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为了看见
注：本文曾发表在《电影作者》第六辑。
文/Clyde
1、只是为了看见
只是为了看见，不是为了《看见》（2013年最热门的一本书，柴静著）。
只是为了看见，不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见，也是为了让同样想看的人看见。
在深圳，如果我们不做放映，很多独立电影也许就无法看见了，包括我本人，也无法看见。
所见则所得，你看见了什么，什么就存在了。只是为了看见，只是为了存在，此时此地的看见与存在。
张献民老师有一本书叫《看不见的影像》。其实，他是看见了的，而我们没有看见。看完书后，我希望我们也能够看见。
广州的曾彦斌曾做过一个系列放映，叫“你很难看见的影像”。深圳独立电影社也曾移植过其中部分节目，只是为了从“很难看见”走到“也能看见”。后来，我们也有了“自主品牌”——蒲公英剧场（不公映剧场），也只是为了看见。
2、往事不妨回首
往事不妨回首。
2003年，贾樟柯来南京，与八所高校的学生交流。其时，我就读于东南大学，有幸参加了这次交流。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独立电影，《小武》、《站台》是我的启蒙作品。
2003年底，第一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在南京举办，在中央路红馆，我大概看了其中的约十部作品。
2006年，大学毕业前，我是第三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的志愿者。那一年，影像展第一次制作场刊，我有幸参与编辑工作。
2010年4月开始，开始参与组织深圳独立电影社的放映活动。
2011年，第八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我回到了南京，看了很多影片，认识了不少导演——为此后的放映活动攒下了不少片源。
2012年，第九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我到了北京，又看了很多影片，又认识了一些导演——也为此后的放映活动攒下了不少片源。
一直很想去昆明的“云之南”和重庆的“造影青春”，至今未能如愿，也可能永远都不能如愿了。
3、2012
大概2008年的时候，向阳花已经开始在深圳组织独立电影放映活动了，但活动时有时无，未能做到常规放映。
2010年4月，“齐放”启动，向阳花很努力地将之做成精品，每期都请导演到场，但几个月后，也保证不了“每月一期”的出品频率。
2011年，“齐放”形成放映联盟，陆续推出了“青春”、“消失的村落”、“应亮作品展映”、“赵亮作品展映”等主题放映，效果不错，但出品频率仍然不高。
2011年12月28日，“蒲公英剧场”启动，放映郑阔导演的《暖冬》。
之后是2012年，深圳独立电影社密集放映的一年。五个场地，轮番上映，平均每周放映5、6场。密集放映持续的大半年时间里，也是我疲于奔命的大半年，消耗大量的时间在宣传及协调各个场地的放映活动上。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片繁荣，但时间长了，发现不少放映场次只来了一、两个观众，甚至出现了因零观众而不得不取消放映的场次。
我开始怀疑密集放映的可行性——独立电影的受众毕竟是有限的，一些影片在放映第二场的时候已经很难找到观众的。
看见很重要，让更多的人看见很重要，但资源和人力的浪费也没有必要。我粗略统计了一下，2012年全年放映超过150场（不包括影院部分的活动），但观影人次仅1800左右，场均约12人次。场均12人次不能说很少，但这是极度不平衡的结果，比如首场放映往往是20多人次，而次场放映则只有几个人，第三场放映可能就只有一两个观众了，又比如有些影片“大卖”了（如《算命》、《姑奶奶》等），而另外一些影片即使首场放映，也只有不到10人次。
因此，一味的密集放映不是办法，每场放映的质量更重要——放映场次太多，也很难把每场放映的宣传都做到位。于是，2012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深圳独立电影社的放映活动恢复到2012年之前的模式——不求繁荣，但求精品。
4、放映员
我认为，电影是由创作者、放映员和观众共同实现的作品。放映员的概念可以很宽泛，最大可以是“发行公司+电影院”，最小可以是“一个人+一个很小的放映空间”。
我，作为放映员之一员，无疑是隶属最小的概念的。
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是想做创作者的，也尝试过，但，一来我缺乏恒心与耐力，二来我也许真的不是那块料——做一名观众对我来说，也许是最佳的选择。而放映员，当然可以是一名观众的兼职。
向阳花的一个签名对我影响深远：“我只想做一名观众。”这与“我可以做一名观众”差别非常大，“可以”是还没有死心，而“只想”再无杂念。大学毕业后，我“可以”了一段时间，认识向阳花之后，慢慢迈向了“只想”。“只想”之后，我可以更多地享受电影，也可以更自由地享受生活。
有时候，“只想”也实现不了看见一部电影，于是，“只好”自己变成了放映员。
周星驰说，我只是一名演员。
我——只是——壹个——放映员。
5、看见之后
看见之后，你和我一样，成了一名观众。
文/Clyde
1、只是为了看见
只是为了看见，不是为了《看见》（2013年最热门的一本书，柴静著）。
只是为了看见，不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见，也是为了让同样想看的人看见。
在深圳，如果我们不做放映，很多独立电影也许就无法看见了，包括我本人，也无法看见。
所见则所得，你看见了什么，什么就存在了。只是为了看见，只是为了存在，此时此地的看见与存在。
张献民老师有一本书叫《看不见的影像》。其实，他是看见了的，而我们没有看见。看完书后，我希望我们也能够看见。
广州的曾彦斌曾做过一个系列放映，叫“你很难看见的影像”。深圳独立电影社也曾移植过其中部分节目，只是为了从“很难看见”走到“也能看见”。后来，我们也有了“自主品牌”——蒲公英剧场（不公映剧场），也只是为了看见。
2、往事不妨回首
往事不妨回首。
2003年，贾樟柯来南京，与八所高校的学生交流。其时，我就读于东南大学，有幸参加了这次交流。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独立电影，《小武》、《站台》是我的启蒙作品。
2003年底，第一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在南京举办，在中央路红馆，我大概看了其中的约十部作品。
2006年，大学毕业前，我是第三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的志愿者。那一年，影像展第一次制作场刊，我有幸参与编辑工作。
2010年4月开始，开始参与组织深圳独立电影社的放映活动。
2011年，第八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我回到了南京，看了很多影片，认识了不少导演——为此后的放映活动攒下了不少片源。
2012年，第九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我到了北京，又看了很多影片，又认识了一些导演——也为此后的放映活动攒下了不少片源。
一直很想去昆明的“云之南”和重庆的“造影青春”，至今未能如愿，也可能永远都不能如愿了。
3、2012
大概2008年的时候，向阳花已经开始在深圳组织独立电影放映活动了，但活动时有时无，未能做到常规放映。
2010年4月，“齐放”启动，向阳花很努力地将之做成精品，每期都请导演到场，但几个月后，也保证不了“每月一期”的出品频率。
2011年，“齐放”形成放映联盟，陆续推出了“青春”、“消失的村落”、“应亮作品展映”、“赵亮作品展映”等主题放映，效果不错，但出品频率仍然不高。
2011年12月28日，“蒲公英剧场”启动，放映郑阔导演的《暖冬》。
之后是2012年，深圳独立电影社密集放映的一年。五个场地，轮番上映，平均每周放映5、6场。密集放映持续的大半年时间里，也是我疲于奔命的大半年，消耗大量的时间在宣传及协调各个场地的放映活动上。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片繁荣，但时间长了，发现不少放映场次只来了一、两个观众，甚至出现了因零观众而不得不取消放映的场次。
我开始怀疑密集放映的可行性——独立电影的受众毕竟是有限的，一些影片在放映第二场的时候已经很难找到观众的。
看见很重要，让更多的人看见很重要，但资源和人力的浪费也没有必要。我粗略统计了一下，2012年全年放映超过150场（不包括影院部分的活动），但观影人次仅1800左右，场均约12人次。场均12人次不能说很少，但这是极度不平衡的结果，比如首场放映往往是20多人次，而次场放映则只有几个人，第三场放映可能就只有一两个观众了，又比如有些影片“大卖”了（如《算命》、《姑奶奶》等），而另外一些影片即使首场放映，也只有不到10人次。
因此，一味的密集放映不是办法，每场放映的质量更重要——放映场次太多，也很难把每场放映的宣传都做到位。于是，2012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深圳独立电影社的放映活动恢复到2012年之前的模式——不求繁荣，但求精品。
4、放映员
我认为，电影是由创作者、放映员和观众共同实现的作品。放映员的概念可以很宽泛，最大可以是“发行公司+电影院”，最小可以是“一个人+一个很小的放映空间”。
我，作为放映员之一员，无疑是隶属最小的概念的。
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是想做创作者的，也尝试过，但，一来我缺乏恒心与耐力，二来我也许真的不是那块料——做一名观众对我来说，也许是最佳的选择。而放映员，当然可以是一名观众的兼职。
向阳花的一个签名对我影响深远：“我只想做一名观众。”这与“我可以做一名观众”差别非常大，“可以”是还没有死心，而“只想”再无杂念。大学毕业后，我“可以”了一段时间，认识向阳花之后，慢慢迈向了“只想”。“只想”之后，我可以更多地享受电影，也可以更自由地享受生活。
有时候，“只想”也实现不了看见一部电影，于是，“只好”自己变成了放映员。
周星驰说，我只是一名演员。
我——只是——壹个——放映员。
5、看见之后
看见之后，你和我一样，成了一名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