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一无所有

                
                
那天和鸟儿在垦丁的一家民宿里仰靠在白色大床上，我们聊着聊着不知怎么就聊到了肖全的摄影，于是迫不及待用电脑翻开他的《我们这一代》。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可每次看，都不禁要惊叹一下，欸，这是二十年前的王安忆啊，这是马原，这是陈村，这是姜文，这是何勇。
每次看都像初生的婴儿那样，对这个世界饱含着热烈而充沛的新鲜感。
有那么一阵子，我的耳边总是刻意回荡起崔健的那首《一无所有》，当我走在大街上，站在抽水马桶边，闭上眼睡觉，或是死死盯着电脑屏幕。我身边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听到或者注意我在哼这个曲调。那段日子我失魂落魄或是贫困潦倒吗？我已经记不得了。可我就是按捺不住自己眼前要闪过那个歌词，喉咙要反复地哼。仿佛停下来我就双腿软掉，持续唱着我才有力量。直到后来有一天在公交车上，我看到一个穿着黑色帽衫的人，他的脑袋和耳朵上戴着大得夸张的耳麦，我听到他一路也在哼着《一无所有》，我俩挨着站手握住扶把，我歪斜着脖子，他低沉着头。他到站要下车了，在他仰起头要往门口挤的时候我不自觉对他露出个微笑，而他碰巧回眸捕捉到了，他有些莫名，手下意识地调整整往下滑落的耳麦，再一秒，他也对我笑一笑。
你看这陌生人的相遇是多么有意思。尽管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子，可那时的空气我仍回嗅得出气味。我开始戒掉这个声音，想想自己是多么笨拙而矫情，可我始终没有忘记歌词——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笑我一无所有。
人生是从哪一刻开始转变的？
新概念十五周年庆典的时候，我扛着相机在大厅里一路拍。我先是遇到了谢泳教授，他是新概念的评委，也是我在厦大中文系最敬重的老师，他没能给本科生开课，但机缘巧合我同他有邮件的往来和两三次的交谈。他好奇我怎么也会在这里，我笑着说，过来比赛，顺便过来玩的。他说你都大学了怎么还过来？我说，好多朋友都在这里，凑凑热闹一起玩嘛。
那天的确来了很多人，主持人是第五届新概念的麻宁，诗朗诵的有从一到四届的任晓雯，还有现在在《萌芽》做编辑曾经第一届新概念一等奖的徐敏霞，小饭也上去唱了首找不着调却很煽情的歌，这些都是年长我十年，我听着他们名字看他们写的东西长大的新概念前辈。当然还有很多没有表演节目，默默在台下看着的往届的选手。比如王若虚，比如另唯。
我站在大厅的最后面，遇到了萌芽下半月刊的几个编辑，她们告诉我韩寒今天来不了了，临时有比赛，郭敬明会过来，张悦然、周嘉宁也过来了。
就像是连着绑在了一块那样，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这几个人的名字早就成了新概念的代言，可也有很多人质疑新概念都那么多年了，却依旧没有人的影响力能超过这几个人。这么说的这些人一定都没有在真正关注文学，而只是在关心舆论。大多数优秀的写作者从来都只不过是在人后孤独写作而已，无名无利。
孙甘露先生在台上发言，因为郭敬明的突然到场整个会场的秩序混乱了起来，大家都涌上前去看郭敬明，举起相机拍照。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走了神，张皇失措，直到宣布完一等奖名字，颁发奖杯，听到舞台上传来话筒声音说A组一等奖的同学过来才倏忽想起些什么。
十三届的时候是萌芽主编赵长天老师带领我们过去的。那个时候我高三，他语重心长对我们说，离高考还有五个月了，他知道我们一定会忍不住想写东西，可这样会分了神，让我们尽量克制住自己，高考为重，等高考完了之后再尽情地写。于是递给我们每人一张条子，要我们等下后拿着条子在楼上的房间找到各高校的负责老师面试。可两年后的十五周年的庆典，一开始发言的嘉宾就告诉我们，赵长天老师重病了在医院，但他依旧很关切我们这群文学新人。
接到赵老师逝世的消息时我在台湾求学，打开电脑，满屏幕铺天盖地都是他的消息。身边一些新概念出来的朋友很难过，姜奕辰说她虽然没见过赵老师几面，可心里就是说不出的压抑，如果没有赵老师，一定没有我们今天吧。
我想起当时我听到宣布一等奖名单时故作镇静却又战战兢兢的心情。身边此起彼伏的雀跃，或者哀叹，我并不对自己抱有太多的希望，却接收到这突然起来的惊喜。
那天下午我游走在各个高校招办老师的房间门口。我高三时的目标是复旦、南大和华师大的中文系。误打误撞我走进了厦大的房间，招办老师詹心丽和中文系的林丹娅教授优雅地坐在椅子上。同我一起接受面试还有张源和姜奕辰。林丹娅老师的笑让我很轻松，她同我们介绍了厦大中文系的情况，从鲁迅讲到林语堂，当然还有当时还很火的易中天老师。同老师短暂的对谈和聊天让我对厦大越发的产生兴趣。看到旁边的张源和姜奕辰毫不犹豫签下了合约，我也就索性把自己交给了厦大。
那一年签了厦大的新概念获奖者很多，算起来应该是有十多二十来个，恐怕是比其他十几所学校加起来的都多。可那一年高考达到厦大要求的分数线的，却没几个人，而最后来到中文系的，如此有缘，竟也只有当时和我一同接受林丹娅老师面试的姜奕辰和张源，我们三个人。
一二年的夏天，萌芽副主编李其纲老师过来厦大看我们这群新概念出来的文学青年，当时会议厅里坐着从大一到大四的新概念获奖者。我才发觉是如此地隆重而浩大。李老师聊了萌芽最初的困境聊了新概念的诞生，一直聊到了第一、二届新概念保送到我们厦大中文系的孙佳妮学姐，她那篇惊艳了当时所有评委的文章，莫不交口称赞。可她后来去了瑞士留学，回国后回了上海工作，像很多新概念出来的人一样，已经从事同文学无关的工作，和新概念的联系也少了。
之后我参加李其纲老师组织萌芽笔会，十来个在萌芽上发东西的作者，在上海集合，然后开车前往浙江安吉。我第一次见到了修新羽，之前听到这个名字以为是个男生，没想到竟是个女生，并且还是个国家二级运动员。她高三刚毕业，准备去清华念书，我开始以为她一个人冷漠地站在那里总觉得是摆架子，之后杀人游戏玩到一起才意识她就是那么冷静的一个人，分析起来头头是道，也难怪总在《科幻世界》上发些莫名其妙的文章。
十五届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考场。她就坐我右手边。快开始比赛的时候李其纲老师走进来巡视考场，看到我们两个，他咧开嘴笑，高声对监考员说，这两个人，一个是厦大的，一个是清华的，嘿嘿。我和修新羽都羞赧地笑了，看到李老师，多了分亲切感。
萌芽笔会的时候我们游山玩水，吃饭喝酒，他给我们调了黄酒加啤酒，莫名的话题，古怪的味道。他说，人的记忆真是个贱东西，五年十年后，可能你已经忘记了当年在某个地方和哪些人聊了哪些多么高深有价值的东西，而偏偏记住了舌尖尝到过的那股极好或是极坏的味道。
那几天我们坐在一起聊了沈从文，聊了张爱玲，聊了小说聊了诗歌。可记住最深刻，确是李老师醉醺醺的样子和那杯“黄啤”的味道。
六月份马璐瑶就要毕业了，可惜我人在台湾不能看到她的毕业电影展映。半年前我们在学校附近一起吃牛排，她跟我说她打算拍一个关于河南医院的纪录片。那时候她的新书刚出来，一本弘一法师传。她是这几年从新概念出来我最欣赏的人之一，有想法，能静下心。她大四上的时候跑北京跑上海面试，让我给她快递她编的杂志，后来她签了一家北京的纪录片公司。每次想起来我都很羡慕。从我们这个专业毕业，能够继续从事和文学有关工作的，实在是太少了。很多人逼不得已去考公务员，或者靠着经济辅修学位去了银行和企业。我仍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为生计发愁。我常常安慰自己学中文的是无用之大用，却又不得不自嘲自己其实什么也不会。志向颇高，天分不足。
新概念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个群体或是圈子的代称。里头有太多太多各式各样特立独行的人。他们有的过得很好，出了国，或是不再写作；而有的仍在苦苦地挣扎和追求，或是像我这样，不知所措。我现在遇到他们这些人，总是忍不住去问他们在做什么。好多人干起了编辑的行业，跑去北京，合租一个五环外的窄房，每天累死累活挤地铁到公司上班，对着电脑发呆，消耗着自己所有的念想。
一无所有。这种荒凉的情绪长久的蔓延在我身上。我恐惧自己也会这样泡在无数人发过来堆叠的电子文档里发霉，什么追求，什么自由。
我总是问个不休。
我忽然的，就想起肖全拍摄《我们这一代里》最扎眼的那张照片，是一个叫易知难的姑娘。八十年代，那个穿着长裙，拖着长长的辫子，长得耀眼的唱歌的姑娘。肖全在为她拍照片的时候，她坐在琴房里面，拿着烟灰缸倚靠着钢琴，化完妆以后，慢慢抽烟，墙上挂的是陈逸飞油画的复制品。她想着自己的生活：她要靠拍电视剧挣钱，养活在北京舞蹈学院进修的丈夫……
她后来已经不再继续唱歌，消失在我们的眼界中了。甚至很多人已经不再知道她是谁，只是记得她的一张照片，定格在八十年代那个青春忧郁的样子。
新概念走到今天倏忽已经是第十五届了，它的参赛主体早就从曾经八零后到现在九零后，又跨了一个年代。如果把这十多年前颁奖典礼上的合照都翻出来对比着看，你一定会惊人地发现里面有那么多熟悉的面孔和名字，却也有那么多陌生而冷落的人。想想当初若是没有因为那篇小说而来参加新概念，没有认识那么多朋友和长辈，我都不知道自己读着经济或是法律，然后混混沌沌每天刷着绩点念叨着出国又回来会是怎样。人终其一生要找到一件热爱并坚持走下去的东西有多难？
新概念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人数在减少，耀眼的作品也没有增加，可我相信它的初衷从未改变，它对那些爱写作的少年来说，也仍旧是一个极好的平台。因为在这里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会给你足够继续走下去的动力。写作像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也从来没有尽头。
即使哪一天我不再有热烈而充沛的激情写着小说了，我也一定会满足地对自己说，我曾经也有过追求想过自由，我并不一无所有，我没有成为像《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余华或苏童，可我至少做了回相片里的路人。我们青春里弥足珍贵的记忆，是新概念唤起了那些最初最纯真的冲动。
我躺在那张巨大的白色床单上想——我和我们，并不一无所有。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四
于台中沙鹿大肚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