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政治思想的转变与其对待国际事务的态度
希望以这篇为入门和切入点。两年过去重读一遍发现很多漏洞+幼稚观点+逻辑错误，这两年还是有长进的，没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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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维尔早期对捷共社会制度的批判
哈维尔早期对捷共社会制度的批判，主要指其针对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剧变以前的社会现状进行的批判。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结束了纳粹德国对其的占领。由于苏联在捷解放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自1948年起，捷克斯洛伐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政治、经济乃至意识形态各方面都呈现着高度苏联化的特征，使得捷克斯洛伐克逐渐危机重重。1968年，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下简称“捷共”）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开始着手进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史称“布拉格之春”。而苏联认为“布拉格之春”是一场资本主义复辟。同年8月20日，苏联联合华沙条约五国，以“保护社会主义阵地”的名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粉碎了“布拉格之春”。苏联入侵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各层面陷入停滞与僵化，计划经济体制几十年不变。哈维尔因而称此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为“后极权社会”。
（一） 哈维尔对捷共政治制度的批判
1、 提出“后极权制度”的概念
严格意义上，“极权社会”指希特勒执政时的纳粹德国和前苏联的斯大林时期。而哈维尔提出的“后极权制度”，主要用于形容后苏联时期苏联集团的国家内所奉行的专制制度。但哈维尔的“后极权制度”并非指极权社会的新阶段，它的本质与前期极权社会相同，只不过形式、特征等发生了变化。
哈维尔认为，后极权制度的后极权社会里，权力的中心即真理的中心，权力通过意识形态来掌控民众，从而达到统治者的控制目的。哈维尔认为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就相当于一种后极权社会，是一种高度的专制和独裁。
（二）哈维尔对捷共经济制度的批判
1、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
哈维尔认为，捷共所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捷共极权主义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权力的根本来源，也是致使社会财富缩减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只有打破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运作方式，才能使当前的制度得以推翻，使社会的民主得以重建。
2、指出该高度集权的两个严重后果
首先，人的自主性被严重剥夺。社会中不同的人成为计划经济运作中相同的棋子，成为后极权主义制度的牺牲品。
其次，财富缩减，环境污染严重。哈维尔认为，由于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进行高效生产，因而，不仅社会财富得不到增加，整个国家的自然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三）哈维尔对捷共文化制度的批判
1、捷共的文化专制统治
捷共统治期间，统治者在国内实行严酷的文化限制政策。大批书籍被禁止出版，许多作家遭到拘禁，成批的期刊被销毁，出版计划被迫取消，知识分子、知识团体之间的联络被人为切断。捷共的统治残酷压制着精神力量的发展。
2、文化专制使得社会残缺
哈维尔指出，这种官僚主义对文化彻底的控制，是对文化的阉割，残害人的心灵，残害社会的正义精神，同时，它也正在消解着统治者的政权。
（四）总结
“布拉格之春”中华约集团军的入侵，使哈维尔开始真正认识当时捷共统治下的社会。他将这种社会形容为后极权社会，即：统治者掌控着一切政治决策、经济政策、社会生活。即使是个人的非政治行为，也难免受到潜移默化的限制。
二、捷克斯洛伐克剧变以前哈维尔的政治思想
（一）“在真实中生活”
1、内涵
首先，哈维尔认为后极权制度的形成“归根结底是由于人性中的消极因素被充分地激发和集合了”。一方面，制度激发了人性中自私、消极的一面；另一方面，人性中的负面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这种制度。因此，哈维尔指出，“在真实中生活”就是反抗后极权制度的一种重要政治力量。
“在真实中生活”，“不仅指个人或群体反抗奴役的形式（如罢工、示威等）。假如政府对社会的压制广泛到对生活的一切言论、行为都施加不同程度的控制，那么生活中每一个自由言论的表述都将在政治上对后极权制度构成间接的威胁。”
哈维尔意在表明，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多小的事情，无论置身于何种情况下，人们都应当坚持正确的价值观。这样的行为虽然微小，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的话，它所蕴含的意义就十分深远了。这样，在真实中生活，就成为后极权制度真正的威胁。
（二）“无权者的权力”
1、“无权者的权力”的内涵
哈维尔解释道，对抗后极权制度，并非只能通过专门的政治事件或政治行为才能起到作用。由于后极权制度是一种高度专制的独裁制度，因此，在这样的制度下，必然长期存在着持续的冲突和自身不可抗拒的要求和利益。这些来自日常生活的冲突，因而就带上了政治色彩。虽然其行为本身不具有政治性，但冲突不可避免地会表现为对现有政治制度的威胁，由此可知，这些“非政治事件”就可被看作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行为。
而“无权者的权力”，就可理解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虽没有实际政治权力，但其可勇于表达自己真实的声音，通过“非政治事件”的发生，辅之以广泛的社会动员及体制内外的合作与互通，一点一点累积，坚持，从而在最后动摇后极权社会的支柱，推动社会的发展与国家政治的进步。
（三）总结
哈维尔针对当时捷共统治下的社会提出了“在真实中生活”和“无权者的权力”这两方面观点，呼吁在“后极权社会下生活的人们”从麻木的生活状态中觉醒，清醒地意识到现状的危害性，在日常生活中敢于发出真实的声音，捍卫自身的利益，于点滴中与极权制度作斗争。
至此，哈维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名副其实的“持不同政见者”，即捷共最坚定的反对派，“后极权制度”最激烈的批判者。1989年11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爆发，哈维尔是主要领导者。12月29日，哈维尔被选举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捷共统治被推翻，共和国政权最终更替。
三、20世纪90年代哈维尔政治思想的转变及其在国际事务上的表现
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分离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独立的国家，哈维尔成为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2003年卸任。
（一）哈维尔90年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倾向
20世纪90年代的捷克共和国，内政大权由捷克总理包揽。相较从前，哈维尔更多地将重心放在国际事务上。90年代的哈维尔被描述为一位能够“快速适应西方秩序”的总统： “附和西方意识形态，捍卫西方价值，主张捷克共和国全面融入西方经济和军事结构”。哈维尔的如上主张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
1、外交
90年代，独立伊始的捷克为了尽快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将对外政策定位为“回归欧洲”。“回归欧洲”政策的重点则是加入欧盟和北约。为顺利完成“回归欧洲”的任务，除欧盟和北约重要成员国外，捷克还注重发展与邻国的关系，如积极支持斯洛伐克尽早加入欧盟和北约等。
2、经济
早在1993年10月4日，捷克与欧共体就共同签订了联系国协定。从此时直到2004年5月1日其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期间，哈维尔一直在积极推动捷克融入欧盟的进程。
3、军事
在军事领域，哈维尔主要发展同北约的军事和政治关系。1993年10月20日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哈维尔的一篇文章。文章里哈维尔称：“我们实际上是北约大家族的一部分”。1999年3月，捷克正式加入北约。
（二）哈维尔政治思想在国际事务上的具体表现
1、拥护北约
1999年捷克加入北约后，哈维尔积极主张加入“共同防御体系”，支持和参与北约的重大军事行动，拥护北约的进一步扩大。
20世纪末，科索沃战争爆发。1999年3月24日起，北约以南斯拉夫联盟政府拒绝执行和平协议为由，未经联合国直接授权，对南斯拉夫实施大规模空袭。这是二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而哈维尔公开赞许北约的干涉行动，他表示，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干涉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举动，是终结暴力的正义行为。
2、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
2001年以来，哈维尔数次表示支持美国布什政府针对伊拉克的战争。2003年，哈维尔与欧洲的其他七位领导人联合签名表示完全支持美国政府对伊拉克的战争行为。这一公开举动遭致了来自许多知识分子的批评，而这些知识分子早年都曾大力声援过哈维尔的政治活动。
四、哈维尔政治思想转变的内在因素及其现实基础
（一）哈维尔政治思想转变的根本视角
关于承认北约军事干涉的合法性及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哈维尔自身有过一些针对性的表述。依照其表述来看，他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主要基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两次历史经验。
1、二战中遭受德国蹂躏的捷克斯洛伐克
1938年9月，英、法同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将苏台德地区和与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被德国占领。这一历史悲剧让捷克斯洛伐克多数人民可以理解并主张为什么要在邪恶、暴行一出现时，就必须将其制止，而非容忍。
2、二战后在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制度下生存的捷克斯洛伐克
但同时，哈维尔又补充了另外一种情况。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华沙条约集团国占领。那时，苏联宣称对其的占领是为了“至高无上的社会理想”，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理想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威胁，以至于使整个人类过上更美好生活的希望也遭到了威胁。显然，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眼里是无法成立的，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明白，苏联的侵占意在维持并加强在东欧的霸权控制以及经济利益的攫取。苏联的这种意图早在二战初结束之时就显现出来。追溯回1947年的7月1日，当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邀请前去巴黎参加马歇尔计划的预备会议。次日的莫斯科，斯大林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下达了最后通牒：继续维持两国之间的友谊，或是前去巴黎，二者择其一。由于苏联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勉强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控制，延续了整整将近四十年。
但是，苏联境内可能有千百万的人民相信了这一说法，认为对捷克的控制直至占领，是为了更高的人类价值，是为了全人类平等的幸福生活。
这是哈维尔经历的第二次历史悲剧。“它促使我必须采取异常谨慎的态度”。他曾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说明自己的观点。在《科索沃与民族国家的终结》这篇文章中，他表示：北约未经联合国直接授权就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打击，并非不负责任的侵略行径或是藐视国际法的表现。相反，按照哈维尔的说法，它将人权居于主权之上，这是对国际法的一种尊重。因为在保护国家主权的法律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律。盟军的行动是出于对人权的尊重，同时也是遵循良心和国际条约规定的一种行为。
（二） 哈维尔政治思想转变的现实基础
理解了哈维尔自身的经验背景，我们还可再从哈维尔所处的时代背景的角度来对其思想转变的因素进行探究。
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这次剧变是社会主义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原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使得资本主义阵营在东欧进一步扩张，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得以重构，进一步推动了90年代全球化浪潮的迅速波及。我们知道，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进一步说，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在全球的大范围传播。这样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现象，我们便可称之为“全球资本主义”。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制定一套统一的全球准则。经济上，实行自由化政策；政治上，实行民主化政策。为降低各方面的准入门槛，资本主义树立了一套以人权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向世界传播。而在资本主义实践中，这种“人权理念”最明显的应用，就是西方干涉主义的大范围施行：通过跨国公司、政治谈判乃至发动战争的手段，使得资本主义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
反观捷克。前苏联解体不久，1993年，原捷克斯洛伐克也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自哈维尔新任捷克共和国总统起，如前文所述，捷克一直很好地适应着西方秩序。从哈维尔初上台就制定的“回归欧洲”政策，到后来其重点发展与北约的军事政治关系，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哈维尔坚定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决心。在这样的前提下，哈维尔后期针对北约军事干涉以及美国入侵伊拉克所发表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了。哈维尔发表这些言论的立场，与捷克斯洛伐克时期其“反极权主义”的立场已经大不相同。90年代的哈维尔在国际事务上反复强调人权，反复强调人权高于国际法，这些无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力灌输的内容。因此，换一种说法就可表述为：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促进了资本主义以人权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的传播，而哈维尔是该价值观念的推崇者之一（虽然他自身并未承认这种说法）。全球资本主义因而成为哈维尔后期思想转变的潜在背景与现实基础。
五、哈维尔后期政治思想的实质
综合哈维尔90年代针对国际事务方面的表态（拥护北约、支持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军事干涉及支持美国发起的伊拉克战争等），我们可大致概括出其后期思想的基本轮廓。从其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积极捍卫、对“人权高于主权”的坚定支持中，我们不难发现隐藏在其思想背后的新道德主义的影子。
1、新道德主义视角下的哈维尔
首先，何谓道德主义？道德主义也称伦理主义，是一种以道德为上的伦理学说。道德主义认为，世界和人类的生存是完全以道德为目的、因道德而存在的。道德主义试图解释：道德意志是世界的本原，人的职责就是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的标准，为实现道德而生活。由于道德至高无上的性质，任何事物都不能阻碍道德的实施，因此，世界万物都应因道德而存在，以道德为标准而服务，否则，人类的生活就没有任何价值、任何意义可言。
这样，我们就能粗略梳理新道德主义的大致内涵。新道德主义，类似于道德普遍主义，认为世界存在一种对所有人普遍适用的普遍道德、普遍伦理，不论文化、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其他不同特征。例如，人性中存在着共同的弱点，不同文化中普遍的道德要求，或神的命令，等等。总而言之，新道德主义可被理解为我们平日所讲的对“普世价值”的推崇。而《世界人权宣言》就是新道德主义付诸实施的一个例证，也是哈维尔为自身观点辩解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此外，在试图解释北约干涉合法性的时候，哈维尔曾经引用过近代国际法奠基人格老秀斯的学说来说明军事干涉的性质实质上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干涉，是正义的举动。他认为，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得干预内政“原则实际上是极其自私的规定，规定者认为在别国发生的事情都与自己无关，无论该国的人权是否正在遭受践踏。格老秀斯曾提倡过“爱的万国法律”，即应通过使用武力来限制战争。因为“正确的理性原则和社会本质并不禁止一切暴力行动，所禁止的只是那些反社会的暴力行动”。显然，格老秀斯的观点与我们所提的新道德主义基本如出一辙：一个国家，其主权的行使是有限度的。一旦该国人民的人权被认为正在被践踏，一旦该国的对内举措被认为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那么，来自别国的强制干涉就是正当而必要的。
理解了新道德主义的基本内涵，就不难理解哈维尔在一系列外交事务上所持的态度：对北约军事干涉的支持，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正义性的认可，等等，都是对“人权”的极力推崇，对国际法的完全忽视。这是一种很明显的一元主义价值观，而这种道德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思想——新道德主义，就是哈维尔后期政治思想的内在本质。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就能够发现新道德主义与哈维尔早期政治思想之间的相互矛盾。
哈维尔支持对南斯拉夫联盟镇压科索沃的行为进行军事干涉，意在支持科索沃的“独立”战争。理由在于：南斯拉夫联盟侵犯了科索沃的权益，科索沃人民的自由无法得到保障。哈维尔将对南斯拉夫联盟的干涉视为协助科索沃反抗极权的一大行动。但，看似冠冕堂皇的“反极权”、“人权至上”，实质上是极权、或说是霸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新道德主义其中一个领域的观点认为，人权并无国界之分。当自己国家内部的人权受到侵犯，出于道德，人权必须被拯救；当其它国家内部的人权遭受侵犯，出于道德，这个国家的人权理所当然地应当被拯救，而这时，所谓的国际法已经无法凌驾于人权、人道主义之上了。为了正义得到伸张，当一国正在蒙受人道主义灾难时，其它国家没有义务坐视不管。
因而，当新道德主义实施其所谓的人道拯救时，它也正扩张霸权于无形之中。非但没有成功解决该国的“人权问题”，反而使该国陷入更复杂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中，从而在事实上违背了人权主义的初衷。
综上所述，哈维尔后期所体现出的“人权”式的观点，虽然在表面上与其早期的反极权主义思想并无大不同，或说，哈维尔本人认为并无差别，但实质上，它们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倾向。这也是哈维尔两个时期思想方向的自相矛盾之处。
2、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哈维尔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建构主义角度来研究哈维尔的后期政治思想。
建构主义的基本视角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和国际体系的单位之间的建构关系。施动者之间的互动导致结构的形成，施动者造就结构，而结构也建构着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进而影响施动者。这里的“结构”，指观念性的结构，而非物质性的结构。
建构主义注重从文化因素来探究国际现象，其核心理论是“文化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文化结构，而文化结构所起的作用，是通过文化对体系成员（行为体）的内化而形成的。即，在相同的文化结构中，行为体要么是文化法则的制定者，要么就是文化法则的接受者，接受者对文化法则的认同，就是文化对行为体的成功内化。
通过上文表述，如果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看做一个文化结构，那么，资本主义阵营内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就导致了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结构的形成。在这个文化结构中，资本主义阵营国家是该结构文化法则的集体规定者，而其他国家则是该文化法则的接受者。这些国家要么选择认同并主动接受，从而“搭顺风车”，连带获取额外利益，要么选择不接受并反抗，最终可能导致自身利益遭受文化法则规定者的侵害。
进一步说，按影响程度分类，文化结构对行为体存在三个层次的影响效果：第一层次（被动），行为体明白文化法则的意义，但除非受到外部压力推动，行为体不会主动按照该法则行事；第二层次（被迫），行为体出于利己的目的，按照文化法则行事；第三层次（主动），行为体承认文化法则的合法性，将认同文化法则变为自觉状态，自觉且主动地按照该法则行事。
依照上述分类，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90年代的哈维尔不仅认同这种以人权至上为中心的“文化法则”，还自觉以发扬“人权”为己任，在相关的国际事务上积极呼吁人权乃至跨国界的“人权”。从这个方面看，全球资本主义这个文化结构对哈维尔领导下的捷克施加的影响已经达到了第三个层次，实现了影响效果最大化。
六、结语
捷克斯洛伐克时期的哈维尔是一位优秀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强烈抨击苏联控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从而引出反对所有极权势力的个人结论。捷克共和国成立后，哈维尔首先制定的重要政策就是“回归欧洲”，一步一步地靠近资本主义形态。90年代末的北约军事干涉行动与20世纪初的美国入侵伊拉克这两个国际事件上，哈维尔立场鲜明的支持遭到了追随者的强烈质疑。“干涉”，“入侵”，在捷克历史上本是最敏感的两个字眼，哈维尔态度分明的转变难免令人有所疑惑。
但经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不难探讨出个中究竟。首先，伴随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轰然瓦解，资本主义在东欧又拓宽了一大片领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在世界上进行穿透力极强的传播。当全球化成为一种潮流，哈维尔开始积极拥护“人权至上”的西方价值观念，并非不能理解。其次，哈维尔自身有一次相关的历史经验背景。即1968年苏联联合华约集团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哈维尔在回忆中站在了苏联人民的立场上考虑这次入侵战争，从而得出结论：该类型的入侵战争的确存在合理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哈维尔后期政治思想的内在实质。其一：哈维尔后期的种种表态，可看做“新道德主义”的一种表现。以“人权”做招牌，以道德为普世准则，将他国内政归为本国事务。其二：以建构主义观点来看，在全球资本主义这个文化结构中，哈维尔领导之下的捷克是一个积极融入本结构文化准则的行为体。通过认同与实行文化准则，获取军事、经济等现实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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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维尔早期对捷共社会制度的批判
哈维尔早期对捷共社会制度的批判，主要指其针对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剧变以前的社会现状进行的批判。1945年，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结束了纳粹德国对其的占领。由于苏联在捷解放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自1948年起，捷克斯洛伐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政治、经济乃至意识形态各方面都呈现着高度苏联化的特征，使得捷克斯洛伐克逐渐危机重重。1968年，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下简称“捷共”）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开始着手进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史称“布拉格之春”。而苏联认为“布拉格之春”是一场资本主义复辟。同年8月20日，苏联联合华沙条约五国，以“保护社会主义阵地”的名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粉碎了“布拉格之春”。苏联入侵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各层面陷入停滞与僵化，计划经济体制几十年不变。哈维尔因而称此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为“后极权社会”。
（一） 哈维尔对捷共政治制度的批判
1、 提出“后极权制度”的概念
严格意义上，“极权社会”指希特勒执政时的纳粹德国和前苏联的斯大林时期。而哈维尔提出的“后极权制度”，主要用于形容后苏联时期苏联集团的国家内所奉行的专制制度。但哈维尔的“后极权制度”并非指极权社会的新阶段，它的本质与前期极权社会相同，只不过形式、特征等发生了变化。
哈维尔认为，后极权制度的后极权社会里，权力的中心即真理的中心，权力通过意识形态来掌控民众，从而达到统治者的控制目的。哈维尔认为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就相当于一种后极权社会，是一种高度的专制和独裁。
（二）哈维尔对捷共经济制度的批判
1、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
哈维尔认为，捷共所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捷共极权主义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权力的根本来源，也是致使社会财富缩减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只有打破这种高度集权的经济运作方式，才能使当前的制度得以推翻，使社会的民主得以重建。
2、指出该高度集权的两个严重后果
首先，人的自主性被严重剥夺。社会中不同的人成为计划经济运作中相同的棋子，成为后极权主义制度的牺牲品。
其次，财富缩减，环境污染严重。哈维尔认为，由于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进行高效生产，因而，不仅社会财富得不到增加，整个国家的自然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三）哈维尔对捷共文化制度的批判
1、捷共的文化专制统治
捷共统治期间，统治者在国内实行严酷的文化限制政策。大批书籍被禁止出版，许多作家遭到拘禁，成批的期刊被销毁，出版计划被迫取消，知识分子、知识团体之间的联络被人为切断。捷共的统治残酷压制着精神力量的发展。
2、文化专制使得社会残缺
哈维尔指出，这种官僚主义对文化彻底的控制，是对文化的阉割，残害人的心灵，残害社会的正义精神，同时，它也正在消解着统治者的政权。
（四）总结
“布拉格之春”中华约集团军的入侵，使哈维尔开始真正认识当时捷共统治下的社会。他将这种社会形容为后极权社会，即：统治者掌控着一切政治决策、经济政策、社会生活。即使是个人的非政治行为，也难免受到潜移默化的限制。
二、捷克斯洛伐克剧变以前哈维尔的政治思想
（一）“在真实中生活”
1、内涵
首先，哈维尔认为后极权制度的形成“归根结底是由于人性中的消极因素被充分地激发和集合了”。一方面，制度激发了人性中自私、消极的一面；另一方面，人性中的负面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这种制度。因此，哈维尔指出，“在真实中生活”就是反抗后极权制度的一种重要政治力量。
“在真实中生活”，“不仅指个人或群体反抗奴役的形式（如罢工、示威等）。假如政府对社会的压制广泛到对生活的一切言论、行为都施加不同程度的控制，那么生活中每一个自由言论的表述都将在政治上对后极权制度构成间接的威胁。”
哈维尔意在表明，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多小的事情，无论置身于何种情况下，人们都应当坚持正确的价值观。这样的行为虽然微小，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做的话，它所蕴含的意义就十分深远了。这样，在真实中生活，就成为后极权制度真正的威胁。
（二）“无权者的权力”
1、“无权者的权力”的内涵
哈维尔解释道，对抗后极权制度，并非只能通过专门的政治事件或政治行为才能起到作用。由于后极权制度是一种高度专制的独裁制度，因此，在这样的制度下，必然长期存在着持续的冲突和自身不可抗拒的要求和利益。这些来自日常生活的冲突，因而就带上了政治色彩。虽然其行为本身不具有政治性，但冲突不可避免地会表现为对现有政治制度的威胁，由此可知，这些“非政治事件”就可被看作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行为。
而“无权者的权力”，就可理解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虽没有实际政治权力，但其可勇于表达自己真实的声音，通过“非政治事件”的发生，辅之以广泛的社会动员及体制内外的合作与互通，一点一点累积，坚持，从而在最后动摇后极权社会的支柱，推动社会的发展与国家政治的进步。
（三）总结
哈维尔针对当时捷共统治下的社会提出了“在真实中生活”和“无权者的权力”这两方面观点，呼吁在“后极权社会下生活的人们”从麻木的生活状态中觉醒，清醒地意识到现状的危害性，在日常生活中敢于发出真实的声音，捍卫自身的利益，于点滴中与极权制度作斗争。
至此，哈维尔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名副其实的“持不同政见者”，即捷共最坚定的反对派，“后极权制度”最激烈的批判者。1989年11月17日，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爆发，哈维尔是主要领导者。12月29日，哈维尔被选举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捷共统治被推翻，共和国政权最终更替。
三、20世纪90年代哈维尔政治思想的转变及其在国际事务上的表现
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分离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独立的国家，哈维尔成为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2003年卸任。
（一）哈维尔90年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倾向
20世纪90年代的捷克共和国，内政大权由捷克总理包揽。相较从前，哈维尔更多地将重心放在国际事务上。90年代的哈维尔被描述为一位能够“快速适应西方秩序”的总统： “附和西方意识形态，捍卫西方价值，主张捷克共和国全面融入西方经济和军事结构”。哈维尔的如上主张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
1、外交
90年代，独立伊始的捷克为了尽快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将对外政策定位为“回归欧洲”。“回归欧洲”政策的重点则是加入欧盟和北约。为顺利完成“回归欧洲”的任务，除欧盟和北约重要成员国外，捷克还注重发展与邻国的关系，如积极支持斯洛伐克尽早加入欧盟和北约等。
2、经济
早在1993年10月4日，捷克与欧共体就共同签订了联系国协定。从此时直到2004年5月1日其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期间，哈维尔一直在积极推动捷克融入欧盟的进程。
3、军事
在军事领域，哈维尔主要发展同北约的军事和政治关系。1993年10月20日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哈维尔的一篇文章。文章里哈维尔称：“我们实际上是北约大家族的一部分”。1999年3月，捷克正式加入北约。
（二）哈维尔政治思想在国际事务上的具体表现
1、拥护北约
1999年捷克加入北约后，哈维尔积极主张加入“共同防御体系”，支持和参与北约的重大军事行动，拥护北约的进一步扩大。
20世纪末，科索沃战争爆发。1999年3月24日起，北约以南斯拉夫联盟政府拒绝执行和平协议为由，未经联合国直接授权，对南斯拉夫实施大规模空袭。这是二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而哈维尔公开赞许北约的干涉行动，他表示，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干涉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举动，是终结暴力的正义行为。
2、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
2001年以来，哈维尔数次表示支持美国布什政府针对伊拉克的战争。2003年，哈维尔与欧洲的其他七位领导人联合签名表示完全支持美国政府对伊拉克的战争行为。这一公开举动遭致了来自许多知识分子的批评，而这些知识分子早年都曾大力声援过哈维尔的政治活动。
四、哈维尔政治思想转变的内在因素及其现实基础
（一）哈维尔政治思想转变的根本视角
关于承认北约军事干涉的合法性及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哈维尔自身有过一些针对性的表述。依照其表述来看，他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主要基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两次历史经验。
1、二战中遭受德国蹂躏的捷克斯洛伐克
1938年9月，英、法同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将苏台德地区和与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被德国占领。这一历史悲剧让捷克斯洛伐克多数人民可以理解并主张为什么要在邪恶、暴行一出现时，就必须将其制止，而非容忍。
2、二战后在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制度下生存的捷克斯洛伐克
但同时，哈维尔又补充了另外一种情况。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华沙条约集团国占领。那时，苏联宣称对其的占领是为了“至高无上的社会理想”，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理想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威胁，以至于使整个人类过上更美好生活的希望也遭到了威胁。显然，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眼里是无法成立的，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明白，苏联的侵占意在维持并加强在东欧的霸权控制以及经济利益的攫取。苏联的这种意图早在二战初结束之时就显现出来。追溯回1947年的7月1日，当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邀请前去巴黎参加马歇尔计划的预备会议。次日的莫斯科，斯大林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下达了最后通牒：继续维持两国之间的友谊，或是前去巴黎，二者择其一。由于苏联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勉强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控制，延续了整整将近四十年。
但是，苏联境内可能有千百万的人民相信了这一说法，认为对捷克的控制直至占领，是为了更高的人类价值，是为了全人类平等的幸福生活。
这是哈维尔经历的第二次历史悲剧。“它促使我必须采取异常谨慎的态度”。他曾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说明自己的观点。在《科索沃与民族国家的终结》这篇文章中，他表示：北约未经联合国直接授权就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打击，并非不负责任的侵略行径或是藐视国际法的表现。相反，按照哈维尔的说法，它将人权居于主权之上，这是对国际法的一种尊重。因为在保护国家主权的法律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律。盟军的行动是出于对人权的尊重，同时也是遵循良心和国际条约规定的一种行为。
（二） 哈维尔政治思想转变的现实基础
理解了哈维尔自身的经验背景，我们还可再从哈维尔所处的时代背景的角度来对其思想转变的因素进行探究。
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这次剧变是社会主义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原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使得资本主义阵营在东欧进一步扩张，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得以重构，进一步推动了90年代全球化浪潮的迅速波及。我们知道，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进一步说，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在全球的大范围传播。这样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现象，我们便可称之为“全球资本主义”。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制定一套统一的全球准则。经济上，实行自由化政策；政治上，实行民主化政策。为降低各方面的准入门槛，资本主义树立了一套以人权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向世界传播。而在资本主义实践中，这种“人权理念”最明显的应用，就是西方干涉主义的大范围施行：通过跨国公司、政治谈判乃至发动战争的手段，使得资本主义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
反观捷克。前苏联解体不久，1993年，原捷克斯洛伐克也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自哈维尔新任捷克共和国总统起，如前文所述，捷克一直很好地适应着西方秩序。从哈维尔初上台就制定的“回归欧洲”政策，到后来其重点发展与北约的军事政治关系，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哈维尔坚定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决心。在这样的前提下，哈维尔后期针对北约军事干涉以及美国入侵伊拉克所发表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了。哈维尔发表这些言论的立场，与捷克斯洛伐克时期其“反极权主义”的立场已经大不相同。90年代的哈维尔在国际事务上反复强调人权，反复强调人权高于国际法，这些无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力灌输的内容。因此，换一种说法就可表述为：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促进了资本主义以人权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的传播，而哈维尔是该价值观念的推崇者之一（虽然他自身并未承认这种说法）。全球资本主义因而成为哈维尔后期思想转变的潜在背景与现实基础。
五、哈维尔后期政治思想的实质
综合哈维尔90年代针对国际事务方面的表态（拥护北约、支持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军事干涉及支持美国发起的伊拉克战争等），我们可大致概括出其后期思想的基本轮廓。从其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积极捍卫、对“人权高于主权”的坚定支持中，我们不难发现隐藏在其思想背后的新道德主义的影子。
1、新道德主义视角下的哈维尔
首先，何谓道德主义？道德主义也称伦理主义，是一种以道德为上的伦理学说。道德主义认为，世界和人类的生存是完全以道德为目的、因道德而存在的。道德主义试图解释：道德意志是世界的本原，人的职责就是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的标准，为实现道德而生活。由于道德至高无上的性质，任何事物都不能阻碍道德的实施，因此，世界万物都应因道德而存在，以道德为标准而服务，否则，人类的生活就没有任何价值、任何意义可言。
这样，我们就能粗略梳理新道德主义的大致内涵。新道德主义，类似于道德普遍主义，认为世界存在一种对所有人普遍适用的普遍道德、普遍伦理，不论文化、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其他不同特征。例如，人性中存在着共同的弱点，不同文化中普遍的道德要求，或神的命令，等等。总而言之，新道德主义可被理解为我们平日所讲的对“普世价值”的推崇。而《世界人权宣言》就是新道德主义付诸实施的一个例证，也是哈维尔为自身观点辩解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此外，在试图解释北约干涉合法性的时候，哈维尔曾经引用过近代国际法奠基人格老秀斯的学说来说明军事干涉的性质实质上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干涉，是正义的举动。他认为，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得干预内政“原则实际上是极其自私的规定，规定者认为在别国发生的事情都与自己无关，无论该国的人权是否正在遭受践踏。格老秀斯曾提倡过“爱的万国法律”，即应通过使用武力来限制战争。因为“正确的理性原则和社会本质并不禁止一切暴力行动，所禁止的只是那些反社会的暴力行动”。显然，格老秀斯的观点与我们所提的新道德主义基本如出一辙：一个国家，其主权的行使是有限度的。一旦该国人民的人权被认为正在被践踏，一旦该国的对内举措被认为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那么，来自别国的强制干涉就是正当而必要的。
理解了新道德主义的基本内涵，就不难理解哈维尔在一系列外交事务上所持的态度：对北约军事干涉的支持，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正义性的认可，等等，都是对“人权”的极力推崇，对国际法的完全忽视。这是一种很明显的一元主义价值观，而这种道德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思想——新道德主义，就是哈维尔后期政治思想的内在本质。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就能够发现新道德主义与哈维尔早期政治思想之间的相互矛盾。
哈维尔支持对南斯拉夫联盟镇压科索沃的行为进行军事干涉，意在支持科索沃的“独立”战争。理由在于：南斯拉夫联盟侵犯了科索沃的权益，科索沃人民的自由无法得到保障。哈维尔将对南斯拉夫联盟的干涉视为协助科索沃反抗极权的一大行动。但，看似冠冕堂皇的“反极权”、“人权至上”，实质上是极权、或说是霸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新道德主义其中一个领域的观点认为，人权并无国界之分。当自己国家内部的人权受到侵犯，出于道德，人权必须被拯救；当其它国家内部的人权遭受侵犯，出于道德，这个国家的人权理所当然地应当被拯救，而这时，所谓的国际法已经无法凌驾于人权、人道主义之上了。为了正义得到伸张，当一国正在蒙受人道主义灾难时，其它国家没有义务坐视不管。
因而，当新道德主义实施其所谓的人道拯救时，它也正扩张霸权于无形之中。非但没有成功解决该国的“人权问题”，反而使该国陷入更复杂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中，从而在事实上违背了人权主义的初衷。
综上所述，哈维尔后期所体现出的“人权”式的观点，虽然在表面上与其早期的反极权主义思想并无大不同，或说，哈维尔本人认为并无差别，但实质上，它们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倾向。这也是哈维尔两个时期思想方向的自相矛盾之处。
2、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哈维尔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建构主义角度来研究哈维尔的后期政治思想。
建构主义的基本视角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和国际体系的单位之间的建构关系。施动者之间的互动导致结构的形成，施动者造就结构，而结构也建构着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进而影响施动者。这里的“结构”，指观念性的结构，而非物质性的结构。
建构主义注重从文化因素来探究国际现象，其核心理论是“文化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文化结构，而文化结构所起的作用，是通过文化对体系成员（行为体）的内化而形成的。即，在相同的文化结构中，行为体要么是文化法则的制定者，要么就是文化法则的接受者，接受者对文化法则的认同，就是文化对行为体的成功内化。
通过上文表述，如果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看做一个文化结构，那么，资本主义阵营内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就导致了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结构的形成。在这个文化结构中，资本主义阵营国家是该结构文化法则的集体规定者，而其他国家则是该文化法则的接受者。这些国家要么选择认同并主动接受，从而“搭顺风车”，连带获取额外利益，要么选择不接受并反抗，最终可能导致自身利益遭受文化法则规定者的侵害。
进一步说，按影响程度分类，文化结构对行为体存在三个层次的影响效果：第一层次（被动），行为体明白文化法则的意义，但除非受到外部压力推动，行为体不会主动按照该法则行事；第二层次（被迫），行为体出于利己的目的，按照文化法则行事；第三层次（主动），行为体承认文化法则的合法性，将认同文化法则变为自觉状态，自觉且主动地按照该法则行事。
依照上述分类，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90年代的哈维尔不仅认同这种以人权至上为中心的“文化法则”，还自觉以发扬“人权”为己任，在相关的国际事务上积极呼吁人权乃至跨国界的“人权”。从这个方面看，全球资本主义这个文化结构对哈维尔领导下的捷克施加的影响已经达到了第三个层次，实现了影响效果最大化。
六、结语
捷克斯洛伐克时期的哈维尔是一位优秀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强烈抨击苏联控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从而引出反对所有极权势力的个人结论。捷克共和国成立后，哈维尔首先制定的重要政策就是“回归欧洲”，一步一步地靠近资本主义形态。90年代末的北约军事干涉行动与20世纪初的美国入侵伊拉克这两个国际事件上，哈维尔立场鲜明的支持遭到了追随者的强烈质疑。“干涉”，“入侵”，在捷克历史上本是最敏感的两个字眼，哈维尔态度分明的转变难免令人有所疑惑。
但经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不难探讨出个中究竟。首先，伴随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轰然瓦解，资本主义在东欧又拓宽了一大片领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在世界上进行穿透力极强的传播。当全球化成为一种潮流，哈维尔开始积极拥护“人权至上”的西方价值观念，并非不能理解。其次，哈维尔自身有一次相关的历史经验背景。即1968年苏联联合华约集团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哈维尔在回忆中站在了苏联人民的立场上考虑这次入侵战争，从而得出结论：该类型的入侵战争的确存在合理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哈维尔后期政治思想的内在实质。其一：哈维尔后期的种种表态，可看做“新道德主义”的一种表现。以“人权”做招牌，以道德为普世准则，将他国内政归为本国事务。其二：以建构主义观点来看，在全球资本主义这个文化结构中，哈维尔领导之下的捷克是一个积极融入本结构文化准则的行为体。通过认同与实行文化准则，获取军事、经济等现实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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