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散文的命运(石华鹏)

“文化散文”这一文体的出现和形成，是以1992年出版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为标志的。因此，文化散文的关键词有三个：20世纪90年代、余秋雨、文化苦旅。
　　无论后来人们怎样质疑或贬损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说他煽情、沦为文化消费品也好，说他不严谨、错误百出也好，说他虚伪、虚荣、投机也好，但有一个事实确凿无疑：《文化苦旅》对中国散文文体的拓展和散文表达模式的突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其的质疑和模仿也许成为过眼云烟，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以及因之而诞生的“文化散文”这一概念，一定会进入文学的史册。
　　如今，距离那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散文热潮已经过去20多年了，在散文写作波澜不惊的今天，回眸那场热潮，盘点继余秋雨之后的文化散文创作实绩，重新审视文化散文，我们有了一个更为明晰和理性的认识。
　　文化散文不是一个大箩筐，不适合什么都往里边装。因为我们无论谈论文化散文还是写作文化散文，这一话题和文体的价值都基于两点：一是题材与表达模式。文化散文是在历史文化与散文之间找到了一块交界地带，用文学的形象和情感来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用历史文化的精神维度来丰富散文的深度。二是写作方式。文化散文强调行走，强调在场与现场感，强调用自己的脚印去追寻前人的脚印，用自己的呼吸感受前人的呼吸，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某种精神应答。所以说，将文化散文的边界无限泛化会导致文化散文自身价值的泛化，文化是个大词，我们更愿意从狭义的角度来定义文化散文，事实上，人们对文化散文的认识一直也是限于此。文化散文并不等于学者散文，写文化散文的有学者也有非学者，学者写的散文并非都是文化散文。这一点必需澄清。
　　文化散文是散文从审美趣味过渡到审智趣味之间的一座桥梁，当下散文变得知性、智性，抒情退到一旁，见识、经验、知识成为散文的主打内容。文化散文至今仍有广泛市场，甚至仍是普通读者获取历史文化知识的主要渠道。20多年前，余秋雨让文化散文“红”遍全中国，原因之一是余秋雨用“余式风格”(情绪充沛、表达文雅)为国人补上了“历史文化”的课，人们突然发现那些僵硬的历史文化，原来也可以如此生动、如此感染人，同时，人们也发现散文可以如此知性、如此厚重。文化散文一度作为“精神营养品”，老少皆宜，滋补了人们贫瘠的精神世界。到今天，文化散文仍有巨大的读者市场，吸引读者的还是那些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的历史文化知识，文化散文仍以其知性和感性的美妙结合成为人们获取历史文化知识的亲切方式。
　　如今有多少人走在“文化散文”写作的道路上，我们不得而知，可知的是，目前所见的写散文者，很大一部分人都有过创作文化散文的经历。但是自余秋雨之后，又有多少人、多少作品脱颖而出，扬名文坛呢？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这些作品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夏坚勇的《淹没的辉煌》、南帆的《辛亥年的枪声》、曾纪鑫的《一个人能够走多远》、葛水平的《河水带走两岸》、祝勇的《凤凰，草鞋下的故乡》、高洪雷的《另一半中国史》、朱以撒的《古典幽梦》、任蒙的《反读五千年》等等，这些都称得上出色的文化散文集。不过，这些作品的影响力并没有超越当年的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原因也很简单，发现新大陆者比建设新大陆者名声更远，这就是开创、原创的力量。
　　大受写作者青睐的文化散文，其作品数量汗牛充栋，其水平也有上、中、下品之分。上品者疼痛，能写出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对灵魂的拷问，从中透出某种现实性的疼痛感，文字优雅大气、才华横溢；中品者深刻，对历史文化的追溯过程引人思索，叙述视野开阔，对某些历史文化事件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表达；下品者展示，把历史文化变成故事的演绎、知识的展示，作者沦为“文抄公”、“说书人”，语言也缺乏感染力，历史文化有了，文学没了。反观20多年来文化散文的写作实绩，上品者不多，中品者有一些，下品者众多。
　　文化散文从出现到热潮再到逐渐归于平静，经历了自己该经历的命运，当年的新文体也成为旧文体了。任何一种文体都处于变化之中，任何一种文体都是开放的文体，文化散文也是如此，它终究会变成什么，只有时间才知道。
　　2014年3月，时隔22年之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重新出版，新版《文化苦旅》作了一些删补，新增世界之旅和人生之旅的篇幅，对旧有文字也作了适当修订。旧版《文化苦旅》印了多少册已无法统计，一些读书的朋友表示，会买一本新版的《文化苦旅》来做纪念，毕竟这本书曾经开启了一个新的散文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