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关于钥匙的小事
我记得前苏联著名作家海明威夫夫斯基曾在一本书中如此写道：
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
如今，我被反锁在门外，脑海中一遍一遍地浮现出这个句子。事情要从我出门时说起。
我出门的时候——确切说来是在我关门前的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没有带回家的钥匙。我的女朋友，当时她就站在屋里，正打算关门。我让她等一等。我说，我先去把钥匙拿了，你别急着关门。我记得她是这样告诉我的：别担心，你回来的时候家里肯定有人。我粗略地回味了一下她坚实的语气，发现这种口吻竟然和革命时期的宣传口号如出一辙。于是，我只好毫无保留地相信了她。
现在，我蹲坐在门前的楼梯上，用电量所剩无几的手机计算着时间。
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个傻逼。
门前的马路上车来车往，没有人会注意到我被锁在了门外。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企图用一种全新的目光去审视这幢房子。我想象着自己是一个小偷，准备入室行窃。出人意料的是，这幢破旧不堪的房子远比它看上去要安全的多。窗户是从里面反锁起来的，前门后门都关得紧紧实实。得知真相的一刻，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该感到绝望还是宽慰——如此牢固的房子，不用来作为三八线上的堡垒我真是替朝鲜人民感到不值。
三十分钟的观察与攀爬之后，我终于冷静下来，开始思考别的出路。我打了两通电话，从室友们众口一致的推诿中，大致窥见了自己回家计划的宏伟蓝图。我又发了三条短信——手机电量正在无限接近于自动关机——分别得到了公交时刻表两张，好人卡一副，以及失望情绪三两。后来，我就坐在花园早已干枯的草地上，依靠一根树枝演练沙盘。大概十二次的推算过后，我发现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可以坐在门口等另外两位室友回家。他们在离我大约车程一刻钟的地方享用烛光晚餐，接到我的电话后，表示最多只需要再过两小时就能回来替我开门。整个对话以一句“噢，你可真倒霉啊”作为结语，我喜出望外地发现，这位依赖湖南卫视度日的室友竟然也说起了翻译腔。
另一种选择，则是我现在乘坐公交车，去往我女朋友工作的地方拿钥匙。你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方案——我在她的唆使下选择不带钥匙出门，而现在竟然要去她那里取钥匙。我计算了一下搭乘来回公共汽车的时间。总共一小时零十分钟，其中四十分钟用于等车。
幼时的教育终于发挥了作用。几乎是在一瞬间，我想到过往读到的一句古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走到车站时，脸上的表情可谓意气风发，风流潇洒。不认识的人纷纷以为我即将走入伟大航道，认识的人则会发现我的表情其实更接近于憋屎。
上车后，我身边坐了一对母女。母亲纹了花臂，一边抱女儿，一边听摇滚，劣质的魔声耳机里发出打雷一样的噪音。我使劲把头靠向玻璃窗，却发现那噪音就像得了一种名为小苹果的广场大妈病一样，追着我不离不弃。另外有两个高中生，坐在我的斜前方，正高谈阔论着中国未来的经济状况。我听见他们使用的是一种中英夹杂的温哥华方言，其特点在于，从词汇的角度上来讲，中文负责叙述而英文负责感叹wtf或者omg。
这一切让我很郁闷。我觉得这个世界疯了，所有东西都在乱套。我能想象出几小时后他们回到家里，看见我正坐在沙发上，便立刻走上前来热情地拥抱我，致以我重返地球的敬意。对于这一系列流水线的动作，你几乎无法抵抗。要知道，虚伪、谎言以及人面兽心，它们构成了商学院的全部必修课程。
下车后，我走进店里，等了五分钟，我的女朋友才姗姗来迟地递给我钥匙。她一面搓着手，一面把软糖塞进嘴里。她说你这是怎么啦，怎么这么不耐烦。我说我在门外被锁了这么久，当然不耐烦，说完就拿着钥匙走了。
走到一半，我忽然后悔起来。因为我想到一条定理——不论一开始谁对谁错，只要你惹到了你女朋友，那么错的一定是你。正如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一样，男人和女人的主要问题则永远在于，你不能对她发脾气。我觉得发现这条定理的人一定是个天才，正如马克思是个天才一样，他们总能把人类的正常生活搞得一团糟。而这一切竟然无法解决。
最后，我忍无可忍，叫了一辆的士回家。
我在车上思考了诸多关于宇宙和人类的哲学命题，却发现手机已经关机，无法将任何一条记录下来。那些回家之后的画面越加清晰了。我能想象到，他们将如何爬上舆论与道德的高地，借着社会主义的春风，一面安慰我，极力表达出作为朋友的立场，一面又在暗中撇清关系。他们将在与别人的谈话中对我不带钥匙的习惯进行一番惨无人道的批评，并在谈话结尾的地方恰到好处地展现出自己是如何的宽宏大量。在这场关于钥匙的战役里，我面对的是一场无可挽回的败局。敌人永垂不朽，敌人万古长青，敌人在我的头顶拉屎。
终于，在离家一小时零十分钟后，我坐着的士又回到了门口。付钱时，司机问我，明明有直达的公交车，为什么要叫的士。我说，因为我有一群好朋友。
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
如今，我被反锁在门外，脑海中一遍一遍地浮现出这个句子。事情要从我出门时说起。
我出门的时候——确切说来是在我关门前的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没有带回家的钥匙。我的女朋友，当时她就站在屋里，正打算关门。我让她等一等。我说，我先去把钥匙拿了，你别急着关门。我记得她是这样告诉我的：别担心，你回来的时候家里肯定有人。我粗略地回味了一下她坚实的语气，发现这种口吻竟然和革命时期的宣传口号如出一辙。于是，我只好毫无保留地相信了她。
现在，我蹲坐在门前的楼梯上，用电量所剩无几的手机计算着时间。
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个傻逼。
门前的马路上车来车往，没有人会注意到我被锁在了门外。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企图用一种全新的目光去审视这幢房子。我想象着自己是一个小偷，准备入室行窃。出人意料的是，这幢破旧不堪的房子远比它看上去要安全的多。窗户是从里面反锁起来的，前门后门都关得紧紧实实。得知真相的一刻，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该感到绝望还是宽慰——如此牢固的房子，不用来作为三八线上的堡垒我真是替朝鲜人民感到不值。
三十分钟的观察与攀爬之后，我终于冷静下来，开始思考别的出路。我打了两通电话，从室友们众口一致的推诿中，大致窥见了自己回家计划的宏伟蓝图。我又发了三条短信——手机电量正在无限接近于自动关机——分别得到了公交时刻表两张，好人卡一副，以及失望情绪三两。后来，我就坐在花园早已干枯的草地上，依靠一根树枝演练沙盘。大概十二次的推算过后，我发现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可以坐在门口等另外两位室友回家。他们在离我大约车程一刻钟的地方享用烛光晚餐，接到我的电话后，表示最多只需要再过两小时就能回来替我开门。整个对话以一句“噢，你可真倒霉啊”作为结语，我喜出望外地发现，这位依赖湖南卫视度日的室友竟然也说起了翻译腔。
另一种选择，则是我现在乘坐公交车，去往我女朋友工作的地方拿钥匙。你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方案——我在她的唆使下选择不带钥匙出门，而现在竟然要去她那里取钥匙。我计算了一下搭乘来回公共汽车的时间。总共一小时零十分钟，其中四十分钟用于等车。
幼时的教育终于发挥了作用。几乎是在一瞬间，我想到过往读到的一句古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走到车站时，脸上的表情可谓意气风发，风流潇洒。不认识的人纷纷以为我即将走入伟大航道，认识的人则会发现我的表情其实更接近于憋屎。
上车后，我身边坐了一对母女。母亲纹了花臂，一边抱女儿，一边听摇滚，劣质的魔声耳机里发出打雷一样的噪音。我使劲把头靠向玻璃窗，却发现那噪音就像得了一种名为小苹果的广场大妈病一样，追着我不离不弃。另外有两个高中生，坐在我的斜前方，正高谈阔论着中国未来的经济状况。我听见他们使用的是一种中英夹杂的温哥华方言，其特点在于，从词汇的角度上来讲，中文负责叙述而英文负责感叹wtf或者omg。
这一切让我很郁闷。我觉得这个世界疯了，所有东西都在乱套。我能想象出几小时后他们回到家里，看见我正坐在沙发上，便立刻走上前来热情地拥抱我，致以我重返地球的敬意。对于这一系列流水线的动作，你几乎无法抵抗。要知道，虚伪、谎言以及人面兽心，它们构成了商学院的全部必修课程。
下车后，我走进店里，等了五分钟，我的女朋友才姗姗来迟地递给我钥匙。她一面搓着手，一面把软糖塞进嘴里。她说你这是怎么啦，怎么这么不耐烦。我说我在门外被锁了这么久，当然不耐烦，说完就拿着钥匙走了。
走到一半，我忽然后悔起来。因为我想到一条定理——不论一开始谁对谁错，只要你惹到了你女朋友，那么错的一定是你。正如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一样，男人和女人的主要问题则永远在于，你不能对她发脾气。我觉得发现这条定理的人一定是个天才，正如马克思是个天才一样，他们总能把人类的正常生活搞得一团糟。而这一切竟然无法解决。
最后，我忍无可忍，叫了一辆的士回家。
我在车上思考了诸多关于宇宙和人类的哲学命题，却发现手机已经关机，无法将任何一条记录下来。那些回家之后的画面越加清晰了。我能想象到，他们将如何爬上舆论与道德的高地，借着社会主义的春风，一面安慰我，极力表达出作为朋友的立场，一面又在暗中撇清关系。他们将在与别人的谈话中对我不带钥匙的习惯进行一番惨无人道的批评，并在谈话结尾的地方恰到好处地展现出自己是如何的宽宏大量。在这场关于钥匙的战役里，我面对的是一场无可挽回的败局。敌人永垂不朽，敌人万古长青，敌人在我的头顶拉屎。
终于，在离家一小时零十分钟后，我坐着的士又回到了门口。付钱时，司机问我，明明有直达的公交车，为什么要叫的士。我说，因为我有一群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