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社会主义工厂与台湾（4月27日）
今天的劳工社会学课上，沈老师把潘毅老师请到课堂，将她主持的富士康调研。
潘老师关注的问题是富士康与苹果的生产体制如何与新生代工人的自杀关联起来、垄断资本的管理和用工方式、工人的反抗。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潘老师将富士康归入垄断资本，内部盛行的是一套官僚等级结构。工业垄断资本形成的根源在于代工厂与苹果的接合方式以及政府的推动。她举了富士康落户成都的例子，政府为了吸引富士康，不仅快速进行征地拆迁、投资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还用盖廉租房的前帮富士康盖工人宿舍，甚至动用政府的力量联系100多家职业学校，用学生工来解决劳动力的需求。最令我惊讶的是，政府竟然给所有部门分派招工的任务，如果完不成就扣奖金。郑州政府竟然向富士康注资50亿帮助企业发展！政府真的已经成了资本积累的工具了！
代工厂成为工业垄断资本修正了哈维对弹性积累体制下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与后发国家分包工厂之间的论述。Harvey认为，第三世界的代工厂不仅数量众多，它们之间还彼此竞争，以适应市场的灵活反应要求。但苹果更新换代的速度却正好需要富士康这种企业进行固定资本投资，小代工厂无法承接苹果业务。这提供了一个反思Harvey的理论的机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弹性积累下竞争激烈的家长制小工厂在中国消亡。相反，欧美十元店里的商品多数是由小作坊式的工厂制造的。国内对这部分工厂的研究似乎被忽视了。
课后，沈老师叫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照澜院吃饭。随后我跟着刘伟一起去和潘毅老师讨论集体化时期的国企研究。潘老师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厂做过口述，还读了不少香港出版的资料，对那一段的历史非常熟悉。她特别反对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的论述，认为从庇护主义的角度讲单位制对工人的控制，完全是站在冷战背景下批评社会主义的立场。潘老师则站在更加同情社会主义的角度，认为单位制是对工人的保护，这不仅表现在劳模心甘情愿地努力工作、绝大多数工人对工厂的认同，还在于文革时期工厂造反派的夺权。她甚至认为，造反派是被工厂官僚逼去造反，是中国工业化历史上唯一一次工人阶级意识的展现。而工厂官僚则来自于工厂对前资本家、旧管理者的吸纳，本质上是被转移的阶级矛盾。
我基本认同集体化时期工人某种程度上的受保障的地位，同完全商品化了的工人相比，无疑那个年代的工人要幸运得多。但我基本不赞同潘老师对工人认同、工厂矛盾、工人造反、阶级意识的看法。工厂官僚基本是state socialism的产物，而造反工人针对的根本不是什么阶级矛盾，而是官民矛盾。因此，这就引申除了潘老师和郭老师之间的根本区别：潘老师认为经济必须民主，雇佣关系、资本所有制必须改革，工厂需通过民主彻底改革，剩余价值应在工厂内部分配；而郭老师则坚持市场经济，认为国家、市场、社会应和谐共存，工人的阶级斗争应该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郭老师是个”保守主义“者，潘老师则是个真正的左派，这也是她进一步推进社会经济研究的原因，因为市场和资本主义需要替代。其实潘老师的思考涉及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人们能否在经济或工作中实现自由、平等。但是几乎所有左派学者给出的方案最后被证明都是灾难，或许唯有Wright讲的Real Utopia才值得谨慎地追求。
下午老弟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即将被派往台湾总厂做科长，管理生产。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机会，用他自己的话说，”竟然也能走出大陆“！对他而言，不仅意味着挣更多钱，还在于学习技术，升入管理岗位以及对身份的彻底改变。他到台湾将要面对的工人是菲律宾移民，但不管怎样，到台湾的几年，将会对他产生质的影响。
潘老师关注的问题是富士康与苹果的生产体制如何与新生代工人的自杀关联起来、垄断资本的管理和用工方式、工人的反抗。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潘老师将富士康归入垄断资本，内部盛行的是一套官僚等级结构。工业垄断资本形成的根源在于代工厂与苹果的接合方式以及政府的推动。她举了富士康落户成都的例子，政府为了吸引富士康，不仅快速进行征地拆迁、投资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还用盖廉租房的前帮富士康盖工人宿舍，甚至动用政府的力量联系100多家职业学校，用学生工来解决劳动力的需求。最令我惊讶的是，政府竟然给所有部门分派招工的任务，如果完不成就扣奖金。郑州政府竟然向富士康注资50亿帮助企业发展！政府真的已经成了资本积累的工具了！
代工厂成为工业垄断资本修正了哈维对弹性积累体制下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与后发国家分包工厂之间的论述。Harvey认为，第三世界的代工厂不仅数量众多，它们之间还彼此竞争，以适应市场的灵活反应要求。但苹果更新换代的速度却正好需要富士康这种企业进行固定资本投资，小代工厂无法承接苹果业务。这提供了一个反思Harvey的理论的机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弹性积累下竞争激烈的家长制小工厂在中国消亡。相反，欧美十元店里的商品多数是由小作坊式的工厂制造的。国内对这部分工厂的研究似乎被忽视了。
课后，沈老师叫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照澜院吃饭。随后我跟着刘伟一起去和潘毅老师讨论集体化时期的国企研究。潘老师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厂做过口述，还读了不少香港出版的资料，对那一段的历史非常熟悉。她特别反对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的论述，认为从庇护主义的角度讲单位制对工人的控制，完全是站在冷战背景下批评社会主义的立场。潘老师则站在更加同情社会主义的角度，认为单位制是对工人的保护，这不仅表现在劳模心甘情愿地努力工作、绝大多数工人对工厂的认同，还在于文革时期工厂造反派的夺权。她甚至认为，造反派是被工厂官僚逼去造反，是中国工业化历史上唯一一次工人阶级意识的展现。而工厂官僚则来自于工厂对前资本家、旧管理者的吸纳，本质上是被转移的阶级矛盾。
我基本认同集体化时期工人某种程度上的受保障的地位，同完全商品化了的工人相比，无疑那个年代的工人要幸运得多。但我基本不赞同潘老师对工人认同、工厂矛盾、工人造反、阶级意识的看法。工厂官僚基本是state socialism的产物，而造反工人针对的根本不是什么阶级矛盾，而是官民矛盾。因此，这就引申除了潘老师和郭老师之间的根本区别：潘老师认为经济必须民主，雇佣关系、资本所有制必须改革，工厂需通过民主彻底改革，剩余价值应在工厂内部分配；而郭老师则坚持市场经济，认为国家、市场、社会应和谐共存，工人的阶级斗争应该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郭老师是个”保守主义“者，潘老师则是个真正的左派，这也是她进一步推进社会经济研究的原因，因为市场和资本主义需要替代。其实潘老师的思考涉及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人们能否在经济或工作中实现自由、平等。但是几乎所有左派学者给出的方案最后被证明都是灾难，或许唯有Wright讲的Real Utopia才值得谨慎地追求。
下午老弟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即将被派往台湾总厂做科长，管理生产。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机会，用他自己的话说，”竟然也能走出大陆“！对他而言，不仅意味着挣更多钱，还在于学习技术，升入管理岗位以及对身份的彻底改变。他到台湾将要面对的工人是菲律宾移民，但不管怎样，到台湾的几年，将会对他产生质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