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日托夫·扎努西 《山巅的呼唤》映后谈 中国电影资料馆 2015.4.19

                
                
克里日托夫·扎努西 《山巅的呼唤》映后谈
地点：中国电影资料馆
时间：2015年4月19日
shininglove根据现场口译整理
嘉宾主持：您当年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对您有什么意义？
扎努西：之前聊过，是一个朋友选择的话题，希望拍这部影片，能让业界记住。本身也非常高兴制作这部影片，所以不是自己选择，而是朋友选择。
嘉宾主持：那这部电影对您有什么意义，因为它获得了很多荣誉。
扎努西：从物质上讲，它为我带来许多荣耀。从片子本身来讲，是非常个人的一种体验，角色是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好人的最大极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个人来讲，角色的诠释，可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最大解读。
观众A:我想问一下导演，您为什么在这部电影里最后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结局？
扎努西：片子的结局设定，只是想告诉大家作为一个好人不一定有什么回报。在现世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谎言。也许我们从小就听说“好人会有好报”，但这是个谎言。尽管如此，人应该尝试着去做一个公平、诚实、诚信的人，回报不是立即的，这是我们应该尝试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预见的，我们永远都要做好准备，生活本身充满着变数。
观众B：导演粉丝，第一次看的时候刚失去了朋友，哭得很惨。那部影片和这部影片，以及扎努西导演的很多片都有一个很直面、很残酷、很直白地揭露一些难堪的生活现实（补充纠正：死亡）。
扎努西：确实是，直面这样一个话题，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在战争中长大，见惯了死亡的成长经历，毕竟留下了一些伤痕。但我个人认为，死亡这件事情本身是很可怕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曾经我是一名科学家，学物理的，同时我还是一名基督教徒。这样的情况下，我从科学和宗教的角度来看待死亡。直面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从科学的角度还是宗教的角度，人在这一辈子下一辈子，是有希望的。只有带着希望，才能直面死亡。
观众C:我想问一个问题，看了很多波兰的影片，包括您的这几部作品。很大程度上，主人公的这种无奈，甚至被生活现状的扭曲，会不会像您的祖国波兰一样。因为波兰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时间没有选择和被卷入的。我想问问，会不会有对波兰的理解让您觉得在那个时代表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以用作品来表达？
还有一个问题是，波兰现在的环境比您拍摄作品时期好一些吧？
扎努西：影片中的角色和国家命运肯定是有相通的。但是毕竟，国家和人比较轻松了，不像片子里描绘得那么沉重。
生活不会永远的完美，但是生活是在一点点地有进步。每一个时代比以前的时代进步，从现在来讲，波兰跟当时的那些制度性的压抑，减少了很多。但是同时，有一些新的危险。确实医疗啊，社会啊，环境啊都在有所改变，但是现在有些新的危机，大规模的，比如腐败，人们为了金钱，为了物质而出卖自己的自由，这是现在有的。正如刚才所说，生活是一点点地在进步，这个国家也是这样的。
观众D：我是波兰电影和您电影的脑残粉，特别喜欢看冷战时期的电影。看下来，我感觉波兰是全世界在对冷战时期反思上做得最成功的。像我们中国，有张艺谋的《活着》，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台湾有侯孝贤。俄国没什么大师，南斯拉夫有库斯图里卡，捷克有捷克新浪潮。所有这些冷战国家都没有波兰这样能在冷战时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想问一下导演，为什么波兰可以做到这样？
第二，我想问一下导演，您认为中国电影的瓶颈是什么？
扎努西：整个中欧来讲，整个电影行业是非常活跃的。不仅有你刚才说到的俄罗斯，像这次北京国际电影节有《利维坦》这样的好片，俄罗斯有，捷克有，匈牙利有，一直很发达，不能说非常多。从波兰来讲，波兰从冷战时期到现在，还是在前进发展得过程之中，自身也是发展的元素。自己不是客观的评价者。但是，波兰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伟大的片和大师？因为有一个原因是，战后它没有一个主权身份，是被邻国侵占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当时所处的时代下，没有国王，没有议会，没有自主具有代表性的政权机构，国家的概念从文化上来表达的话，是特别需要的。前社会主义政府，希望从文化表达中来听取人们的心声，对祖国身份的认同，才能使大家有凝聚力。比如说，英国有女王，象征着精神支柱。波兰作为国家，是全民的精神支柱，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当时会有很多电影的表达，电影作品会那么好。因为当局是希望听到心声，所以对电影行业予以支持。
扎努西：站在我的角度来说，我没有权限去评价，因为毕竟看得不多，但是从我看到的来看，你们的电影业是非常蓬勃发展的，充满力量的。
嘉宾主持：导演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片中有对登山去喜马拉雅的情节设置，它有什么隐喻吗？想听您亲自解读。
扎努西：登山本身就是个隐喻。我们希望攀上更高峰，去接近更远的理想，达到不可能达到的地方，可以把世俗的东西抛在身后。为什么选择喜马拉雅，不是别的山峰呢？因为喜马拉雅是全球最高峰，攀登喜马拉雅失败的案例是最多的，也是充满理想主义的朝圣之地，所以选择攀登高峰来作为隐喻。
嘉宾主持：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自己。我知道您有两位终身挚友，一位是基耶斯洛夫斯基，一个是塔可夫斯基，您的《和平阳光的年代》在结尾纪念了塔可夫斯基，您刚才给我讲过。听说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前的一天，他一直和您在一起，特别好奇他和您在这天谈了什么。
艺术电影的生存是全世界的话题，对于中国也非常重要。您作为电影制片厂的leader，您能讲讲艺术电影在商业环境下的生存，通过您两位好友的经历一起。
扎努西：我很荣幸能和两位导演成为朋友。指挥家之间很难相处，导演之间很难相处成朋友。我们能成为朋友，是终生荣幸的事情。在他去世前两周，我有幸能见到他，留下了类似遗嘱或座右铭的话。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在基督教里，人天生有罪恶，没有人是清清白白的。今天既然问起来了，就有义务说出来这句充满诗意的、英雄主义的名言：他希望被记住，不是被当作伟人或是偶像，而是希望被人记住是个罪人。
艺术电影的生存问题，不是电影行业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存在着问题，在商业物质和精神艺术之间的冲突。问题更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精英，精英不是说得到更好的教育，或者更富裕，掌握经济资源的，而是道德层面的，具有道德水准和使命感的人。这些人推动社会进步，社会的进步永远不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这些少数人，不是通常我们理解的把握经济命脉，把握社会权力的人。我个人认为，如果我的电影今天被上千万的观众看到，明天就忘记，就我个人而言并不希望看到的效果。如果我的电影被刚才所描述的具有特质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所看到，他们从我身上得到一些东西，启发也好，对社会有益的也好，反过来推动社会进步，那么我认为我是成功的，是我最想要的。电影行业具有野心的，也是非常蓬勃的，是非常具有可塑性的一个文化领域。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说“Yes”或“No"的问题，我们应该交给精英。只要精英存在，社会在进步，问题也就不会是那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