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九十年代

第一次见到汪国真，是1991年某书市，他被拖去现场签售，位置优越，正对二楼的楼梯口，也许是因为赶上午饭时间，门可罗雀，汪国真尴尬地坐在课桌后（确实是临时借来的、标准的中学生课桌），桌上放着写了他名字的桌签，他不断东张西望，偶尔背身和别人聊天。
“你就是汪国真？”有人问时，他的脸会红一下，带着遭偷窥的那种紧张感，他签名很快，似乎急于把你打发走。
那时，他刚被主流认可，《诗刊》上终于发了他的诗，只记得一句，“只要能够对得起你/我宁肯对不起自己”。用这种句式，大概他写过上百首诗吧。
如果说80年代属于北岛、舒婷、顾城他们，那么，90年代则属于席慕蓉、汪国真，只是，一个时代的句号画得竟这么快。
从启蒙主义到消费主义
对喜欢者来说，汪国真的诗陪伴了他们成长，对不喜欢者来说，通过骂汪国真，也找到了自己超越众生的快感。
汪国真始终充满争议，因为他恰好处在80年代与90年代夹缝中。
80年代主流思潮是启蒙主义，因其过于强势，也激发出新权威主义、民族主义等对抗性思想流派，整体看，大家思维近似，都坚信凭借头脑风暴的力量，就可以改变历史，就可以改变自我与国家的未来，这是一场风车对风车的战争，徜徉其间，犹如进入意识形态的森林，太多高山仰止，让人不能不拜服。
80年代的人未必更深刻，但更喜欢指点江山，所以宏大、慷慨、苍凉的意象最受欢迎，黑夜与白天、乌鸦与鸽子、手枪与鲜血、灰烬与烛光……硬词们被成批定购，成为时代的八股。
但，受解决方案制约，各种意识形态最终因自身分裂而走向溃败，这导致了90年代的思想真空，消费主义乘虚而入，把持主流。
80年代看90年代，是肤浅、庸俗、物质和腐朽的，而90年代看80年代，则是傲慢、乖张、荒唐和虚伪的。
但，消费主义始终没有找到一套华丽、完整的语法，无法回击来自80年代的指责。只好沉默不语，甚至自惭形秽，甘心于被定位为二流、通俗。
成功源于找到了自己的市场
1949年以后，大陆诗人作品销量最高的，就是汪国真，他未必真的看重这个指标，但除此之外，他不太能找到别的东西来证明自己。
汪国真的诗受欢迎，离不开几个因素。
首先，“文革”时期“甩膀子诗”泛滥，它与传统“诗言志”的误会互相激荡，使诗歌被异化成格言堆积，这种审美习惯至今仍在，人们要读的是“金句”，而非独到的体验。
仔细推究，朦胧诗即颇有这样的积弊，比如枪毙，一定要说成“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而对未来感到迷茫，就要说“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至于反对悲观，则是“也许我们歌唱太阳，也被太阳歌唱着”……总之，个体之痛无所谓，只有把星星、黎明、中国、太阳等绑架过来，方见品格。
在格言翻造方面，汪国真走得最远，这是获取成功的大招。
其次，迎合了现代人对传统的想象。
中国诗歌传统源远流长，但近代以来，它一度被中断。
今天人们所了解的传统，多靠“选本”，可“选本”只是现代眼光过滤后的结果，掺杂了太多对传统误会，而非其原生态。总之，只有后人眼中“有价值”“优美”“有思想”的古代作品才可能被选出来，才可能被我们看到。于是，李白成了“浪漫主义”，因为他天天“讴歌祖国大好河山”，从没“云想衣裳花想容”过，而周美成、姜白石、周密等，俨然成了边缘作家。
可问题是，按这种思想性、艺术性的套路，当代作家怎么也写不出古人那么好的作品。
一个套路失败了，人们就会走向另外的极端，从而钻进另一个套路中。于是，传统又被重新想象为语言优美、韵味无穷，这就给了席慕蓉、汪国真式的甜俗以咸鱼翻身的机会。其实，席慕蓉、汪国真也写不出古人那么好的东西，但总比满目“郭老并不老，诗多好的少”更像回事。
其三，把握读者的需求。
90年代的中国依然是单调社会，充满了单向度的人，很容易找到共同话题，但也正因为如此，话语禁忌特别丰富。既要说得新颖，又要说得安全，找到新话题并将其包装得足够光鲜，成了一项硬功夫。
汪国真的作品多是爱情诗或准爱情诗，这犹如一层壳，既让他免于外界纷扰，又束缚了他的发展。
毕竟，那是一个不太允许谈“我”的时代，生而为人，总该有点尊严，可除了爱情，其他皆属敏感。其实，就算是爱情，在当时衣食尚且不周的背景下，已属奢侈品。精神匮乏必然带来创作匮乏，汪国真的诗未必最好，但它们是时代最合格的消费品。
有什么样的用户，就会有什么样商品，同理，有什么样的读者群，就会有什么样的当红诗人。所以，别埋怨烤白薯的不肯去当比尔•盖茨，你得先有个差不多的版权环境才行。
总之，真正决定汪国真成功的是市场策略，而非创作策略。
“才子神话”是把双刃剑
汪国真能成功，因为他相比于80年代的文化偶像，可接受度更高。
80年代的文化偶像多是老一代人，经历了更多苦难，有更丰富的生活阅历，惯于俯视众生，他们推销的是概念，犹如保险业务员，先给用户上课、谈理论、讲历史，因为只有洗脑成功，大家才会主动掏出真金白银去填一张纸，保险不提供产品，只承诺明天。
汪国真与他的粉丝们之间也有很大的年龄落差，但汪国真策略不同，他推销的是榜样，他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才子神话”变成了生活实践——只要你能写出好东西，那么就会有美女、幸福家庭、轻松工作和不错的收入。
汪国真有时会刻意扮演才子，比如注重外表、现场写诗等，只是秀也是一门专业，没有专家指导，易露出草根气。
然而，在一个竞争越来越激烈、年轻人活得越来越艰难的世界中，汪国真的榜样颇有力量。其实汪国真写的励志诗并不多，可在人们眼中，他却成了“励志诗人”，人们从汪国真身上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东西，而那很可能并非真实的汪国真。
任何神话，都是双刃剑，受才子形象约束，汪国真不能变老、不能成熟，更不能像别人那样沧桑。他是崇拜之笼中的金丝雀，盛名之后，全部事业只剩下维护羽毛，他也尝试寻找另一条兑现之路，比如他的书法和他的音乐，但上帝很难让一个人在两条不同的路上获得同样成功。
用自己的诗养活自己，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汪国真可能是最后一个能做到这一点的诗人，他带走了一个时代，不否认，那个时代有种种缺点，粗鄙、贫困、浮躁、幼稚，但年轻人至少还能这样想：也许，我能像汪国真那样活着！
汪国真模式会依然继续
时光把我们都变成了格子间中的动物，变成了每天拥挤在早班车角落里的瞌睡虫。我们彼此这么像，以至于爱情都变得不太可能——人和人只有相貌、经历的差别，而不再有精神世界的迥异。
活在当下，相遇才是最困难的，天天都可以谈爱情，所以爱情如此肤浅，它成了猎奇、欲望或者幼稚。
我们还需要汪国真的诗吗？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供需曲线比文艺评论更有发言权，汪国真是被读者托起来的诗人，并非被圈子认可，将来会如何，只能让市场周期说了算。
但，汪国真模式会不断重复下去，因为一代代年轻人总要说服自己接受这个世界，总要找到一个空间，以忘掉种种不公。他们没法改变规则，只能改变自己，那是是一个个漫长的加害与扭曲的过程，如果没有幻想，没有安慰，注定无法坚持下去。
所以，还有郭敬明，还有各种各样的网络大神，有朝一日，他们也会离开这世界，那时，仍会有许多读者发出悲声，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哀悼自己的青春。曾经郁郁葱葱，却终于凋残满地，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经历？这一切的意义何在？
200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专题报道，专访过汪国真，也许是采访他的人太多了，提出的问题大同小异，所以他应答如流。他是极有耐心的人，用平稳的语调一遍遍重复着：自己仍在写诗，不在乎圈子对他怎么评价，他更关注普通读者的感受，他是个不自闭的人……
他为采访者赠送了他写的书法作品，并介绍说，有国家领导人曾以之为外交礼品，最后，他特别叮嘱道：在稿件里请写上这一点。
很难说清那一刻心中的凄凉。是的，九十年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