场等于送死的愚蠢的战争而愤怒。目睹生死的可怖，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他，决定用自己的余生来追问到底是谁，是历史上的哪个时代，应该对这场愚蠢的战争负责。由此而起，他开始思考何谓国家、何谓民族，以及站在历史和国境内外的不同视角来追溯国民国家的形成。战争时代政府不顾现实鼓吹国家主义，激起民众的狂热，走向了国家和社会的崩溃，司马对这种政治狂热深恶痛绝。但是他对战争政府的批判，主要着眼点不是在其道德上的非正义，而是其脱离现实、不自量力的愚蠢，以及不顾惜国民生命的专制态度， 也就是说他的出发点在于作为受害者的日本民众身上，而对支持战争的民众本身的战争责任是相对缺少自觉的。这可以说是司马和战后主流的左翼学者的最大区别。但另一方面，每个人战争体验的不同也导致对战争认识的着重点不同，像丸山真男在战争中并没有在战场上直面过生死，或者如竹内好这样在战前就已经确立了自己一定的思想，战争的影响不致于造成致命的冲击。但司马这一批年轻人可以说受战争冲击最大的，生命最充满希望的青春却和死亡的阴影重叠在一起，没有选择地不得不为国家殉葬，这种对要被剥夺自身生命却无力反抗的绝望和愤怒占据了体验的主体。当然作为被侵略地的后裔，我们的第一反应多半是觉得司马认识不够，但是设身处地想一想，这种反应是更直接更纯粹的，而反省则需要建立在超越自身痛苦的更高的认识上。但我同时也认为，把视野超越自身的痛苦扩大到他人身上，在体会他人的痛苦之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是更高尚的。而且从心理学角度来说，通过这样扩大视野的承担，反而更有助于自身痛苦的愈合，也能形成更成熟的人格。司马也许是终身没有走出战争创伤，他对政治的回避，对殖民地、被侵略地责任的钝感，都可以说是和自身的战争创伤联系在一起。但是也需要指出，虽然存在政治视野上的回避，司马对战争自身的伦理却明确抱有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在1952年的《流亡的传道僧》中，他描写了一个 不愿意继续军队生涯而切断手指，退役皈依佛门的军人的形象（这里也可以看到其后来代表作《坂上之云》的主角之一秋山真之的影子），司马借这个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战争的看法：
"人として人を殺す……誰に許されて？………国家がそれを許し、それを強制しているのだ………では国家というえたいの知れない怪物は一体なんだ………神とは、仏とは、人とは。”
在这里他的反战观点已经接近于和平主义。与此同在追问的，还有国家是什么，以及伴随这个问题而来的国民是什么等问题，这些都是司马终身追问的。虽然后年在试图建立健全的国民性的课题上，司马为明治维新辩护，甚至一定程度上肯定19世纪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但对战争这个造成生灵涂炭的怪物本身，司马始终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反对。今天某些"自由史观" 论者却剥离历史语境，将司马史观作为为战争洗白的支持，显然是对司马的扭曲理解。
作为战中派作家的一员，战争的创伤恐怕在他心里一辈子都没有愈合。所以无论描写怎样的英雄人物，司马笔下总会有一层淡淡的虚无感，如同大江所说，司马是用柔和的文笔将虚无包裹起来。与此同时，他刻意避免在文笔中流露过多感情，造成一种冷峻、写实一般的效果。司马的虚无还体现在，从他最初的创作开始，他开始创作一些"反历史"谱系的人物，比如早期的忍者题材、町人题材，他试图考察在武士的伦理价值体系之外的人们的生活观。这点也很有趣，因为司马是作为历史小说家为人们所知的，但他事实上是反感主流的历史观，也有意与历史学家拉开距离，同时也有意和政治拉开距离，虽然他不断思考的问题其实根源是在政治之中。这种倾向越到晚年越明显，首先表现在作品考察的对象越来越靠近边缘人物，比如《菜花之冲》、《鞑靼风云录》等，再到后来干脆放弃了小说创作，写游记考察世界各地边缘民族、少数民族的生态。但是司马这种去中心化的选择同时也会带来视角的偏差，比如他对殖民地考察就存在责任意识的缺失。但是回头来说，虽然我会不自觉用政治正确来苛求他，但他其实只是想放开历史，让人本来的生活面貌浮现出来，是在政治、国家的伦理道义要求之外的人的生活。与其说反政治，不如说是非政治。
如果在从前的某个阶段，我会更倾向于赞同司马的观点。这可能是所有经历过政治疲惫的人的共同心理。尤其是他经历过战争，他个人又具备高度敏感的心理，所以感受比常人还要强烈一倍。《坂上之云》里写到真之看到战死者萌生出出家的心理，很可能也是司马自己的心理写照。对女性的无法信任（白色欢喜天），对正常生活的难以适应，也同样是战争的创伤。更为强烈的，是对"正确"的政治观的不信任感。但于此同时，他又孜孜不倦探寻什么是健全的国民精神，以司马的敏感，他可能早就察觉出自我的困境，他试图脱离政治，但是最后却又不得不绕回政治的课题，他一度尝试超越国境来考察历史和民族，最后却又回到日本的视角。因为他厌恶中心化、一统化的思想，所以乐衷于考察边缘人和少数民族，因此也对"华夷秩序"的"中华"这个庞大的他者产生逃避心理。司马虽然喜爱中国历史，但是他对中国文化并没有归属的认同。他喜欢蒙古，因为蒙古是东亚中少有的拒绝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他集中考察日本的特殊性，在这一点上和国粹走在了一起。司马虽然论述了"日本"的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依然统一在"日本"的名头下。也就是他的视野其实始终在日本的范围下，因此他不具备亚洲主义、世界主义的立场。（不过如此强调边缘，反面也说明了中华文明阴影的过于强大吧。）
近期写论文，筋疲力尽，写个东西调节下。。。结尾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