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第八章（二）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来信提到音乐批评，看了很感慨。一个人只能求一个问心无愧。世界大局，文化趋势，都很不妙。看到一些所谓抽象派的绘画、雕塑的图片，简直可怕。我认为这种“艺术家”大概可以分为二种，一种是极少数的病态的人，真正以为自己在创造一种反映时代的新艺术，以为抽象也是现实；一种——绝大多数，则完全利用少数腐烂的贤产阶级为时髦的snobbish[附庸风雅，假充内行]，卖野人头，欺哄人，当做生意经。总而言之，是二十世纪愈来愈没落的病象。另一方面，不学无术的批评界也泯灭了良心，甘心做资产阶级的清客，真是无耻之尤。
最近十天我们都在忙黄宾虹先生的事。人家编的《宾虹年谱》、《宾虹书简》，稿子叫送在我处（今年已是第二次了）校订。陈叔通先生坚持要我过目，作最后润色及订正。工作很不简单。另外京津皖沪四处所藏黄老作品，于二十五至二十八日内部观摩，并于二十八日举行初选，以便于明春（一九六三）三四月间会合浙江藏品在沪办一全国性的黄老作品展览。我家的六十余件（连裱本册页共一百五十余页）全部送去。我也参加了预选工作。将来全国性展览会还有港、澳藏的作品带回国加入。再从展览会中精选百余幅印一大型画册。
我近来身体不能说坏，就是精力不行。除了每天日课（七八小时）之外，晚上再想看书，就眼力不济，籁落落的直掉眼泪，有时还会莫名其妙的头痛几小时。应看想看的东西一大堆，只苦无力应付。打杂的事也不少，自己译稿，出版社寄来要校对，校对也不止一次；各方函件酬答，朋友上门谈天，都是费时费力的。五八年以后译的三种巴尔扎克，最近出了一种（《搅水女人》）；本拟明后天即寄你，不过月内恐不易收到。另外给刘抗伯伯的一本，也得你转去。直寄新加坡的中文书，往往被没收；只好转一个大弯了。其余两种大概明年三月左右也可先后寄出。《艺术哲学》二月中可出。
手头的《幻灭》——三部曲已译完二部，共三十四万字，连准备工作足足花了一年半。最后一部十四万字，大概四五月底可完成。再加修改，誊清，预计要秋天方可全部交稿。
林风眠先生于十二月中开过画展，作品七十余件，十分之九均精，为近年少见。尚须移至北京展出。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日（译自英文）
亲爱的弥拉，得知聪与你父亲一月底合作演出，非常成功，使我深感快慰，尤其高兴的是聪在预演及演奏中，得到很多启发，可以促进他自己的音乐见解。聪时时都对自己批评甚严，这一点使我们非常欣慰。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日
聪，亲爱的孩子，两个多月没给你提笔了，知道你行踪无定，东奔西走，我们的信未必收到，收到也无心细看。去纽约途中以及在新墨西哥发的信均先后接读；你那股理想主义的热情实可惊，相形之下，我真是老朽了。一年来心如死水，只有对自己的工作还是一个劲儿死干；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并未稍减，只是常有一种“废然而返”、“丧然若失”的心情。也许是中国人气质太重，尤其是所谓“洒脱”与“超然物外”的消极精神影响了我，也许是童年的阴影与家庭历史的惨痛经验无形中在我心坎里扎了根，年纪越大越容易人格分化，好像不时会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来看尘世，也好像自己随时随地会失去知觉，化为物质的原素。天文与地质的宇宙观常常盘踞在我脑子里，像服尔德某些短篇所写的那种境界，使我对现实多多少少带着detached[超然]的态度。可是在工作上，日常生活上，斤斤较量的认真还是老样子，正好和上述的心情相反，——可以说人格分化；说不定习惯成了天性，而自己的天性又本来和我理智冲突。intellectually[理智上]我是纯粹东方人，emotionally＆ instinctively[感情上及天性方面]又是极像西方人。其实也仍然是我们固有的两种人生观：一种是四大皆空的看法，一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或许人从青少年到壮年到老年，基本上就是从积极到消极的一个过程，只是有的人表现得明显一些，有的人不明显一些。自然界的生物也逃不出这个规律。你将近三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好比暮春时节，自应蓬蓬勃勃往发荣滋长的路上越奔。最近两信的乐观与积极气息，多少也给我一些刺激，接信当天着实兴奋了一下。你的中国人的自豪感使我为你自豪，你善于赏识别的民族与广大人民的优点使我感到宽慰。唯有民族自豪与赏识别人两者结合起来，才不致沦为狭窄的沙文主义，在个人也不致陷于自大狂自溺狂；而且这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真正的交融。我们的领导对国际形势是看得很清楚的，从未说过美国有爆发国内革命的可能性的话，你前信所云或许是外国记者的揣测和不正确的引申。我们的问题，我觉得主要在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如何从实践上物质成就上显示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如何使口头上“红”化为事业上的“红”，如何防止集体主义不被官僚主义拖后腿，如何提高上上下下干部的领导水平，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如何普及文化而不是降低，如何培养与爱护下一代……我的工作愈来愈吃力。初译稿每天译千字上下，第二次修改（初稿誊清后），一天也只能改三千余字，几等重译。而改来改去还是不满意（线条太硬，棱角凸出，色彩太单调等等）。改稿誊清后（即第三稿）还得改一次。等到书印出了，看看仍有不少毛病例。这些情形大致和你对待灌唱片差不多。可是我已到了日暮途穷的阶段，能力只有衰退，不可能再进步；不比你尽管对自己不满，始终在提高。想到这点，我真艳羡你。近来我情绪不高，大概与我对工作不满有关。前五年译的书正在陆续出版。不久即寄《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还有《赛查·皮罗多》，约四五月出版。此书于五八年春天完成，偏偏最后出世。《艺术哲学》已先寄你了。巴尔扎克各书，我特意寄平装的，怕你要出门时带在身边，平装较方便。《高老头》、《贝姨》、〈邦斯〉、《欧也妮》都在重印，你若需要补哪一种，望速告知。（书一出来，十天八天即销完。）你把cynic[玩世不恭]写成scinic；naiveness，没有这个字，应作naivety[天真]。
来信提到音乐批评，看了很感慨。一个人只能求一个问心无愧。世界大局，文化趋势，都很不妙。看到一些所谓抽象派的绘画、雕塑的图片，简直可怕。我认为这种“艺术家”大概可以分为二种，一种是极少数的病态的人，真正以为自己在创造一种反映时代的新艺术，以为抽象也是现实；一种——绝大多数，则完全利用少数腐烂的贤产阶级为时髦的snobbish[附庸风雅，假充内行]，卖野人头，欺哄人，当做生意经。总而言之，是二十世纪愈来愈没落的病象。另一方面，不学无术的批评界也泯灭了良心，甘心做资产阶级的清客，真是无耻之尤。
最近十天我们都在忙黄宾虹先生的事。人家编的《宾虹年谱》、《宾虹书简》，稿子叫送在我处（今年已是第二次了）校订。陈叔通先生坚持要我过目，作最后润色及订正。工作很不简单。另外京津皖沪四处所藏黄老作品，于二十五至二十八日内部观摩，并于二十八日举行初选，以便于明春（一九六三）三四月间会合浙江藏品在沪办一全国性的黄老作品展览。我家的六十余件（连裱本册页共一百五十余页）全部送去。我也参加了预选工作。将来全国性展览会还有港、澳藏的作品带回国加入。再从展览会中精选百余幅印一大型画册。
我近来身体不能说坏，就是精力不行。除了每天日课（七八小时）之外，晚上再想看书，就眼力不济，籁落落的直掉眼泪，有时还会莫名其妙的头痛几小时。应看想看的东西一大堆，只苦无力应付。打杂的事也不少，自己译稿，出版社寄来要校对，校对也不止一次；各方函件酬答，朋友上门谈天，都是费时费力的。五八年以后译的三种巴尔扎克，最近出了一种（《搅水女人》）；本拟明后天即寄你，不过月内恐不易收到。另外给刘抗伯伯的一本，也得你转去。直寄新加坡的中文书，往往被没收；只好转一个大弯了。其余两种大概明年三月左右也可先后寄出。《艺术哲学》二月中可出。
手头的《幻灭》——三部曲已译完二部，共三十四万字，连准备工作足足花了一年半。最后一部十四万字，大概四五月底可完成。再加修改，誊清，预计要秋天方可全部交稿。
林风眠先生于十二月中开过画展，作品七十余件，十分之九均精，为近年少见。尚须移至北京展出。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日（译自英文）
亲爱的弥拉，得知聪与你父亲一月底合作演出，非常成功，使我深感快慰，尤其高兴的是聪在预演及演奏中，得到很多启发，可以促进他自己的音乐见解。聪时时都对自己批评甚严，这一点使我们非常欣慰。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七日
聪，亲爱的孩子，两个多月没给你提笔了，知道你行踪无定，东奔西走，我们的信未必收到，收到也无心细看。去纽约途中以及在新墨西哥发的信均先后接读；你那股理想主义的热情实可惊，相形之下，我真是老朽了。一年来心如死水，只有对自己的工作还是一个劲儿死干；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并未稍减，只是常有一种“废然而返”、“丧然若失”的心情。也许是中国人气质太重，尤其是所谓“洒脱”与“超然物外”的消极精神影响了我，也许是童年的阴影与家庭历史的惨痛经验无形中在我心坎里扎了根，年纪越大越容易人格分化，好像不时会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来看尘世，也好像自己随时随地会失去知觉，化为物质的原素。天文与地质的宇宙观常常盘踞在我脑子里，像服尔德某些短篇所写的那种境界，使我对现实多多少少带着detached[超然]的态度。可是在工作上，日常生活上，斤斤较量的认真还是老样子，正好和上述的心情相反，——可以说人格分化；说不定习惯成了天性，而自己的天性又本来和我理智冲突。intellectually[理智上]我是纯粹东方人，emotionally＆ instinctively[感情上及天性方面]又是极像西方人。其实也仍然是我们固有的两种人生观：一种是四大皆空的看法，一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或许人从青少年到壮年到老年，基本上就是从积极到消极的一个过程，只是有的人表现得明显一些，有的人不明显一些。自然界的生物也逃不出这个规律。你将近三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好比暮春时节，自应蓬蓬勃勃往发荣滋长的路上越奔。最近两信的乐观与积极气息，多少也给我一些刺激，接信当天着实兴奋了一下。你的中国人的自豪感使我为你自豪，你善于赏识别的民族与广大人民的优点使我感到宽慰。唯有民族自豪与赏识别人两者结合起来，才不致沦为狭窄的沙文主义，在个人也不致陷于自大狂自溺狂；而且这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真正的交融。我们的领导对国际形势是看得很清楚的，从未说过美国有爆发国内革命的可能性的话，你前信所云或许是外国记者的揣测和不正确的引申。我们的问题，我觉得主要在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如何从实践上物质成就上显示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如何使口头上“红”化为事业上的“红”，如何防止集体主义不被官僚主义拖后腿，如何提高上上下下干部的领导水平，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如何普及文化而不是降低，如何培养与爱护下一代……我的工作愈来愈吃力。初译稿每天译千字上下，第二次修改（初稿誊清后），一天也只能改三千余字，几等重译。而改来改去还是不满意（线条太硬，棱角凸出，色彩太单调等等）。改稿誊清后（即第三稿）还得改一次。等到书印出了，看看仍有不少毛病例。这些情形大致和你对待灌唱片差不多。可是我已到了日暮途穷的阶段，能力只有衰退，不可能再进步；不比你尽管对自己不满，始终在提高。想到这点，我真艳羡你。近来我情绪不高，大概与我对工作不满有关。前五年译的书正在陆续出版。不久即寄《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还有《赛查·皮罗多》，约四五月出版。此书于五八年春天完成，偏偏最后出世。《艺术哲学》已先寄你了。巴尔扎克各书，我特意寄平装的，怕你要出门时带在身边，平装较方便。《高老头》、《贝姨》、〈邦斯〉、《欧也妮》都在重印，你若需要补哪一种，望速告知。（书一出来，十天八天即销完。）你把cynic[玩世不恭]写成scinic；naiveness，没有这个字，应作naivety[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