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讲脏笑话

最近手中读一本书《给女人的脏笑话》（Dirty Jokes for Women），书中不停以阳具作为开玩笑的对象，围绕的都是万恶不赦的第一性。作者署名Liz Hughes，从这个名字很难分辨作者是男是女，虽然这种分辨带有歧视意味。先试举几例。 甲女：阁下的男友大不大？乙女：不如这么说吧，他每次买袜子总要买三只。 还有这一则。为什么男人那么喜欢钓鱼？因为这是他们可以听到“哗！好大呀！”的唯一机会。书中还告诫女性不要和喜欢穿窄牛仔裤的男人约会，因为如果他可以舒舒服服的行动自如，那说明裤子里不会有你感兴趣的东西。 最后一例。护士问：医生，为什么那位老伯伸出舌头和中指？医生：因为我叫他让我瞧瞧性器官。 一山还比一山低，还有个叫Geoff Tibballs的家伙写过一本《The Mammoth Book of Jokes》，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关于性和政治不正确的三级笑话。列举其中一个尤其“粗俗”的例子：话说在非洲，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非洲人一起去钓鱼，到了河边，英国人掏出阳具往河里一探，说，水温摄氏26度，美国人也掏出阳具往河里一探，说，水温华氏78度，黑人特别诧异，你们的家伙还有这个功能？他也掏出来往水里一探，过了一会儿，说道，水深二英尺七寸。最一般的笑话单纯只为使人发笑，大众级别，无意冒犯，但“脏”笑话却也是很难被定级，甲之泡泡浴乙之洗脚水的事情数不胜数，导致我们在与异性接触的无数次碰壁后，将“东西可以乱吃，笑话不可以乱讲”作为行事准则。关于性的笑话基本秉承的是解除压抑的释放论，而一些政治不正确的笑话是来自冒犯论、优越论，比如“冒犯”一些律师和官僚之类的笑话就非常多。而上面那个笑话不但是性笑话而且政治不正确，故远超三级。 在钟情于黄色笑话的人中最出名的恐怕要数格申 莱格曼，上世纪最为振聋发聩的反战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便是出自他口，他算是美国黄段子的鼻祖，他穷尽一切办法收集民间段子，在1968和1975年分别出版了《黄色笑话的基本原理》（Ratiomale of the Dirty Joke）一二两册，你有兴趣的话在亚马逊就可以买到。 我们把性当作笑料的历史其实颇为久远，早在人神共处的时代，火神赫菲斯托斯发现他的老婆阿芙洛狄忒与阿瑞斯偷情，便叫来众神围观她在阿瑞斯身上扭曲的赤身丑态，这个奥林匹斯山上的笑话，很可能就是先民们那时候的黄段子。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普通民众基本都是文盲，农民结束了一天的劳作，长夜难耐，便聚在一起围炉夜话，说说各自听到的奇闻轶事，这其中关于“坏女人”的故事尤为受到追捧，风骚老婆无能丈夫，通奸偷情的戏码经过诉说者添油加醋的描绘，总是在抖出粗俗的“包袱”后收场。比如有一位客栈老板讲了一个关于吉普赛魔术师的故事，魔术师在地上随便捡起一块石头，握在手心随意翻转了几下，手再展开时石头就不见了（体谅一下中世纪），魔术师再度合掌握拳，然后叫人们猜石头在不在手心里？周围听众啧啧称奇，都吼着“在里面”，“在里面”。在这喧闹声中，隔壁老板娘突然闯进来喊道：“呸呸！吵什么呢！我还能不知道‘它’在不在里面？”以上所说的中世纪黄段子对于现在可能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喜感，这种聚会属于口述故事的文学传统，而明确的喜剧特征出现在社会结构复杂化之后，黄段子的盛行反映出新的性资源分配形态，性资源短缺的一方利用“黄段子”聊补于万一，“笑声”在某些层面上弥补了一些性快感上的不足。 好的黄段子充分运用隐喻和双关，奇妙无穷，令人咋舌。钱钟书论隐喻，说是重在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距离，这有点像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妙在“能指”而又“不及物”，在这方面拉伯雷是真正的大家。拉伯雷是位饱学之士，它不但能熟练阅读希腊拉丁语的神学法律学典籍，在诗歌和音乐上也造诣深厚，并且还完成了医学博士的学位，最有意思的他还是一位写“黄段子”的好手。他在《巨人传》里所写的巴奴日向巴黎贵妇求爱的那则故事想必是十六世纪欧洲听众最喜欢的黄段子了。 巴奴日用大段的辞令对那位巴黎贵妇展开求爱（骚扰），辞令中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隐喻，那些词句来自当时的各行各业，在那个蒙昧的时代，专业术语隔行隔山，拉伯雷却能在一句话中同时运用纺织、音乐、法律、医学中的各种行话却都共同指向上床那件事，有的行话甚至现在的古文专家都难以破译。那位贵妇不胜其烦，每天都大喊着叫巴奴日快滚开。有一次贵妇人在向天主祈祷，巴奴日就继续用粗俗淫秽隐喻双关进行骚扰，让她为“包蒙子爵”（A Beaumont de Vicomte）祈祷，这个词组读起来谐音就像是“看到美女就想上”（A beau con le vit monte）。 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写到这样一件事情，他住在一个集体宿舍里，每到休息时他就拿出《巨人传》给工友讲巴奴日追求巴黎贵妇的故事。那些完全不识字的农民听后，居然完全记得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并且反反复复聆听这个故事，从不厌倦，每次都能开怀大笑。 老昆德拉去年还出了一本书，新书叫《庆祝无意义》，其中有一个关于鹧鸪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斯大林对他小圈子内的同志们所说的。说是斯大林他有一天去打猎，他拿着猎枪跑了十三公里，然后他发现了一棵树上停着二十四只鹧鸪，运气太坏了！他只带了十二发子弹，斯大林一口气打下来十二只鹧鸪，然后跑十三公里回去，再拿了十二发子弹又跑了十三公里回来，发现那十二只鹧鸪还停在那颗树上，他终于把它们都打死了。 这个故事按书中给出的来源是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所看到的，还有后续，赫鲁晓夫以及一众同志们对于斯大林讲的这个故事都觉得荒谬极了，暗里对他的满口谎言充满厌恶，他撒谎！他撒谎！但表面上都不敢出声，只有赫鲁晓夫出声发问，“怎么？这些鹧鸪都没有离开树枝？你真是这么说的吗？” “一点没错，它们还停留在老地方。”斯大林回答说。 《庆祝无意义》中的主人公们在听完这个故事后，有一个叫凯列班的家伙说：“这整个故事里唯一教我难以相信的是，竟没有人明白斯大林是在讲笑话。”当然，他周围已经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笑话了。波德莱尔曾谈过笑所隐含的邪恶，所深具的人性，人因堕落而感到自己的优越而笑的忘乎所以，所以幽默是一种弹力，本质上是让“笑”和“不笑”都变得有所节制。那么，丧失了幽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