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推荐:为中国文化所化的学人与学问 (转载)
十多年前读研究生时,就闻知罗志田先生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必读书”,惜乎一直未能购入。刚刚过去的2014年的年初,此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修订版,原作仅保留三篇,新增六篇更具通识视野的论文,构成了一个更为宏阔又不失精密的思想文化谱系。有学人戏言罗先生的学问旨趣大致是“新的不新,旧的不旧”(罗先生界定过渡时代的特质是“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多元多歧、互渗互动)虽属玩笑,却也曲折地提示我们,罗先生注重在古今中西之变中探测历史断裂处的纵横交错之斑痕。
所谓“过渡时代”的人与事之特质,是罗先生孜孜以求探寻的历史奥秘。读《权势转移》大有相见恨晚欲罢不能之感,其中《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过渡时代读书人的困惑与责任》从社会文化史和心态史的角度,精细地描摹了中国知识人在此天崩地裂的晚清民国的心路历程,学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专业化与业余精神、东方与西方之间种种不堪敲打而时时引动人心的心路、理路,让我辈读史者为之低徊、扼腕和自省。
罗志田先生谈及的传统读书人与现代知识人之别格外发人深省:“(传统士人追求)‘无用之用’的背后,是‘君子不器’的长远追求;当下就要证明自身‘有用’于退虏送穷,等于是要求全体‘君子皆器’。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过去读书人承担的更多是‘远虑’,而将‘近忧’让诸专门的技术型人才。如今‘远虑’渐被束之高阁,而‘近忧’却在咫尺之间。一旦‘远虑’被架空,举目四顾,便满眼皆是‘近忧’。在退虏送穷的急务纷至沓来之时,‘君子不器’的追求也就逐渐转化为‘君子不能器’的社会认知。”传统儒家念兹在兹的君子人格,到了近代以后居然成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代名词,经典从一切学问之中心到退居一隅,甚至被捆缚和遗忘,背后折射的恰恰是余英时先生所言的中国知识人的边缘化,而尤其具有悲剧性的是:这一切的造成,知识人自身也难辞其咎,甚至是始作俑者充当了自身阶层的掘墓人!
《权势转移》聚焦的都是大问题,比如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知识人的边缘化、科举制废除在乡村社会的后果、反传统在近代中国的展开及其屈折、西方形象在近代中国的分裂、清末民初对“新”的崇拜等,学界也常有人会涉足这些议题,但往往论述时流于疏阔甚至大而无当。可细读罗先生此书,却常常会觉得其治史之精妙处,恰恰在于将“小”与“大”、“点”与“面”、“表”与“里”实现了完密缝合。初读者往往会不太习惯这种随处引文、处处伏笔、时时强调的文风,但假以时日,有了一定的从容之心境、史学之积累后来读,就会发现这是一册可以随读随停、且行且思的“手边书”。你可以从任何一处停顿、深思,也可以从任何一处出发追随作者以展开史学之思。川中多才子,心思极细密。罗先生这种“穿针引线”乃至“长袖善舞”而不落入“一孔之见”的功夫,展现的是对近代中国(尤其是知识人)史料的极为稔熟,对近代历史脉络起承转合处的精准把握、尤其是历史中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深切洞察。
《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是《权势转移》一书的首篇,也可以说是理解罗志田先生学问的枢纽,这篇文章可以与杨国强先生《中国人的夷夏之辨与西方人的“夷夏之辨”》对照阅读,两文讨论的都是近代以降中国知识界是如何降志辱身而在精神、心态上逐步自我矮化的,救亡的努力最后所造就的恰恰是一个大写的被掏空的自我与个人。这种融新旧之争于古今之变的思路到了后来就变成传统与现代之争——以为“新的就是好的”,所以直至今日,对“创新精神”的鼓吹甚嚣尘上;认为“旧的就是坏的”,所以一为传统便无足观,甚至弃若敝履。须知,没有传统,哪来现代?有时候守先待后才能继往开来,而大破大立、不破不立造成的往往是一地鸡毛杯盘狼藉。一个尊重传统和权威、呵护常识和理性的民族才是有底蕴和希望的民族。而近代中国的历史之展开恰恰在一个相反的轨道上一路狂飙突进,正如罗先生所言:“中国士人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更因多层次的心态紧张步入激进化的轨道。结果,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思想界和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
读当代史家著作,如余英时、王汎森、杨国强、罗志田等先生的文字,除了学与思之启示以外,往往会感觉这些学者不仅仅是史学工作者而已,而是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恰如王元化先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托命之人一样,因此读其书、会其思、入其心,往往就可以辗转切入中国历史文化之源流。这或许就是学术界“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表现,自然更多的人是在从事一地散碎的饾饤之学。也难怪,每次罗志田先生到沪上开会遇见杨国强先生,两人总会有同道中人论史谈学之欢愉。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著有《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十字街头的知识人》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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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
书名:《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作者:罗志田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月
页数:305
定价:48.00元
当当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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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内容简介
19世纪下半叶以降,当传统中国的“天下”变成全球背景下的“万国”以后,传统观念世界受到了来自西方的严厉挑战。近代中国观念世界一变而成为“凡新就好,凡旧即坏”,而“新”则常常来自“洋”,“旧”则出自“中”,因此形成后来普遍的趋新崇洋的思潮。当时裹挟一切的新潮,影响着几乎每一个生活在这种变局中的人,无论是边缘的还是中心的,无论是上层的还是普通的。正是当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一种潮流裹挟的时候,这种潮流就是思想史需要认真看待的内容,也构成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历史。
罗志田的思路显然希望更深一层地讨论一种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复杂性,探讨新旧转型时期的各种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位置挪移,以及在这种近乎乾坤大挪移般的巨变中,各种地域、阶层、人物的不同感受以及命运,描绘着世纪初思想史那幅相当错综复杂而且不断变动的地图。
摘自《重绘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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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过渡时代”的人与事之特质,是罗先生孜孜以求探寻的历史奥秘。读《权势转移》大有相见恨晚欲罢不能之感,其中《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过渡时代读书人的困惑与责任》从社会文化史和心态史的角度,精细地描摹了中国知识人在此天崩地裂的晚清民国的心路历程,学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专业化与业余精神、东方与西方之间种种不堪敲打而时时引动人心的心路、理路,让我辈读史者为之低徊、扼腕和自省。
罗志田先生谈及的传统读书人与现代知识人之别格外发人深省:“(传统士人追求)‘无用之用’的背后,是‘君子不器’的长远追求;当下就要证明自身‘有用’于退虏送穷,等于是要求全体‘君子皆器’。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过去读书人承担的更多是‘远虑’,而将‘近忧’让诸专门的技术型人才。如今‘远虑’渐被束之高阁,而‘近忧’却在咫尺之间。一旦‘远虑’被架空,举目四顾,便满眼皆是‘近忧’。在退虏送穷的急务纷至沓来之时,‘君子不器’的追求也就逐渐转化为‘君子不能器’的社会认知。”传统儒家念兹在兹的君子人格,到了近代以后居然成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代名词,经典从一切学问之中心到退居一隅,甚至被捆缚和遗忘,背后折射的恰恰是余英时先生所言的中国知识人的边缘化,而尤其具有悲剧性的是:这一切的造成,知识人自身也难辞其咎,甚至是始作俑者充当了自身阶层的掘墓人!
《权势转移》聚焦的都是大问题,比如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知识人的边缘化、科举制废除在乡村社会的后果、反传统在近代中国的展开及其屈折、西方形象在近代中国的分裂、清末民初对“新”的崇拜等,学界也常有人会涉足这些议题,但往往论述时流于疏阔甚至大而无当。可细读罗先生此书,却常常会觉得其治史之精妙处,恰恰在于将“小”与“大”、“点”与“面”、“表”与“里”实现了完密缝合。初读者往往会不太习惯这种随处引文、处处伏笔、时时强调的文风,但假以时日,有了一定的从容之心境、史学之积累后来读,就会发现这是一册可以随读随停、且行且思的“手边书”。你可以从任何一处停顿、深思,也可以从任何一处出发追随作者以展开史学之思。川中多才子,心思极细密。罗先生这种“穿针引线”乃至“长袖善舞”而不落入“一孔之见”的功夫,展现的是对近代中国(尤其是知识人)史料的极为稔熟,对近代历史脉络起承转合处的精准把握、尤其是历史中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深切洞察。
《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是《权势转移》一书的首篇,也可以说是理解罗志田先生学问的枢纽,这篇文章可以与杨国强先生《中国人的夷夏之辨与西方人的“夷夏之辨”》对照阅读,两文讨论的都是近代以降中国知识界是如何降志辱身而在精神、心态上逐步自我矮化的,救亡的努力最后所造就的恰恰是一个大写的被掏空的自我与个人。这种融新旧之争于古今之变的思路到了后来就变成传统与现代之争——以为“新的就是好的”,所以直至今日,对“创新精神”的鼓吹甚嚣尘上;认为“旧的就是坏的”,所以一为传统便无足观,甚至弃若敝履。须知,没有传统,哪来现代?有时候守先待后才能继往开来,而大破大立、不破不立造成的往往是一地鸡毛杯盘狼藉。一个尊重传统和权威、呵护常识和理性的民族才是有底蕴和希望的民族。而近代中国的历史之展开恰恰在一个相反的轨道上一路狂飙突进,正如罗先生所言:“中国士人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更因多层次的心态紧张步入激进化的轨道。结果,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思想界和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
读当代史家著作,如余英时、王汎森、杨国强、罗志田等先生的文字,除了学与思之启示以外,往往会感觉这些学者不仅仅是史学工作者而已,而是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恰如王元化先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托命之人一样,因此读其书、会其思、入其心,往往就可以辗转切入中国历史文化之源流。这或许就是学术界“形而上者谓之道”的表现,自然更多的人是在从事一地散碎的饾饤之学。也难怪,每次罗志田先生到沪上开会遇见杨国强先生,两人总会有同道中人论史谈学之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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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作者:罗志田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月
页数:305
定价:48.00元
当当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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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以降,当传统中国的“天下”变成全球背景下的“万国”以后,传统观念世界受到了来自西方的严厉挑战。近代中国观念世界一变而成为“凡新就好,凡旧即坏”,而“新”则常常来自“洋”,“旧”则出自“中”,因此形成后来普遍的趋新崇洋的思潮。当时裹挟一切的新潮,影响着几乎每一个生活在这种变局中的人,无论是边缘的还是中心的,无论是上层的还是普通的。正是当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一种潮流裹挟的时候,这种潮流就是思想史需要认真看待的内容,也构成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历史。
罗志田的思路显然希望更深一层地讨论一种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复杂性,探讨新旧转型时期的各种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位置挪移,以及在这种近乎乾坤大挪移般的巨变中,各种地域、阶层、人物的不同感受以及命运,描绘着世纪初思想史那幅相当错综复杂而且不断变动的地图。
摘自《重绘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地图》,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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