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之争》1：康德的玩笑
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哲学的语言是从康德那里开始败坏的。这是以讹传讹的诋毁。排除那些纯粹理性的论著，康德是个风趣的家伙，有时候还有点恶搞的意味。
我可以马上举出证据。在《学科之争》的前言，康德就他刚发表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被指中伤《圣经》和基督教时提到那些审判官。康德笔下的神职人员严肃得很，一个个道貌岸然，声称“谁爱开玩笑，就不能通过这样的导师得到教诲。”弦外之音可谓复杂。
康德作为民众导师，但他不买民众的帐。他辩解道：他的书对公众根本是“不可理解的、难以接近的”，它只是专业学者们之间的一种商榷。也许，他那种如此拗口的语言风格，除了因为思想的复杂，还是保护自己的写作策略。但是，鉴于当时欧洲的社会状况，康德想说什么，潜在的读者一看就知道，审查官自然也心知肚明。历史的娱乐性往往是这样：有些东西完全是个形式，但是对立的双方都很有默契地走走过场，然后开始论战，最后不了了之。就像两个敌对的国家表面上弄得有多么僵，私底下两国领导人还是通过秘密方式打得火热。
我想引用康德的一句话：“但是，即便理性在这里如此说话，就好像它独自就是充分的，因而启示学说是多余的（如果客观地如此理解，这确实必定会被视为对基督教的贬低），那也无非是对它本身的评价的表述；不是按照它的能力，是按照它规定要做得事情，如果仅仅从它就产生出构成一种宗教的本质的那些信仰学说的普遍性、统一性和必然性，这种本质就在于道德实践的东西（即我们应当做的事情），相反，我们根据历史的证据有理由信仰的东西（因为在这里不适用任何应当），亦即启示，则被视为就自身而言偶然的信仰学说，被视为本质之外的，但并不因此就被视为不必要的和多余的；因为启示可用来弥补纯粹理性信仰自己并不否认的理论缺陷，例如在恶的起源、从恶道善的转变、人处在后一种状态之中的确定性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而且作为一种理性需要的满足，有助于根据时代条件和人的不同或多或少地对此作出贡献。”（页8-9）
没错，我说的是引用康德的一句话。这句只有一个句号的话（我想翻译应该忠诚于原著的标点），已经很好地说明康德心中的意图，顺便也可以理解康德一生的著作计划。特别是，为何道德实践在他那里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尽管冲着启示信仰而来，康德还是不忘来个补祸的说明：“这里所举出的基督教与最纯粹的道德理性信仰的一致，才是基督教的最佳的和最持久的颂词，因为正是由于这一点，而不是由于历史的博学，如此经常蜕化的基督教才一再得以重建，此外在遇到即便将来也不可避免的类似命运时，惟有这样才能够得以重建。”（页9）
我无意怀疑康德的虔诚信仰，更加无心把康德诽谤成一个反宗教的恶棍。康德崇尚真诚，作为读者我也相信他的真诚。他是如此真诚，以至于他怀疑神学考试的规定——神职人员候选人都要有“一种更深的悔恨的哀恸”——是否合理。因为人不能自己作出这种哀恸，除非出于伪善。康德的质疑很精彩，值得引用一下：“于是显而易见，那还必须（为其逾越）祈求悔恨的人，并非真的对其行为感到懊悔；这看起来的自相矛盾，正如关于祈祷说，它如果应当是可听到的，就必须是在信仰中作出的。因为如果祈祷者有信仰，他就不需要为此而祈求：但如果他没有信仰，他的祈求就不可能是可听到的。”（页10-11）
康德的真诚是要得罪人的。无怪乎擅长唱双簧的审查官也忍无可忍，因为“谁爱开玩笑，就不能通过这样的导师得到教诲。”
《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学科之争 实用人类学》，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我可以马上举出证据。在《学科之争》的前言，康德就他刚发表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被指中伤《圣经》和基督教时提到那些审判官。康德笔下的神职人员严肃得很，一个个道貌岸然，声称“谁爱开玩笑，就不能通过这样的导师得到教诲。”弦外之音可谓复杂。
康德作为民众导师，但他不买民众的帐。他辩解道：他的书对公众根本是“不可理解的、难以接近的”，它只是专业学者们之间的一种商榷。也许，他那种如此拗口的语言风格，除了因为思想的复杂，还是保护自己的写作策略。但是，鉴于当时欧洲的社会状况，康德想说什么，潜在的读者一看就知道，审查官自然也心知肚明。历史的娱乐性往往是这样：有些东西完全是个形式，但是对立的双方都很有默契地走走过场，然后开始论战，最后不了了之。就像两个敌对的国家表面上弄得有多么僵，私底下两国领导人还是通过秘密方式打得火热。
我想引用康德的一句话：“但是，即便理性在这里如此说话，就好像它独自就是充分的，因而启示学说是多余的（如果客观地如此理解，这确实必定会被视为对基督教的贬低），那也无非是对它本身的评价的表述；不是按照它的能力，是按照它规定要做得事情，如果仅仅从它就产生出构成一种宗教的本质的那些信仰学说的普遍性、统一性和必然性，这种本质就在于道德实践的东西（即我们应当做的事情），相反，我们根据历史的证据有理由信仰的东西（因为在这里不适用任何应当），亦即启示，则被视为就自身而言偶然的信仰学说，被视为本质之外的，但并不因此就被视为不必要的和多余的；因为启示可用来弥补纯粹理性信仰自己并不否认的理论缺陷，例如在恶的起源、从恶道善的转变、人处在后一种状态之中的确定性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而且作为一种理性需要的满足，有助于根据时代条件和人的不同或多或少地对此作出贡献。”（页8-9）
没错，我说的是引用康德的一句话。这句只有一个句号的话（我想翻译应该忠诚于原著的标点），已经很好地说明康德心中的意图，顺便也可以理解康德一生的著作计划。特别是，为何道德实践在他那里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尽管冲着启示信仰而来，康德还是不忘来个补祸的说明：“这里所举出的基督教与最纯粹的道德理性信仰的一致，才是基督教的最佳的和最持久的颂词，因为正是由于这一点，而不是由于历史的博学，如此经常蜕化的基督教才一再得以重建，此外在遇到即便将来也不可避免的类似命运时，惟有这样才能够得以重建。”（页9）
我无意怀疑康德的虔诚信仰，更加无心把康德诽谤成一个反宗教的恶棍。康德崇尚真诚，作为读者我也相信他的真诚。他是如此真诚，以至于他怀疑神学考试的规定——神职人员候选人都要有“一种更深的悔恨的哀恸”——是否合理。因为人不能自己作出这种哀恸，除非出于伪善。康德的质疑很精彩，值得引用一下：“于是显而易见，那还必须（为其逾越）祈求悔恨的人，并非真的对其行为感到懊悔；这看起来的自相矛盾，正如关于祈祷说，它如果应当是可听到的，就必须是在信仰中作出的。因为如果祈祷者有信仰，他就不需要为此而祈求：但如果他没有信仰，他的祈求就不可能是可听到的。”（页10-11）
康德的真诚是要得罪人的。无怪乎擅长唱双簧的审查官也忍无可忍，因为“谁爱开玩笑，就不能通过这样的导师得到教诲。”
《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学科之争 实用人类学》，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