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几句边缘与身份（日志回应）
快睡觉了，忽然想说几句话。
前几天把去年写的一小段戏谑小文发到豆瓣引起了某些同仁对我不务正业，“不写学术干货”的不满，来去说也没发现什么太有价值的讨论，就是“鉴定”别人是“傻逼”这种动下手指头大家都会的发泄。最后倒是其中一位同仁说了段话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当时没回应，现在想来有点意思。她说：“做边缘研究的人，当然需要不断确认自我价值（主要由“我很酷”和“我做的事情很酷”构成），才能继续做下去咯，我理解你，蛮可怜的。” 在此话出现之前我质问她“研究人员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必然联系是通过什么判断的”，没想到这句话还确实回答了些许问题，虽然并非完全正确。
当时我就反思了下自己与羌族之间的关系，说来也是，我父亲是羌族，母亲是汉族，我选择羌族研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弄明白羌族和汉族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爸妈生活习性其实差不多但一个是羌族一个是汉族（我家在羌汉交界处）。其次也因为自己这许多年在汉羌之间飘来荡去的其实在”家乡“的日子算下来也就只有短短的九年，而我在北京呆过的日子也居然有八年之久，到底哪里才是我的家乡？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偶尔确实会给人带来一定的焦虑，但很多时候也会令人欣慰，因为身份的模糊性也代表着一种潜在的穿透力，相对可以较为自由地穿梭于不身份所处的群体或文化之间。不过在被人类学”打破“之后，身份的焦虑相较于价值观的焦虑可能还要小一点，因为人类学强调尊重他者文化，尝试理解他者传达出的意思，这样很容易因为内心对学科的”信仰“而丢失掉一些自己本身坚持的东西，觉得什么都是可理解的，而什么也都是我们可以和应该接受和适应的。这到底是一个”更好的自己“还是一个”更差的自己“，可能也不好说。只不过，一旦意识到这点后，自我对自我各种矛盾性的接受和容忍度确实会比以往大一点吧。
于是在脑海里随意搜索了一下”身份“与”边缘“，就跳出来了王明珂、葛维汉、萨义德、王铭铭等先生。因为最近的研究与这几人的比较相关，而后忽然发现似乎大家的研究都还真有点”边缘性“的刺激。
王明珂研究羌族，自己本是台湾人，又游走于历史和人类学之间，他曾经比喻自己是台湾学界里的”毒药猫“，虽然毒药猫在羌族文化中是一个被动的替罪羊，但他赋予自己这只”毒药猫“能动性，主动穿梭于不同学科之间，还称自己是”学术武装走私者“，将学术精华由一学科穿越边界带到另一学科中。这种学科之间的游走给予了他的作品深刻的穿透力，使他的”从边缘看中心“已经成为一大经典范式。
葛维汉是我硕士时期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家，他的”埋没“囿于时代的原因居多。国民党时期他在华西大学做人类学及考古研究，从传教士转为人类学教授，在西南研究方面著作等身。先说在当时的”西方阵营“里，他是一个边缘人物，即是传教士又是人类学家。他做”严肃“的人类学研究不讨好传教士背景的业余人类学家，若在作品里掺杂基督教又违背当时的人类学精神。于是他的作品中对宗教的思考十分具有令一般人难以体悟的渗透力。这种渗透力来自于他个人在宗教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矛盾挣扎。此后随着学科发展，西南的西方学者被中国学者取代，他更加被边缘化，发现三星堆以后只进行了保护和初步挖掘，剩余的工作都因被中国学者取代而没有了份儿。1949年他回美国后整理资料写了书，在西南藏、羌、苗族的研究中，他是先驱性的人类学家，但中国学界几乎少有提及。他的身份边缘性一定程度造成了学术成果的不被重视。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提出与他本人的阿拉伯人身份背景密不可分。他的边缘性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一个英文名字与阿拉伯名字的结合Edward Said，他早期在埃及读书，却又拥有美国国籍。对自己身份的不确定也曾使他焦虑，但后来在美国的学习让他发现”东方“一直不断地被西方认识、想象、研究，从而形成了一个西方想象中的浪漫化的东方，这些想象很多都是毫无根据的。东方在西方人的研究和解释下变成具有异国情调的女性化的非理性的东方，从而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了一种被支配的地位。这一理论的提出与他长期以一个阿拉伯人的容貌生活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虽然他的作品也是建立在西方人的”材料“之上，仍旧用西方的话语阐释和反击西方理论，仍有可补充之处，但他的观察与”东方主义“的提出也成了一个经典。
写这些人当然不是也不敢为了自比，只是联系到他们的身份与研究，忽然觉得那位同仁的评论并非不无道理。对自身身份的焦虑和思考以及对所处的圈子的思考，来自边缘的未必就是不好的。那么处于“被人可怜的”一种自我价值认同过程中，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值得羞耻和难堪的。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认同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作为博士生可以写学术干货也可以写抒情散文；作为普通人可以上班工作也可以看电影聊八卦；作为豆瓣上的友邻可以给人点赞也可以心情不好就乱喷一气；这哪一个又不是在confirm自己的价值呢？
最后，王铭铭老师的《把人类学做到绝望》中也讲了一些他个人的学术经历，不过我认为这个“绝望”可能很多进入人类学的学人都能体会到，就不多言了。最后的最后，以他的一句话结尾：“没有夹带私货的学术作品会缺少由作者本人能带给作品的生命力。”哦，不，还有一句：“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做学问，那变成野兽了。”所以，请友邻能看的就看，不能看不能忍的就点叉黑名单，干嘛无时无刻都想让我等社科博士生成野兽呢，这样对社会岂不是危害更大？
前几天把去年写的一小段戏谑小文发到豆瓣引起了某些同仁对我不务正业，“不写学术干货”的不满，来去说也没发现什么太有价值的讨论，就是“鉴定”别人是“傻逼”这种动下手指头大家都会的发泄。最后倒是其中一位同仁说了段话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当时没回应，现在想来有点意思。她说：“做边缘研究的人，当然需要不断确认自我价值（主要由“我很酷”和“我做的事情很酷”构成），才能继续做下去咯，我理解你，蛮可怜的。” 在此话出现之前我质问她“研究人员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必然联系是通过什么判断的”，没想到这句话还确实回答了些许问题，虽然并非完全正确。
当时我就反思了下自己与羌族之间的关系，说来也是，我父亲是羌族，母亲是汉族，我选择羌族研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弄明白羌族和汉族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爸妈生活习性其实差不多但一个是羌族一个是汉族（我家在羌汉交界处）。其次也因为自己这许多年在汉羌之间飘来荡去的其实在”家乡“的日子算下来也就只有短短的九年，而我在北京呆过的日子也居然有八年之久，到底哪里才是我的家乡？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性偶尔确实会给人带来一定的焦虑，但很多时候也会令人欣慰，因为身份的模糊性也代表着一种潜在的穿透力，相对可以较为自由地穿梭于不身份所处的群体或文化之间。不过在被人类学”打破“之后，身份的焦虑相较于价值观的焦虑可能还要小一点，因为人类学强调尊重他者文化，尝试理解他者传达出的意思，这样很容易因为内心对学科的”信仰“而丢失掉一些自己本身坚持的东西，觉得什么都是可理解的，而什么也都是我们可以和应该接受和适应的。这到底是一个”更好的自己“还是一个”更差的自己“，可能也不好说。只不过，一旦意识到这点后，自我对自我各种矛盾性的接受和容忍度确实会比以往大一点吧。
于是在脑海里随意搜索了一下”身份“与”边缘“，就跳出来了王明珂、葛维汉、萨义德、王铭铭等先生。因为最近的研究与这几人的比较相关，而后忽然发现似乎大家的研究都还真有点”边缘性“的刺激。
王明珂研究羌族，自己本是台湾人，又游走于历史和人类学之间，他曾经比喻自己是台湾学界里的”毒药猫“，虽然毒药猫在羌族文化中是一个被动的替罪羊，但他赋予自己这只”毒药猫“能动性，主动穿梭于不同学科之间，还称自己是”学术武装走私者“，将学术精华由一学科穿越边界带到另一学科中。这种学科之间的游走给予了他的作品深刻的穿透力，使他的”从边缘看中心“已经成为一大经典范式。
葛维汉是我硕士时期研究的美国人类学家，他的”埋没“囿于时代的原因居多。国民党时期他在华西大学做人类学及考古研究，从传教士转为人类学教授，在西南研究方面著作等身。先说在当时的”西方阵营“里，他是一个边缘人物，即是传教士又是人类学家。他做”严肃“的人类学研究不讨好传教士背景的业余人类学家，若在作品里掺杂基督教又违背当时的人类学精神。于是他的作品中对宗教的思考十分具有令一般人难以体悟的渗透力。这种渗透力来自于他个人在宗教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矛盾挣扎。此后随着学科发展，西南的西方学者被中国学者取代，他更加被边缘化，发现三星堆以后只进行了保护和初步挖掘，剩余的工作都因被中国学者取代而没有了份儿。1949年他回美国后整理资料写了书，在西南藏、羌、苗族的研究中，他是先驱性的人类学家，但中国学界几乎少有提及。他的身份边缘性一定程度造成了学术成果的不被重视。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提出与他本人的阿拉伯人身份背景密不可分。他的边缘性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一个英文名字与阿拉伯名字的结合Edward Said，他早期在埃及读书，却又拥有美国国籍。对自己身份的不确定也曾使他焦虑，但后来在美国的学习让他发现”东方“一直不断地被西方认识、想象、研究，从而形成了一个西方想象中的浪漫化的东方，这些想象很多都是毫无根据的。东方在西方人的研究和解释下变成具有异国情调的女性化的非理性的东方，从而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了一种被支配的地位。这一理论的提出与他长期以一个阿拉伯人的容貌生活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虽然他的作品也是建立在西方人的”材料“之上，仍旧用西方的话语阐释和反击西方理论，仍有可补充之处，但他的观察与”东方主义“的提出也成了一个经典。
写这些人当然不是也不敢为了自比，只是联系到他们的身份与研究，忽然觉得那位同仁的评论并非不无道理。对自身身份的焦虑和思考以及对所处的圈子的思考，来自边缘的未必就是不好的。那么处于“被人可怜的”一种自我价值认同过程中，我认为也没有什么值得羞耻和难堪的。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认同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作为博士生可以写学术干货也可以写抒情散文；作为普通人可以上班工作也可以看电影聊八卦；作为豆瓣上的友邻可以给人点赞也可以心情不好就乱喷一气；这哪一个又不是在confirm自己的价值呢？
最后，王铭铭老师的《把人类学做到绝望》中也讲了一些他个人的学术经历，不过我认为这个“绝望”可能很多进入人类学的学人都能体会到，就不多言了。最后的最后，以他的一句话结尾：“没有夹带私货的学术作品会缺少由作者本人能带给作品的生命力。”哦，不，还有一句：“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做学问，那变成野兽了。”所以，请友邻能看的就看，不能看不能忍的就点叉黑名单，干嘛无时无刻都想让我等社科博士生成野兽呢，这样对社会岂不是危害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