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文学青年

时代风向已变，文学改变命运的机会已微乎其微。
文|王琛 图|叶三
来自界面正午
                
                
一
阿乙前年生了病，肺部有斑点，他怀疑自己是绝症，在手上写了四个字——“是又怎样”。没事时，他就盯着手背，神经质地反复看，并就此展开各种推测，像在列小说提纲。治病要吃激素，他因此胖了几圈，下巴由尖变圆。朋友调笑说，终于有点像巴尔扎克了。
看着照片里的胖脸，阿乙很惆怅：“被气筒打气，也不至于这样。很忧伤。它不是被什么别的摧毁成这样的，就是被写作，被自己和别人的一些期待。”他自己仍说不清楚，多年过去，自己是焦虑而写作，还是写作而焦虑。
几年前还没成名，阿乙有次把小说手稿打到A4纸上，带到饭局，递给了文坛里的前辈。前辈见多了文青，接过手稿，就像接一根递过来的烟。阿乙忐忑地等着评价。可饭局终了，前辈起身走开，阿乙却发现，小说手稿被留在了座位上，但并非一无所用——至少刚刚垫了热屁股。
人生像个圈儿，历史总在打转。2015年春天，作家阿乙在单向街驻店写作，接待读者。这时也来了一个文学青年，表达了一番崇敬，打开书包，也掏出一叠A4纸，毕恭毕敬递了过去说，阿乙老师，我今天带了我的一篇小说，请您指点。
像接一根烟，阿乙也接过了手稿。他一边和周遭的人搭着话，一边翻着手上订得整齐的A4纸。隔了大半个小时，才告诉面前毕恭毕敬的文青：你不如去读读博尔赫斯，或许对你的写作有帮助。
这个回答聪明又妥帖。比起当年拿自己手稿垫屁股的前辈，阿乙令每个人都很体面——成名的作家对后辈的作品提出了具体建议，足见诚恳；亟需指路的文青得到了前辈的鼓励，言辞里自己的作品也和拉美文学大师有了一点关系，令人振奋。
每回遇到文青发作品给自己求评价，阿乙都想到过往的自己——求评价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绑架对方的表扬。有一回在网上，有个文青把诗歌发给他。阿乙客气地说，不错，你可以去诗歌圈儿混了。文青觉得阿乙的回答不符合期待，愤愤地还击。
阿乙叹一口气说，你看，文青是多么脆弱。
阿乙自己也脆弱，尤其是在三十多岁还没出过一本书时。那时他参加饭局，王小山介绍到阿乙，总加一句“我这个兄弟也是写小说的”。话一说完，阿乙就害臊得脸红了——因为一桌子人都是作家，他没出过书，觉得不好意思。
每有读者表达倾慕，阿乙总是习惯地摆摆手，看起来还是腼腆。当晚的读书沙龙，他几次站起来走动，把话筒交给嘉宾，自己不愿多说——“在中国太容易出名了，连我都出名了。”
当晚书店的沙龙主题是：“如何从县城经验出发，进行写作游戏的通关”。阿乙在江西小城瑞昌县生活了很多年，直到26岁才离开家乡。那时他并不知道，一度令他憋屈的生活会被称之为“县城经验”。在县城，他还不叫阿乙——那时他的名字是艾国柱。
 
二
高考是离开瑞昌县城的第一个通关机会。这带给了艾国柱陪伴终生的神经衰弱。1994年夏天，文科生艾国柱毕业于瑞昌二中高三二班，当年班里只有四个人过了大专线，艾国柱是第三名。他自认那是半生最阳光的一段日子。去省城读公安专科学校，课程容易，只需混完三年，毕业后成为三级警司，分配回来，便会一步踏入小城上流社会，一劳永逸。
但他只得意了一年。第二年，班上复读的同学纷纷考取重点大学，不乏名校。艾国柱失落了，他觉得自己是游得太快的精子，本不该做警察。
1997年，在警校外的游戏厅游荡了三年，艾国柱毕业了，分配回瑞昌公安局，迎接他的是更大的失落——在随笔里，他称之为放逐。坐着豪华大巴经过南昌八一大桥，再换乘破旧中巴离开九江市西二路，放逐之旅愈发潮湿、灰暗，最后停在了县城瑞昌。他绕了一圈回来，但只呆了两个月，便被公安局分配到洪一派出所。艾国柱第一次知道瑞昌还有这个地方。
公安局大院的车往县城西边出发，路过一个又一个油菜花地，在每一个小镇都不停留，后来翻过一座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山，两个半小时后，抵达洪一乡。
这是他眼中的流放之地——因为偏远，洪一乡被称作瑞昌的西藏。艾国柱下车，一眼看见了洪一乡的全景。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两排不足五十米的矮屋，一家理发店、一个破损的台球桌和一间由民居改建的餐馆。自己将要工作的派出所，初创时就在这家餐馆二楼。在后来的小说和随笔里，他一再描摹这里的场景，仅仅对街上的土路，他就在三篇文章里提到过三次——“没有一粒柏油”、“没有一颗柏油”、“没有一滴柏油”。
流放之地只有土街。夜晚，街上漆黑一团，艾国柱躺在床上听河水声，感到这是世界尽头。父亲要他忍着，告诉他虽然艰苦，但这在档案里是基层工作经验，利于以后仕途上的提拔。
但不可能有比村再往下的地方了，艾国柱要离开这儿。一天下午，他独自走向一座山峰，站在山顶看见远处是山，山后面还是山，天上只有鸟，地上只有吃草的牛。要在这里生儿育女生活一辈子吗？艾国柱发下毒誓，要离开这里，回县城，还要离开县城，去城市，去省会，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最后去纽约。他的脑子全是摩天大楼上飞机的影子。
爱情总是苦闷青年最好的庇护所。艾国柱继续对一名女同学漫长的单恋。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这些轰轰烈烈的国家大事与艾国柱无关，宇宙就是洪一乡派出所那么大，艾国柱躲在里面，不停地往外写情书。他想，只要对方轻勾一下手指，他就听从召唤，愿意去任何地方。但那些信件好像被告席上挣扎的辩护，响亮却一厢情愿，直到一次见面，对方彻底宣判爱情的死刑。
这场单恋此后仍在绵延，一直起伏八年。“天使的马车飞驰过一棵棵杨树，天使啊马车啊年龄啊都不见了，只有杨树立在那里。”他在书里总结。
1999年，艾国柱被调回到瑞昌县公安局办公室。工位在最小的房间，只有几平米，白天也要开日光灯。在这里他遇到当初一起分配的警校同学周琪源，一起写材料——大都是通知、简报、通讯和领导讲话。每天下班后他都觉得“像被刮过一遍，遍体鳞伤”。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流社会了吗？好像对艾国柱而言，又是一个无望的深渊。下班后，他常和工作结识的朋友抽烟喝酒，看着他们烂醉。有一次在夜宵摊上正喝着，一个朋友尖叫了一声，其他人凑过去看，发现此人刚刚完成射精——女友一直在桌下帮他手淫。
除了在外厮混，艾国柱还要陪领导打牌。他担心自己会老死在麻将桌上。在一篇随笔和两篇小说里，艾国柱三次写到同一次打麻将的经历：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坐在北面，主任坐在西面，副主任坐在南面，自己作为科员坐在东面，因为某人手气不好，大家起身按照顺时针方向挪动了一次位置。于是二十多岁的艾国柱坐到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座位，三十多的副主任坐到四十多岁的主任座位，四十多岁的主任退居二线，坐到了五十多岁老同志的座位。艾国柱说，他一眼，看到了自己极度无聊的永生，就在麻将桌上，牙齿掉落，一颗种子走进坟墓。
在公安局办公室呆了两年多，因为材料写得好，艾国柱被瑞昌市委组织部看中，借调过去。在瑞昌，这是一次令人眼红的升迁。在小说里，艾国柱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人们看着他时就像看着一个王储，眼神里带有亲密，他也习惯在这样的注视下春风得意地走。”直到有一次，见多了年轻人的组织部老司机，带着算命先生的笃定语气说：“你四十岁或许能升到副处级。”
艾国柱又想起了公安局办公室的麻将局，觉得人生寡淡，乏味到连一个司机也能推算他的命运。
哥哥艾国光的经历也刺激了他。艾国光本在县城矿产局上班，自己悄悄学了编程，在杭州找到了工作。艾国柱也想走，但觉得身无长物，小警察的身份出门“很搞笑”，担心只能做保安。艾国光鼓励弟弟，想出去就快出去，等学了技能就老了。
靠着哥哥在杭州寄回的二手电脑，艾国柱接触了网络。正值2002年世界杯，艾国柱写了些球评发到论坛。当时正是体育杂志兴盛的年月，艾国柱的球评渐渐发到了体坛周报、足球报、东方体育日报，每个月能领到一两千块的稿费。组织部收发室的人看着汇款单，惊呆了。
艾国柱开始留意着网上招聘。因为自己长于写材料，也在网上写过球评，他理所当然地关注着媒体的信息。很快得到两次面试机会，一次是天津的《滨海时报》，另一次是南昌的《信息日报》。在乌压成群的应试者里，艾国柱因不会使用电梯而羞愧，又被十几个面试官围起来审视，两次都落败而逃。他觉得，城市是个傲慢高贵的姑娘，而自己，则是被审判的羞惭乡下佬。
这段急于出走而不得的经历如此难捱，以至于在后来的代表作《意外杀人事件》里， 艾国柱干脆就给主角之一取名艾国柱。文中的艾国柱出走红乌县未遂，被父亲耻笑，全家人恐惧于县城外的世界，睡觉时掖紧被窝——“像掖一个深渊”。小说的结尾是悲剧。一个意外的精神病人流窜到了红乌县，像上帝一样，审判了县城秩序的反叛者，艾国柱死在他的刀下。
在艾国柱的小说里，上帝常常化身为一只鸟儿，盘桓在红乌县的天空，紧盯着地面上的苍生，随时处死每一个不甘庸常的人。
现实中的艾国柱却等来了转机。在西祠胡同论坛，《郑州晚报》发布了招聘体育编辑的帖子，艾国柱投了简历和几篇球评，隔了几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直截了当告诉他，马上过去上班。
 
三
这是2002年，网络论坛方兴未艾。混BBS写评论的文字精英，不时被正在扩张的各地报业发现，随即招安，文字印成铅字，成为当时颇具荣光的传统媒体人。
艾国柱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但父母和奶奶阻止他。他向组织部请假三天，临行前喝了酒，看着暴怒的父亲和哭喊扑打的奶奶，跳上面的，钻进了火车站。
第二天到了郑州，面对高楼，他张开双臂，做了个电影般的仪式，他对自己说，郑州，啊，我来了。当晚，艾国柱住进报社安排的宿舍，对着窗流了一堆眼泪。他开始学做编辑。
离开瑞昌时是请假，保留着回去的余地，家人一直打电话催，要艾国柱回去上班。但郑州晚报又没立即签合同，艾国柱的命运就悬在了半空。每次接到家乡电话，他都大醉一场。组织部不同意停薪留职，催得越来越紧，艾国柱没有勇气做了断，一直拖延着。审判又来了，有一天他得知，自己已被取消了编制，彻底离职。
后路断了，瑞昌县回不去了，“就像有什么东西掉进深渊”。此后艾国柱不敢回家，一直等到半年后在报社转正，这年底，他的工资由瑞昌的八百块变成了郑州的两千八。
郑州是省会城市，有瑞昌县城不能比拟的精神资源。一次在网上讨论读书，朋友要艾国柱把读过的书列出来。此前自认为博学的艾国柱，列了十一本之后，再难下笔，第十二本，他写的是“读者合订本”。
朋友讥笑他，读者合订本能算是书吗？
艾国柱脸红了，这年他26岁，此前的主要阅读是《参考消息》、《体坛周报》、《杂文选刊》、《故事会》等报刊杂志，完整读过的名著只有两本：《红与黑》和《茶花女》。这些阅读积累给了他养分，支撑着他早期的球评写作。
艾国柱开始了有计划的阅读。他扔掉了过去上瘾的东西——王小波、柏杨、李敖等。暂时不知道读什么，他找来大学生和文学编辑，搜罗别人喜欢的外国名著。在郑州，每两个星期他去一次书店。通过这种笨拙的方式，艾国柱开始积累阅读。先从加缪和卡夫卡的书读起，渐渐读到威廉福克纳。
加缪的《局外人》给了他最初的文学震撼。“今天，妈妈死了。或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个经典开头，让他回忆起自己对待爷爷的死亡。当时，因为哭不出来，他只能靠警校学到的办法，睁大眼球长久盯着一个物体，祈求眼泪因为眼睛酸胀而流下，佯作悲痛。
艾国柱进入了小说世界。起初的写作以模仿加缪等名家为主。仿佛回到了在洪一乡写情书的时候。在郑州的出租房里，一个晚上，他熬夜就能写几千字的小说。这些练笔阶段的小说，起初放在博客上，后来被他贴在文学论坛里。网络论坛里已经形成了小圈子，党同伐异，想得到赞美，往往要付出夸奖糟糕作品的义务。几次不愉快后，艾国柱因此对混圈子有些忌惮。
在郑州，工作出色的他始终没分到工位，要与其他人共享一个办公桌，常常在用着电脑时不得不起身让位，这令高度自尊的他羞愤。
无亲无友，艾国柱喜欢在郑州的黄昏里漫无目的地走，路过城中村，期待着想象中的艳遇。但什么都没有，他只能侧耳研究楼上出租屋里偷情的声音。“我一直听着那漫长而销魂的呻吟声，就像江南一场绵绵细雨。”
很快，他真去了江南——就在工位刚刚定下来时，他得到了《上海青年报》的机会，想到自己当初的规划：县城、省会、直辖市，艾国柱没有多少犹豫，跳槽去了上海，没呆半年，又受到正值鼎盛的《南方体育》吸引，南下广州。
这期间，一直写作的艾国柱积累了大量如何写烂故事的经验。传统媒体的编辑工作，也天然教会了他如何传递信息给读者，默默写了两年，他自认为渐渐处于“牛逼和不牛逼的人之间”。
2004年，朋友阿丁介绍他到了当时创刊不久的《新京报》。艾国柱完成了自己人生规划里的前面大半，他一级级通关，终于从洪一乡来到了首都。在随笔里，他提到《聊斋志异》里的贺生，面对色艺双全的瑞云时“紧张、急促、敏感、自卑”。北京正是瑞云，艾国柱始终是自卑的贺生。
在北京，艾国柱用上了警校时取的笔名“阿乙”。很快，阿乙这个名字，以饭局上旁若无人地看书而出名。王小山回忆说，阿乙腼腆，每次出来吃饭都带着书，往座位上一坐，不怎么开口，酒量也不好，就只好闷头读书，听到饭桌上有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突然冷不丁地插一句，往往是连珠的妙语。“典型的闷骚男。”
 “在人类的阴影下”，阿乙不知所措地坐着，早早吃好又不便退席，看书看困了，伏在桌上就睡了。有时醒来会有口水，但并不感到狼狈。
饭局也带给他了成名的最早契机。一次，仍是王小山组局，阿乙去得晚，坐在圆桌最外围，和同样晚到的东北人罗永浩坐在一起，离桌子远，两个大男人紧挨着，需要发生交谈，以打破尴尬。两人寒暄着，听说罗永浩在办牛博网，阿乙也想试试，老罗就把他的博客要了过去。交谈结束，阿乙拿出书本继续看书。
没想到过了几天，已经忘了这茬的阿乙突然接到罗永浩电话。老罗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兴奋，直夸阿乙写得好。
当时的老罗刚做牛博网不久，网罗了一批知名和不知名写作者。在首页，老罗以“史上最牛的非著名小说家”推荐阿乙，在最显眼处摆着他的作品。认识阿乙的人更多了，大部分都是和他相似的文学青年，他们身处各地，共同特点是，愿意不知疲倦地写。原本属于媒体圈的阿乙，似乎更接近了文学圈。
                
                
四
对阿乙这一代人来说，文学圈一直充满诱惑力。当初介绍阿乙进京的阿丁，也是个文学青年。因为名字相似，他们俩常被误认是同一人。阿丁来自河北保定，走着和阿乙相似的写作之路，他早先是个麻醉科医生，后来辞职，进入媒体工作，先去重庆，几次跳槽，最后来到北京。
阿丁正式写小说也是在进入媒体后。起初也以模仿博尔赫斯等大师为主。那几年，工作之外，他最投入的事情就是写小说，创作令他兴奋，写出满意东西后惬意无比，“几乎超过了性快感”。写到2008年，他的不少作品已经在天涯、豆瓣等论坛流传，并被网友誉为“王小波之后不知名的故事高手”。
阿丁一直强调，讲好故事是写好小说的本分。他觉得严肃文学应该回归传统，“《聊斋志异》才是世界级的，好的文学家就是蒲松龄和荷马这种会讲故事的人”。在阿丁看来，如今许多写作者背离了讲故事的传统。“短篇小说的话语权基本被主流文学杂志和学院派垄断了，那基本是个圈子，大家都是熟人，也知道什么样的小说会发、会得奖。新人要不变成和他们一样，要不就没有出头的机会。”他觉得，更多来自民间的文学青年，拥有真正的创作热情，以及讲故事的天赋。
但“文学青年”四个字，随着时代变迁，早已偏离了原意，变得轻薄甚至是贬义。在八十年代，文学青年是一种光荣而又时髦的称谓，常有人回忆说，当时走路，如果腋下有一本《人民文学》、《收获》之类，便可昂首挺胸。但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让“文学青年”逐渐边缘，像受潮的彩色电视机，渐渐丧失了瑰丽。然后是互联网的兴起，似乎把一切都消解，但似乎又把一切都激活了——文学青年变成了文艺青年。
网络的兴起仿佛让“文学”变得唾手可得。谁都能成为作家，而且是畅销作家。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使得严肃文学越来越尴尬和艰难，尤其体现在了图书市场上。2010年，媒体统计作家收入榜，王蒙、贾平凹、周国平、麦家四人的总版税，敌不过写了《明朝那些事儿》的网络作家当年明月。
尽管市场如此，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李敬泽却坚信，所谓网络文学冲击严肃文学，只是个浮躁的伪命题。他认为，相比有着悠久历史的严肃文学，网络虽然带来了技术上的革新，但仍是个不确定概念，“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繁荣期，还是所谓的80年代，时代背景不同，都不能得到严肃文学复兴或者衰落的结论。”
在中国，《人民文学》一直是严肃文学期刊的桥头堡。但时代变了，他们也开始寻求转变。2011年4月，《人民文学》开始试水零售市场，他们“要寻找的读者是作家、文学爱好者和想要获得文学力量的人，……看看皇帝的女儿有没有人要。”
不过，文学青年们仍试图在这个时代拥有自己的位置。2012年，阿丁出版了自己第一本长篇小说《无尾狗》。虽然颇受好评，但阿丁发现，即使梦想达成，成了作家，实现了出版，名动江湖，也并不能完全衣食无忧。
企图全职写作是奢侈的。从媒体离职后，阿丁开始思考文学青年的生存之道。他希望自己能有保障安心写作，也能帮助其他文学青年。
2012年，在移动新媒体蜂拥之时，阿丁却做了一本叫做“坚果”的小说杂志，但纸质杂志的成本太高，只出了一期，杂志就夭折了。阿丁并不甘心，又找朋友牵线投资，次年将杂志改为纯电子版，并更名为“果仁小说”——取“不成功便成仁”之意。他的想法是，为纯文学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反哺文学梦。
《果仁小说》开出千字五百元的稿费，这是严肃小说杂志里罕见的高价。阿丁招来两个刚毕业的文学青年做编辑，没有办公室，只能在咖啡馆开会，一直坚持了一年。2014年夏天，杂志断了投资，阿丁拿出自己最后的积蓄，给两个编辑发了最后一个月工资，此后杂志断粮。
但他们并不罢休，一边筹钱支付拖欠的稿费，一边想着为果仁续命。2015年3月，原本厌恶抛头露面的阿丁豁了出去，录制视频，为《果仁小说》发起众筹。短短一周，果仁众筹到30万，早早达到预期。这笔钱来得这么快，阿丁感到惊讶，这似乎印证了他一直坚持的想法。他始终认为，富足以后的中国人需要填补心灵的空虚，移动网络让阅读和写作变得更为方便了。
“我很乐观。”阿丁说，“网络不会冲击严肃文学，反而是助力。”
 
五
2008年，在罗永浩的热心联络下，阿乙的短篇集《灰故事》得以出版，收录了他挑选的31则短篇小说。出书后，自然被更多人认识。这年冬天，回乡的他正走在山路上，突然接到陌生电话，标准的普通话像是电台里的广播。
广播声问，是阿乙吗？阿乙答，我是。电话那边说，你好，我是北岛。山上信号差，电话断断续续通了四十分钟。北岛叮嘱他珍惜才华，把时间用在读书上。
在北岛的推荐下，《灰故事》的几个短篇以专题方式，发表在文学杂志《今天》。李敬泽因此也读到了阿乙，他称阿乙的小说令自己激动，是近些年少有的“闻到小说味道”的作品。随后《人民文学》刊登了《意外杀人事件》。小说里的文学青年艾国柱出走红乌县未遂，意外毙命，在现实里结束了流放，复活在文学期刊里，登堂入室。
但李敬泽并不认为自己对阿乙有文学上的助力。他说，阿乙写博客获得市场认可，直到在期刊发表作品，都是文学公道的体现。“一个文学青年写得好，渐渐走到更大的圈子，从小县城来到北京，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说明时代没有变过。”
发表与出版变得更为顺利。2010年，磨铁图书出版了阿乙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在书的封底，北岛对阿乙不吝赞美：“就我的阅读范围所及，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
此后荣誉不停。2010年，《意外杀人事件》获得《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次年，阿乙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奖，2012年，阿乙当选《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以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联合文学》20位40岁以下华文作家、《东方早报》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青年领袖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这是一长串令文学青年们羡慕的奖项，对阿乙这一代作家来说，几乎意味着在文学圈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十多年前离开家乡时，阿乙还只是个小镇青年，如今他似乎成功了。但他却有点悲观——对大多数文学青年来说，他像个例外。
阿乙并不看好文学青年的命运。从洪一乡到北京，他见到了许多个和自己相似的文学青年倒下去，忘掉了普通话，乡音逐渐地道，再也不会去田野听蛙声寻找灵感。
在非虚构中篇作品《模范青年》里，阿乙回忆了同事周琪源。周是瑞昌的船厂子弟，与阿乙同年进入警校，分配至瑞昌后，在同一间办公室共事。在阿乙还厮混于县城夜宵摊时，周琪源已经笔耕不辍，早早在期刊杂志发表论文，令阿乙羡慕而嫉妒。但因为早已成家，周没有勇气出走，只能挣扎在县城的泥潭里，虽像万事俱备的勾践，却最终抑郁地死于鼻咽癌。
阿乙曾经拿电影《立春》里的王彩玲比喻周琪源——小镇上的王彩玲热爱美声，向往北京，不甘于平庸的教师生涯，穷尽办法出走县城，却始终碰壁。阿乙相信，在中国的县城里，有许多看不见的王彩玲，在菜市场和超市，他们并不作声，回到家里才偷偷拉起窗帘拉小提琴，或者背诵伟大的诗歌。
但即便阿乙实现了王彩玲的梦想，他时不时也会焦虑。有段时间，他得了广场恐惧症，走到人多的地方就心慌，只能躲回屋里。之前经常熬夜，他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直到前年生了大病。
他不再热衷向旧交展示自己。起初从城市回到家乡，他们仍一起喝酒，唱《霸王别姬》、《世界第一等》、《红日》和《好汉歌》，在酒桌上听旧同事赞美他出走的勇气，表达对城市的羡慕。但直到有一次，一个老同学喝多了，才吐了真话。他用瑞昌方言说，艾国柱你这个傻逼，放着机关里的皇帝日子不过，居然跑出去做流寇。
他曾梦见自己落跑北京，回到了瑞昌，在县纪委谋得职位，亲朋们无不关切，赞许他的回归。阿乙在梦里落下泪来，醒来发现身在北京，才安下心来。
“无疑是噩梦。”他醒来写道。阿乙始终觉得，自己并无文学天分可言，“燃烧的文学激情来自持续焦虑带来的惩罚”，离开瑞昌定居北京，依靠的是“傻逼式的勇气以及狗屎运气”。
但在王小山看来，阿乙有着充足的文学天分，他的焦虑和悲观，来自小镇青年无法摆脱的不自信。“我特别明白这种状态，我们这些小地方出来的人，到了四十岁依然不自信，哪怕混得再好，不自信渐渐没了，自信的东西还是很少。”这是阿乙，也是所有小镇文学青年的羁绊，也许需要时间来解决。
自2004年来到北京，阿乙换了好几次工作。他在报纸做过体育编辑，在杂志担任过文学编辑，还去一家出版社干了不到一年。所有这些工作到最后似乎都是为了写作而存在。然后他得了一场大病。2012年，他决定辞职，在家专事写作，每月靠着前几年的积蓄和几本书的版税过日子。“现在的收入与工作时相比，好像也没怎么下降。”他说，“我愿意继续在家呆着。”
王小山曾担心名气会给阿乙带来压力。但他最后发现，“真正的作家是纯净的，而阿乙是纯之又纯的写作者。”
在2009年的一篇随笔中，阿乙描述了他生病之后某个无聊的一天。他拿到了一份体检报告，打算看场电影，闲逛之中到了一家书店。“写作是我修炼到今天几乎唯一的理想。”阿乙写道，“我曾以为我喜欢打仗、喜欢体育，喜欢新闻，最终发现还是喜欢写作。”
 
六
2015年，阿乙获得纽约书展的邀请，将于5月份第一次前往纽约。阿乙还上了艾国柱在洪一乡发过的愿：去纽约，去人类的首都。
离行程还有几个月，父亲艾宏松病了。这是父亲近年第二次重病，上次是五年前，艾宏松洗澡时中风，偏瘫在床。他握住矿泉水瓶，左手捉住右手腕，在胸前旋转出圆圈，在锻炼中等待康复。病中有一天，他从身上取出一张纸，上面是自己用左手写的诗：“雨困郊原草木慌，东篱野菊独梳妆。何当借得秋风劲，洗净烦愁一色黄。”
艾宏松羞惭地告诉儿子，自己想打印出来，寄到一家诗词杂志。作家阿乙这才想起父亲衣柜上画过的画，以及家里早年被老鼠咬坏的《诗刊》，他终于确信，父亲也曾是一名“强悍的文学青年”。
小学时，艾国柱给上海的《小主人报》投过一篇几百字的文摘稿，题为“汉字知多少”。这是写作带给他的第一次欢喜。第二次就是转眼八年后，艾国柱在洪一乡派出所做警员，给县报写了破案通讯，六七百个字，标题他至今仍记得清楚：“山庙老尼遭奇辱，民警神勇破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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