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壶、拳头和灵魂——集中营人类学
殷罗毕
当幸存者从集中营里走出，他们说出的并非仅仅关于集中营，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关于人类自己的真相。在集中营里，关于人类的形而上问题开始变得具体。具体到一只便壶、一把汤勺、一口水、一个耳光和一拳头。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对此做出了见证。
在莱维的集中营世界中，人类的毁灭是从被剥夺便桶开始的。在前往集中营的闷罐车中，每节密闭车厢都塞满了人，却没有一只便桶。
“与干渴和寒冷相比，这个疏忽给我们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对每个人来说，当众排便都是一种巨大的痛苦——这是文明并未为我们准备的创伤，在人类尊严上的深深伤口，一种下流而不详的挑衅，同时也是蓄意而不必要的凶残的体现。”
事实上，这恰恰是文明为我们准备的创伤。当众排便，之所以成其为一个巨大的痛苦，除了它带来的气味和污秽之外，更来自我们的人类习性——不能将自身动物性直接暴露于人。每个人类最初来到世界上，最早的训练不是开口说话，不是走路，而是不能随时随地大小便。这是比学习语言和行走更早也更为根本的成人训诫。人类的形成，其根本要素之一便在于——不让你看到我拉大便的样子。因为一个人拉大便时，他就和一条大便连在一起。这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往往却不为我们自己所意识到。换言之，我们关于自己作为人类的自我认同，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古典时代所高扬宣唱的“灵魂”“精神”，而更多的建基于传统精英文化所忽视甚至藐视的物质生活形式。比如一块毯子——
“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尿盆——只有一个，供50个人使用。……我们在角落钉了两个钉子，挂上绳子，披上一块毯子作为屏风。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象征：我们还不是禽兽。”
对于遮挡物的剥夺，同样也是对于人类身份的剥夺。
“大门打开，列车停在了一个车站。看到男人和女人们蹲在他们能蹲的任何地方，在站台上，甚至在铁轨中间，押送我们的德军们毫不掩饰他们的兴味。而德国旅客公开表达他们的厌恶：像这样的人活该遭受噩运，只要看看他们干了什么。这些不是人类，而是牲口——这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清楚。”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分裂。对于人性或者说人格，人类共享着一种近乎统一的观念——那就是人性是永恒的，内在的，不为外部物质和环境条件所转移的。而所谓永恒的人性又往往要满足种种具体的文明要求，比如对于自己生理反应的克制——不随地大小便。于是，拿文明的具体要求来打击要挟人类的永恒人性，被要求的个人永远是不战自败。而且与通常想象中的不同，往往是受害者羞耻难当，而犯罪加害者却始终理直气壮，趾高气扬。
耻感并不来自对与错，而是来自强与弱。你感到羞耻，往往并非是你行得不正，而是在于你无力对抗，无力保护你自己的尊严。一个被抢夺、被强制、被殴打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看做最低等的人。因为，在人类统一的文明要求中，你屡屡失分，永恒人性的诸多标准你都难以达到和实现，你何以有资格来称呼自己为人类呢？
于是，传统之中和我们日常想象中的人类形象和灵魂全都成了问题。在阅读《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这本当代世界之书时，一个古典场景自动地成为了一个平行参考背景，那来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当主人公皮埃尔被法军俘虏之后，法国士兵禁止皮埃尔离开囚徒的队伍走到路外边去。皮埃尔面对顶着他胸脯的刺刀仰天长啸：“禁止我？囚禁我？囚禁我自由永恒的灵魂？”
以“灵魂”的名义，在古典时代我们被给出了一个承诺，对于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承诺。这个承若如此刚健自信，让灵魂可以彻底与肉体以及物质相分离，一举摆脱了一切来自尘世的控制与伤害。事实上，这也是古典时代人类自我形象的根基所在。古希腊犬儒主义者，在街边上的水桶里练憋气试着憋死自己，就是为了证明人类自己的精神有多牛逼，可以完全无视自己的臭皮囊，直接把它憋死。基督教宣扬耶稣基督被活活钉死，也是舍弃身体的大好榜样。但我们无从得知那个法国士兵有没有动手殴打皮埃尔或者煽他的耳光。至少小说中，我们读不到任何皮埃尔遭受肉体责罚和殴打的情节。事实上，作为一个贵族，他面对异国士兵依然是个贵族。决斗，是贵族最牛逼也是最底线的尊严。一死了之，解决之道。
但最为困难和考验人的，也让人丧其尊严的，在于将死而未死之间。事实上，古典时代对于人性和灵魂的坚信，很大程度就来自欧洲贵族世界的文明地板。在那个贵族世界，被惩罚和被排斥者依然处于安全文明的地板之上——他们去的是海岛或西伯利亚的流放地，而不是二十世纪的集中营。流放，其背景是敞开的自然，无论在基督教文化传统或者后世小说家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中，都可以成为一种全新生活的开始，一种精神上的复活。但在并非木地板而是毒气室水泥地的时刻威胁中，莱维也见证了一种绝境中的尊严。那是莱维自称学不会、做不到的死打蛮斗。
爱默里，另一个幸存者在书中被引述了他如何尽力维护修补自己灵魂的。一个身材魁梧的波兰囚犯，因为一件小事打了爱默里的脸。爱默里竭尽全力进行反击。“我的自尊完全在击中他下巴的那一记拳头中。”当然，身体弱小的爱默里终于倒在无情的拳头打击下。尽管浑身伤痕累累，但“我对自己很满意。”比是非对错更为重要的，是身体中的勇气。是他自己的那一击拳头，让爱默里感到自己还是一个能做出选择、做出行动的人，而不是一个被动的皮囊。因为在一种被动沉默中，所有的是非善恶本身也将淹没。
当普里莫·莱维从集中营中走出，他一定会对世界上依然生活着的人类感到奇怪。在他去到的地方，人类成为了一种极端抽象之物。具体可见的是肉体，是恐惧，是有没有勇气和体力挥出一个拳头，是对于眼前三寸之处一块面包屑和一小罐雨水的生死争夺。在那个集中营世界，死亡并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故事的开始。
“对于人性的信仰，早在第一个耳光中崩裂了。”埃默里在自己那一拳之外，还深深记得被抽打的第一个耳光。作为幸存者，尽管他富有勇气还击，但依然未从耳光中幸存下来，他于1978年自杀。人类是一种如此脆弱的存在，从第一个耳光（当年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就是在被人当面扇了耳光之后自杀，其它诸如老舍、傅雷、翦伯赞等都有类似情况。参见谢泳《1949年—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第一声喝令开始，这张人之皮已砰然破碎。一个耳光，足以让一个人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块被动木然的肉、一个物件、一样东西而已。一记耳光，不单是让人疼痛，更为根本的在于，它是一针麻醉剂，瞬间让人失去感知和反应的能力。也就是在一瞬间，让人从人变成一块肉，一个被瞬间抽空了情感和意志的物体。直接肉体的打击对于人类人格和内在精神的破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它似乎将我们带领到这样一个事实面前——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内在精神和灵魂。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存在，他依赖于具体而微的物质和身体能力。在此，我们遭遇到一个与我们日常概念中的人性，以及传统文学想象中的人类灵魂截然相反的人性现实。
这种毁坏性经验，其实也远远越出了集中营世界，在更为日常的人类世界中幽暗而普遍地存在。在诺曼·梅勒的小说《死者与裸者》中，主人公也是在将军强迫他捡起丢在地上的雪茄烟头的一瞬间，感到自己身体里的某种东西突然碎了，于是走上了以冲锋为自杀的道路。
莱维的集中营回忆和讲述，很少集中在大屠杀本身，而是更多的讲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讲述被囚禁者们如何在集中营活过来。在灭绝中幸存的记忆，比死亡更黑暗。甚至，幸存都是有罪的。
“萨博死了，那个沉默寡言的匈牙利农民，几乎有两米高，因此也是所有人中最饥饿的，只要他有一点力气，就会毫不犹豫地帮助比他更弱小的同伴；巴鲁克死了……因为他用拳头去回答他所挨到的第一击，三个‘卡波’（从囚徒被选择出来的管理者）联手杀害了他。”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自私的人、施暴的人、麻木的人、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告密者。”“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
很显然，莱维把自己归类在自私之中，他在书中记述了自己面对弱者受辱没有挺身而出，而在某个场合暗暗独占了饮水，而没有分给焦渴难耐的好友。
这些人性之幕上的损裂，始终是一道内在的暴力深渊，令莱维在幸存之后依然无法将个人生命恢复到集中营出现之前的人类生活之中。他于1987年自杀身亡，离开奥斯维辛40年之后。另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同时也是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作家埃利·维瑟尔说：“早在40年前的奥斯维辛，莱维已死。”死于那个尿壶，那一击拳头，那记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