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个人管理 三观】窦文涛：世界很有趣，你不能总有洁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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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丁歌 图—李伟/新周刊
<<新周刊>>第418期
“你要苛求人对、音乐对、风景对、时间对、一切都对，于是你就不适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
“你知道‘塔玛霞尔’是什么意思吗？”窦文涛垂下的眼睑从镜片后抬起，突然问道。
不等回答，他便自言自语，“这是一个维语，王蒙教我的。”他像一下想起什么，话题从一块石头的遗憾，转到了王蒙。
王蒙是窦文涛的节目嘉宾，亦是多年师友，“多有智慧的一个老头”。他常跟窦聊，自己早年在新疆的经历，文人落魄农间，十几年如一日，却把情非得已，过成了好不得意。“王蒙说维族人有个人生观对他影响很大——人生除了生死之外，都是‘塔玛霞尔’。这词什么意思呢？有点像玩耍、嬉戏，接近于我们说的怡然自得、随遇而安。所以他80岁了，永远嘻嘻哈哈、乐乐呵呵。”窦文涛说王蒙给他上了一课：你不能光吃细粮，你要能吃粗粮，人生要有“塔玛霞尔”的精神。
原话还有一句：世界可以是有趣的，你不能总有洁癖。
窦文涛的确有“洁癖”——生活里的审美洁癖。
真正好的东西太少了，就像好的人生太难了。
“一个不说‘你好、再见’的人。”有人“盯”了窦文涛16年，看了4000多集《锵锵三人行》，数了他那些数也数不清的马甲、讲究的眼镜、配套的发型之后，这样评价他。并认准了他是一个“不愿意跟世界打招呼的人”。
“我一点不觉得，我跟这个世界有多么紧密的关系。”一个在屏幕前永远兴致勃勃的人，坦然说出这样的话——窦文涛并不介意人们是否会因此说他“凉薄”。
他听爵士，这是他近年染上的癖。Billie Holiday、Charlie Parker……他听那些奇崛的旋律，也动容于那些多舛的身世。朋友送他一本写爵士乐的《然而，很美》，里面写到切特-贝克（Chet Baker)，作家这样感性地描述——“他每吹出一个音符，都跟它挥手道别。有时甚至手都不挥。……他把小号放到床上，走向浴室，门咔哒一声关上，这小小的离开也带着一种伤感。……那是个仿佛随时要离开的男人。”节目之外的窦文涛，有时竟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他像始终在生活的热和冷之间游离。
窦文涛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又远又近。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自己身上的矛盾。他懂得潮流，最会穿衣服，会说最新的语言，使用独到的观念；他却也时刻想避开喧闹，独处上瘾，迷恋一切老物件：古画，古书，老玩意。更多时间里，他喜欢在旧时光里和古人对话。
也许越是沉浸，就越矛盾。守着古物时，窦文涛总念叨，真正好的东西太少了，就像好的人生太难了。“你要收藏，就懂这个道理。我们世间啊，照我觉得，是很寒碜的。一辈子真正好的时候就1%，90%的时间都是在一种低品质的生活里对付。”
他指着客厅里，一块并不醒目的石头——嶙峋的样子，与他的随和面目，形成反差。“就说这石头，它到处都是缺陷，什么瘦、皱、漏、透，不都是缺嘛，可大成若缺，它就是最美的。它这是天工，它接近完美，它没话说。但就是这种美，你遇到一个有多难？”窦文涛讲起两位藏家好友——目前好的石头几乎都在这二位手里了，一次他问：全世界到底有多少块好石头？可以作为艺术品收藏的？一个说：也就300多块。另一个：连300块都没有。“你说可惜不可惜？”
你难以解释，一个看似厌世的人，却比谁都心疼着这一世。
面对一只汝窑，一幅古画，一块难觅的石头，或一段说不清的爱情时，窦文涛话里话外总透着一股伤感或遗憾。“为什么喜欢艺术？因为艺术是最接近完美的。”他心里像躺着一把尺子，在用累世的刻度，丈量着现世。“可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找到了，可没几天发现不对了，好的东西太难了。所以到最后，我就觉得不如一切交给偶然。”
这种“偶然”哲学，有点像王蒙说的“塔玛霞尔”。“你要苛求人对、音乐对、风景对、时间对、一切都对，于是你就不适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窦文涛开始学吃粗粮。
他喜欢把任何一次跟朋友的普通聚会，都戏称为“最后的晚餐”。他说，他也不知道任何一个“下一次”会怎样。于是，他只在“这一刻”好好呆着：他做好20分钟的节目，讲好一个段子，他听完3小时的《牡丹亭》，跟修古家具的师傅聊一场天，他慢慢抽完一根雪茄，品一杯茶，他凝视一幅水墨的书法题字，摸一块石头的纹路，端详一个人……他明白一切都会结束，所以开始于他也没有了意义。他只在过程里，在偶然里做个“痴人”。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住在酒店一天，酒店也是家。
常年穿梭于香港和北京，奔忙于录影，窦文涛总自嘲“我没有生活”。可这种没有生活的生活，早已成为他的另一种生活。家对他来说，更像一种情感的想象，或心理意义上的温情。他会轻松地说出：“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住在酒店一天，酒店也是家。”也会在目送父母上飞机后，在车内把头扭向窗外，假装没有流泪。
节目里的窦文涛过于游刃有余，一张桌子，似乎永远左右逢源。现实中，他却常常寡言，变得善听、擅看——也许五官里动用最多的那一官，开始让位其他。他说这性格，是自幼遗传了家庭的“内向基因”。“我如果不是做了主持人，可能就会成为那种出门带帽子，总压低帽檐、很自闭的人”——就像他那个渊博又低调的工程师父亲。窦文涛在家中排行老二。兄弟三人，性格都不像那个心宽爽朗的母亲。一个家，四个恒温的男人和一个有热度的女人。
80年代令人羡慕的知识分子家庭哺育给子女的，除了世俗的温度，更是智识和修养，以及对抽象事物的审美直觉。你会早早本能般察觉，什么是好的，美的，有趣的，不俗的——这是真正的基因。如今父母早已习惯，在屏幕里与儿子见面，每晚睡前，看着电视里“那个窦文涛”妙语连珠，偶尔惊讶，但总安心睡去。
窦文涛称北京的家，只能算定期隐居之处。可他却从来不肯将就，两百平的寓所，简约又讲究。他从台湾运来长案，一百年的老木头，摸着历史的纹路，想象着王世襄的情怀。专门从香港淘灯，细微调结着房间里的光线——“我怕光”——一个在灯光下16年的人，对光有着最挑剔的敏感。忙碌之余的私生活，被窦文涛过成平静的世外桃源。
就像他听爵士——他像需要安静一样，需要这种特别的声响。
“到了真正听懂的年龄。”他说爵士乐关键在不俗，就像看画、品茶和听话。“有的画，一眼望去，就是甜俗。可画得好的，猛一看，是丑的。好茶也是，刚喝是苦的。主持人讲话也一样，最常听的，都是甜俗——说话通顺、用词漂亮，像工艺品。爵士就是什么呢？你猛一听不成调，它绝对不甜，甚至不美，可你听进去，爵士里面有一切。”
他早年也听崔健、刘索拉。“他们到最后都是爵士，其实爵士是什么？就是自由。就跟罗斯科的画，就拿颜料喷吧，喷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跟你说《锵锵三人行》就是爵士。”
似乎只有聊起艺术，节目之外的窦文涛，才瞬间燃起一种“热”——那种“愿意和世界恢复关系”的温度。
面对世界，开始“塔玛霞尔”。
“心软吧。”窦文涛说起父母的教育，用到这样一个词。他谦虚地把父母称为：善良的普通人。
可怎么界定普通人？“所谓普通人，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原则和正确性，也不是那么有信心，也就使得像什么家风和家训啊，没有什么必须要遵循的。”窦文涛说这样很好。“心里没有太多的规矩。”
他见过了太多的规矩和野心。他节目里的一些嘉宾，他旁观的一些喜欢高声呼喊的人，他耳闻的那些世界改造者，“我很佩服这样的人，他们首先要有一种自信心，得相信你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好的，你要给我们带沟里了你能负责任吗？希特勒也是相信他对这个世界是好的，这种自信心我是很钦佩的。”窦文涛自嘲，他对自己的正确性从来很怀疑，他没有改造世界的欲望——这像是“家教”，也是他真正懂得的自由。
“影响世界在我心里不见得是高尚的价值，你为什么要影响世界呢？我觉得太难理解这种人了，你为什么要改变世界呢？你好好地在自个儿家里待着做点什么不好呢？你要干什么呢？世界没了你都几万年了，你要干什么呢？太多人打着改变创新的旗号，可破坏了多少好的东西。像英国有工党，也有保守党，这样才平衡。”
窦文涛去年读到杨绛的文章《一百岁感言》，杨绛说：活了100岁才明白这个道理，你个人的世界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窦文涛已过不惑，大悟。
“有些人是影响世界，有些人解释世界，我呢，希望享受、感受世界。”窦文涛，面对世界，开始塔玛霞尔。
文/张丁歌 图—李伟/新周刊
<<新周刊>>第418期
“你要苛求人对、音乐对、风景对、时间对、一切都对，于是你就不适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
“你知道‘塔玛霞尔’是什么意思吗？”窦文涛垂下的眼睑从镜片后抬起，突然问道。
不等回答，他便自言自语，“这是一个维语，王蒙教我的。”他像一下想起什么，话题从一块石头的遗憾，转到了王蒙。
王蒙是窦文涛的节目嘉宾，亦是多年师友，“多有智慧的一个老头”。他常跟窦聊，自己早年在新疆的经历，文人落魄农间，十几年如一日，却把情非得已，过成了好不得意。“王蒙说维族人有个人生观对他影响很大——人生除了生死之外，都是‘塔玛霞尔’。这词什么意思呢？有点像玩耍、嬉戏，接近于我们说的怡然自得、随遇而安。所以他80岁了，永远嘻嘻哈哈、乐乐呵呵。”窦文涛说王蒙给他上了一课：你不能光吃细粮，你要能吃粗粮，人生要有“塔玛霞尔”的精神。
原话还有一句：世界可以是有趣的，你不能总有洁癖。
窦文涛的确有“洁癖”——生活里的审美洁癖。
真正好的东西太少了，就像好的人生太难了。
“一个不说‘你好、再见’的人。”有人“盯”了窦文涛16年，看了4000多集《锵锵三人行》，数了他那些数也数不清的马甲、讲究的眼镜、配套的发型之后，这样评价他。并认准了他是一个“不愿意跟世界打招呼的人”。
“我一点不觉得，我跟这个世界有多么紧密的关系。”一个在屏幕前永远兴致勃勃的人，坦然说出这样的话——窦文涛并不介意人们是否会因此说他“凉薄”。
他听爵士，这是他近年染上的癖。Billie Holiday、Charlie Parker……他听那些奇崛的旋律，也动容于那些多舛的身世。朋友送他一本写爵士乐的《然而，很美》，里面写到切特-贝克（Chet Baker)，作家这样感性地描述——“他每吹出一个音符，都跟它挥手道别。有时甚至手都不挥。……他把小号放到床上，走向浴室，门咔哒一声关上，这小小的离开也带着一种伤感。……那是个仿佛随时要离开的男人。”节目之外的窦文涛，有时竟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他像始终在生活的热和冷之间游离。
窦文涛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又远又近。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自己身上的矛盾。他懂得潮流，最会穿衣服，会说最新的语言，使用独到的观念；他却也时刻想避开喧闹，独处上瘾，迷恋一切老物件：古画，古书，老玩意。更多时间里，他喜欢在旧时光里和古人对话。
也许越是沉浸，就越矛盾。守着古物时，窦文涛总念叨，真正好的东西太少了，就像好的人生太难了。“你要收藏，就懂这个道理。我们世间啊，照我觉得，是很寒碜的。一辈子真正好的时候就1%，90%的时间都是在一种低品质的生活里对付。”
他指着客厅里，一块并不醒目的石头——嶙峋的样子，与他的随和面目，形成反差。“就说这石头，它到处都是缺陷，什么瘦、皱、漏、透，不都是缺嘛，可大成若缺，它就是最美的。它这是天工，它接近完美，它没话说。但就是这种美，你遇到一个有多难？”窦文涛讲起两位藏家好友——目前好的石头几乎都在这二位手里了，一次他问：全世界到底有多少块好石头？可以作为艺术品收藏的？一个说：也就300多块。另一个：连300块都没有。“你说可惜不可惜？”
你难以解释，一个看似厌世的人，却比谁都心疼着这一世。
面对一只汝窑，一幅古画，一块难觅的石头，或一段说不清的爱情时，窦文涛话里话外总透着一股伤感或遗憾。“为什么喜欢艺术？因为艺术是最接近完美的。”他心里像躺着一把尺子，在用累世的刻度，丈量着现世。“可很多时候你以为你找到了，可没几天发现不对了，好的东西太难了。所以到最后，我就觉得不如一切交给偶然。”
这种“偶然”哲学，有点像王蒙说的“塔玛霞尔”。“你要苛求人对、音乐对、风景对、时间对、一切都对，于是你就不适合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窦文涛开始学吃粗粮。
他喜欢把任何一次跟朋友的普通聚会，都戏称为“最后的晚餐”。他说，他也不知道任何一个“下一次”会怎样。于是，他只在“这一刻”好好呆着：他做好20分钟的节目，讲好一个段子，他听完3小时的《牡丹亭》，跟修古家具的师傅聊一场天，他慢慢抽完一根雪茄，品一杯茶，他凝视一幅水墨的书法题字，摸一块石头的纹路，端详一个人……他明白一切都会结束，所以开始于他也没有了意义。他只在过程里，在偶然里做个“痴人”。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住在酒店一天，酒店也是家。
常年穿梭于香港和北京，奔忙于录影，窦文涛总自嘲“我没有生活”。可这种没有生活的生活，早已成为他的另一种生活。家对他来说，更像一种情感的想象，或心理意义上的温情。他会轻松地说出：“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住在酒店一天，酒店也是家。”也会在目送父母上飞机后，在车内把头扭向窗外，假装没有流泪。
节目里的窦文涛过于游刃有余，一张桌子，似乎永远左右逢源。现实中，他却常常寡言，变得善听、擅看——也许五官里动用最多的那一官，开始让位其他。他说这性格，是自幼遗传了家庭的“内向基因”。“我如果不是做了主持人，可能就会成为那种出门带帽子，总压低帽檐、很自闭的人”——就像他那个渊博又低调的工程师父亲。窦文涛在家中排行老二。兄弟三人，性格都不像那个心宽爽朗的母亲。一个家，四个恒温的男人和一个有热度的女人。
80年代令人羡慕的知识分子家庭哺育给子女的，除了世俗的温度，更是智识和修养，以及对抽象事物的审美直觉。你会早早本能般察觉，什么是好的，美的，有趣的，不俗的——这是真正的基因。如今父母早已习惯，在屏幕里与儿子见面，每晚睡前，看着电视里“那个窦文涛”妙语连珠，偶尔惊讶，但总安心睡去。
窦文涛称北京的家，只能算定期隐居之处。可他却从来不肯将就，两百平的寓所，简约又讲究。他从台湾运来长案，一百年的老木头，摸着历史的纹路，想象着王世襄的情怀。专门从香港淘灯，细微调结着房间里的光线——“我怕光”——一个在灯光下16年的人，对光有着最挑剔的敏感。忙碌之余的私生活，被窦文涛过成平静的世外桃源。
就像他听爵士——他像需要安静一样，需要这种特别的声响。
“到了真正听懂的年龄。”他说爵士乐关键在不俗，就像看画、品茶和听话。“有的画，一眼望去，就是甜俗。可画得好的，猛一看，是丑的。好茶也是，刚喝是苦的。主持人讲话也一样，最常听的，都是甜俗——说话通顺、用词漂亮，像工艺品。爵士就是什么呢？你猛一听不成调，它绝对不甜，甚至不美，可你听进去，爵士里面有一切。”
他早年也听崔健、刘索拉。“他们到最后都是爵士，其实爵士是什么？就是自由。就跟罗斯科的画，就拿颜料喷吧，喷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跟你说《锵锵三人行》就是爵士。”
似乎只有聊起艺术，节目之外的窦文涛，才瞬间燃起一种“热”——那种“愿意和世界恢复关系”的温度。
面对世界，开始“塔玛霞尔”。
“心软吧。”窦文涛说起父母的教育，用到这样一个词。他谦虚地把父母称为：善良的普通人。
可怎么界定普通人？“所谓普通人，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原则和正确性，也不是那么有信心，也就使得像什么家风和家训啊，没有什么必须要遵循的。”窦文涛说这样很好。“心里没有太多的规矩。”
他见过了太多的规矩和野心。他节目里的一些嘉宾，他旁观的一些喜欢高声呼喊的人，他耳闻的那些世界改造者，“我很佩服这样的人，他们首先要有一种自信心，得相信你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好的，你要给我们带沟里了你能负责任吗？希特勒也是相信他对这个世界是好的，这种自信心我是很钦佩的。”窦文涛自嘲，他对自己的正确性从来很怀疑，他没有改造世界的欲望——这像是“家教”，也是他真正懂得的自由。
“影响世界在我心里不见得是高尚的价值，你为什么要影响世界呢？我觉得太难理解这种人了，你为什么要改变世界呢？你好好地在自个儿家里待着做点什么不好呢？你要干什么呢？世界没了你都几万年了，你要干什么呢？太多人打着改变创新的旗号，可破坏了多少好的东西。像英国有工党，也有保守党，这样才平衡。”
窦文涛去年读到杨绛的文章《一百岁感言》，杨绛说：活了100岁才明白这个道理，你个人的世界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窦文涛已过不惑，大悟。
“有些人是影响世界，有些人解释世界，我呢，希望享受、感受世界。”窦文涛，面对世界，开始塔玛霞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