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农社会背景下的人口难题——关于中国古代人口思想与政策的笔记
1、匮乏的小农经济决定了人口问题的产生
中国无论在古在今，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且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如何处理人口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以及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庞大的人口这一事实实在是农业经济所造成的。在小农经济中，中国人民是靠人力直接取给于土地而生活的，为了保证在农忙时节不缺乏劳动力，在每一区域之内，必须储备着大量人口，而农忙过后，农田上便不需这么多劳动力，而这批人口还得养着。服从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的生产不是连续的和均衡的，必使投入的劳动力不具有连续性与均衡性。即是生产是季候性的，而消费是终年的。农田不但要报酬所费劳力本身，还要担负培养储备劳力的费用。而地理环境限制着中国的耕地面积，土地经济中的报酬递减原则限制着中国的资源供给，随着人口滋长，而人多资源少的现象也日益凸显。这样一种“匮乏经济”的处境，使广大农民生活程度长期低下，且无发展机会，物质基础受限，而渐渐形成了“知足”的态度，即对欲望的自限。
2、小农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导致人口再生产的需要
耕作方法方面，系统完整的作物栽培方法战国时即已自成体系，粗放式的农业经营已变为劳动密集型的精耕细作，已达到较高水平的集约化，此后并无较大改进，偶有的改良也不足影响全局，故其社会生产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土地所需劳力的分量是随农业技术而改变的，然而大量农闲时失业的劳力必须寻找利用多于劳力的机会，人多事少使劳力价值降低，劳力便宜，故节省劳力的工具不必发生，它经不起劳力的竞争，不先进的技术限制技术的进步，从而造成技术停顿。技术停顿与小农的匮乏经济互为因果，而维持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
既然一定时期可耕地的数量有限，生产工具和技术改进不易，个体小生产农业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工协作不发达而导致劳动效率低，故发展生产主要得通过投入更多人口来增垦耕地，或通过精耕细作来提高亩产，从而在劳动生产率与每个劳动力提供的剩余产品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社会的产品总量。故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关心劳动力的延续，必然趋向于多育，增加家庭人口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内在要求。
地主阶级为扩大剥削量而要求增加人口，而也有限制人口增长的方面。高地租剥削若是夺走了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兼即部分必要劳动品后，那么贫困与繁重的劳动会加大农民的死亡率。而土地兼并会使小自耕农变成佃民或流民，从而严重挫折其劳动力增殖。繁重的徭役与人头税加重家庭负担，不仅限制人口增长，也造成人口隐匿与流亡。不仅如此，生活的优越与多妻制使地主阶级的自然增长率远高于农民，而增加了寄生性消费人口，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
3、基于国家政治经济考量下的数量层面鼓励生育政策
一定数量的人口是古代国家实力的基础，且关系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即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兵役、劳役和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增加人口往往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多将人口众多当作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象征，因而于人口有“求庶”的思想。其人口增殖政策，是从增加生育率与减小死亡率两方面进行的。为增加生育率，政府鼓励乃至用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人头税）强迫百姓早婚，通过经济补助和徭役优惠政策来鼓励多生，更将辖区人口增殖状况作为官吏政绩考核的标准，而这种政策是建立在重男轻女的政策上的。
鼓励生育的政策带有很大的实用性，人力短缺不能满足统治者与社会发展需要时，此措施才会实行。多数情况下，生育行为被当做百姓自身的事情来对待，政府所能提供的实质性帮助很小，特殊的奖励行为更多的是表明统治者的一种导向。但这一基本方针始终不变。（清代人口膨胀，只在寻找食物来源和调剂各地区粮食分配上做文章。）而减少死亡率，则是主张减少战争、抚恤孤儿和禁止溺婴，医疗条件则较难改变。虽然古人或有提出人多致贫论，但相对来说终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同样古人也有重视人口文化、心理和身体方面的素质，且已认识到在提高人口质量方面进行的投资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且收益也是长期性的，但重视人口质量的思想在比重上远低于重视数量的思想的。
4、过分重农导致的严重失衡的人口就业比例
中国古代社会的人口就业政策将社会大多数人口维持在田亩之上，形成了就业人口结构的畸形发展。小农经济背景下，保持农业人口占社会各职业人口的优势地位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要求，初期确实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农业人口的增长不应以排斥乃至牺牲其他行业人口的发展为前提，统治者虽然承认各职业人口的存在价值，但政策上的倾斜十分明显，重农轻工商而崇士，如此，各非农业人口即使在短期内脱离农业，而最终仍是将农业作为归宿。商人发迹后便购置土地，而对全国性商业市场的形成不感兴趣；手工业者多在农闲时从事简单的制造和修理工作，难形成系统的技术和规模效益，专门的手工业者也只限于对奢侈品的制作。而工商业人口往往只有在从事农业活动后才有资格培养其子弟为士人，这更促使了改业。各阶层精英均为跻身士人而奋斗，士人读经典而入官场，官员又专为君主专制而服务，与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方向不相干，工商业发展的阻滞导致了社会变化缓慢。
5、公私两难境地下的人地关系
在劳动力与土地结合方面即是要求“人称其土”，即劳动力只有在被足够的生产资料吸收的时候，才能从事生产。而土地私有制必然产生的土地兼并是人地矛盾产生的根源，土地兼并是小农地主所有制下特有的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战国时“尽地力”“任土地”之类的改革，扫荡了井田制的残余，土地私有成为土地所有的主要形式。官僚、地主、经营有方的农民，都把土地作为投资对象，买田置地。土地占有量大，收取的地租就多，个人财富就多，循环下去，其占有的土地就越来越多。而广大百姓则常因天灾人祸、饥馑疾病等原因不得不出卖土地，更加剧了兼并。失地农民增多，导致国家所控制的农民数量减少，国家赋税也相应减少。为维持庞大的财政支出，国家必然加重对所控制的有限农户的剥削，而这部分农户不堪重负，不得不将土地出让给地主而去租种地主的土地，以躲避苛重赋税，这样又加剧了兼并。
土地兼并造成贫富分化，破坏了社会的政治稳定，使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而不利于土地和劳动力的结合，减少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大量破产农民沦为奴婢），作为税赋、徭役的主要承担者的自耕农的破产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往往有免税特权）。
古时的思想家已认识到土地占有关系是土地兼并的根源所在，而为了限制兼并，建立合理的土地分配制度，使耕者有其田，历代思想家提出的各种方案不外乎井田、限田和均田三种模式。经实践证明，土地私有制已经建立后要实行井田制，企图变私人土地为国有，是根本不可能的。提倡限田的思想家认为，井田制下国家授田的办法以及禁止买卖的规定能够保证对土地进行比较合理和均平的分配，井田制破坏后，只能通过国家硬性规定土地拥有数量的上限，来阻止土地占有的两级分化。限田制的要求与土地私有制原则相矛盾，侵犯了土地私有权，因而触犯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到反对，故从未真正限制过。
均田制中，土地的授予完全根据劳动力状况，是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来调整土地占有关系，既照顾了大地主的既得利益，又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容易为社会各阶级所接受，故能顺利实行一段时期。由于其并不触犯现存的地主土地私有权，只是对地主扩大兼并给予一定限制，许多方面还尽量照顾大地主，使他们获得新利益，因而终至瓦解。
可以看出，他们虽然主张调整土地占有关系，而由于认识局限性，多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而实行土地国有制。他们的逻辑前提仍是国家拥有全国土地的所有权，没能认识到土地私有制虽然导致兼并，但比国有制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国有取代私有的企图是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6、人祸天灾，流民浩荡
流民是人口的机械流动，是在某种力量的作用下，自发地流徙到外地，尚未定居的那一部分人口，是生存型的移民。他们非受官府的强制或组织，故有自发性；他们在流动过程中暂时脱离了政府的组织管理系统，成为失去行政权力控制的人口，他们内部也没有正式的组织管理系统，故有无序性或盲目性。流民最主要的是农民，他们离开原居住地，并放弃了原谋生手段后，形成了临时性的特殊人口群体，流移不定，无正常稳定的生产和生活手段，呈现出过渡性特征。经过一定时间的流浪后，或定居新地，或重返故里，因而具有暂时性。但流民群体总是处于一种动态地吐纳状态。
流民不断产生的因素有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而社会因素最为重要。在土地私有制下，地主、官僚、贵族、商人、高利贷者五位一体，严重兼并土地，使大量农民破产失业，赋役负担沉重也导致自耕农变为走上逃亡之路而成为流民，而流民越多，未逃亡的自耕农的负担又加重了，如此恶性循环会使流民问题愈发严重。而灾荒频仍、战乱纷起，严重打击农业，更加促进农民失业流散。
流民的流向有空间流向与职业流向两个方面。空间方面，受趋利避害的生存原则指导，流民的空间流向往往是由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人口高压区（人口稠密、经济改组、政治事故而产生的）流向人口低压区（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结合较好），由赋役沉重的地区流向赋役轻省的地区，由乡村流向城镇（就业机会多、容易获得救济），由内地流向边疆（地旷人稀），但单纯空间上变换方位，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谋生。那么其职业流向方面，大多数是重新与土地结合（重新编户齐民或雇耕等），或到城镇从事工商或服务业，或从事矿冶业，他们的选择多是无可奈何的。总的说来，流民大部分是通过垦荒复业在土地再分配的条件下回归到土地，而在流动中死亡的也不少。
流民的效应，在积极方面谈，他们使荒僻之地得到开发，改善了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对边地的开发促进了民族融合，充当了文化传播的载体，且极大地破坏了小农经济下的劳役制度，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可自由雇佣的劳动力，增加了工商业人口。而在消极方面谈，流民造成的社会动荡，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迁出地经济衰退，迁入地原有运行机制也失衡，也减少了农业劳动力而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
鉴于流民问题的严重性，国家为控制其生成，移置贫民于新区或进行赈济，而此法局限性很大，见效更大的办法是积谷备荒，古代政府建立了完备的仓储制度，作用不可低估。而为了控制其流动，则招抚使之与土地再结合，或制定法令限制流亡。这些均是为了使流民固着于土地以发展社会经济。
7、结语
小农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其人口状况竟是如此不同于今日，以致于在市场经济伴随着外国势力初介入时，引起的人口振荡是那般强烈，农业人口成片破产，战乱下的流民几乎无处可逃，文教观念的改变也使人口素质有大转观，近代在人口上亦是三千年未有的，马克思说得好，“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的起作用的人口规律”。而将中国近代前后的人口境况相对照，是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经济对社会各层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
【读书会梁木生老师点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分析人口才能将人口分析到位，那种战争、瘟疫、灾害、地缘、甚至是政策都不能说透的，当然一定的地缘、宗教等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是与人口存在关联的，只是这些不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力水平才是这个人口状况居于主导地位的因素。你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说明了人口的居住、出生、死亡、迁徙、占有、分配及其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等各方面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不过，如果能够将中欧人口的比较纳入分析可能更加能够看到其他因素，例如地缘、政治制度与人口的关系，这对加深认识中国的人口状况，无疑是具有更大帮助的。现在，中国人口巨大，耕地有限，采取了市场经济，不仅养活了，而且不断摆脱贫困，这其中导致的人口状况特别是人口政策的变化应该是需要给与足够理解的，当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应纳入这个分析框架。
作者：文科 明志读书会
中国无论在古在今，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且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如何处理人口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以及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庞大的人口这一事实实在是农业经济所造成的。在小农经济中，中国人民是靠人力直接取给于土地而生活的，为了保证在农忙时节不缺乏劳动力，在每一区域之内，必须储备着大量人口，而农忙过后，农田上便不需这么多劳动力，而这批人口还得养着。服从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的生产不是连续的和均衡的，必使投入的劳动力不具有连续性与均衡性。即是生产是季候性的，而消费是终年的。农田不但要报酬所费劳力本身，还要担负培养储备劳力的费用。而地理环境限制着中国的耕地面积，土地经济中的报酬递减原则限制着中国的资源供给，随着人口滋长，而人多资源少的现象也日益凸显。这样一种“匮乏经济”的处境，使广大农民生活程度长期低下，且无发展机会，物质基础受限，而渐渐形成了“知足”的态度，即对欲望的自限。
2、小农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导致人口再生产的需要
耕作方法方面，系统完整的作物栽培方法战国时即已自成体系，粗放式的农业经营已变为劳动密集型的精耕细作，已达到较高水平的集约化，此后并无较大改进，偶有的改良也不足影响全局，故其社会生产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土地所需劳力的分量是随农业技术而改变的，然而大量农闲时失业的劳力必须寻找利用多于劳力的机会，人多事少使劳力价值降低，劳力便宜，故节省劳力的工具不必发生，它经不起劳力的竞争，不先进的技术限制技术的进步，从而造成技术停顿。技术停顿与小农的匮乏经济互为因果，而维持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
既然一定时期可耕地的数量有限，生产工具和技术改进不易，个体小生产农业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分工协作不发达而导致劳动效率低，故发展生产主要得通过投入更多人口来增垦耕地，或通过精耕细作来提高亩产，从而在劳动生产率与每个劳动力提供的剩余产品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社会的产品总量。故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关心劳动力的延续，必然趋向于多育，增加家庭人口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内在要求。
地主阶级为扩大剥削量而要求增加人口，而也有限制人口增长的方面。高地租剥削若是夺走了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兼即部分必要劳动品后，那么贫困与繁重的劳动会加大农民的死亡率。而土地兼并会使小自耕农变成佃民或流民，从而严重挫折其劳动力增殖。繁重的徭役与人头税加重家庭负担，不仅限制人口增长，也造成人口隐匿与流亡。不仅如此，生活的优越与多妻制使地主阶级的自然增长率远高于农民，而增加了寄生性消费人口，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
3、基于国家政治经济考量下的数量层面鼓励生育政策
一定数量的人口是古代国家实力的基础，且关系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即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兵役、劳役和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增加人口往往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多将人口众多当作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象征，因而于人口有“求庶”的思想。其人口增殖政策，是从增加生育率与减小死亡率两方面进行的。为增加生育率，政府鼓励乃至用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人头税）强迫百姓早婚，通过经济补助和徭役优惠政策来鼓励多生，更将辖区人口增殖状况作为官吏政绩考核的标准，而这种政策是建立在重男轻女的政策上的。
鼓励生育的政策带有很大的实用性，人力短缺不能满足统治者与社会发展需要时，此措施才会实行。多数情况下，生育行为被当做百姓自身的事情来对待，政府所能提供的实质性帮助很小，特殊的奖励行为更多的是表明统治者的一种导向。但这一基本方针始终不变。（清代人口膨胀，只在寻找食物来源和调剂各地区粮食分配上做文章。）而减少死亡率，则是主张减少战争、抚恤孤儿和禁止溺婴，医疗条件则较难改变。虽然古人或有提出人多致贫论，但相对来说终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同样古人也有重视人口文化、心理和身体方面的素质，且已认识到在提高人口质量方面进行的投资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且收益也是长期性的，但重视人口质量的思想在比重上远低于重视数量的思想的。
4、过分重农导致的严重失衡的人口就业比例
中国古代社会的人口就业政策将社会大多数人口维持在田亩之上，形成了就业人口结构的畸形发展。小农经济背景下，保持农业人口占社会各职业人口的优势地位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要求，初期确实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农业人口的增长不应以排斥乃至牺牲其他行业人口的发展为前提，统治者虽然承认各职业人口的存在价值，但政策上的倾斜十分明显，重农轻工商而崇士，如此，各非农业人口即使在短期内脱离农业，而最终仍是将农业作为归宿。商人发迹后便购置土地，而对全国性商业市场的形成不感兴趣；手工业者多在农闲时从事简单的制造和修理工作，难形成系统的技术和规模效益，专门的手工业者也只限于对奢侈品的制作。而工商业人口往往只有在从事农业活动后才有资格培养其子弟为士人，这更促使了改业。各阶层精英均为跻身士人而奋斗，士人读经典而入官场，官员又专为君主专制而服务，与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方向不相干，工商业发展的阻滞导致了社会变化缓慢。
5、公私两难境地下的人地关系
在劳动力与土地结合方面即是要求“人称其土”，即劳动力只有在被足够的生产资料吸收的时候，才能从事生产。而土地私有制必然产生的土地兼并是人地矛盾产生的根源，土地兼并是小农地主所有制下特有的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战国时“尽地力”“任土地”之类的改革，扫荡了井田制的残余，土地私有成为土地所有的主要形式。官僚、地主、经营有方的农民，都把土地作为投资对象，买田置地。土地占有量大，收取的地租就多，个人财富就多，循环下去，其占有的土地就越来越多。而广大百姓则常因天灾人祸、饥馑疾病等原因不得不出卖土地，更加剧了兼并。失地农民增多，导致国家所控制的农民数量减少，国家赋税也相应减少。为维持庞大的财政支出，国家必然加重对所控制的有限农户的剥削，而这部分农户不堪重负，不得不将土地出让给地主而去租种地主的土地，以躲避苛重赋税，这样又加剧了兼并。
土地兼并造成贫富分化，破坏了社会的政治稳定，使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而不利于土地和劳动力的结合，减少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大量破产农民沦为奴婢），作为税赋、徭役的主要承担者的自耕农的破产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往往有免税特权）。
古时的思想家已认识到土地占有关系是土地兼并的根源所在，而为了限制兼并，建立合理的土地分配制度，使耕者有其田，历代思想家提出的各种方案不外乎井田、限田和均田三种模式。经实践证明，土地私有制已经建立后要实行井田制，企图变私人土地为国有，是根本不可能的。提倡限田的思想家认为，井田制下国家授田的办法以及禁止买卖的规定能够保证对土地进行比较合理和均平的分配，井田制破坏后，只能通过国家硬性规定土地拥有数量的上限，来阻止土地占有的两级分化。限田制的要求与土地私有制原则相矛盾，侵犯了土地私有权，因而触犯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到反对，故从未真正限制过。
均田制中，土地的授予完全根据劳动力状况，是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来调整土地占有关系，既照顾了大地主的既得利益，又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容易为社会各阶级所接受，故能顺利实行一段时期。由于其并不触犯现存的地主土地私有权，只是对地主扩大兼并给予一定限制，许多方面还尽量照顾大地主，使他们获得新利益，因而终至瓦解。
可以看出，他们虽然主张调整土地占有关系，而由于认识局限性，多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而实行土地国有制。他们的逻辑前提仍是国家拥有全国土地的所有权，没能认识到土地私有制虽然导致兼并，但比国有制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国有取代私有的企图是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6、人祸天灾，流民浩荡
流民是人口的机械流动，是在某种力量的作用下，自发地流徙到外地，尚未定居的那一部分人口，是生存型的移民。他们非受官府的强制或组织，故有自发性；他们在流动过程中暂时脱离了政府的组织管理系统，成为失去行政权力控制的人口，他们内部也没有正式的组织管理系统，故有无序性或盲目性。流民最主要的是农民，他们离开原居住地，并放弃了原谋生手段后，形成了临时性的特殊人口群体，流移不定，无正常稳定的生产和生活手段，呈现出过渡性特征。经过一定时间的流浪后，或定居新地，或重返故里，因而具有暂时性。但流民群体总是处于一种动态地吐纳状态。
流民不断产生的因素有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而社会因素最为重要。在土地私有制下，地主、官僚、贵族、商人、高利贷者五位一体，严重兼并土地，使大量农民破产失业，赋役负担沉重也导致自耕农变为走上逃亡之路而成为流民，而流民越多，未逃亡的自耕农的负担又加重了，如此恶性循环会使流民问题愈发严重。而灾荒频仍、战乱纷起，严重打击农业，更加促进农民失业流散。
流民的流向有空间流向与职业流向两个方面。空间方面，受趋利避害的生存原则指导，流民的空间流向往往是由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人口高压区（人口稠密、经济改组、政治事故而产生的）流向人口低压区（劳动人口与生产资料结合较好），由赋役沉重的地区流向赋役轻省的地区，由乡村流向城镇（就业机会多、容易获得救济），由内地流向边疆（地旷人稀），但单纯空间上变换方位，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谋生。那么其职业流向方面，大多数是重新与土地结合（重新编户齐民或雇耕等），或到城镇从事工商或服务业，或从事矿冶业，他们的选择多是无可奈何的。总的说来，流民大部分是通过垦荒复业在土地再分配的条件下回归到土地，而在流动中死亡的也不少。
流民的效应，在积极方面谈，他们使荒僻之地得到开发，改善了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对边地的开发促进了民族融合，充当了文化传播的载体，且极大地破坏了小农经济下的劳役制度，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可自由雇佣的劳动力，增加了工商业人口。而在消极方面谈，流民造成的社会动荡，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迁出地经济衰退，迁入地原有运行机制也失衡，也减少了农业劳动力而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
鉴于流民问题的严重性，国家为控制其生成，移置贫民于新区或进行赈济，而此法局限性很大，见效更大的办法是积谷备荒，古代政府建立了完备的仓储制度，作用不可低估。而为了控制其流动，则招抚使之与土地再结合，或制定法令限制流亡。这些均是为了使流民固着于土地以发展社会经济。
7、结语
小农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其人口状况竟是如此不同于今日，以致于在市场经济伴随着外国势力初介入时，引起的人口振荡是那般强烈，农业人口成片破产，战乱下的流民几乎无处可逃，文教观念的改变也使人口素质有大转观，近代在人口上亦是三千年未有的，马克思说得好，“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的起作用的人口规律”。而将中国近代前后的人口境况相对照，是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经济对社会各层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
【读书会梁木生老师点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分析人口才能将人口分析到位，那种战争、瘟疫、灾害、地缘、甚至是政策都不能说透的，当然一定的地缘、宗教等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是与人口存在关联的，只是这些不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力水平才是这个人口状况居于主导地位的因素。你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说明了人口的居住、出生、死亡、迁徙、占有、分配及其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等各方面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不过，如果能够将中欧人口的比较纳入分析可能更加能够看到其他因素，例如地缘、政治制度与人口的关系，这对加深认识中国的人口状况，无疑是具有更大帮助的。现在，中国人口巨大，耕地有限，采取了市场经济，不仅养活了，而且不断摆脱贫困，这其中导致的人口状况特别是人口政策的变化应该是需要给与足够理解的，当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应纳入这个分析框架。
作者：文科 明志读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