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谈雪莱：一往心仰慕

吴宓在《徐志摩与雪莱》一文中说，雪莱正是自己和志摩的介绍人，而他以志摩比雪莱，既是欧游归来怀念志摩逝世三载，更是感伤自己，未有志摩之幸，遑论雪莱，实有惺惺惜惺惺之意。
吴宓曾感叹：“我一生处处觉Love（所欲为）与Duty（所当为）的冲突，使我十分痛苦。” 这一感叹源于吴宓在担任《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时，因斟酌是否要刊发杨丙辰关于徐志摩离婚等等都是“好玩”的文章。 于吴宓的私心，他是袒护志摩，同情志摩的，然而作为编辑，却又必须循着公平刊登精到之论。但吴宓的感叹又实非仅存于编辑刊物这一事，他所秉持的传统道德同他的浪漫情感常常成为他“所欲为”和“所当为”的矛盾双方，交织于他的生活实践。
1917年吴宓从清华留美预备班毕业后赴美国留学，于1919年转入哈佛大学师从新人文主义批评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研习文学和哲学。在上着白璧德教授十六世纪后的文学批评一课的同时，他还选择了J.L Lowes教授的英国浪漫诗人一课。在课上，吴宓选择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作为研究对象，由此同雪莱其人其诗结下因缘。然而，理智与情感的冲击似乎也预言了吴宓今后生活情感中的诸多波折。
归国后，吴宓与胡先骕、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于1922年在南京大学创办《学衡》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这些学者虽也是留洋归来，但仍秉承“孔孟之人本主义原系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今取以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之学说相比较，融会贯通，撷精取粹，再加以西洋历代名儒巨子之所论述熔铸一炉，以为吾国新社会群治之基”。 虽然吴宓也论新文化运动之弊端，坚持文言写作，抨击新体自由诗，认为西洋晚近的思想和文章多为糟粕、毒酖。而反观吴宓的自身的实践却同他所倡导的传统思想大相径庭。
于诗歌情感之说，吴宓不循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传统规矩及合理有度。他尝谓“世间诸事，皆可作伪，惟作诗不可作伪。人生处处须行节制，惟诗中之感情，则当令其自然发泄，强之不可加，抑之亦难止”。 而唯在诗体上，吴宓仍坚持作文言诗。他推崇浪漫派的诗人拜伦、雪莱，1930年吴宓游历欧洲，在牛津大学观雪莱遗物时曾作诗三首：（此处录一首）
少读雪莱诗，一往心仰慕。理想入玄冥，热情生迷误。
淑世自辛勤，兼爱无新故。解衣赠贫寒，离婚偕知遇。
至诚能感人，庸德或失度。暴乱岂终极，风习仍闭锢。
到处炭投冰，徒令丹非素。天马绝尘驰，驽駘惭跬步。
吴宓称此诗一面凭吊雪莱，一面感伤自己。吊世人对雪莱之功罪的错判。观雪莱致前妻Harriet的信，可知雪莱“重视真爱而不以婚姻制度为意旨，虽弃哈里爱而与玛丽结婚，其心仍恋哈里爱，而望三人均能快乐。雪莱之意故诚。” 同时，吴宓更是欣赏玛丽的慧眼识才，“一见成知己，弃家迳追随”，两人相爱无间，调护辅助雪莱。即便雪莱“一生恋爱虽然多，精神甚苦”，然“诗人有妻如此，亦其宜家矣” 。
若吴宓当真以白璧德的主义观雪莱之婚姻，本不应觉得感伤和同情，此实乃有悖道德教化之行为。吴宓曾论及当世人之立身形势及其存心，他将其分为三级：上者为天界，以宗教为本，笃信天命；中者为人界，以道德为本，尤重中庸与忠恕二义。下者为物界，不信有天理人情，只见物象。若以此三者论婚姻：如其人自立于天界，则自礼拜堂牧师成礼，或祭天祀祖之后，即自认为夫妇，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然如其人自立于人界也，则必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遵依社会之习俗，不求怪异，而合乎人情。而如其人自立于物界，则以为男女之合，由于色欲，不必有室家夫妇，更不必有聘合婚嫁。 由此对照雪莱的婚姻，绝不足称其为合宗教天命与道德习俗，虽不至物界色欲之说，但也非合规合理之行径。
陈福田 曾谓吴宓乃浪漫派中最浪漫之人，此言不虚也。吴宓要学雪莱，却得了怎样的结果：我的Harriet幸未投河自尽；我所追求眷恋的Mary，却未成为Mrs. Shelley；我也有我的Jane Williams（陈仰贤）；我也有我的Emilia Viviani（美国的格布士女士）：是的，种种都合适，只是我的Mary未免使我失望。我的痛苦，自然是我所自造，应当自己负责，不错。
吴宓的Harriet当属其第一任妻子陈心一。1921年，吴宓同陈心一结婚，他们婚礼上的伴娘，就是日后被吴宓当成是Mary的毛彦文。吴宓同陈心一的婚事虽无感情基础，也非深思熟虑，但终究是依俗嫁娶，合规合情。陈心一虽不貌美，但仍不失为一贤主妇。而在吴宓看来：故妻陈心一女士，德性夙所钦佩，但敬而不爱。 为此，七年的婚姻过后，吴宓提出要同故妻陈心一女士离婚。在当时的中国，虽说离婚并非不可，但毕竟仍是逾越常理的行为。为此，吴宓的众友人多有规劝。陈寅恪曾劝吴宓：无论如何错误失悔，对于正式之妻，不能脱离背弃或丝毫蔑视。应严持道德，悬崖立马，勿存他想。感情所激，理性全无，他日回思，所见必异。 汤用彤亦劝吴宓：离婚之事，万不可行，且必痛苦。今宜极力与心一和好。他日如至万不能容忍同居之时，再议分离。但不能预存此想。 然而，吴宓虽极力提倡道德与旧礼教，但在自己的婚姻情感问题上，他却是一个重情感而轻理性的人。他曾在家中同众友人谈自己的婚恋主张，他认为婚姻与恋爱当分开，婚姻为社会义务，应严守一夫一妻制，恋爱则为个人自由，应随意而无限制。婚姻属于事实，恋爱则属于感情，此二者并行不悖，斯为中道，斯为可行之道。 吴宓觉得妻既不睦，自须离异，不论是非道德，乃势在必行。这样的思想多少带着些浪漫诗人雪莱对情感自由的渴望，实非中国传统道德观所提倡的。
然而，吴宓强调，自己同陈心一女士婚姻走向终结，同自己所爱慕的Mary无关。虽言无关，但在旁观者看来又不得不说，毛彦文身上独立、智慧的新女性风范是吴宓渴望摆脱旧礼教羁绊的重要原因。吴宓同情毛彦文敢于追求真爱却遭悔婚的下场，于是千方百计为她周旋北上谋一份在高校的工作。但此中，吴宓对同心一婚姻的不满足，加之同彦文来往书信所述情谊，以及陈心一另致毛彦文的信件，让彦文放弃了这次北上。为此，吴宓曾极为失落，遂大病一场，于病中还作《采桑子》一首：
最难消遣今宵是。醒也无聊，醉也无聊。付与旁人作解嘲。
佳期未到翻成恨，梦也迢遥，会也迢遥，奈此余生太寂寥。
吴宓自称：醒即是cold & realistic mood，醉即是emotional & romantic mood，而佳期指好友欢聚之期，非世俗所谓佳期也。此本应彦文到来之时，良友欢聚，然而现在却都不得实现了。
吴宓虽负道德却不愿负自己的感情。后来谈论离婚一事时，吴宓说到：“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美国格布士女士），而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毛彦文）。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 陈寅恪谓这一事实则是一悲剧之形式，吴宓在传统理性和浪漫情感间挣扎，最痛苦的当数他自己。这也难怪他仰慕雪莱的洒脱自由，叹志摩再婚尚得享受五年的艳福，而自己焉能比志摩，便只好自我哀悼了。
若论情感的坦诚，案林语堂言，中国社会未必肯让人有丰富情感，有情感者亦必讪笑之，讥讽之，有情感而坦白者，更必讪笑之，讥讽之。但吴宓对自己的情感却是真坦诚，不顾人之诟辞，“宁可使其真坦白，不可使其为假雨僧” 。对于自己的情感和婚姻，吴宓不惧世人搬嘴弄舌，“以白璧德信徒而侃谈恋爱”，谓“自能负责，不恤人言” 。的确，离婚后，吴宓对陈心一及三个孩子亦关怀备至，还常有书信往来，实则合乎中国的传统道德，不害于情，亦无伤于礼。
吴宓之不幸，在于他陷于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圈套，又在于他实则是一个急激而重感情的浪漫主义者，在道德与情感，理性与感性的矛盾挣扎中，他的“所欲为”和“所当为”让他面临两难全的尴尬抉择，在思想上放不下的道德与在情感上学不了的洒脱，而这又何尝不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新旧交替，改革传统的时代考验。如《二十今人志》所说：如果吴宓肯拉开窗幔，凭眺那远景或是不再矜持，放心怡情地赏那风华秾丽的一片野景，也许他生活上不至那样不安，而面容上也不至那样苦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