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老建筑：周钟岳故居（翠湖北路18号）
位于翠湖北路18号，省文化厅群众艺术馆职工宿舍区内，是砖木结构的中西式三层建筑。平面呈凹字形，中间3间带两柱外走廊，两侧突出部分正面为三面体，使得坡面悬山屋顶两侧前部形成半圆攒尖顶，美观简洁。
周钟岳（1876年10月17日－1955年5月19日），字生甫，号惺甫、惺庵。白族。云南省丽江府剑川州（今剑川县）人，清末、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政治家、书法家、诗人。
生平：清末的活动~周钟岳生于读书人家庭，先后通过了丽江府的府试、大理的院试，均名列前茅。1900年（光绪26年），从大理西云书院毕业，成为同乡的先辈赵藩手下的文案（书记）。此后，随赵藩先后赴湖南省、四川省任职。1903年（光绪29年），回到云南，参加乡试并获得第1名举人。
1904年（光绪30年），获官费赴日本留学。在弘文学院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政治。1907年（光绪33年）归国，出任云南省学务公所普通课课长兼省城两级师范教务长。同年，就云南省内的矿山权利，清朝政府同英国、法国缔结不平等条约，激起云南各界反对，云南各界派出代表周钟岳等人赴北京。1910年（宣统2年）秋，片马事件（英国侵犯中国领土事件）发生，云南咨议局派出周钟岳等人作为代表，赴北京要求清朝外务部向英国提出抗议。
蔡锷的心腹：1911年（宣统3年）10月30日，昆明重九起义发生，周钟岳当时正在北京交涉上述事宜。11月12日，周钟岳回到昆明，被云南军都督蔡锷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此后，周钟岳成为滇系政权不可或缺的行政事务方面的要人。
1912年（民国元年）8月，周钟岳被任命为云南省教育司长。翌年2月，兼任云南光复史编纂局总纂。同年4月，担任滇中观察使。1915年（民国4年）2月，应北京的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的招聘，担任全国经界局秘书长兼局评议委员会主任。在任期间，协助全国经界局清丈处处长殷承瓛研究并制定了田地调查方面的法规。主要成果有《经界法规草案》、《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这三部著作。
1915年（民国4年），袁世凯称帝，蔡锷潜离开北京，回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当时，周钟岳留在北京，掩护了蔡锷回归云南。此后，周钟岳辗转来到日本东京，未能亲自参加护国战争。
滇系成员：1916年（民国5年）蔡锷死后，周钟岳到四川省，任滇系的代理四川督军罗佩金的秘书长。翌年，罗佩金在四川败北，周钟岳回到云南。此后，在云南督军唐继尧手下，担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19年（民国8年）11月，代理云南省长，至1920年（民国9年）6月正式被任命为云南省长。顾品珍兵变后的1922年（民国11年）3月，唐继尧任命他担任云南盐运使兼枢密厅长兼云南省法制委员会会长。1926年（民国15年）1月，任云南省内务司长（后改组，转任云南省民政司长）兼赈务处总办。
1927年（民国16年）2月，唐継尧被龙云、胡若愚、李选廷、张汝骥四位镇守使发动兵变推翻。周钟岳获四位镇守使起用，担任云南省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理内务厅长。此后，龙云、胡若愚之间发生冲突，为使昆明免经战斗，周钟岳从中调停。此后，周钟岳一度引退。
国民政府时代的活动、晩年：1930年（民国19年），云南通志馆筹备设立，周钟岳任筹备主任。翌年，云南通志馆成立，周钟岳任通志馆馆长。任内，周钟岳领导编纂了《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1939年（民国28年），经龙云向蒋介石推荐，周钟岳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并且兼任县政计画委员会主任委员。1944年（民国33年）11月，调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
1945年（民国34年）10月，龙云被蒋介石以武力罢免云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周钟岳对蒋介石此举十分反对。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周钟岳在原籍云南省剑川县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民国36年）7月，周钟岳辞去考试院副院长职务，回到昆明。此后，从事史料整理工作，并成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谋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钟岳留在中国大陆。1953年，获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4年，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5月19日，周钟岳在昆明病逝。享年80岁（满78岁）。
逸事：周钟岳在书法上造诣颇深，自成一格。原南京总统府的“总统府”三个字即出自他之手。云南石林中心处石峰上的“石林”二字最早也是他的手笔，后被毁，现在的“石林”二字已不是他的作品。
著作：周种岳著作颇丰。1948年参加纂写《新修云南通志稿》，至今仍作为云南的著名历史文献。其《惺庵回忆录》，记录了民国时期云南省的政治军事情况。其他著作还包括：
《惺庵文集》《惺庵演讲集》《惺庵回顾集》《惺庵诗集》《人生哲学》《中国伦理学》
《中国地理学》《学校管理法》《教育行政》
一、周钟岳旧居
周钟岳旧居 翠湖北路省文化馆宿舍区内。周钟岳是何许人？新一代的昆明人，晓得周钟岳的怕找不出几个来了，而对老一辈昆明人来说，周钟岳可是大名鼎鼎的。周做过云南省省长，还是书法家，南京“总统府”三字就是他书写的。细说起来话还长。
周钟岳（1876—1955）是云南剑川人，白族。1904年赴日，先后就读于弘文学院和早稻田大学（法政）。三年后归国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云南教育司长和滇中观察使。护国运动中任云南督军公署秘书长。以后又做过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从二十年代起，除担任过省长外，还做过内务厅长、高等文官惩治委员会委员长和云南通志馆馆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和考试院副院长。从这串履历、职衔可以看出，周氏长期从政。以前我有一个印象，觉得云南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中，军政界似乎彝族多些，而文教界就要数白族（以及纳西族）了。不能说这印象离谱，应该说大致不差，只是有点绝对化。周钟岳的情形正好说明不能绝对化。他既从政，也从文。首先，周钟岳是一位学者。在担任通志馆馆长期间，主编《新纂云南通志》。编纂一个省的通志是个文化大工程，不是谁都拿得下来的。周钟岳字生甫，号惺甫，又号惺庵，著述甚多，有《惺庵诗稿》、《惺庵回顾录》等。周钟岳还是一位著名书法家，早年蔡锷请他为五华山都督府写“光复楼”三字和“护国门”三字。这可不是一般的书法作品，除艺术价值外，更有文史价值。后来龙云又请周为他代笔写了广为人知眼熟的“石林”二字。
那么，我为什么要找周公馆呢？周公馆还在不在？在哪里？
这十来年我热心地方文史，既读地方史志及相关书籍，也喜实地踏勘探寻相关文物、遗迹。周钟岳是云南近现代史名人，我想找找周家的公馆看还在不在。另外，我也想对西南联大作点研究。我知道，当年昆明的不少公馆，像北门街的唐继尧公馆和威远街的龙云公馆，都有联大教授住过，我想周公馆可能也如此，何况周钟岳也是文化名人。查资料，果不其然。据《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家1940年夏从晋宁迁回昆明，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便住在胞弟闻家驷（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的家里，即节孝巷13号，《年谱》说那房子是“周钟岳公馆的偏院”。我大喜过望。
节孝巷我知道，就在红会医院那附近，至于13号，那就不好说了，几十年间门牌号码和“房主”变来变去，访查很困难，被访者基本上都是一问三不知。好在联大外文系冯至教授也住过节孝巷，而且离闻家极近，我根据他的回忆文章《昆明往事》中的线索，很快就认定闻家住过的地方应当就是现今昆明牙膏厂所在的位置。只是如今那里已是新房子，数十年前的旧模样一点都没有，觉得很遗憾。不过，找到闻一多旧居的位置也是一个收获。
“偏院”找到了还想找公馆的主宅。我想，如果主宅找不到，“偏院”一说怕难以站稳，心里不踏实。按理，公馆的主宅应当就在这“偏院”附近。可这“偏院”附近根本没有什么像公馆的房子。靠平政街那头倒有一处老房子有几分像，只是离得有些远，而且与“偏院”不在一侧，一在南廊一在北廊，遥遥地斜对着，不像。我否定了。
我想，闻一多那本《年谱》是闻一多的孙子编的，应该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周钟岳公馆”的字样。又退一步想，或许周家的公馆不止一处。这种事多了，龙云、卢汉的公馆不都有好几处吗？也好，那就暂且放下节孝巷那边等有进一步的线索再说，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偏巧有一天读到关于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的传记资料，里面说吴住过“周部长的住宅”。我对理工科很陌生，以往对联大理工科的情形也不大留意，但读联大史料读多了也对理工科的名教授多少还是知道一点。比如这位吴大猷，人称中国物理学之父，门下弟子众多，其中两位还是诺贝尔奖得主，即李政道和杨振宁。就凭这我也会对吴大猷在昆明住过的地方留个意的。这下好，吴大猷与周钟岳挂上钩了，如果能够坐实，应该说又是一个收获，或许还是大收获。且看吴大猷在其《回忆》一书中写下的这样一段文字：
1939年冬，我又从北仓坡迁到西仓坡若园巷，那是当时内政部周部长的住宅。周大少奶，正巧是我在密大（引注：即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同学袁丕济的侄女。我们和程毓淮兄嫂分住在正楼下五间房子里。我们由原先次长的房子，跳到部长的房子，也可算是“高升”了。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吴大猷的这段回忆太重要了，里面说到的周部长绝对是周钟岳无疑。又说他住的就是西仓坡周部长的“住宅”。又毫无疑问，这“住宅”就是我要找的周公馆了，而且还具体提到它在“若园巷”。
目标明确，下一步就该先找这条若园巷了。
若园巷这地名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吴在玉龙堆住过，据吴的日记，若园巷就在玉龙堆。玉龙堆是旧名，即现在翠湖北路靠小吉坡、先生坡那一带，离云南大学的校门不远。可我问了好些那一带的居民，都摇头说没听说过若园巷。又查昆明的地图、地名志，也未见若园巷的踪迹线索。看来，地名改来变去，有些老地名是蒸发了，让人好丧气。后来我问过熟悉昆明老街巷的老同学魏群智医生，他又问过他老父亲，然后告诉我若园巷确实是在西仓坡那边。我踏实了些，觉得我已经渐渐靠近我的目标了。我认定若园巷肯定在翠湖北路北段，那一带离省文联很近。
省文联我很熟，常去。省群众艺术馆与省文联都在翠湖北路，相距很近，只隔着一个三岔路口。群艺馆我不认识什么人，也没什么事，从未去过。又是一个巧。有天不知怎么我却从群艺馆那巷口摸进去了。这巷口被两座高楼夹住，从巷口走过看不见里面有没有什么老房子。那天一进馆门就看见一座略显沧桑的西式三层建筑！感觉告诉我：这就是了。解放后盖的机关单位办公楼不是这种样子。当时没带相机，过几天忙领儿子去拍了些照，怕什么时候又拓宽马路、改造旧城什么的给拆了。这种事这十来年遇上的多了，后悔没用。
下一步的事就是进一步查证落实。感觉归感觉，不算数的。
机遇慢慢来了。前年夏天老同学聚会，地点就在群艺馆斜对面一家餐馆。魏群智医生与我同桌，又邻座，正好请他释疑。魏君是我省著名眼科权威、云南省中医院老院长魏述征教授的大公子，见多识广，不止熟悉昆明老街老巷，昆明地方掌故也极熟。魏老院长出身同济医学院，是地道的“老同济”，抗战初期上海同济大学一度迁昆，其医学院驻兴隆街的一段史实，我就是通过魏君的引见向魏老院长去求证的。今天见面我就问若园巷及周公馆，魏君指着窗外说对面就是若园巷，里面就是周钟岳家的老房子。我暗喜，压住兴奋又问可以肯定吗？魏君说这怎么会错，我家与周家是亲戚，他家老房子我小时候就去过。又告诉我，周钟岳的二公子周锡楠老师就住在昆一中，他夫人就是我们的胡肃秋老师。我太兴奋了，马上请魏君陪我去看一下周公馆。我们看了后魏君说没问题，几十年他都没来过，想不到还是老样子。
我想这真是再巧不过的机缘。这些年常看西南联大史料，包括联大当年的教职员名录和学生名录我都看，从中发现不少有价值的材料和线索。比如五十年前昆华中学（后改名昆明一中）的师资力量很强，听说有些老师是西南联大毕业的，但到底是哪些老师却不很清楚。如今一看联大学生名录，许多老师的名字赫然在目，我记了一下，仅教过我们班的就有十六七位。还有更想不到的事，我发现我的岳父李国智先生（已故）与我们昆一中的傅发聪、黄清、胡肃秋（已故）三位老师还是同班同学！他们都是文学院历史系1946年毕业的。简直没法说不是巧！
接着就是请魏群智君陪我去昆一中教师宿舍拜望周锡楠老师了。周老师已86岁高龄，但精神极好，声音也亮，待人慈祥和蔼，让人感到亲切。那是前年（2004）冬天，胡肃秋老师已卧病不起，未得拜见问候。以后我又多次拜访过周老，该问的都问了。
这下我清楚了。周家的住宅在城里只有若园巷一处，另有一别墅在安宁温泉。吴大猷家原住北仓坡螺翠山庄，那是云南早年政坛名宦张维翰的公馆。吴大猷搬进周公馆后住的是一楼，周家住楼上。吴大猷《回忆》中提到的周大少奶名袁转芝，是状元（光绪二十九年“经济特元”）袁嘉谷的孙女，其父袁丕元系袁嘉谷的长子；吴大猷的同学袁丕济也是密歇根大学博士，是袁转芝的三叔。在周家，袁转芝是周老的大哥周锡年的夫人。周老说大嫂今年92岁了。
我还问到周钟岳应国民政府之请书写“总统府”三个大字的事。周老说，他听说南京方面当时考虑的人选还有于佑任，后来才确定请周钟岳来写。周老未多讲何以于佑任没选上。我知道于佑任是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佑任精于草书，我想，以草书写“总统府”三个大字，怕会少了一些必要的凝重、庄重和稳重，显然不宜。这是我的一点猜想，说不准。
关于润笔，历来传说颇多，说蒋介石赠周部长黄金三十两或四十两，是“一字千金”。周老说没那回事，实际情况是国民政府派人送来四千大洋，都是“孙大头”，婉谢了，未收。周老说此事当时他在现场，记得很清楚。
又说到若园巷。周老说若园巷以巷内大户张若园之名为巷名。张亦政界人物，若园巷的老房子是周家从张家买过来的。周老还说若园巷原先是与小吉坡相通的。我告诉周老，如今拆旧盖新，“巷”已经没了，与小吉坡也不通，但门外楼墙上还挂着“小吉坡第三栋”的牌子。
看来若园巷是很有些故事的。现在巷没了，不单是巷名没了，巷体也没了，可谓名亡实亦亡，有些可惜。幸好周公馆居然尚存，也算不幸中之大幸了。
回头再说说周公馆的房客吴大猷。吴大猷（1907—2000）生于广东番禺县，南开大学毕业，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抗战胜利后赴美，历任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3—197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1983—1994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92年吴大猷赴北京参加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江泽民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他会晤。吴大猷门下优秀弟子众多，除李、杨两位诺奖得主外，还有黄昆、朱光亚等许多成就卓著的科学家。1997年，全球老中青三代华人物理学家在台北相聚为这位“老祖父”祝寿。吴大猷2000年3月在台湾逝世，江泽民发去唁电，称赞他“为中国科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盛誉”；还肯定这位科学家“关心国家统一，致力于民族富强，并且为海峡两岸科技学术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为两岸同胞所赞誉”。在昆明的我们，今天恐怕也应该重新打量吴大猷曾经寄寓的周公馆，知道它不仅仅是新发现的一座老房子。
吴大猷是1933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大任教的，抗战的头一年去成都四川大学，随后来昆明任教联大。开初住小绿水河8号，不久即迁入北仓坡张维翰的螺翠山庄（今已不存，其址后来划入连云宾馆）。张是云南大关县人，1922年昆明市政公所成立，张任督办，即昆明市市长。1939年张维翰去重庆任内政部政务次长，人称张次长。那年冬天吴大猷一家由北仓坡的张次长家搬到西仓坡那边的周部长家，所以吴大猷戏称为“高升”了。（张维翰晚年做过台湾师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学界认为是我国专攻图书馆学不可多得之学者。）
周公馆是三层建筑，每层五间，正中三间，左厢右厢各一。吴大猷与程毓淮（数学系教授）两家住一楼五间，应该说条件相当好。再说吴大猷从川大回联大后得与原先北大的同事旧友相聚，不像在成都那么孤单。据吴大猷的《回忆》和丘宏义所撰《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不管是在张公馆还是周公馆，吴大猷的家都变成北大的俱乐部了。教授们也不能一天到晚做学问，也要聊天，也要娱乐。娱乐主要是打麻将，也打桥牌。打桥牌有时也不限于北大圈子，清华的也来，来了就与北大的打双队，由输的一队做东请大家吃晚餐。北大的似乎技高一筹。吴大猷回忆说：“他们来挑战，我们总可以吃他们一顿：每餐吃剩的菜，大都由陈省身和我负责扫光。”陈省身是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当时也住在若园巷对面的联大单身教授宿舍（与外文系的吴宓教授同居一室）。看来这两位大师的胃口都极好，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打扫战场”。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日本飞机轰炸昆明日趋频繁，住在城里极不安全，吴大猷一家就只好再次搬家，于1940年秋冬间搬到昆明北郊的岗头村，北大在那里盖了一些平房专供北大教授作为躲避空袭的避难所。
疏散是麻烦事，生活上诸多不便，正常的教学秩序当然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当时学校为要预防敌机来时打断授课，上课时间不得不作些调整，所有的课都在早上七点到十点，下午四点到七点，这才能避开中间那一段危险的时间。岗头村距联大约五公里，从村里赶去学校上课，加快步子走也得个把小时，为不误时，吴大猷早上五点多就得起程，六点三刻左右到达学校，七点准时上课。
学界公认，吴大猷的最大贡献是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世界级的物理学家，他的许多学生对此永志不忘。当李政道和杨振宁从广播中得知他们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两人不约而同给恩师吴大猷写信表达感激之情。尤其李政道，他的奇才是被吴大猷发现的。他在《大宗师——悼吴大猷老师》中说：“吴大猷是我学物理的启蒙和引路的恩师，没有他55年前在西南联大对我的教导和关爱，不可能有我今天在物理界的成就，我永远感谢他。”杨振宁在《典范永存——忆吴大猷老师》中除表达对恩师的感谢之情外，还回忆了当年吴大猷与学生讨论问题的情形。他说：
那个时候，西南联大的建筑是茅草和铁皮的平房，是非常简陋的。吴先生住在乡下，在昆明的西北郊，叫做岗头村的地方。我们上课因为怕轰炸，所以常常是在下午四点钟。……下了课以后，吴先生常常跟几个学生讨论，……吴先生永远是非常有耐心的跟我们讨论，而且常常是一边走一边讨论。因为他要赶马车回岗头村，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幕就是在西南联大的西北角，一个小门外面，有一个（条）很长的轻便铁路，我们就站在校门外，在铁路旁边讨论物理，然后到很晚了，他看了表，实在是非走不可了，我们就看着他顺着那条铁路走，要走大概一两公里的样子，到马车站，然后坐晚班的马车回去。
太让人感动了。我不光是感动，而且觉得格外亲切，因为杨振宁说的那些地方我太熟悉了。那条“轻便铁路”现在还在，只是早先的那“西北角”外的“小门”如今已变大，成为今天云南师大校本部通往运动场的必经之门（这道门旁边有个小店叫‘师大教育超市’，名字真怪，教育也有‘超市’了）。“校门外”那片地方自然也还在，我每天去运动场晨练都要从那里走过。吴大猷顺着那条铁路朝东走，过莲花池就到“马车站”，其位置即今天的民院路与铁路的交会处。现今从油管桥过来经小菜园（立交桥）通马村的路（即今龙泉路的最南一段）是五六十年代以后新建的，早先从北门外去黑龙潭的公路，是从现今圆西路北端（昆明冶金研究院大门口）顺民院路走，过铁路沿教场东路到下马村，经市一农场（当年的陆军墓地）门口朝前走上新拓宽的龙泉路到岗头村到黑龙潭的。这就是说，吴大猷坐马车是顺着今天的民院路——教场东路经马村到岗头村的。抗战时期我家从城里疏散到马村，我还在马村小学读过两年书，期间还曾顺着那条老公路步行到岗头村参加“会考”。那时人太小，哪里会晓得岗头村住着那么多的大教授，更不知道那些大教授正培养着中国科学的一批希望之星。
回头再说周公馆。
吴大猷搬走不久，周公馆就在一次日机空袭中被炸。周老说那回日本飞机的目标是云南大学，炸弹丢偏了才误中了我家老房子。住在若园巷对面联大教授宿舍的吴宓，在日记（1940.10.13）中对此次轰炸有较详之记录。那天吴宓邀若干熟人乘船去游西山，上午十点半过后“在滇池中闻空袭警报”，半小时后抵岸登山。他们在三清阁午餐后去太华寺，中午两点在途中“见日机27架飞入市空，投弹百余枚。烟雾大起，火光迸铄，响震山谷。较上两次惨重多多”。傍晚回到城里，“始知被炸区为文林街一带”，“至玉龙堆寓舍，则见院中一片瓦砾，盖十余丈外若园巷即落一弹，毁数宅。……念此次轰炸，以云大、联大为目标，惨烈如此”。日本飞机专炸高等学校，妄图断我文化命脉，用心极为狠毒。吴大猷一家算幸运，躲过了。据吴大猷回忆，他家开初迁岗头村其实是临时性的，好些东西还在周公馆，吴本人嫌跑路麻烦不时也还回周公馆，住在那里去联大上课毕竟方便些。推测起来，吴家迁岗头村起初之所以还有临时思想，一是开初日机空袭还不是很频繁，有时警报响了却是一场虚惊；二呢可能也抱有侥幸心理吧。谁知有一天日机真来了，吴大猷记得在乡下都可以看到飞机，也能听到炸弹的爆炸声，看到空袭后的烟尘。五点多警报解除，吴大猷步行进城，在朋友家吃了晚饭仍回周公馆，打算睡一觉第二天清早好上课。谁知刚走到西仓坡附近就见有位助教和挑着一担东西的工友仓惶而来。一问才知道空袭被炸的地方偏偏就是他借住的周公馆，中了四枚小炸弹（吴宓说是一枚，应该不及吴大猷说的准确。周老说小炸弹可能是40磅级的，威力不是很大），他们的行李、铺盖、什物等都埋在灰土瓦砾的下面，那助教和工友是来帮吴大猷家挖东西的。吴大猷回忆说，最有趣的是他家的两只瓦缸，囤积的是两袋早就买好的洋面粉。缸本来是盖好的，空袭后缸依然完好，但缸盖震掉了，面粉里掺进了些玻璃和泥土。虽然这样，还是舍不得把它丢掉。后来用水冲去杂物做成了面筋。吴大猷很庆幸这一次的有惊无险：“假若我们未先留在岗头村，那天也可能不跑警报，那便中特彩了。”后来，吴大猷从瓦灰堆中挖出了不少要用的东西，陆续搬到岗头村。这下才算在岗头村住定了。
周老告诉我，那次轰炸的破坏性虽不是很厉害，但抗战胜利后还是重新作了较大的维修，结构略变，但仍为三层，每层还是五间。不过这几十年周老再未去看过老房子。不想去看。
周老一直在昆明女中和昆三十二中（二职中）任教。夫人胡肃秋老师则一直在昆明一中任教。胡老师也和周老一样出身名门，父胡瑛（1889—1961），云南云县人，云南讲武堂毕业，早年参加护国、护法和北伐，做过靖国联军第三军总司令和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上将）。1927年云南发生“二·六政变”，唐继尧下台。之后龙云、胡若愚等四镇守使为争权发生内讧，龙云被囚，胡瑛率军自滇西直趋昆明，救出被胡若愚挟持到大板桥的龙云。龙云从此坐稳“云南王”交椅，对胡瑛优礼甚厚。胡瑛兼善诗文，有遗稿《璞翁戎草》传世，得儒将之称。胡肃秋老师生前任省、市政协委员多届，是民进云南省委副主任委员，还兼着省历史教学学会会长。2005年7月驾鹤归西，享年八十有二。胡老师有妹胡静秋女士，这位胡老师早年也在昆一中教书（英语），做过我们班的班主任。至于公馆的老主人周钟岳，1949年支持卢汉起义，解放后先后任省文史馆馆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周公馆找到后，我去了好多次。我觉得这可不是一般的老房子，它隐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如今我知道了一些，但不会是全部。不过，知道这里是云南近现代史名人周钟岳的公馆，知道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抗战时期在这里住了一年，这就够了。就凭这，周公馆也应该作为历史文物来保护。可如今，群艺馆迁走了，周公馆变成了一家餐馆。
附记：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闻氏兄弟住过周钟岳公馆偏院》（见拙著《西南联大·昆明记忆》第三册）。经过这几年的查访，终于找到了周钟岳公馆，它在若园巷而不在节孝巷，因此可以肯定，闻一多、闻家驷昆仲住过的那个地方（今昆明市牙膏厂）与周公馆无关，不是周公馆的“偏院”。借此机会我要对那篇文章作一个郑重的订正，并向读者表示歉意。
那么，闻氏兄弟住过的是谁家的房子（今已不存）呢？又是一巧。老同学魏医生告诉我，从前他家就住节孝巷。那条巷他熟得不得了。我忙请魏君领我去节孝巷一一指认老房子。魏君说从前他家住节孝巷老门牌11号，门口挂着“德医魏述征医师诊所”的牌子。现在的牙膏厂位置原先是12号和13号。13号门牌是龙云侍卫长邹若衡的房子，这下我算彻底弄清楚了，闻一多弟兄俩当年住过的“节孝巷13号”，房主是邹若衡。听说邹若衡是龙云的把兄弟，解放后好像还做过省政协委员。（作者：余斌）
周钟岳（1876年10月17日－1955年5月19日），字生甫，号惺甫、惺庵。白族。云南省丽江府剑川州（今剑川县）人，清末、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政治家、书法家、诗人。
生平：清末的活动~周钟岳生于读书人家庭，先后通过了丽江府的府试、大理的院试，均名列前茅。1900年（光绪26年），从大理西云书院毕业，成为同乡的先辈赵藩手下的文案（书记）。此后，随赵藩先后赴湖南省、四川省任职。1903年（光绪29年），回到云南，参加乡试并获得第1名举人。
1904年（光绪30年），获官费赴日本留学。在弘文学院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政治。1907年（光绪33年）归国，出任云南省学务公所普通课课长兼省城两级师范教务长。同年，就云南省内的矿山权利，清朝政府同英国、法国缔结不平等条约，激起云南各界反对，云南各界派出代表周钟岳等人赴北京。1910年（宣统2年）秋，片马事件（英国侵犯中国领土事件）发生，云南咨议局派出周钟岳等人作为代表，赴北京要求清朝外务部向英国提出抗议。
蔡锷的心腹：1911年（宣统3年）10月30日，昆明重九起义发生，周钟岳当时正在北京交涉上述事宜。11月12日，周钟岳回到昆明，被云南军都督蔡锷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此后，周钟岳成为滇系政权不可或缺的行政事务方面的要人。
1912年（民国元年）8月，周钟岳被任命为云南省教育司长。翌年2月，兼任云南光复史编纂局总纂。同年4月，担任滇中观察使。1915年（民国4年）2月，应北京的全国经界局督办蔡锷的招聘，担任全国经界局秘书长兼局评议委员会主任。在任期间，协助全国经界局清丈处处长殷承瓛研究并制定了田地调查方面的法规。主要成果有《经界法规草案》、《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这三部著作。
1915年（民国4年），袁世凯称帝，蔡锷潜离开北京，回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当时，周钟岳留在北京，掩护了蔡锷回归云南。此后，周钟岳辗转来到日本东京，未能亲自参加护国战争。
滇系成员：1916年（民国5年）蔡锷死后，周钟岳到四川省，任滇系的代理四川督军罗佩金的秘书长。翌年，罗佩金在四川败北，周钟岳回到云南。此后，在云南督军唐继尧手下，担任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19年（民国8年）11月，代理云南省长，至1920年（民国9年）6月正式被任命为云南省长。顾品珍兵变后的1922年（民国11年）3月，唐继尧任命他担任云南盐运使兼枢密厅长兼云南省法制委员会会长。1926年（民国15年）1月，任云南省内务司长（后改组，转任云南省民政司长）兼赈务处总办。
1927年（民国16年）2月，唐継尧被龙云、胡若愚、李选廷、张汝骥四位镇守使发动兵变推翻。周钟岳获四位镇守使起用，担任云南省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理内务厅长。此后，龙云、胡若愚之间发生冲突，为使昆明免经战斗，周钟岳从中调停。此后，周钟岳一度引退。
国民政府时代的活动、晩年：1930年（民国19年），云南通志馆筹备设立，周钟岳任筹备主任。翌年，云南通志馆成立，周钟岳任通志馆馆长。任内，周钟岳领导编纂了《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1939年（民国28年），经龙云向蒋介石推荐，周钟岳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并且兼任县政计画委员会主任委员。1944年（民国33年）11月，调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
1945年（民国34年）10月，龙云被蒋介石以武力罢免云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周钟岳对蒋介石此举十分反对。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周钟岳在原籍云南省剑川县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民国36年）7月，周钟岳辞去考试院副院长职务，回到昆明。此后，从事史料整理工作，并成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谋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钟岳留在中国大陆。1953年，获聘为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4年，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5月19日，周钟岳在昆明病逝。享年80岁（满78岁）。
逸事：周钟岳在书法上造诣颇深，自成一格。原南京总统府的“总统府”三个字即出自他之手。云南石林中心处石峰上的“石林”二字最早也是他的手笔，后被毁，现在的“石林”二字已不是他的作品。
著作：周种岳著作颇丰。1948年参加纂写《新修云南通志稿》，至今仍作为云南的著名历史文献。其《惺庵回忆录》，记录了民国时期云南省的政治军事情况。其他著作还包括：
《惺庵文集》《惺庵演讲集》《惺庵回顾集》《惺庵诗集》《人生哲学》《中国伦理学》
《中国地理学》《学校管理法》《教育行政》
一、周钟岳旧居
周钟岳旧居 翠湖北路省文化馆宿舍区内。周钟岳是何许人？新一代的昆明人，晓得周钟岳的怕找不出几个来了，而对老一辈昆明人来说，周钟岳可是大名鼎鼎的。周做过云南省省长，还是书法家，南京“总统府”三字就是他书写的。细说起来话还长。
周钟岳（1876—1955）是云南剑川人，白族。1904年赴日，先后就读于弘文学院和早稻田大学（法政）。三年后归国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云南教育司长和滇中观察使。护国运动中任云南督军公署秘书长。以后又做过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从二十年代起，除担任过省长外，还做过内务厅长、高等文官惩治委员会委员长和云南通志馆馆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和考试院副院长。从这串履历、职衔可以看出，周氏长期从政。以前我有一个印象，觉得云南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中，军政界似乎彝族多些，而文教界就要数白族（以及纳西族）了。不能说这印象离谱，应该说大致不差，只是有点绝对化。周钟岳的情形正好说明不能绝对化。他既从政，也从文。首先，周钟岳是一位学者。在担任通志馆馆长期间，主编《新纂云南通志》。编纂一个省的通志是个文化大工程，不是谁都拿得下来的。周钟岳字生甫，号惺甫，又号惺庵，著述甚多，有《惺庵诗稿》、《惺庵回顾录》等。周钟岳还是一位著名书法家，早年蔡锷请他为五华山都督府写“光复楼”三字和“护国门”三字。这可不是一般的书法作品，除艺术价值外，更有文史价值。后来龙云又请周为他代笔写了广为人知眼熟的“石林”二字。
那么，我为什么要找周公馆呢？周公馆还在不在？在哪里？
这十来年我热心地方文史，既读地方史志及相关书籍，也喜实地踏勘探寻相关文物、遗迹。周钟岳是云南近现代史名人，我想找找周家的公馆看还在不在。另外，我也想对西南联大作点研究。我知道，当年昆明的不少公馆，像北门街的唐继尧公馆和威远街的龙云公馆，都有联大教授住过，我想周公馆可能也如此，何况周钟岳也是文化名人。查资料，果不其然。据《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家1940年夏从晋宁迁回昆明，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便住在胞弟闻家驷（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的家里，即节孝巷13号，《年谱》说那房子是“周钟岳公馆的偏院”。我大喜过望。
节孝巷我知道，就在红会医院那附近，至于13号，那就不好说了，几十年间门牌号码和“房主”变来变去，访查很困难，被访者基本上都是一问三不知。好在联大外文系冯至教授也住过节孝巷，而且离闻家极近，我根据他的回忆文章《昆明往事》中的线索，很快就认定闻家住过的地方应当就是现今昆明牙膏厂所在的位置。只是如今那里已是新房子，数十年前的旧模样一点都没有，觉得很遗憾。不过，找到闻一多旧居的位置也是一个收获。
“偏院”找到了还想找公馆的主宅。我想，如果主宅找不到，“偏院”一说怕难以站稳，心里不踏实。按理，公馆的主宅应当就在这“偏院”附近。可这“偏院”附近根本没有什么像公馆的房子。靠平政街那头倒有一处老房子有几分像，只是离得有些远，而且与“偏院”不在一侧，一在南廊一在北廊，遥遥地斜对着，不像。我否定了。
我想，闻一多那本《年谱》是闻一多的孙子编的，应该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周钟岳公馆”的字样。又退一步想，或许周家的公馆不止一处。这种事多了，龙云、卢汉的公馆不都有好几处吗？也好，那就暂且放下节孝巷那边等有进一步的线索再说，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偏巧有一天读到关于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的传记资料，里面说吴住过“周部长的住宅”。我对理工科很陌生，以往对联大理工科的情形也不大留意，但读联大史料读多了也对理工科的名教授多少还是知道一点。比如这位吴大猷，人称中国物理学之父，门下弟子众多，其中两位还是诺贝尔奖得主，即李政道和杨振宁。就凭这我也会对吴大猷在昆明住过的地方留个意的。这下好，吴大猷与周钟岳挂上钩了，如果能够坐实，应该说又是一个收获，或许还是大收获。且看吴大猷在其《回忆》一书中写下的这样一段文字：
1939年冬，我又从北仓坡迁到西仓坡若园巷，那是当时内政部周部长的住宅。周大少奶，正巧是我在密大（引注：即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同学袁丕济的侄女。我们和程毓淮兄嫂分住在正楼下五间房子里。我们由原先次长的房子，跳到部长的房子，也可算是“高升”了。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吴大猷的这段回忆太重要了，里面说到的周部长绝对是周钟岳无疑。又说他住的就是西仓坡周部长的“住宅”。又毫无疑问，这“住宅”就是我要找的周公馆了，而且还具体提到它在“若园巷”。
目标明确，下一步就该先找这条若园巷了。
若园巷这地名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吴在玉龙堆住过，据吴的日记，若园巷就在玉龙堆。玉龙堆是旧名，即现在翠湖北路靠小吉坡、先生坡那一带，离云南大学的校门不远。可我问了好些那一带的居民，都摇头说没听说过若园巷。又查昆明的地图、地名志，也未见若园巷的踪迹线索。看来，地名改来变去，有些老地名是蒸发了，让人好丧气。后来我问过熟悉昆明老街巷的老同学魏群智医生，他又问过他老父亲，然后告诉我若园巷确实是在西仓坡那边。我踏实了些，觉得我已经渐渐靠近我的目标了。我认定若园巷肯定在翠湖北路北段，那一带离省文联很近。
省文联我很熟，常去。省群众艺术馆与省文联都在翠湖北路，相距很近，只隔着一个三岔路口。群艺馆我不认识什么人，也没什么事，从未去过。又是一个巧。有天不知怎么我却从群艺馆那巷口摸进去了。这巷口被两座高楼夹住，从巷口走过看不见里面有没有什么老房子。那天一进馆门就看见一座略显沧桑的西式三层建筑！感觉告诉我：这就是了。解放后盖的机关单位办公楼不是这种样子。当时没带相机，过几天忙领儿子去拍了些照，怕什么时候又拓宽马路、改造旧城什么的给拆了。这种事这十来年遇上的多了，后悔没用。
下一步的事就是进一步查证落实。感觉归感觉，不算数的。
机遇慢慢来了。前年夏天老同学聚会，地点就在群艺馆斜对面一家餐馆。魏群智医生与我同桌，又邻座，正好请他释疑。魏君是我省著名眼科权威、云南省中医院老院长魏述征教授的大公子，见多识广，不止熟悉昆明老街老巷，昆明地方掌故也极熟。魏老院长出身同济医学院，是地道的“老同济”，抗战初期上海同济大学一度迁昆，其医学院驻兴隆街的一段史实，我就是通过魏君的引见向魏老院长去求证的。今天见面我就问若园巷及周公馆，魏君指着窗外说对面就是若园巷，里面就是周钟岳家的老房子。我暗喜，压住兴奋又问可以肯定吗？魏君说这怎么会错，我家与周家是亲戚，他家老房子我小时候就去过。又告诉我，周钟岳的二公子周锡楠老师就住在昆一中，他夫人就是我们的胡肃秋老师。我太兴奋了，马上请魏君陪我去看一下周公馆。我们看了后魏君说没问题，几十年他都没来过，想不到还是老样子。
我想这真是再巧不过的机缘。这些年常看西南联大史料，包括联大当年的教职员名录和学生名录我都看，从中发现不少有价值的材料和线索。比如五十年前昆华中学（后改名昆明一中）的师资力量很强，听说有些老师是西南联大毕业的，但到底是哪些老师却不很清楚。如今一看联大学生名录，许多老师的名字赫然在目，我记了一下，仅教过我们班的就有十六七位。还有更想不到的事，我发现我的岳父李国智先生（已故）与我们昆一中的傅发聪、黄清、胡肃秋（已故）三位老师还是同班同学！他们都是文学院历史系1946年毕业的。简直没法说不是巧！
接着就是请魏群智君陪我去昆一中教师宿舍拜望周锡楠老师了。周老师已86岁高龄，但精神极好，声音也亮，待人慈祥和蔼，让人感到亲切。那是前年（2004）冬天，胡肃秋老师已卧病不起，未得拜见问候。以后我又多次拜访过周老，该问的都问了。
这下我清楚了。周家的住宅在城里只有若园巷一处，另有一别墅在安宁温泉。吴大猷家原住北仓坡螺翠山庄，那是云南早年政坛名宦张维翰的公馆。吴大猷搬进周公馆后住的是一楼，周家住楼上。吴大猷《回忆》中提到的周大少奶名袁转芝，是状元（光绪二十九年“经济特元”）袁嘉谷的孙女，其父袁丕元系袁嘉谷的长子；吴大猷的同学袁丕济也是密歇根大学博士，是袁转芝的三叔。在周家，袁转芝是周老的大哥周锡年的夫人。周老说大嫂今年92岁了。
我还问到周钟岳应国民政府之请书写“总统府”三个大字的事。周老说，他听说南京方面当时考虑的人选还有于佑任，后来才确定请周钟岳来写。周老未多讲何以于佑任没选上。我知道于佑任是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佑任精于草书，我想，以草书写“总统府”三个大字，怕会少了一些必要的凝重、庄重和稳重，显然不宜。这是我的一点猜想，说不准。
关于润笔，历来传说颇多，说蒋介石赠周部长黄金三十两或四十两，是“一字千金”。周老说没那回事，实际情况是国民政府派人送来四千大洋，都是“孙大头”，婉谢了，未收。周老说此事当时他在现场，记得很清楚。
又说到若园巷。周老说若园巷以巷内大户张若园之名为巷名。张亦政界人物，若园巷的老房子是周家从张家买过来的。周老还说若园巷原先是与小吉坡相通的。我告诉周老，如今拆旧盖新，“巷”已经没了，与小吉坡也不通，但门外楼墙上还挂着“小吉坡第三栋”的牌子。
看来若园巷是很有些故事的。现在巷没了，不单是巷名没了，巷体也没了，可谓名亡实亦亡，有些可惜。幸好周公馆居然尚存，也算不幸中之大幸了。
回头再说说周公馆的房客吴大猷。吴大猷（1907—2000）生于广东番禺县，南开大学毕业，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抗战胜利后赴美，历任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3—197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1983—1994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92年吴大猷赴北京参加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江泽民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他会晤。吴大猷门下优秀弟子众多，除李、杨两位诺奖得主外，还有黄昆、朱光亚等许多成就卓著的科学家。1997年，全球老中青三代华人物理学家在台北相聚为这位“老祖父”祝寿。吴大猷2000年3月在台湾逝世，江泽民发去唁电，称赞他“为中国科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物理学界享有盛誉”；还肯定这位科学家“关心国家统一，致力于民族富强，并且为海峡两岸科技学术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为两岸同胞所赞誉”。在昆明的我们，今天恐怕也应该重新打量吴大猷曾经寄寓的周公馆，知道它不仅仅是新发现的一座老房子。
吴大猷是1933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大任教的，抗战的头一年去成都四川大学，随后来昆明任教联大。开初住小绿水河8号，不久即迁入北仓坡张维翰的螺翠山庄（今已不存，其址后来划入连云宾馆）。张是云南大关县人，1922年昆明市政公所成立，张任督办，即昆明市市长。1939年张维翰去重庆任内政部政务次长，人称张次长。那年冬天吴大猷一家由北仓坡的张次长家搬到西仓坡那边的周部长家，所以吴大猷戏称为“高升”了。（张维翰晚年做过台湾师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学界认为是我国专攻图书馆学不可多得之学者。）
周公馆是三层建筑，每层五间，正中三间，左厢右厢各一。吴大猷与程毓淮（数学系教授）两家住一楼五间，应该说条件相当好。再说吴大猷从川大回联大后得与原先北大的同事旧友相聚，不像在成都那么孤单。据吴大猷的《回忆》和丘宏义所撰《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不管是在张公馆还是周公馆，吴大猷的家都变成北大的俱乐部了。教授们也不能一天到晚做学问，也要聊天，也要娱乐。娱乐主要是打麻将，也打桥牌。打桥牌有时也不限于北大圈子，清华的也来，来了就与北大的打双队，由输的一队做东请大家吃晚餐。北大的似乎技高一筹。吴大猷回忆说：“他们来挑战，我们总可以吃他们一顿：每餐吃剩的菜，大都由陈省身和我负责扫光。”陈省身是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当时也住在若园巷对面的联大单身教授宿舍（与外文系的吴宓教授同居一室）。看来这两位大师的胃口都极好，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打扫战场”。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日本飞机轰炸昆明日趋频繁，住在城里极不安全，吴大猷一家就只好再次搬家，于1940年秋冬间搬到昆明北郊的岗头村，北大在那里盖了一些平房专供北大教授作为躲避空袭的避难所。
疏散是麻烦事，生活上诸多不便，正常的教学秩序当然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当时学校为要预防敌机来时打断授课，上课时间不得不作些调整，所有的课都在早上七点到十点，下午四点到七点，这才能避开中间那一段危险的时间。岗头村距联大约五公里，从村里赶去学校上课，加快步子走也得个把小时，为不误时，吴大猷早上五点多就得起程，六点三刻左右到达学校，七点准时上课。
学界公认，吴大猷的最大贡献是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世界级的物理学家，他的许多学生对此永志不忘。当李政道和杨振宁从广播中得知他们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两人不约而同给恩师吴大猷写信表达感激之情。尤其李政道，他的奇才是被吴大猷发现的。他在《大宗师——悼吴大猷老师》中说：“吴大猷是我学物理的启蒙和引路的恩师，没有他55年前在西南联大对我的教导和关爱，不可能有我今天在物理界的成就，我永远感谢他。”杨振宁在《典范永存——忆吴大猷老师》中除表达对恩师的感谢之情外，还回忆了当年吴大猷与学生讨论问题的情形。他说：
那个时候，西南联大的建筑是茅草和铁皮的平房，是非常简陋的。吴先生住在乡下，在昆明的西北郊，叫做岗头村的地方。我们上课因为怕轰炸，所以常常是在下午四点钟。……下了课以后，吴先生常常跟几个学生讨论，……吴先生永远是非常有耐心的跟我们讨论，而且常常是一边走一边讨论。因为他要赶马车回岗头村，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幕就是在西南联大的西北角，一个小门外面，有一个（条）很长的轻便铁路，我们就站在校门外，在铁路旁边讨论物理，然后到很晚了，他看了表，实在是非走不可了，我们就看着他顺着那条铁路走，要走大概一两公里的样子，到马车站，然后坐晚班的马车回去。
太让人感动了。我不光是感动，而且觉得格外亲切，因为杨振宁说的那些地方我太熟悉了。那条“轻便铁路”现在还在，只是早先的那“西北角”外的“小门”如今已变大，成为今天云南师大校本部通往运动场的必经之门（这道门旁边有个小店叫‘师大教育超市’，名字真怪，教育也有‘超市’了）。“校门外”那片地方自然也还在，我每天去运动场晨练都要从那里走过。吴大猷顺着那条铁路朝东走，过莲花池就到“马车站”，其位置即今天的民院路与铁路的交会处。现今从油管桥过来经小菜园（立交桥）通马村的路（即今龙泉路的最南一段）是五六十年代以后新建的，早先从北门外去黑龙潭的公路，是从现今圆西路北端（昆明冶金研究院大门口）顺民院路走，过铁路沿教场东路到下马村，经市一农场（当年的陆军墓地）门口朝前走上新拓宽的龙泉路到岗头村到黑龙潭的。这就是说，吴大猷坐马车是顺着今天的民院路——教场东路经马村到岗头村的。抗战时期我家从城里疏散到马村，我还在马村小学读过两年书，期间还曾顺着那条老公路步行到岗头村参加“会考”。那时人太小，哪里会晓得岗头村住着那么多的大教授，更不知道那些大教授正培养着中国科学的一批希望之星。
回头再说周公馆。
吴大猷搬走不久，周公馆就在一次日机空袭中被炸。周老说那回日本飞机的目标是云南大学，炸弹丢偏了才误中了我家老房子。住在若园巷对面联大教授宿舍的吴宓，在日记（1940.10.13）中对此次轰炸有较详之记录。那天吴宓邀若干熟人乘船去游西山，上午十点半过后“在滇池中闻空袭警报”，半小时后抵岸登山。他们在三清阁午餐后去太华寺，中午两点在途中“见日机27架飞入市空，投弹百余枚。烟雾大起，火光迸铄，响震山谷。较上两次惨重多多”。傍晚回到城里，“始知被炸区为文林街一带”，“至玉龙堆寓舍，则见院中一片瓦砾，盖十余丈外若园巷即落一弹，毁数宅。……念此次轰炸，以云大、联大为目标，惨烈如此”。日本飞机专炸高等学校，妄图断我文化命脉，用心极为狠毒。吴大猷一家算幸运，躲过了。据吴大猷回忆，他家开初迁岗头村其实是临时性的，好些东西还在周公馆，吴本人嫌跑路麻烦不时也还回周公馆，住在那里去联大上课毕竟方便些。推测起来，吴家迁岗头村起初之所以还有临时思想，一是开初日机空袭还不是很频繁，有时警报响了却是一场虚惊；二呢可能也抱有侥幸心理吧。谁知有一天日机真来了，吴大猷记得在乡下都可以看到飞机，也能听到炸弹的爆炸声，看到空袭后的烟尘。五点多警报解除，吴大猷步行进城，在朋友家吃了晚饭仍回周公馆，打算睡一觉第二天清早好上课。谁知刚走到西仓坡附近就见有位助教和挑着一担东西的工友仓惶而来。一问才知道空袭被炸的地方偏偏就是他借住的周公馆，中了四枚小炸弹（吴宓说是一枚，应该不及吴大猷说的准确。周老说小炸弹可能是40磅级的，威力不是很大），他们的行李、铺盖、什物等都埋在灰土瓦砾的下面，那助教和工友是来帮吴大猷家挖东西的。吴大猷回忆说，最有趣的是他家的两只瓦缸，囤积的是两袋早就买好的洋面粉。缸本来是盖好的，空袭后缸依然完好，但缸盖震掉了，面粉里掺进了些玻璃和泥土。虽然这样，还是舍不得把它丢掉。后来用水冲去杂物做成了面筋。吴大猷很庆幸这一次的有惊无险：“假若我们未先留在岗头村，那天也可能不跑警报，那便中特彩了。”后来，吴大猷从瓦灰堆中挖出了不少要用的东西，陆续搬到岗头村。这下才算在岗头村住定了。
周老告诉我，那次轰炸的破坏性虽不是很厉害，但抗战胜利后还是重新作了较大的维修，结构略变，但仍为三层，每层还是五间。不过这几十年周老再未去看过老房子。不想去看。
周老一直在昆明女中和昆三十二中（二职中）任教。夫人胡肃秋老师则一直在昆明一中任教。胡老师也和周老一样出身名门，父胡瑛（1889—1961），云南云县人，云南讲武堂毕业，早年参加护国、护法和北伐，做过靖国联军第三军总司令和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上将）。1927年云南发生“二·六政变”，唐继尧下台。之后龙云、胡若愚等四镇守使为争权发生内讧，龙云被囚，胡瑛率军自滇西直趋昆明，救出被胡若愚挟持到大板桥的龙云。龙云从此坐稳“云南王”交椅，对胡瑛优礼甚厚。胡瑛兼善诗文，有遗稿《璞翁戎草》传世，得儒将之称。胡肃秋老师生前任省、市政协委员多届，是民进云南省委副主任委员，还兼着省历史教学学会会长。2005年7月驾鹤归西，享年八十有二。胡老师有妹胡静秋女士，这位胡老师早年也在昆一中教书（英语），做过我们班的班主任。至于公馆的老主人周钟岳，1949年支持卢汉起义，解放后先后任省文史馆馆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周公馆找到后，我去了好多次。我觉得这可不是一般的老房子，它隐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如今我知道了一些，但不会是全部。不过，知道这里是云南近现代史名人周钟岳的公馆，知道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抗战时期在这里住了一年，这就够了。就凭这，周公馆也应该作为历史文物来保护。可如今，群艺馆迁走了，周公馆变成了一家餐馆。
附记：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闻氏兄弟住过周钟岳公馆偏院》（见拙著《西南联大·昆明记忆》第三册）。经过这几年的查访，终于找到了周钟岳公馆，它在若园巷而不在节孝巷，因此可以肯定，闻一多、闻家驷昆仲住过的那个地方（今昆明市牙膏厂）与周公馆无关，不是周公馆的“偏院”。借此机会我要对那篇文章作一个郑重的订正，并向读者表示歉意。
那么，闻氏兄弟住过的是谁家的房子（今已不存）呢？又是一巧。老同学魏医生告诉我，从前他家就住节孝巷。那条巷他熟得不得了。我忙请魏君领我去节孝巷一一指认老房子。魏君说从前他家住节孝巷老门牌11号，门口挂着“德医魏述征医师诊所”的牌子。现在的牙膏厂位置原先是12号和13号。13号门牌是龙云侍卫长邹若衡的房子，这下我算彻底弄清楚了，闻一多弟兄俩当年住过的“节孝巷13号”，房主是邹若衡。听说邹若衡是龙云的把兄弟，解放后好像还做过省政协委员。（作者：余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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