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老建筑：聂耳故居
昆明聂耳故居就坐落在原云贵总督府前的官道、现在的甬道街上73、74号。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去昆明行医，在昆明甬道街租用一间铺面开中药铺“成春堂”。当时，聂、杨（房东）两家合住一院，本属于用作商铺的清代官房，该房坐东朝西，临街有两层楼土木结构房三间。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于此，他的童年也基本在这里度过。18岁时聂耳外出求学离开昆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新中国成立后，聂耳的三哥聂叙伦等曾前往甬道街找寻他们曾经的住房，确认了其位置即今甬道街73、74号。聂叙伦认为“这间房子除了扩街心把前厦拆掉以外，基本上还是当年的模样，屋内外都没有大的改动。”1986年7月，盘龙区人民政府将甬道街之73、74号临街铺面命名为“聂耳故居”，并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划归五华区管辖，2003年升级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昆明街上小药店 诞生人民音乐家——聂耳
每天清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徐徐升起的时候，伴随着这庄严的画面，更有一曲旋律，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那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从谱成的那一刻起，就成为鼓舞中国人奋进的乐章。它的作者聂耳，虽然人生轨迹是短暂的，但他却用音乐，将自己短暂的一生演绎得辉煌豪放。今天是聂耳诞辰94周年，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71年了，但他那种服务于社会的精神，却一直影响着后人。
木匠领上音乐路
1912年2月14日，聂耳出生于昆明市甬道街72号门牌的“成春堂”小药铺里，他的父亲聂鸿仪是玉溪颇有名气的中医师，于光绪末年带着妻子彭寂宽到昆明悬壶行医。在聂耳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聂耳原名聂守信，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关于聂耳的生日，一直有两种说法，建国以来，关于人民音乐家聂耳的生辰，音乐界一直认为是2月15日，还一度将此日定为中国音乐节。后经过认真查对，聂耳的生日是2月14日。关于这一点，聂耳的侄女聂丽华告诉记者，在聂耳留下的日记上记载，他的生日就是2月14日。这一差错，是因为农历和公历推算不够准确所致。
聂耳自幼生性活泼，除了在校认真读书外，对音乐、戏剧、文学、美术和体育都有着广泛的爱好。聂耳4岁时，父亲便病故了。家里的开支，全靠母亲苦守着父亲留下的那个小药铺。家境愈发艰难。聂耳的母亲是一名傣族妇女，她并没有因为生活的艰苦，而放弃对子女的教育。她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给孩子讲岳飞、《柳荫记》、《孟姜女》等流传民间的故事。她常常用滇戏或花灯曲牌边唱边讲。母亲这些低沉哀婉的歌声，默默地影响着聂耳的心灵，也成为聂耳音乐艺术的启蒙教育。
聂耳的乐器启蒙教育则来自于一个会吹笛子的木匠。聂耳家附近，有个姓邱的木匠会吹笛子。那悠扬的笛声常常让聂耳入迷。后来，他跟邱木匠熟识后，就利用空闲的时间跟着学吹笛子，不久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童年时接触的音乐，不仅丰富了聂耳的生活，也启迪了他的智慧。在学校，他被选为儿童乐队的指挥，在家里，他又与两个哥哥组成了家庭小乐队。聂耳的亲属回忆，那时，他们经常结伴到西山、金殿等风光秀丽、环境幽雅的地方练习合奏，通宵达旦，尽欢而归。在聂耳侄女聂丽华的家里，挂着一幅聂耳读小学时，儿童乐队的相片，聂耳和他三哥坐在前排，一个弹着三弦，一个拉着二胡，怡然自得。《翠湖春晓》是聂耳在上海创作的器乐曲，其意境就有他与伙伴在昆明翠湖堤上演奏时获得的神韵。
带着音乐干革命
1927年，聂耳考进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进步学校里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他不但搞音乐也演话剧。他的处女作《省附小校歌》，就是在这个时候问世的。这支歌曲雄壮有力，富有朝气，已显露出他的才华。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接触小提琴，常常到西山美人峰下孜孜不倦地练琴。
1927年，大革命刚刚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他不顾反动派迫害，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青年读书会和音乐、戏剧的演出，参与散发传单等秘密活动，并毅然加入了共青团组织。1930年夏天，18岁的聂耳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正当他要走上工作岗位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由于聂耳参与进步学生活动，被叛徒告密，当局下令要逮捕他。当时，他三哥聂叙伦刚从日本回来，准备去上海工作。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他三哥将计就计，让弟弟顶自己的名，连夜离开昆明去了上海。
二、聂耳诞辰百年的昆明记忆：更像亲切的老友
2月15日，聂耳诞辰100周年之际，上万昆明市民相聚在聂耳故居旁一起唱响《义勇军进行曲》，并参观聂耳故居，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图为万人齐唱国歌。
百年之前，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出生在昆明。而百年之后的昆明，也似乎因为纪念他的诞辰而有了浓郁的音乐气息。聂耳诞辰百年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慕名踏访而至，寻找聂耳的“昆明记忆”。
2月16日，在昆明市区闹中取静的“聂耳故居”里，平日门可罗雀的小院热闹了起来。这间100年前还是名叫“成春堂”的小药铺，聂耳便是出生、成长于此。直到1930年，他远赴重洋并开启了一个中国音乐的“新时代”。
在聂耳短短23年的生命里，与昆明就有着18年的共同回忆。
或许是因为出生在西方情人节这么浪漫的日子，聂耳的血液里有着与生俱来的音乐细胞，也因此更名为“耳”。“叔叔从小就爱音乐，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都是他自学的”，经常回到昆明看看的聂耳侄女聂丽华告诉记者。
少年时期的聂耳在昆明汲取了大量的音乐养分，也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音乐创作。上世纪20年代的昆明，花灯、滇剧、洞经乐班演出十分盛行，当时比较有名的演出场所“群舞台”、“云仙茶园”、翠湖“三丰庵”、以及“彩排茶室”等，都曾留下了聂耳的足迹。
聂耳代表作之一《翠湖春晓》，便是根据昆明洞经音乐改编而成的民族管弦乐曲。而今漫步翠湖，当年的洞经乐班已难寻，倒是许多民间艺人团体自寻一角便吹拉弹唱起来，依依呀呀的乐声飘荡在公园上空。
在与聂丽华的交谈中，她提到最多的便是聂耳的“幽默”、“热情”。聂丽华说，“他在家里很活泼，唱歌、模仿都很逗趣，时常有些幽默的举动，惹得家人捧腹。在学校演话剧，他也经常男扮女装，受到同学夸赞。”
聂耳侄孙青山如今也是一位饶有名气的音乐人。近几日，也跟随母亲聂丽华来到昆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青山的言语中不时透露着对聂耳音乐的崇拜，“聂耳心中有充盈的感情，他爱世界、爱生活，而家乡孕育了他的爱，是他情感的源泉。”
18岁，聂耳离开云南去到上海，开始步入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阶段。虽然从此他再也没能踏上重返故乡的归途，但与昆明的回忆、昆明带给他对音乐的感知与才华，伴随了他的一生。
在聂耳故居，记者还遇到一位来自美国的游客贝特西·科恩。她告诉记者，“聂耳音乐很美，所以想看看给他灵感的这片土地。”科恩在聂耳故居里细细地看着他的书、他的信、他的琴，似乎正在感受百年前飘过聂耳耳畔的那曲花灯小调。
而对昆明人来说，比起爱国主义音乐家，聂耳更像亲切的老友。坐落在翠湖公园的聂耳塑像从八十年代起，便成了昆明人闲游、散步的好去处。
初春的昆明十分温暖。午后，许多市民都来到聂耳音乐广场散步。一旁的小男孩指着广场上的塑像问“他是谁”，爷爷回答道，“他是人民音乐家——聂耳。”
三、走进昆明——用歌声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
用音符来缅怀这位出生在昆明的著名音乐家--聂耳。
云南举行聂耳音乐周
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有的人用滚烫的身躯为盾，抵挡邪恶的炮火来袭;有的人用纤细的笔尖为矛，刺穿敌人黝黑的心脏;还有的人用飘柔的音符为剑，铸造坚忍不拔的革命信念!当雄壮的国歌声响起，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国歌的曲谱创作者聂耳。当我们再次去重温他所创作的那些催人奋进、铿锵有力的音乐作品时，远去的烽火岁月仿佛又鲜活、滚烫起来。毕竟这些作品是当时广大抗日青年重要的精神食粮。
不久前，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举办的一次聂耳音乐周的文化活动中，曾任昆明市市长王文涛先生说：
“昆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史文化名人辈出;聂耳，人民的音乐家，二十世纪伟大的作曲家，他出生于昆明。作为新音乐运动的奠基人，他在学习和继承中外优秀音乐遗产的基础上创作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歌曲：卖报歌、毕业歌等，既反映了劳苦大众的心声，又把革命的豪情和时代的呐喊融入了音乐的语言。《义勇军进行曲》更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聂耳是全世界极具声誉的世界级的文化名人，是昆明的骄傲、云南的骄傲、中国的骄傲!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聂耳逝世七十周年之际，我们缅怀爱国的人民音乐家聂耳。让其高昂激越、催人奋进的歌曲，激励焕发出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爱好和平、坚持正义的民族精神，以此传播先进文化，搭建起昆明人民与国内外朋友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加深友谊，共谋发展的桥梁!”
聂耳一生一共创作了36首歌曲和6首民族器乐作品，大多反映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这不仅和他当时身处的时代有关，更和他从小受到的以善为本的家庭教育有关。聂耳幼年丧父，家境贫苦。坚毅的母亲，不仅含辛茹苦承担着全部的家庭重担，而且从不放松对儿女的教育。她经常给孩子们讲岳飞、《柳荫记》、《孟姜女》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也常常用滇戏或花灯曲牌边唱边讲。那些低徊哀婉的歌声，润泽着聂耳幼小的心房，成为聂耳音乐艺术的启蒙教育。而聂耳非凡的音乐天赋也从小就显露了出来。十岁的时候，聂耳就向邻居学会了吹笛子，之后又学会了吹口琴、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并参加了学生音乐团，还担任音乐指挥。在家里，他和两个哥哥还成立了“家庭小乐队”。课余或假日，他们经常结伴到昆明的西山、金殿等风光秀丽、环境清幽的地方练习合奏;他们也常常坐在翠湖长堤上演奏和唱歌，通宵达旦、尽欢而归。音乐，启迪了聂耳的智慧，更丰富了他的人生。
在聂耳的作品中，有写煤矿工人、纺织工人、码头工人和筑路工人的，如：《码头工人歌》、《大路歌》;有以农村姑娘和歌女为题材的，如《梅娘曲》和《铁蹄下的歌女》;还有写青年学生和报童生活的，如《毕业歌》和《卖报歌》……作品通过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内容，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了时代的最强音。这些作品对团结人民、鼓舞斗志，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聂耳作品《毕业歌》入)其中，在1934年为电影《桃李劫》创作的《毕业歌》，就描写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青年学生坎坷的生活道路，表达了一代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革命斗志。
离开昆明以后，聂耳来到了上海，也就是在上海的十里洋场，聂耳的音乐才华进一步得到施展。也就从那个时候起，聂耳正式地走上了音乐之路。据说“聂耳”这个名字也是有来由的：聂耳原名聂守信，因为他耳朵十分敏锐、听音能力好，人们亲切地叫他“耳朵先生”，他索性就将名字改为聂耳。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他鄙视那些钻在“象牙之塔”中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春白雪”。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歌曲《新女性》;他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那首著名的《卖报歌》就是最好的印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又在1932年发动了“一二八”事变，由此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恨家仇，无数的热血青年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来。身居海外的中华游子，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自愿组成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担负起了前往中国西南大后方运输战略物资的任务，他们奔波在滇缅公路上，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爱国热潮，为抗日救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歌曲《再会吧，南洋!》再现了这段历史。“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尽管聂耳出生的特殊年代让他的成长一直伴随着民族的苦难，尽管他的内心一直蕴藏着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然而聂耳的音乐创作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除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号召性音调、斩钉截铁的果敢的节奏、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气势以外，聂耳的音乐创作也有抒情和热烈的一面，也体现了这个有为青年热爱生活、向往幸福的美好情愫。如，民族管弦乐《翠湖春晓》，这支曲子改编自昆明的洞经音乐，描绘了翠湖的春日美景。曲调抒情悠扬，段尾欢快热情，寄托了聂耳远离故里的思乡之情;又如1934年他创作的民族器乐作品《金蛇狂舞》，乐曲旋律昂扬热情、锣鼓铿锵有力，很好地烘托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聂耳生命的最后两年，是他音乐创作的高峰时期--《山国情侣》、《新女性》、《茶山情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打桩歌》……。当我们一一细数这些歌曲的名字，当我们哼唱出它们的旋律，聂耳的形象又会在我们的头脑里重现。
1935年7月，聂耳不幸溺海身亡，虽然他二十三年的青春年轮是短促的，然而这短暂的青春却散发了炫目的光芒!在聂耳的音乐启蒙时期，歌山舞海的云南给了他丰润的滋养;在聂耳的音乐发展探求时期，文化碰撞的上海给了他坚韧的磨砺;而日本鹄沼海的涛声将抚慰着聂耳永生的灵魂。
时间可以远去，而经过时间的洗礼沉淀下来的这一串串音符却弥足珍贵，它们是时代的强音，是中华民族的心声，也是民族精神的奠基!
今天，当我们以歌声的方式来纪念聂耳这位伟大的音乐家的时候，当我们怀着不能平静的心绪回望屈辱往昔的时候，当《义勇军进行曲》坚定铿锵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让我们自豪地说出：中国，我爱你!
新中国成立后，聂耳的三哥聂叙伦等曾前往甬道街找寻他们曾经的住房，确认了其位置即今甬道街73、74号。聂叙伦认为“这间房子除了扩街心把前厦拆掉以外，基本上还是当年的模样，屋内外都没有大的改动。”1986年7月，盘龙区人民政府将甬道街之73、74号临街铺面命名为“聂耳故居”，并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划归五华区管辖，2003年升级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昆明街上小药店 诞生人民音乐家——聂耳
每天清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徐徐升起的时候，伴随着这庄严的画面，更有一曲旋律，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那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从谱成的那一刻起，就成为鼓舞中国人奋进的乐章。它的作者聂耳，虽然人生轨迹是短暂的，但他却用音乐，将自己短暂的一生演绎得辉煌豪放。今天是聂耳诞辰94周年，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71年了，但他那种服务于社会的精神，却一直影响着后人。
木匠领上音乐路
1912年2月14日，聂耳出生于昆明市甬道街72号门牌的“成春堂”小药铺里，他的父亲聂鸿仪是玉溪颇有名气的中医师，于光绪末年带着妻子彭寂宽到昆明悬壶行医。在聂耳上面，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聂耳原名聂守信，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关于聂耳的生日，一直有两种说法，建国以来，关于人民音乐家聂耳的生辰，音乐界一直认为是2月15日，还一度将此日定为中国音乐节。后经过认真查对，聂耳的生日是2月14日。关于这一点，聂耳的侄女聂丽华告诉记者，在聂耳留下的日记上记载，他的生日就是2月14日。这一差错，是因为农历和公历推算不够准确所致。
聂耳自幼生性活泼，除了在校认真读书外，对音乐、戏剧、文学、美术和体育都有着广泛的爱好。聂耳4岁时，父亲便病故了。家里的开支，全靠母亲苦守着父亲留下的那个小药铺。家境愈发艰难。聂耳的母亲是一名傣族妇女，她并没有因为生活的艰苦，而放弃对子女的教育。她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给孩子讲岳飞、《柳荫记》、《孟姜女》等流传民间的故事。她常常用滇戏或花灯曲牌边唱边讲。母亲这些低沉哀婉的歌声，默默地影响着聂耳的心灵，也成为聂耳音乐艺术的启蒙教育。
聂耳的乐器启蒙教育则来自于一个会吹笛子的木匠。聂耳家附近，有个姓邱的木匠会吹笛子。那悠扬的笛声常常让聂耳入迷。后来，他跟邱木匠熟识后，就利用空闲的时间跟着学吹笛子，不久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童年时接触的音乐，不仅丰富了聂耳的生活，也启迪了他的智慧。在学校，他被选为儿童乐队的指挥，在家里，他又与两个哥哥组成了家庭小乐队。聂耳的亲属回忆，那时，他们经常结伴到西山、金殿等风光秀丽、环境幽雅的地方练习合奏，通宵达旦，尽欢而归。在聂耳侄女聂丽华的家里，挂着一幅聂耳读小学时，儿童乐队的相片，聂耳和他三哥坐在前排，一个弹着三弦，一个拉着二胡，怡然自得。《翠湖春晓》是聂耳在上海创作的器乐曲，其意境就有他与伙伴在昆明翠湖堤上演奏时获得的神韵。
带着音乐干革命
1927年，聂耳考进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进步学校里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他不但搞音乐也演话剧。他的处女作《省附小校歌》，就是在这个时候问世的。这支歌曲雄壮有力，富有朝气，已显露出他的才华。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接触小提琴，常常到西山美人峰下孜孜不倦地练琴。
1927年，大革命刚刚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他不顾反动派迫害，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青年读书会和音乐、戏剧的演出，参与散发传单等秘密活动，并毅然加入了共青团组织。1930年夏天，18岁的聂耳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正当他要走上工作岗位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由于聂耳参与进步学生活动，被叛徒告密，当局下令要逮捕他。当时，他三哥聂叙伦刚从日本回来，准备去上海工作。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他三哥将计就计，让弟弟顶自己的名，连夜离开昆明去了上海。
二、聂耳诞辰百年的昆明记忆：更像亲切的老友
2月15日，聂耳诞辰100周年之际，上万昆明市民相聚在聂耳故居旁一起唱响《义勇军进行曲》，并参观聂耳故居，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图为万人齐唱国歌。
百年之前，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出生在昆明。而百年之后的昆明，也似乎因为纪念他的诞辰而有了浓郁的音乐气息。聂耳诞辰百年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慕名踏访而至，寻找聂耳的“昆明记忆”。
2月16日，在昆明市区闹中取静的“聂耳故居”里，平日门可罗雀的小院热闹了起来。这间100年前还是名叫“成春堂”的小药铺，聂耳便是出生、成长于此。直到1930年，他远赴重洋并开启了一个中国音乐的“新时代”。
在聂耳短短23年的生命里，与昆明就有着18年的共同回忆。
或许是因为出生在西方情人节这么浪漫的日子，聂耳的血液里有着与生俱来的音乐细胞，也因此更名为“耳”。“叔叔从小就爱音乐，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都是他自学的”，经常回到昆明看看的聂耳侄女聂丽华告诉记者。
少年时期的聂耳在昆明汲取了大量的音乐养分，也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音乐创作。上世纪20年代的昆明，花灯、滇剧、洞经乐班演出十分盛行，当时比较有名的演出场所“群舞台”、“云仙茶园”、翠湖“三丰庵”、以及“彩排茶室”等，都曾留下了聂耳的足迹。
聂耳代表作之一《翠湖春晓》，便是根据昆明洞经音乐改编而成的民族管弦乐曲。而今漫步翠湖，当年的洞经乐班已难寻，倒是许多民间艺人团体自寻一角便吹拉弹唱起来，依依呀呀的乐声飘荡在公园上空。
在与聂丽华的交谈中，她提到最多的便是聂耳的“幽默”、“热情”。聂丽华说，“他在家里很活泼，唱歌、模仿都很逗趣，时常有些幽默的举动，惹得家人捧腹。在学校演话剧，他也经常男扮女装，受到同学夸赞。”
聂耳侄孙青山如今也是一位饶有名气的音乐人。近几日，也跟随母亲聂丽华来到昆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青山的言语中不时透露着对聂耳音乐的崇拜，“聂耳心中有充盈的感情，他爱世界、爱生活，而家乡孕育了他的爱，是他情感的源泉。”
18岁，聂耳离开云南去到上海，开始步入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阶段。虽然从此他再也没能踏上重返故乡的归途，但与昆明的回忆、昆明带给他对音乐的感知与才华，伴随了他的一生。
在聂耳故居，记者还遇到一位来自美国的游客贝特西·科恩。她告诉记者，“聂耳音乐很美，所以想看看给他灵感的这片土地。”科恩在聂耳故居里细细地看着他的书、他的信、他的琴，似乎正在感受百年前飘过聂耳耳畔的那曲花灯小调。
而对昆明人来说，比起爱国主义音乐家，聂耳更像亲切的老友。坐落在翠湖公园的聂耳塑像从八十年代起，便成了昆明人闲游、散步的好去处。
初春的昆明十分温暖。午后，许多市民都来到聂耳音乐广场散步。一旁的小男孩指着广场上的塑像问“他是谁”，爷爷回答道，“他是人民音乐家——聂耳。”
三、走进昆明——用歌声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
用音符来缅怀这位出生在昆明的著名音乐家--聂耳。
云南举行聂耳音乐周
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有的人用滚烫的身躯为盾，抵挡邪恶的炮火来袭;有的人用纤细的笔尖为矛，刺穿敌人黝黑的心脏;还有的人用飘柔的音符为剑，铸造坚忍不拔的革命信念!当雄壮的国歌声响起，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国歌的曲谱创作者聂耳。当我们再次去重温他所创作的那些催人奋进、铿锵有力的音乐作品时，远去的烽火岁月仿佛又鲜活、滚烫起来。毕竟这些作品是当时广大抗日青年重要的精神食粮。
不久前，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举办的一次聂耳音乐周的文化活动中，曾任昆明市市长王文涛先生说：
“昆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史文化名人辈出;聂耳，人民的音乐家，二十世纪伟大的作曲家，他出生于昆明。作为新音乐运动的奠基人，他在学习和继承中外优秀音乐遗产的基础上创作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歌曲：卖报歌、毕业歌等，既反映了劳苦大众的心声，又把革命的豪情和时代的呐喊融入了音乐的语言。《义勇军进行曲》更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聂耳是全世界极具声誉的世界级的文化名人，是昆明的骄傲、云南的骄傲、中国的骄傲!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聂耳逝世七十周年之际，我们缅怀爱国的人民音乐家聂耳。让其高昂激越、催人奋进的歌曲，激励焕发出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爱好和平、坚持正义的民族精神，以此传播先进文化，搭建起昆明人民与国内外朋友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加深友谊，共谋发展的桥梁!”
聂耳一生一共创作了36首歌曲和6首民族器乐作品，大多反映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这不仅和他当时身处的时代有关，更和他从小受到的以善为本的家庭教育有关。聂耳幼年丧父，家境贫苦。坚毅的母亲，不仅含辛茹苦承担着全部的家庭重担，而且从不放松对儿女的教育。她经常给孩子们讲岳飞、《柳荫记》、《孟姜女》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也常常用滇戏或花灯曲牌边唱边讲。那些低徊哀婉的歌声，润泽着聂耳幼小的心房，成为聂耳音乐艺术的启蒙教育。而聂耳非凡的音乐天赋也从小就显露了出来。十岁的时候，聂耳就向邻居学会了吹笛子，之后又学会了吹口琴、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并参加了学生音乐团，还担任音乐指挥。在家里，他和两个哥哥还成立了“家庭小乐队”。课余或假日，他们经常结伴到昆明的西山、金殿等风光秀丽、环境清幽的地方练习合奏;他们也常常坐在翠湖长堤上演奏和唱歌，通宵达旦、尽欢而归。音乐，启迪了聂耳的智慧，更丰富了他的人生。
在聂耳的作品中，有写煤矿工人、纺织工人、码头工人和筑路工人的，如：《码头工人歌》、《大路歌》;有以农村姑娘和歌女为题材的，如《梅娘曲》和《铁蹄下的歌女》;还有写青年学生和报童生活的，如《毕业歌》和《卖报歌》……作品通过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内容，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了时代的最强音。这些作品对团结人民、鼓舞斗志，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聂耳作品《毕业歌》入)其中，在1934年为电影《桃李劫》创作的《毕业歌》，就描写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青年学生坎坷的生活道路，表达了一代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革命斗志。
离开昆明以后，聂耳来到了上海，也就是在上海的十里洋场，聂耳的音乐才华进一步得到施展。也就从那个时候起，聂耳正式地走上了音乐之路。据说“聂耳”这个名字也是有来由的：聂耳原名聂守信，因为他耳朵十分敏锐、听音能力好，人们亲切地叫他“耳朵先生”，他索性就将名字改为聂耳。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他鄙视那些钻在“象牙之塔”中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春白雪”。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歌曲《新女性》;他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那首著名的《卖报歌》就是最好的印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基地，又在1932年发动了“一二八”事变，由此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恨家仇，无数的热血青年投身到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来。身居海外的中华游子，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自愿组成了“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担负起了前往中国西南大后方运输战略物资的任务，他们奔波在滇缅公路上，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爱国热潮，为抗日救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歌曲《再会吧，南洋!》再现了这段历史。“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再会吧，南洋! 再会吧，南洋!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尽管聂耳出生的特殊年代让他的成长一直伴随着民族的苦难，尽管他的内心一直蕴藏着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然而聂耳的音乐创作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除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号召性音调、斩钉截铁的果敢的节奏、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气势以外，聂耳的音乐创作也有抒情和热烈的一面，也体现了这个有为青年热爱生活、向往幸福的美好情愫。如，民族管弦乐《翠湖春晓》，这支曲子改编自昆明的洞经音乐，描绘了翠湖的春日美景。曲调抒情悠扬，段尾欢快热情，寄托了聂耳远离故里的思乡之情;又如1934年他创作的民族器乐作品《金蛇狂舞》，乐曲旋律昂扬热情、锣鼓铿锵有力，很好地烘托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聂耳生命的最后两年，是他音乐创作的高峰时期--《山国情侣》、《新女性》、《茶山情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打桩歌》……。当我们一一细数这些歌曲的名字，当我们哼唱出它们的旋律，聂耳的形象又会在我们的头脑里重现。
1935年7月，聂耳不幸溺海身亡，虽然他二十三年的青春年轮是短促的，然而这短暂的青春却散发了炫目的光芒!在聂耳的音乐启蒙时期，歌山舞海的云南给了他丰润的滋养;在聂耳的音乐发展探求时期，文化碰撞的上海给了他坚韧的磨砺;而日本鹄沼海的涛声将抚慰着聂耳永生的灵魂。
时间可以远去，而经过时间的洗礼沉淀下来的这一串串音符却弥足珍贵，它们是时代的强音，是中华民族的心声，也是民族精神的奠基!
今天，当我们以歌声的方式来纪念聂耳这位伟大的音乐家的时候，当我们怀着不能平静的心绪回望屈辱往昔的时候，当《义勇军进行曲》坚定铿锵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让我们自豪地说出：中国，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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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跳舞吗？ 赞了这篇日记 2023-10-28 15:3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