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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学
竹内好
本多秋五在1954年写了一篇题为《重新探讨无产阶级文学的视点——回溯战后评价轨迹》的短文（《日本读书报》，3月1日）。文章不长，但概括精辟。他在文中介绍了平野谦把战后无产阶级文学再考察的历程分成三阶段的说法，即：一，战争结束后不久；二，共产情报局（Kominform）批判日本共产党之后；三，最近（即1954年前后）。本多认为，把第二和第三阶段合到一起“更接近真实”，但还是按照平野的三阶段说，介绍了各个时期的特征和主要论点，同时阐述了他自己的一些疑问和意见。
平野谦跟本多秋五都是《近代文学》杂志的同人。可以说，《近代文学》是战后最早开始重新探讨无产阶级文学，并在这之后一直持续积极讨论该问题的唯一的文学团体。除平野、本多外，成员还包括佐佐木基一和荒正人，以及后来退出的小田切秀雄。他们的观点虽然彼此不同，但各自都做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他们的自我都是伴随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成长与崩坏得以成型的，因此，对他们而言，重新探讨无产阶级文学其实是扎根于他们自身文学生命的根本欲求。今天对无产阶级文学各种问题性的发掘工作，大部分如果不是由他们亲自完成，就是在他们参与下进行的。
1954年发生的两件事使这一年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研究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第一件事是《近代文学》杂志分六回连载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的讨论（后来结集出版）。第二件事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全九卷，外加《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导读》两卷）出版发行。两件事虽然分属不同单位策划，但就内容和研究方法而言，都在总结前一阶段的同时，为新的研究态势开辟了道路，合起来可谓代表了平野所说第三阶段的重要成就。
新的研究态势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此处有必要对平野分类里第一和第二时期的特征做一简单介绍。接下来，我就一边参考前文提到的本多的文章，一边试着按我的方式对其进行概括。
在战败后不久兴起的文学运动中，新日本文学会的成立相当于延续了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谱系。这个代表了日本思想（而非艺术）左派的文学团体，无论是从核心成员的名单来看，还是从其与党（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来看，都可以说是1934年解散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后身。最初的目标似乎是成立一个更广泛的组织（即把作者同盟做人民战线式的扩大），但未能成功。新日本文学会至今依然存在。前文提到过的《近代文学》杂志的同人也是该会成员。
新日本文学会成立之初，并未明确其自身与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之间的继承关系，而是完全作为一个新的组织出发。作家同盟既然已经解散，这种认为自己与其毫无关系的想法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成立之后再回头去看，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事实上的继承关系，所以还不如创建之初就把这一点说清楚。这个问题在当事人之间也不是没被提起过。从保存下来的文字记录来看，当时有过若干次关于文学会的目标和组织方法的讨论。比如，是否可以把无产阶级文学改称为民主主义文学。但讨论并不充分。大部分人似乎都认为应该“先成立再讨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此决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解释不仅完全可以成立，而且我们也必须理解，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今天应该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因为在专家团体、文化团体或大众团体的组织原理和组织方法方面，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能力从经验中推导出法则，这一事实跟我们未能从过去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尤其是位于其核心部分的作家同盟组织充分学习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能把无产阶级文学和民主主义文学之间在组织和理论上的继承关系搞清楚，上述弱点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弥补。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再做论述。
不管怎样，可以想见，新日本文学会创建之初，核心成员对过去无产阶级文学的印象彼此之间存在很大出入。在文学会再出发之际，这一出入不仅没有被摆上桌面，甚至被有意识地掩盖起来。核心成员之间的共同点可能是他们都对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NAPF）或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KOPF）抱有某种怀旧的眷恋之情。这种心理让人深有同感，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十一年的空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填满就万事大吉，同样它也不能成为证明NAPF或KOPF正当性的根据。新日本文学会已有十三年的历史，时间上相当于从第二次《播种者》创刊到KOPF解散为止的整个期间。重新探讨无产阶级文学当然必要，但同时对新日本文学进行考察和再考察的时机似乎也已成熟。而且两者本来就互相关联，把它们放到一起考察也许能帮助我们对两者都产生更深入的认识。沿用平野对不同时期的划分方法，如果如今算得上是重新探讨无产阶级文学的第四时期的话，上述课题和观点难道不正应该成为第四时期重要关注的对象吗？
前文讨论推进得过快了，如果回到开头的问题来说，第一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学讨论是在各成员印象上的出入基础上展开的，由于未能对这些出入进行调整，正常的发展往往受到阻碍。其中包含了不少本质性的论点，如果放到今天来谈，肯定能够得出更有成效的结论。借用本多的概括，就是：
“众所周知，战败后不久有关无产阶级文学的讨论由《近代文学》一派首先发起。所谓‘荒（正人）・平野（谦）和中野（重治）论战’中代表性的论点如下，
1‘政治与文学’论的主张：政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小林多喜二和火野苇平其实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均为政治牺牲品。
2 NAPF成立后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基本上是东京大学内部结成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成员掌握主导权，不然就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成员发言权较大，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学运动。
3《为党生活的人》里的主人公，尤其在他对妇女的认识上，不单表现出了资产阶级性质，甚至还保留着前现代封建思想的残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对人的轻视”在此也不难发现。
4 对于战争期间不管情愿与否都接受过虚无主义洗礼的新一代文学者而言，原封不动照搬过去的无产阶级文学概念已经不可能。
这些是荒正人和平野谦的主要观点，而中野重治以尖锐的语言对其进行了再三回应和反驳。”
关于此次论战的结果，本多的总结是：
“上述‘第一阶段’的种种努力，后来以何种形式延续至今呢？‘近代文学’派的主张到今天大部分都被‘新日本文学会’的文学理论吸收。（回想1-4的论点。）尽管中野在文章里说荒和平野是在‘给反革命文学势力化妆，向其暗送秋波’，但时至今日，估计中野本人都不会再重复同样的话了吧。”
对于上述评价的后半段，即“尽管中野”之后那部分，我表示赞同，而且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但对于前半段，即近代文学派的主张“大部分都被新日本文学会的文学理论吸收”这部分，我则不敢苟同。论战确实被中途打断，在平野分类里的第二阶段，即新日本文学会一部分成员退出，创办《人民文学》杂志，并开始与文学会争夺正统性时，“近代文学”派跟新日本文学会统一步调，开始主张后者的正统性。但这并不是因为“近代文学”派的主张被新日本文学会的文学理论吸收了。本多的意思是，通过与《人民文学》的论争，新日本文学会不得不在文学相对于政策的独立性、文学运动的自由、文学团体的任意性等问题上进行自我确认。事实也诚如他所言，但我认为光是这样还未能解决问题。至少在理论层面，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只不过是暂时中断了对问题的理论性展开，不管论战当事双方的主观意愿如何，整个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本身并没有被吸收到任何地方去。也就是说，关于哪一方才是正统，“近代文学”派和新日本文学会之间达成了共识，但正统性的依据在哪里却并未表明。论战未能触及文学运动的正统性到底为何这一根本问题。
此次重读战后有关无产阶级文学的讨论，我再一次深刻感觉到，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问题在战后不久，即平野所说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全部被提出来了。本多总结完第一阶段的各主要论点后，接着写道：“此外，还有一篇文章虽然完全被无视，但作者本多秋五在评述藏原惟人的《艺术论》时指出，藏原的理论与其说是建立在对日本和艺术的现实认识上，不如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逻辑发展的结果。尽管有自夸之嫌，但这篇名为《一种纪念》（收入近代文学社《小林秀雄论》）的文章也可作为一例。”这样一来，本多把自己写的《一种纪念——有关藏原惟人〈艺术论〉的备忘录》也包含在第一阶段的成果之内了。他的这篇文章篇幅虽短，却准确抓住了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性。比如，尽管作者判定“无论是藏原惟人，还是日本无产阶级艺术理论整体，最终都未能完全脱离那种将艺术内容跟政治、经济、哲学内容等同起来的想法”，但这一判断的前提是首先在最大程度上承认藏原理论的“启蒙性”和“综合性”，并向藏原“对无论如何将运动引向完成的自身言论负责到底的态度”致以敬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多的观点实属卓见。除此以外，本多的看法还包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其实做了政治的代理；“无论是从参与者的角度，还是从内容角度看，无产阶级艺术运动都是一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艺术运动”，“日本的无产阶级艺术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兴起的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达达、超现实主义、构成主义等前卫艺术运动之间存在更多相似之处”等等。这些观点基本与我现在的看法相同。站在无产阶级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上，我希望采取的研究方法不是遵循无产阶级文学集解放运动和艺术运动于一身的假说，将其视为一个不可分的统一体来看，而是把不同侧面彼此分开考察。如果从争夺正统性的立场出发，这种做法大概不会被人接受，但我想要做的是找出正统性的根源或正统性的产生根据。从这一立场来看，于我而言，获悉本多在1947年便已提出上述若干观点实属一大收获。
本多在文中写道，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完全“无视”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大概不会有假），那么新日本文学会创建之初不得不搁置自身与无产阶级文学之间的继承关系，从而为后来跟《人民文学》的冲突埋下伏笔，而即便冲突告一段落，和之前荒・平野跟中野重治的论战一样，由于没有找到理论上的解决办法，问题依旧留存至今——所有这些事情也许都应该被视为一系列共通现象。而这些现象与无产阶级文学评价的根本课题息息相关。
关于接下来的第二阶段，本多这样写道：“共产情报局批判日本共产党之后的‘第二阶段’，围绕宫本百合子的成绩，各方展开高调论战。但这些争论从文学上讲可取之处寥寥无几，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史论不用说，就连作为单个作家论，都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成果。”我认为事实的确如此。但不应忘记的一点是，新日本文学会和《人民文学》派之间的争论，作为事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揭示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性起到了积极作用。时至今日，事件的经过还存在诸多尚未明确的点。对其进行澄清也是今后无产阶级文学研究的课题之一。
至于该时期的收获，本多在文中举出了野间宏的名字。野间是《人民文学》派里几乎唯一一个有才能的文学家。KOPF解散期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引进日本。对于这个新的“主义”，各人解释虽然不同，但无论如何，经过自我解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时间大行其道。面对该潮流，神山茂夫和久保荣反过来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与之对抗。这一历史事实长期以来无人问津，而野间将其重新挖掘出来，并做了理论探究。诚如本多所言，这的确是很重要的问题点，而且至今都未能得到充分讨论。当时的野间也许是为了支持《人民文学》的正统性才提出这一问题的，但不管作者动机为何，该问题本身确属无产阶级文学研究中尚未开拓的课题之一。除此之外，从第三阶段直到今天为止，野间还提出了不少其他问题。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谈到。
接下来是第三阶段。让我们再回到本多的概括。
“第三阶段，也就是现在。在如今国民文学论的潮流中，对无产阶级文学有新评价的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或者说三类。
第一类，国民文学的倡导者，但与《人民文学》无直接关系，以竹内好、丸山静、猪野谦二等为代表。该群体内部各人见解存在很大个人差异。
第二类，直属旧无产阶级文学，对国民文学论表示理解或在特定意义上对其表示支持的人，以藏原惟人、小田切秀雄为代表。
……《近代文学》的同人本来就对无产阶级文学抱有深刻关心，最近这种关心又有再燃的趋势，对如今的国民文学论，怎么看都更接近于抱有怀疑的旁观者。是否能把他们也算在‘国民文学论的潮流之内’还要打个问号，如果硬要分，他们可以被划为第三类群体。
从上述三类群体可以看出，最近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重审存在一个共通特征，即：某种可称之为‘清算主义’的倾向。……”
此后，本多对竹内好、丸山静、猪野谦二的言论分别进行了概括，并逐一提出质疑，对藏原惟人和小田切秀雄一带而过，称其“在批判过去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近代文学》派的观点则被“略去不提”，而宫本显治的名字被举出来代表对“清算主义”倾向的抵抗。然后，作者列举了若干有关无产阶级文学的实证研究的例子，并预测道“‘近代主义’的问题、‘转向文学’和‘转向’的问题将成为今后研究的中心。”至于福田恒存、高桥义孝、伊藤整、中村光夫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讨论”，文章最后只以“在此省略”一笔带过。
之所以这么大段引用本多的概括，是因为他的概括做得很好，不仅巧妙地描述了1954年当时的问题状况，而且基本上放到今天也仍然适用。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到如今为止的五年间，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性从本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新变化。提出问题的各位当事人都将各自见解进一步深化，部分实证研究也有了较大进展。然而，就第三阶段总体来看，目前还没有出现能够超越本文开头提到的两件大事的重要进展。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对其内容进行确认，或者持续做一些踏实的部分性修正工作。
正因如此，第三阶段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可谓重大。本多将国民文学论作为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完全正确。这一年正是国民文学论的鼎盛期。关于国民文学论本身的介绍和评价，此处不做讨论，但如果按照无产阶级文学研究及其再考的线索来看，只有到了国民文学论阶段，或者说在国民文学论的框架下，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性才开始从根本上得到澄清，正统派（以宫本显治为代表）才开始公开承认被视为“清算主义”的批判观点。也只有到了这个时期，包括本多在内的《近代文学》派提出的种种问题才能在不被卷入正统性争夺战进而被完全“无视”的情况下，进入重新讨论的范围。藏原惟人、中野重治、宫本显治、神山茂夫、龟井胜一郎、高见顺、岩上顺一、新岛繁、野间宏、花田清辉、久野收、林房雄、服部达等一共28人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的系列讨论会，覆盖面之广，发言人之多样，最终收获也很大，为促进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讨论会的成功当然要归功于《近代文学》派的实际成绩以及同人在业内的良好口碑，但这样的活动在第二阶段毕竟还是不可能发生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的责任编辑由小田切秀雄、平野谦、藏原惟人、野间宏、竹内好5人担任，这样的人员组成也是为统一战线考虑。很难说实际编辑工作是按照这一考虑，在充分讨论的前提下定下文集内容的。编辑上存在很多权宜和折衷之处。尽管如此，小田切秀雄的主张还是作为一条主线贯穿整体，就此而言，这项工作果然还是得在1954年这一时间点上才能完成。
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以前在共产党自身指导权的争夺战以及由此引发的新日本文学会的分裂过程中被传说化、习惯化的神圣面纱终于掉下来，追问正统性根据的自由由此产生，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性也被从禁忌当中解放出来。说得极端一点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评价第一次从意识形态框架下解放出来。过去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处理只有两个选项：要么将其绝对化，要么完全无视。如今，相对化的考察终于变得可能。那么，究竟应该怎样为无产阶级文学做历史定位，不同的看法开始萌芽。过去五年间，这些萌芽有的结出了果实，有的则消失不见，但无论如何，现在似乎已经到了对这些看法进行重新整理的阶段。从去年起，各种迹象表明，重新探讨无产阶级文学的时机似乎再度成熟，可能不久第四阶段就要开始了吧。
第三阶段提出的问题多种多样，本多在总结的同时也阐述了自己的若干疑问。比如，我对“近代主义”的定义过于暧昧；丸山静的现实主义论过于片面；猪野谦二和我把从上至下的近代化放到“从白桦派・昴派到无产阶级文学等的序列”中考察与史实不符等等。如果只对其中与我相关的部分做出辩解的话，对于本多提出的疑问，我确实未能及时直接回应。国民文学论进行到一半无果而终，我也由于生病的缘故变得消极，未能及时回应本多的批判，但比起这些事实，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应该认真对无产阶级文学重新学习之后再回答本多的疑问。不光是本多，佐佐木基一和其他人也对我当时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我跟野间宏关于文学自律性的争论也只开了个头，没有推进。接下来我的工作就是把所有这些合到一起来回应。第三阶段提出的诸多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都需要我们利用今后实证研究积累的成果，从新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探讨。
此处，我想就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点提出一套暂定的试行方案。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目前我仍需保留对本多的回应，因此该方案也只能是暂定，希望各位谅解。部分问题点在前文已有论述，下面我将主要从方法论角度谈谈的我的感想。
无产阶级文学究竟应该被视为近代文学史上的事件，流派，运动，还是时期？关于这一点，存在着各种看法或者不同看法间的组合。如果纯粹就两个极端而言，一方把无产阶级文学视为“党的文学”，那么，文学史也应该被还原为党史；另一方则主张将文学史归结为风格史，那么，无产阶级文学就应该分解为自然主义、私小说、风俗小说、前卫派等类别，最终无产阶级文学这一独立范畴变得毫无必要。上述观点如果不光在理论上展开，在实际操作上也能有所推进的话，倒是很值得期待。但事实上，这两极之间还有各种各样的折衷论，参与实际论战的也是这些不同类型的折衷论。神山茂夫主张，书写文学史必须以党史为前提（《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虽是正论，但从日本共产党的现状来看，近期不太可能实现。另一方面，赞成把文学史还原为风格史的主张在折衷派里往往占了大多数。高见顺的《昭和文学盛衰史》（1958年，文艺春秋新社）和伊藤整的《近代日本文学史》（1958年，光文社）都表现出这种征兆。
与此相关，如果把无产阶级文学视为一场运动，关于如何划分前后期，也有很多不同意见。从NAPF结成到KOPF解体这段时间是毫无疑问被包含在内的，但如果往前追溯，从《文艺战线》、《播种者》、《民众艺术》到大正初期自然产生的劳动者文学，甚至包括明治末年的社会主义小说在内，都可以作为源头。往后延伸的话，有人主张把KOPF解体后的若干独立团体的活动纳入其中，还有人主张哪怕到后来团体活动变得不可能，战争期间文学家的个体活动也应被算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内。在此基础上，还要加上前史和后史，从最早的明治政治小说到最新的战后民主主义文学，均属于整个大的谱系。除了时间先后上的纵向范围以外，横向范围的伸缩度同样很大：有人主张把运动仅限定在作家同盟内部；有人主张《文战》派也应该被计算在内；有人主张将范围扩大到当时所谓的“同伴者”；还有人主张除了法西斯主义者以外的所有自由主义文学家都应纳入考虑范围。就新日本文学会内部的意见来说，宫本显治代表赞成缩小的一方，小田切秀雄代表赞成扩大的一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采用的是后者的看法。
由于这一规定范围的大小实际关系到在如何看待无产阶级文学本质上的态度差异，所以与其说它是个对象的问题，不如说是个方法的问题，立场的问题，进而甚至可以说是关于整个运动的方针和战略问题，换言之，也就是与无产阶级文学整体问题性的核心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对其匆忙下结论。如果要坚持从正统性的角度制定谱系的话，那么只有NAPF到KOPF的线索可以得到承认，《文战》派不用说，就连KOPF里的少数意见也要被排除在外。事实上，这种看法一直到1950年都还存在。如前文所述，这一执着于正统性的主张基础开始动摇之后，情况就变成：要么妥协，将范围无原则扩大；要么建立新的原则。在各种各样的修改意见里，逻辑连贯、在体系化上相对做得比较成功的是小田切秀雄。小田切的立场代表了某种人民历史观。他将近代文学史视为反抗天皇制，要求人民自由的具体表现，尝试将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位置定义为自由民权运动以来人民运动倾向的结晶。因此，他反对只把NAPF系统的共产主义文学视为正统，主张在涉及历史评价的问题上摘掉“NAPF眼镜”。小田切理论的重点在于，以上述历史观为基础，将日本文学的目标定在国民文学的展开上，并将民主主义文学放到其核心位置。新日本文学会有关民主主义文学的理论建设在脱离了1950年以前那种只追求正统性的阶段之后变得毫无内容。对于该组织而言，小田切的理论无异近乎于救星。
小田切在实证研究上也成功发掘了明治到大正期间被埋没的劳动者文学的萌芽。这方面他得到了西田胜的帮助。到目前为止，讲座《日本近代文学史》（片冈良一主编，小田切秀雄编辑，全五卷，1957年，大月书店）可谓该派成绩的集大成者。（1958年，犬田卯所著的《日本农民文学史》在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刊行之际，小田切担任了此书的编辑和解说工作，这也是他自己努力摘下“NAPF眼镜”的表现之一。）
小田切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党派性的放弃，是一种历史相对主义，所以搞得不好就会变成世间万物各归其位，一切自主自足，从而错失了革命的契机。就无产阶级文学来讲，的确存在运动提纯为“共产主义”文学之后就变得不再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偏向问题，但正因如此，文学才第一次获得了被思想彻底打败的切身经验。除了明治时代的少数先驱者以外，就只有在无产阶级文学时期，文学的存在理由才从根本上遭到了质疑。从这个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文学的核心就是共产主义文学。哪怕我们不是站在主张正统性的立场上，这份遗产也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而人民历史观至今还没能对该问题做出充分回应。
对于小田切理论，即便是同样信奉三二年提纲（关于这一点稍后说明）的阵营内部，恐怕也存在各种不满。野间宏、花田清辉、丸山静、杉浦明平都各自持有反对意见。只不过他们还没能成功地把意见体系化，所以小田切批判也不得不成为一个留给将来的课题。如果根据我的印象对他们各自的特色做一简单概括的话，野间是从啄木的自然主义批判中汲取营养，同时结合弗洛伊德左派的线索，希望将后者用到日本语境。花田似乎是想绕到高见顺和伊藤整的背后去。也就是说，他想把被高见和伊藤冠之以思想之名从而排除在外的东西称作艺术。丸山一心只扑在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问题上，所以也跟历史决定论无缘。杉浦则是站在某种虽不同于小田切，但仍然应算作人民历史观的立场上。不过，因为两人对天皇制的看法不同，所以哪怕是同样的范畴，人民的内容也会不一样。对小田切提出批判，他的立场可能最为有利。
小田切历史观最大的弱点在于对历史的把握过于静态。为了弥补这一点，平野谦的方法也许可以作为参考。平野的一贯观点是昭和文学三足鼎立说。具体方法是，首先设定昭和文学这一框架，再把私小说、无产阶级文学、新感觉派三家放进去，然后像移动棋子一样考察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转变。各个范畴既具备现实性，同时也是包含虚构性的理想型态。这种方法可能是受私小说的启发。只要框架能得到保证（保证的基础是实际感受），利用这种操作手法就可以动态地把握历史。
但是，平野并不信奉三二年提纲。总体来说，他更信任的是三一年政治提纲草案。按照日本的革命规定，三一年政治提纲草案是无产阶级革命说，三二年提纲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说。当然，第三国际正式采用的是后者。1930年左右，日本共产党彻底变成了非法组织，左翼工会也基本处于半非法状态，只有少数文化团体勉强还能进行合法活动，因此，共产主义的思想运动就完全以KOPF为舞台展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学“代行”了政治。然而，根据三一年政治提纲草案和三二年提纲的革命规定，前者比后者更激进，所以既然第三国际采用了后者，降低了要求，按理说运动的范围应该变得更加宽广才对，但为什么实际情况却是运动形态反倒愈发激进了呢。野间宏和小田切秀雄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第一次讨论会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该问题也许是我们在考察作为思想运动的无产阶级文学时最核心的问题了。直至今日，它也仍然是直击要害的关键。不立即以无产阶级革命为目标，转而把打倒天皇专制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作为第一目标的方针，为什么到实际执行时反而导致运动形态变得更加激进。对于这个问题，有好几种回答。比如，三二年提纲虽被采用，但对它的解释却过于肤浅；又比如，实际的支配力仍然在三一年政治提纲草案那边等等。但这些回答都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平野对三二年提纲的反对是建立在实际感受基础之上的。
我们恐怕不光要从当时的人对三二年提纲的理解上，还必须通过回溯到提纲内容本身，来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天皇制。按照我现在的想法，天皇制具有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性质结合的双重结构，其基础是村落共同体秩序（参照《权力与艺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组织形态本身就像是天皇制的投影，天皇这个隐藏起来的象征其实相当于日本共产党神秘的本体。本多秋五曾经写道，“当时，政治不单纯是政治。作为非法活动，它被剥夺了白昼之名。光凭这一点，‘政治’就摆脱了所有的恶，变身为承诺着万能与无上幸福的最高理想。因此，‘政治’开始直通文学精神”，获得了某种毫不奇怪的意义。”（《一种纪念》）对此我表示赞同。
NAPF创建之前，曾经有过一个叫日本左翼文艺家总联盟的组织。参加的人不光包括共产主义者，还有无政府主义文学家。这条线是否有过往前推进的可能，小田切秀雄在之前的讨论会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除此之外，NAPF改组为KOPF时依据的是红色工会国际（Profintern）第五次大会决议，该决议明确指出在革命运动处于非法状态的国家，不应该建立统一的文化中央部，但执行时却反过来了，这又到底是为什么——该问题小田切在另外的讨论里也提出过。总而言之，问题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各个阶段，是否存在扩大战线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人给出充分的回答。
在我看来，NAPF也好，KOPF也好，作为思想运动的组织形态，都充分体现了日本特色。它们在形态上跟同时代苏联的组织十分相像。天皇制度下的革命运动组织竟然跟革命成功，革命政权也已经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组织相像，这一事实确实非常有日本特色。正因如此，它也是今天我们的宝贵遗产。德国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相近，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却鲜有类似前例。也许NAPF在诞生之际就已经注定要走向KOPF，小田切考虑的可能性恐怕是不存在的。如果这种可能性真的存在，那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不光新日本文学会，还有民科（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 文连（日本民主主义文化连盟）等跟过去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和KOPF形态完全相同的组织，在战后不是以复活的形式，而是以重新出发的形式诞生了。
本多所期待的重新探讨无产阶级文学的两个条件，即近代主义问题和转向问题研究的深入，如今已得到很大满足。前一个领域有桥川文三等人以“日本浪漫派”为中心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研究，后一个领域有思想科学研究会的转向研究小组，我自己也是虽为时已晚，但打算接下来把无产阶级文学纳入考察范围。我的方法是，彻底把无产阶级文学当作思想运动来处理。我赞成把无产阶级文学的条目从艺术史上删除。作为艺术的无产阶级文学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重要成果。然而，作为为艺术诞生创造条件的思想运动，它却是最有力量的。正因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才特别具有日本特色，也就是小田切所说的“观念移植式”，用我的话说则是“近代主义式”结晶，同时也由此展开了一段与天皇制结构互相重叠的特殊的日本式运动过程。要追究天皇制的本质，就必须以无产阶级文学为线索。这也是发掘日本革命思想的唯一源泉。
竹内好
本多秋五在1954年写了一篇题为《重新探讨无产阶级文学的视点——回溯战后评价轨迹》的短文（《日本读书报》，3月1日）。文章不长，但概括精辟。他在文中介绍了平野谦把战后无产阶级文学再考察的历程分成三阶段的说法，即：一，战争结束后不久；二，共产情报局（Kominform）批判日本共产党之后；三，最近（即1954年前后）。本多认为，把第二和第三阶段合到一起“更接近真实”，但还是按照平野的三阶段说，介绍了各个时期的特征和主要论点，同时阐述了他自己的一些疑问和意见。
平野谦跟本多秋五都是《近代文学》杂志的同人。可以说，《近代文学》是战后最早开始重新探讨无产阶级文学，并在这之后一直持续积极讨论该问题的唯一的文学团体。除平野、本多外，成员还包括佐佐木基一和荒正人，以及后来退出的小田切秀雄。他们的观点虽然彼此不同，但各自都做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他们的自我都是伴随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成长与崩坏得以成型的，因此，对他们而言，重新探讨无产阶级文学其实是扎根于他们自身文学生命的根本欲求。今天对无产阶级文学各种问题性的发掘工作，大部分如果不是由他们亲自完成，就是在他们参与下进行的。
1954年发生的两件事使这一年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研究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第一件事是《近代文学》杂志分六回连载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的讨论（后来结集出版）。第二件事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全九卷，外加《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导读》两卷）出版发行。两件事虽然分属不同单位策划，但就内容和研究方法而言，都在总结前一阶段的同时，为新的研究态势开辟了道路，合起来可谓代表了平野所说第三阶段的重要成就。
新的研究态势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此处有必要对平野分类里第一和第二时期的特征做一简单介绍。接下来，我就一边参考前文提到的本多的文章，一边试着按我的方式对其进行概括。
在战败后不久兴起的文学运动中，新日本文学会的成立相当于延续了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谱系。这个代表了日本思想（而非艺术）左派的文学团体，无论是从核心成员的名单来看，还是从其与党（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来看，都可以说是1934年解散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后身。最初的目标似乎是成立一个更广泛的组织（即把作者同盟做人民战线式的扩大），但未能成功。新日本文学会至今依然存在。前文提到过的《近代文学》杂志的同人也是该会成员。
新日本文学会成立之初，并未明确其自身与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之间的继承关系，而是完全作为一个新的组织出发。作家同盟既然已经解散，这种认为自己与其毫无关系的想法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成立之后再回头去看，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事实上的继承关系，所以还不如创建之初就把这一点说清楚。这个问题在当事人之间也不是没被提起过。从保存下来的文字记录来看，当时有过若干次关于文学会的目标和组织方法的讨论。比如，是否可以把无产阶级文学改称为民主主义文学。但讨论并不充分。大部分人似乎都认为应该“先成立再讨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此决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解释不仅完全可以成立，而且我们也必须理解，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今天应该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因为在专家团体、文化团体或大众团体的组织原理和组织方法方面，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能力从经验中推导出法则，这一事实跟我们未能从过去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尤其是位于其核心部分的作家同盟组织充分学习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能把无产阶级文学和民主主义文学之间在组织和理论上的继承关系搞清楚，上述弱点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弥补。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再做论述。
不管怎样，可以想见，新日本文学会创建之初，核心成员对过去无产阶级文学的印象彼此之间存在很大出入。在文学会再出发之际，这一出入不仅没有被摆上桌面，甚至被有意识地掩盖起来。核心成员之间的共同点可能是他们都对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NAPF）或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KOPF）抱有某种怀旧的眷恋之情。这种心理让人深有同感，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十一年的空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填满就万事大吉，同样它也不能成为证明NAPF或KOPF正当性的根据。新日本文学会已有十三年的历史，时间上相当于从第二次《播种者》创刊到KOPF解散为止的整个期间。重新探讨无产阶级文学当然必要，但同时对新日本文学进行考察和再考察的时机似乎也已成熟。而且两者本来就互相关联，把它们放到一起考察也许能帮助我们对两者都产生更深入的认识。沿用平野对不同时期的划分方法，如果如今算得上是重新探讨无产阶级文学的第四时期的话，上述课题和观点难道不正应该成为第四时期重要关注的对象吗？
前文讨论推进得过快了，如果回到开头的问题来说，第一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学讨论是在各成员印象上的出入基础上展开的，由于未能对这些出入进行调整，正常的发展往往受到阻碍。其中包含了不少本质性的论点，如果放到今天来谈，肯定能够得出更有成效的结论。借用本多的概括，就是：
“众所周知，战败后不久有关无产阶级文学的讨论由《近代文学》一派首先发起。所谓‘荒（正人）・平野（谦）和中野（重治）论战’中代表性的论点如下，
1‘政治与文学’论的主张：政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小林多喜二和火野苇平其实乃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均为政治牺牲品。
2 NAPF成立后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基本上是东京大学内部结成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成员掌握主导权，不然就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成员发言权较大，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学运动。
3《为党生活的人》里的主人公，尤其在他对妇女的认识上，不单表现出了资产阶级性质，甚至还保留着前现代封建思想的残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对人的轻视”在此也不难发现。
4 对于战争期间不管情愿与否都接受过虚无主义洗礼的新一代文学者而言，原封不动照搬过去的无产阶级文学概念已经不可能。
这些是荒正人和平野谦的主要观点，而中野重治以尖锐的语言对其进行了再三回应和反驳。”
关于此次论战的结果，本多的总结是：
“上述‘第一阶段’的种种努力，后来以何种形式延续至今呢？‘近代文学’派的主张到今天大部分都被‘新日本文学会’的文学理论吸收。（回想1-4的论点。）尽管中野在文章里说荒和平野是在‘给反革命文学势力化妆，向其暗送秋波’，但时至今日，估计中野本人都不会再重复同样的话了吧。”
对于上述评价的后半段，即“尽管中野”之后那部分，我表示赞同，而且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但对于前半段，即近代文学派的主张“大部分都被新日本文学会的文学理论吸收”这部分，我则不敢苟同。论战确实被中途打断，在平野分类里的第二阶段，即新日本文学会一部分成员退出，创办《人民文学》杂志，并开始与文学会争夺正统性时，“近代文学”派跟新日本文学会统一步调，开始主张后者的正统性。但这并不是因为“近代文学”派的主张被新日本文学会的文学理论吸收了。本多的意思是，通过与《人民文学》的论争，新日本文学会不得不在文学相对于政策的独立性、文学运动的自由、文学团体的任意性等问题上进行自我确认。事实也诚如他所言，但我认为光是这样还未能解决问题。至少在理论层面，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只不过是暂时中断了对问题的理论性展开，不管论战当事双方的主观意愿如何，整个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本身并没有被吸收到任何地方去。也就是说，关于哪一方才是正统，“近代文学”派和新日本文学会之间达成了共识，但正统性的依据在哪里却并未表明。论战未能触及文学运动的正统性到底为何这一根本问题。
此次重读战后有关无产阶级文学的讨论，我再一次深刻感觉到，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问题在战后不久，即平野所说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全部被提出来了。本多总结完第一阶段的各主要论点后，接着写道：“此外，还有一篇文章虽然完全被无视，但作者本多秋五在评述藏原惟人的《艺术论》时指出，藏原的理论与其说是建立在对日本和艺术的现实认识上，不如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逻辑发展的结果。尽管有自夸之嫌，但这篇名为《一种纪念》（收入近代文学社《小林秀雄论》）的文章也可作为一例。”这样一来，本多把自己写的《一种纪念——有关藏原惟人〈艺术论〉的备忘录》也包含在第一阶段的成果之内了。他的这篇文章篇幅虽短，却准确抓住了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性。比如，尽管作者判定“无论是藏原惟人，还是日本无产阶级艺术理论整体，最终都未能完全脱离那种将艺术内容跟政治、经济、哲学内容等同起来的想法”，但这一判断的前提是首先在最大程度上承认藏原理论的“启蒙性”和“综合性”，并向藏原“对无论如何将运动引向完成的自身言论负责到底的态度”致以敬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多的观点实属卓见。除此以外，本多的看法还包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其实做了政治的代理；“无论是从参与者的角度，还是从内容角度看，无产阶级艺术运动都是一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艺术运动”，“日本的无产阶级艺术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兴起的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达达、超现实主义、构成主义等前卫艺术运动之间存在更多相似之处”等等。这些观点基本与我现在的看法相同。站在无产阶级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上，我希望采取的研究方法不是遵循无产阶级文学集解放运动和艺术运动于一身的假说，将其视为一个不可分的统一体来看，而是把不同侧面彼此分开考察。如果从争夺正统性的立场出发，这种做法大概不会被人接受，但我想要做的是找出正统性的根源或正统性的产生根据。从这一立场来看，于我而言，获悉本多在1947年便已提出上述若干观点实属一大收获。
本多在文中写道，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完全“无视”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大概不会有假），那么新日本文学会创建之初不得不搁置自身与无产阶级文学之间的继承关系，从而为后来跟《人民文学》的冲突埋下伏笔，而即便冲突告一段落，和之前荒・平野跟中野重治的论战一样，由于没有找到理论上的解决办法，问题依旧留存至今——所有这些事情也许都应该被视为一系列共通现象。而这些现象与无产阶级文学评价的根本课题息息相关。
关于接下来的第二阶段，本多这样写道：“共产情报局批判日本共产党之后的‘第二阶段’，围绕宫本百合子的成绩，各方展开高调论战。但这些争论从文学上讲可取之处寥寥无几，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史论不用说，就连作为单个作家论，都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成果。”我认为事实的确如此。但不应忘记的一点是，新日本文学会和《人民文学》派之间的争论，作为事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揭示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性起到了积极作用。时至今日，事件的经过还存在诸多尚未明确的点。对其进行澄清也是今后无产阶级文学研究的课题之一。
至于该时期的收获，本多在文中举出了野间宏的名字。野间是《人民文学》派里几乎唯一一个有才能的文学家。KOPF解散期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引进日本。对于这个新的“主义”，各人解释虽然不同，但无论如何，经过自我解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时间大行其道。面对该潮流，神山茂夫和久保荣反过来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与之对抗。这一历史事实长期以来无人问津，而野间将其重新挖掘出来，并做了理论探究。诚如本多所言，这的确是很重要的问题点，而且至今都未能得到充分讨论。当时的野间也许是为了支持《人民文学》的正统性才提出这一问题的，但不管作者动机为何，该问题本身确属无产阶级文学研究中尚未开拓的课题之一。除此之外，从第三阶段直到今天为止，野间还提出了不少其他问题。关于这一点，我稍后会谈到。
接下来是第三阶段。让我们再回到本多的概括。
“第三阶段，也就是现在。在如今国民文学论的潮流中，对无产阶级文学有新评价的群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或者说三类。
第一类，国民文学的倡导者，但与《人民文学》无直接关系，以竹内好、丸山静、猪野谦二等为代表。该群体内部各人见解存在很大个人差异。
第二类，直属旧无产阶级文学，对国民文学论表示理解或在特定意义上对其表示支持的人，以藏原惟人、小田切秀雄为代表。
……《近代文学》的同人本来就对无产阶级文学抱有深刻关心，最近这种关心又有再燃的趋势，对如今的国民文学论，怎么看都更接近于抱有怀疑的旁观者。是否能把他们也算在‘国民文学论的潮流之内’还要打个问号，如果硬要分，他们可以被划为第三类群体。
从上述三类群体可以看出，最近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重审存在一个共通特征，即：某种可称之为‘清算主义’的倾向。……”
此后，本多对竹内好、丸山静、猪野谦二的言论分别进行了概括，并逐一提出质疑，对藏原惟人和小田切秀雄一带而过，称其“在批判过去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近代文学》派的观点则被“略去不提”，而宫本显治的名字被举出来代表对“清算主义”倾向的抵抗。然后，作者列举了若干有关无产阶级文学的实证研究的例子，并预测道“‘近代主义’的问题、‘转向文学’和‘转向’的问题将成为今后研究的中心。”至于福田恒存、高桥义孝、伊藤整、中村光夫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讨论”，文章最后只以“在此省略”一笔带过。
之所以这么大段引用本多的概括，是因为他的概括做得很好，不仅巧妙地描述了1954年当时的问题状况，而且基本上放到今天也仍然适用。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到如今为止的五年间，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性从本质上没有发生什么新变化。提出问题的各位当事人都将各自见解进一步深化，部分实证研究也有了较大进展。然而，就第三阶段总体来看，目前还没有出现能够超越本文开头提到的两件大事的重要进展。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对其内容进行确认，或者持续做一些踏实的部分性修正工作。
正因如此，第三阶段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可谓重大。本多将国民文学论作为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完全正确。这一年正是国民文学论的鼎盛期。关于国民文学论本身的介绍和评价，此处不做讨论，但如果按照无产阶级文学研究及其再考的线索来看，只有到了国民文学论阶段，或者说在国民文学论的框架下，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性才开始从根本上得到澄清，正统派（以宫本显治为代表）才开始公开承认被视为“清算主义”的批判观点。也只有到了这个时期，包括本多在内的《近代文学》派提出的种种问题才能在不被卷入正统性争夺战进而被完全“无视”的情况下，进入重新讨论的范围。藏原惟人、中野重治、宫本显治、神山茂夫、龟井胜一郎、高见顺、岩上顺一、新岛繁、野间宏、花田清辉、久野收、林房雄、服部达等一共28人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的系列讨论会，覆盖面之广，发言人之多样，最终收获也很大，为促进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讨论会的成功当然要归功于《近代文学》派的实际成绩以及同人在业内的良好口碑，但这样的活动在第二阶段毕竟还是不可能发生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的责任编辑由小田切秀雄、平野谦、藏原惟人、野间宏、竹内好5人担任，这样的人员组成也是为统一战线考虑。很难说实际编辑工作是按照这一考虑，在充分讨论的前提下定下文集内容的。编辑上存在很多权宜和折衷之处。尽管如此，小田切秀雄的主张还是作为一条主线贯穿整体，就此而言，这项工作果然还是得在1954年这一时间点上才能完成。
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以前在共产党自身指导权的争夺战以及由此引发的新日本文学会的分裂过程中被传说化、习惯化的神圣面纱终于掉下来，追问正统性根据的自由由此产生，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性也被从禁忌当中解放出来。说得极端一点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评价第一次从意识形态框架下解放出来。过去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处理只有两个选项：要么将其绝对化，要么完全无视。如今，相对化的考察终于变得可能。那么，究竟应该怎样为无产阶级文学做历史定位，不同的看法开始萌芽。过去五年间，这些萌芽有的结出了果实，有的则消失不见，但无论如何，现在似乎已经到了对这些看法进行重新整理的阶段。从去年起，各种迹象表明，重新探讨无产阶级文学的时机似乎再度成熟，可能不久第四阶段就要开始了吧。
第三阶段提出的问题多种多样，本多在总结的同时也阐述了自己的若干疑问。比如，我对“近代主义”的定义过于暧昧；丸山静的现实主义论过于片面；猪野谦二和我把从上至下的近代化放到“从白桦派・昴派到无产阶级文学等的序列”中考察与史实不符等等。如果只对其中与我相关的部分做出辩解的话，对于本多提出的疑问，我确实未能及时直接回应。国民文学论进行到一半无果而终，我也由于生病的缘故变得消极，未能及时回应本多的批判，但比起这些事实，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应该认真对无产阶级文学重新学习之后再回答本多的疑问。不光是本多，佐佐木基一和其他人也对我当时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我跟野间宏关于文学自律性的争论也只开了个头，没有推进。接下来我的工作就是把所有这些合到一起来回应。第三阶段提出的诸多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都需要我们利用今后实证研究积累的成果，从新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探讨。
此处，我想就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点提出一套暂定的试行方案。在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目前我仍需保留对本多的回应，因此该方案也只能是暂定，希望各位谅解。部分问题点在前文已有论述，下面我将主要从方法论角度谈谈的我的感想。
无产阶级文学究竟应该被视为近代文学史上的事件，流派，运动，还是时期？关于这一点，存在着各种看法或者不同看法间的组合。如果纯粹就两个极端而言，一方把无产阶级文学视为“党的文学”，那么，文学史也应该被还原为党史；另一方则主张将文学史归结为风格史，那么，无产阶级文学就应该分解为自然主义、私小说、风俗小说、前卫派等类别，最终无产阶级文学这一独立范畴变得毫无必要。上述观点如果不光在理论上展开，在实际操作上也能有所推进的话，倒是很值得期待。但事实上，这两极之间还有各种各样的折衷论，参与实际论战的也是这些不同类型的折衷论。神山茂夫主张，书写文学史必须以党史为前提（《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虽是正论，但从日本共产党的现状来看，近期不太可能实现。另一方面，赞成把文学史还原为风格史的主张在折衷派里往往占了大多数。高见顺的《昭和文学盛衰史》（1958年，文艺春秋新社）和伊藤整的《近代日本文学史》（1958年，光文社）都表现出这种征兆。
与此相关，如果把无产阶级文学视为一场运动，关于如何划分前后期，也有很多不同意见。从NAPF结成到KOPF解体这段时间是毫无疑问被包含在内的，但如果往前追溯，从《文艺战线》、《播种者》、《民众艺术》到大正初期自然产生的劳动者文学，甚至包括明治末年的社会主义小说在内，都可以作为源头。往后延伸的话，有人主张把KOPF解体后的若干独立团体的活动纳入其中，还有人主张哪怕到后来团体活动变得不可能，战争期间文学家的个体活动也应被算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内。在此基础上，还要加上前史和后史，从最早的明治政治小说到最新的战后民主主义文学，均属于整个大的谱系。除了时间先后上的纵向范围以外，横向范围的伸缩度同样很大：有人主张把运动仅限定在作家同盟内部；有人主张《文战》派也应该被计算在内；有人主张将范围扩大到当时所谓的“同伴者”；还有人主张除了法西斯主义者以外的所有自由主义文学家都应纳入考虑范围。就新日本文学会内部的意见来说，宫本显治代表赞成缩小的一方，小田切秀雄代表赞成扩大的一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采用的是后者的看法。
由于这一规定范围的大小实际关系到在如何看待无产阶级文学本质上的态度差异，所以与其说它是个对象的问题，不如说是个方法的问题，立场的问题，进而甚至可以说是关于整个运动的方针和战略问题，换言之，也就是与无产阶级文学整体问题性的核心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对其匆忙下结论。如果要坚持从正统性的角度制定谱系的话，那么只有NAPF到KOPF的线索可以得到承认，《文战》派不用说，就连KOPF里的少数意见也要被排除在外。事实上，这种看法一直到1950年都还存在。如前文所述，这一执着于正统性的主张基础开始动摇之后，情况就变成：要么妥协，将范围无原则扩大；要么建立新的原则。在各种各样的修改意见里，逻辑连贯、在体系化上相对做得比较成功的是小田切秀雄。小田切的立场代表了某种人民历史观。他将近代文学史视为反抗天皇制，要求人民自由的具体表现，尝试将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位置定义为自由民权运动以来人民运动倾向的结晶。因此，他反对只把NAPF系统的共产主义文学视为正统，主张在涉及历史评价的问题上摘掉“NAPF眼镜”。小田切理论的重点在于，以上述历史观为基础，将日本文学的目标定在国民文学的展开上，并将民主主义文学放到其核心位置。新日本文学会有关民主主义文学的理论建设在脱离了1950年以前那种只追求正统性的阶段之后变得毫无内容。对于该组织而言，小田切的理论无异近乎于救星。
小田切在实证研究上也成功发掘了明治到大正期间被埋没的劳动者文学的萌芽。这方面他得到了西田胜的帮助。到目前为止，讲座《日本近代文学史》（片冈良一主编，小田切秀雄编辑，全五卷，1957年，大月书店）可谓该派成绩的集大成者。（1958年，犬田卯所著的《日本农民文学史》在农山渔村文化协会刊行之际，小田切担任了此书的编辑和解说工作，这也是他自己努力摘下“NAPF眼镜”的表现之一。）
小田切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党派性的放弃，是一种历史相对主义，所以搞得不好就会变成世间万物各归其位，一切自主自足，从而错失了革命的契机。就无产阶级文学来讲，的确存在运动提纯为“共产主义”文学之后就变得不再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偏向问题，但正因如此，文学才第一次获得了被思想彻底打败的切身经验。除了明治时代的少数先驱者以外，就只有在无产阶级文学时期，文学的存在理由才从根本上遭到了质疑。从这个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文学的核心就是共产主义文学。哪怕我们不是站在主张正统性的立场上，这份遗产也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而人民历史观至今还没能对该问题做出充分回应。
对于小田切理论，即便是同样信奉三二年提纲（关于这一点稍后说明）的阵营内部，恐怕也存在各种不满。野间宏、花田清辉、丸山静、杉浦明平都各自持有反对意见。只不过他们还没能成功地把意见体系化，所以小田切批判也不得不成为一个留给将来的课题。如果根据我的印象对他们各自的特色做一简单概括的话，野间是从啄木的自然主义批判中汲取营养，同时结合弗洛伊德左派的线索，希望将后者用到日本语境。花田似乎是想绕到高见顺和伊藤整的背后去。也就是说，他想把被高见和伊藤冠之以思想之名从而排除在外的东西称作艺术。丸山一心只扑在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构问题上，所以也跟历史决定论无缘。杉浦则是站在某种虽不同于小田切，但仍然应算作人民历史观的立场上。不过，因为两人对天皇制的看法不同，所以哪怕是同样的范畴，人民的内容也会不一样。对小田切提出批判，他的立场可能最为有利。
小田切历史观最大的弱点在于对历史的把握过于静态。为了弥补这一点，平野谦的方法也许可以作为参考。平野的一贯观点是昭和文学三足鼎立说。具体方法是，首先设定昭和文学这一框架，再把私小说、无产阶级文学、新感觉派三家放进去，然后像移动棋子一样考察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转变。各个范畴既具备现实性，同时也是包含虚构性的理想型态。这种方法可能是受私小说的启发。只要框架能得到保证（保证的基础是实际感受），利用这种操作手法就可以动态地把握历史。
但是，平野并不信奉三二年提纲。总体来说，他更信任的是三一年政治提纲草案。按照日本的革命规定，三一年政治提纲草案是无产阶级革命说，三二年提纲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说。当然，第三国际正式采用的是后者。1930年左右，日本共产党彻底变成了非法组织，左翼工会也基本处于半非法状态，只有少数文化团体勉强还能进行合法活动，因此，共产主义的思想运动就完全以KOPF为舞台展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学“代行”了政治。然而，根据三一年政治提纲草案和三二年提纲的革命规定，前者比后者更激进，所以既然第三国际采用了后者，降低了要求，按理说运动的范围应该变得更加宽广才对，但为什么实际情况却是运动形态反倒愈发激进了呢。野间宏和小田切秀雄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第一次讨论会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该问题也许是我们在考察作为思想运动的无产阶级文学时最核心的问题了。直至今日，它也仍然是直击要害的关键。不立即以无产阶级革命为目标，转而把打倒天皇专制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作为第一目标的方针，为什么到实际执行时反而导致运动形态变得更加激进。对于这个问题，有好几种回答。比如，三二年提纲虽被采用，但对它的解释却过于肤浅；又比如，实际的支配力仍然在三一年政治提纲草案那边等等。但这些回答都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平野对三二年提纲的反对是建立在实际感受基础之上的。
我们恐怕不光要从当时的人对三二年提纲的理解上，还必须通过回溯到提纲内容本身，来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天皇制。按照我现在的想法，天皇制具有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性质结合的双重结构，其基础是村落共同体秩序（参照《权力与艺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组织形态本身就像是天皇制的投影，天皇这个隐藏起来的象征其实相当于日本共产党神秘的本体。本多秋五曾经写道，“当时，政治不单纯是政治。作为非法活动，它被剥夺了白昼之名。光凭这一点，‘政治’就摆脱了所有的恶，变身为承诺着万能与无上幸福的最高理想。因此，‘政治’开始直通文学精神”，获得了某种毫不奇怪的意义。”（《一种纪念》）对此我表示赞同。
NAPF创建之前，曾经有过一个叫日本左翼文艺家总联盟的组织。参加的人不光包括共产主义者，还有无政府主义文学家。这条线是否有过往前推进的可能，小田切秀雄在之前的讨论会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除此之外，NAPF改组为KOPF时依据的是红色工会国际（Profintern）第五次大会决议，该决议明确指出在革命运动处于非法状态的国家，不应该建立统一的文化中央部，但执行时却反过来了，这又到底是为什么——该问题小田切在另外的讨论里也提出过。总而言之，问题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各个阶段，是否存在扩大战线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人给出充分的回答。
在我看来，NAPF也好，KOPF也好，作为思想运动的组织形态，都充分体现了日本特色。它们在形态上跟同时代苏联的组织十分相像。天皇制度下的革命运动组织竟然跟革命成功，革命政权也已经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组织相像，这一事实确实非常有日本特色。正因如此，它也是今天我们的宝贵遗产。德国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相近，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却鲜有类似前例。也许NAPF在诞生之际就已经注定要走向KOPF，小田切考虑的可能性恐怕是不存在的。如果这种可能性真的存在，那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不光新日本文学会，还有民科（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 文连（日本民主主义文化连盟）等跟过去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和KOPF形态完全相同的组织，在战后不是以复活的形式，而是以重新出发的形式诞生了。
本多所期待的重新探讨无产阶级文学的两个条件，即近代主义问题和转向问题研究的深入，如今已得到很大满足。前一个领域有桥川文三等人以“日本浪漫派”为中心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研究，后一个领域有思想科学研究会的转向研究小组，我自己也是虽为时已晚，但打算接下来把无产阶级文学纳入考察范围。我的方法是，彻底把无产阶级文学当作思想运动来处理。我赞成把无产阶级文学的条目从艺术史上删除。作为艺术的无产阶级文学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重要成果。然而，作为为艺术诞生创造条件的思想运动，它却是最有力量的。正因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才特别具有日本特色，也就是小田切所说的“观念移植式”，用我的话说则是“近代主义式”结晶，同时也由此展开了一段与天皇制结构互相重叠的特殊的日本式运动过程。要追究天皇制的本质，就必须以无产阶级文学为线索。这也是发掘日本革命思想的唯一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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