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玫 喧嚣时代的钢琴隐者

                
                
去年，定居法国的华裔钢琴演奏家朱晓玫，在离开中国大陆35年后，第一次回祖国巡演，香港是她的首站。
朱晓玫从来不穿华丽的演出服，留着中国妇女最常梳的发型，她只是以最简朴的着装、毫不夸张的演奏，为人们倾诉着自己心底的那些音乐。然而，“识货”的欧洲人却给了她最崇高的礼遇，巡演所到之处，无不掀起欣赏的热潮。
1949年生于上海，晓玫是红色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她66岁。在巴黎、伦敦、纽约、柏林，任何一个国际音乐都市，乐迷对朱晓玫的印象是她的低调、普通。 除了琴键上的巴赫音符，她不露痕迹地生活。有一次，她在演出前去音乐厅练琴，进门时被保安人员挡住，告诉她，早上菲佣已经来过，不用再打扫了。她倒不以为辱。除了她的琴声，别的并不重要。她梳着这年头早受冷落的的童花头，过耳的短发，前额是流海，留有三十多年前中国国门初开时的印记。
第一次听到朱晓玫的名字，是一位懂音乐的友人说：有位女钢琴家，上海出生，旅居巴黎多年，在塞纳河畔过着隐者的孤独生活。独身的她，躲在音乐后面，只与巴赫为伴。她的成名作，就是此次首次中国巡演的曲目——《哥德堡变奏曲》。朱晓玫对自己近乎苛刻，很少答应开独奏音乐会，且不愿选规模大的音乐厅。在香港她担心音乐厅太大，曾提出只卖中间的座位。在法国与欧洲，她每有演出，有的场次的票提前半年售罄。演出后，她的粉丝几乎每次都全场起立，向她和她琴键下的巴赫致敬。在巴赫墓前的那场演出，她是用琴声为一位先人扫墓祭奠。中国人习惯在墓前跟逝去的长辈说几句话，得说出声来。她用的是音符。那天，是长达5、6分钟的掌声与全场起立。她把送她的一束花，放在巴赫墓前，久久躹躬。
有人问她问什么喜欢巴赫，是否与个人的境遇有关？“肯定有关系。因为东跑西颠，生活没有着落。在美国的几年，我换了35个住处。一个人，没有家，就没有安定感。这个安全感，得从音乐里头来找。”朱晓玫说。
八十年代初，初到美国，她寄宿在一个美国人家庭。每天听到她死命练琴，家里人觉得心烦。他们说，你能不能少弹一点，我们都是有工作、要上班的人。“但是，我发现，只要我弹巴赫的曲子，他们就不说我。”在美国的那几年，晓玫最是煎熬。她当过保姆，看孩子，做过清洁工，还帮人做过菜。只要那里有架钢琴，能让她练琴就成。后来，她搬到了一个宁静的小村落。临近1985年，美国的生活动荡无度。她想去巴黎闯一闯。最后，她只身去了巴黎。她对巴黎的最早记忆，是母亲的法国香水。文革中，香水瓶砸了。母亲是个钢琴家，是她的启蒙老师，还是个画家。在国门禁闭的年代，母亲时常提起远方的罗浮宫。晓玫说，她想闯进巴黎这个梦。
写这段文字的时候，电脑里放着朱晓玫的专辑——《哥德堡变奏曲》， 德国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巴赫曾在那里担任乐长，长达20多年。此作品，作于巴赫的晚年，是他一生最重要、结构最恢弘的作品。全曲共30段变奏，加上前后两个主题。据说，1741年，一俄国驻德国的使节患上失眠症，要键琴演奏家哥德堡找他的老师巴赫写一些曲子，可供他失眠时演奏。这就是《哥德堡变奏曲》的来历。
聚光灯下的朱晓玫，更低调。看她出场，有些犹豫，像是被她的巴赫老师赶上了舞台。她谢幕，总是深深地鞠躬，面露歉意。你并不觉得她享受如雷的掌声与荣光。她只是老巴赫的仆人。老巴赫是朱晓玫的庇护所。经年累月地练琴，她的背已微微隆起。说话时，她很少用她那双弹琴的手，没有手势。朱晓玫说：“巴赫，他非常平衡，非常深刻，非常高尚。生活中，那种高尚的东西，只有在音乐里找到。你想，以前在中国，完全不把你当作一个人，可随便把你关押起来，可 随便把你杀掉。等到上大学时，就因为爸爸是内定特务，我上不了，姐姐也是。没有人信任你。巴赫的音乐里，你是一个人，平等的人。”
在文学界，有位才华独步天下却行踪诡异神秘的作家—塞林格，著有《麦田里的守望者 》。居住在法国巴黎的女钢琴家朱晓玫，如今虽然声名鹊起，却在国内公开场合始终难见真容，她就是音乐界的 “ 塞林格 ” 。她行事低调，从不宣传，不用手机、很少打电话，更从不上网，却凭借直达人心的演奏征服了欧洲。在乐评人刘雪枫评出的心目中“中国十大钢琴家”中，最不具知名度的朱晓玫排在第三位。他对记者表示，朱晓玫演奏的巴赫仿佛是上帝借了她的手一般，简单而纯净。
巴赫的作品是最均衡的，在他的音乐中一直在表述这“音乐=人生”，他之后的作曲家，分别在“人生”的某些方面做了夸张的处理，比如贝多芬的英雄主义、肖邦的诗意。但巴赫更贴近真实的人生，朱晓玫演奏的巴赫是巴赫的人生还是她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