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时安娜普尔纳
加德满都震后48小时
文| 李鱼
来自界面正午 微博“NoonStory”微信“正午故事”
1
尼泊尔地震发生时，我在机舱里，以为飞机抽风了想拼命把自己甩干。
四川航空3U8720本应十一点从加德满都起飞，因为成都下雨，晚点抵达，到十一点五十八分才刚刚滑上跑道。空乘人员检查就位，乘客们满脸期待，只等返回祖国，将纪念品向亲友一一发放，再把尼泊尔之旅从头讲述。
我可不想走。我希望飞机晚点、再晚点，一直晚下去，这样我就有理由冲出机场，搭乘飞驰的小破出租车，重返泰米尔。我将坐在梦想花园里吃冰淇淋，听墙外的热闹。
飞机就在这时突然停止了滑行。机身疯狂左右抖动，我以为山谷的横风在吹。舷窗外山脚腾起白烟，很快遮天蔽日。机长广播突发状况，我打开手机，3G信号居然良好，新闻网站显示尼泊尔遭遇地震。
最初是7.7级，机舱里的乘客纷纷站起来，有人欢呼：哇，已经改成8.1级。
这就是我一直在等的借口了。只是我没想过它会这么坏。我看着邻座先生手机里友人传来的照片，巴格塔普尔的神庙塌成一地碎石头，杜巴广场也没了。近千年文明遗迹顷刻崩塌，泰米尔区倒的倒、散的散，已经成为一片空城。黄土红砖下掩埋的尸体，纱丽颜色动人。
我所深深爱过和困惑过的城市，终于走到本世纪最艰难的一天。
我按下呼叫铃，好看的空乘走近我。我说我有心脏问题，不能再搭乘这趟航班，请让我回到地面。这个剧情是从《三个傻瓜》里偷来的，但我没有完全说谎，我的心都碎了。
当你真正心碎一次时你就知道这不仅仅是个比喻。多巴胺、可的松、肾上腺素或者五羟色胺轮流翻涌，一小块心脏酸酸地溶解。我不明白。
尼泊尔群山环抱、河流贯穿，地形本就坎坷，偏偏又夹在超级大国中印之间，被利用被帮扶被控制，更加前途叵测。十年内战虽然结束了，皇宫改建博物馆，但宪法迟迟未出台，政局永远动荡，人民依旧贫穷。44%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GDP仅626美元。
投胎于此已然属HARD模式，尼泊尔人却活得几乎幸福。不管在城市还是乡下，你向陌生人双手合十问候，总能得到一句笑容灿烂的Namaste。他们有时害羞，做事总慢半拍，开起车从来都是让让让，不知道发脾气。他们穷得叮当响，却缺心眼似的快乐着。连旅游手册都说，尼泊尔（Nepal）该拼成永不止息的爱与和平（Never Ending Peace and Love）。
我坐在舷梯上吹风，看下面未登机的游客都已被疏散到室外。几架军用直升机从远处升起，更远处是不知名的连绵山脉。尼泊尔境内有世界十大高峰中的八座，高山徒步是其旅游支柱产业。于是，在这个国家唯一一座国际机场——特里布万机场，自带睡袋的乘客比例大概也是全世界最高。停机坪上很快有人搭起帐篷，铺好睡袋，一派生活气息。
在3U8720航班跟塔台重新建立联系后，机场方面确认跑道状态无碍，可以继续起飞。好心的空乘人员抱来毯子，劝我留在机上。他们说当地政府乱成一团，很快将有余震，城内损失惨重，水电供应和通讯情况完全不明。
我一口咬定我心碎了，除非回到加德满都，我也没有别的选择。
2
地震后三小时，我重新站在梦想花园对面，围墙已经塌了，墙外也没什么热闹可以看。泰米尔区从来没有这样安静。
这里本来是加德满都游客的集散地，横竖穿插的小巷分隔了上百家挤挤挨挨的旅店、饭馆、纪念品摊。许多阳台伸出鲜花，橱窗里挂着亮晶晶的宝石和羊毛围巾。从黎明到午夜，泰米尔区需要你时刻提心吊胆地穿行，不然出租车会突然拐弯，人力三轮车从街角冲出来，旅行社代理人盯住你的眼睛热情问候，狗四仰八叉地在路中间睡觉。路两边还卧了两道浅水沟，一不小心就中招。
如今泰米尔区是空的了。
我不忍想象这些人怎样在正午时分被生活骤然击中。一切按下暂停键，贫穷的、混乱的、鲜艳的、香甜的，都先停停，政府军队封锁了我曾掉进水沟的、怀恨在心的马路。两个中国游客试图回旅馆取行李，持枪的军人摇摇头。游客说逃难时太急了，什么也来不及拿。跑到大街上，正看见一个人被倒下的房子砸中，露出半截腿，离他半米的同伴则幸存。
半分钟的意义在此时生死显著。我决定保命要紧，立刻走向安娜普尔纳酒店。那是泰米尔区最著名的五星酒店之一，我早就听说过，可惜全身上下只剩一张银联卡外加两千卢比，大概够住楼梯拐角的扫帚间。我于是蹭上wifi，给实习单位的老板发微信，申请报道这次地震。我只需要拍拍照片，录点视频，就能留在加德满都了，天下真有这种好事。同事叮嘱我注意安全，以及如果有可能，把手机横过来拍。我答应我会记得。
安娜普尔纳酒店草坪上已经站了不少人，还有更多游客挤在大堂等待入住。印度人围了一大堆，欧美人三三两两待着。被困在第三世界国家受灾的首都，所有人的直觉都是：花越多的钱，就越安全。可酒店的备用发电机还没启动，大堂昏沉一片，人声嘈杂，像个招待所。
前台不断大喊“我们已经客满”时，第一次强余震发生了。大家都花了半秒钟才反应过来，然后伴着尖叫一路狂奔向出口。震感停止后，刚才推开别人最先冲出去的男人装得最若无其事。女服务员淡定地拎着笤帚远远走来，把掉在地上的天花板吊顶、墙皮和碎玻璃片扫干净。果真是五星酒店。
我发现刚才余震时拍的视频竟是竖着的。我不想再待在室内，出了大门向左，空荡荡的马路正对尼泊尔皇宫。皇宫早已改建为博物馆，高度夸张的铁栏杆从半空折断，尊严尽失。
迎面走来一队扛着摄像机的男女，我问他们是不是记者，希望捞到些关于“第一次做前线记者，怎样才能对得起老板出的钱”的快速教学。可他们却不是。这群墨西哥人经过三次转机，飞越半个地球才来到尼泊尔，为一间收容麻风病人的NGO组织拍摄纪录片。
“你知道这附近哪还有能吃饭的地方吗？”导演卡洛斯问我。
我心想，当然，我就是从这条街第一次抵达泰米尔区，也是在这里跟人告别。
我走过这条街快八百遍：“那边楼顶有个咖啡馆，很漂亮，能俯瞰大皇宫。”
墨西哥人突然沉默，互相对视好久，最后终于开口：“楼顶？你认真的？”
我才发现我已快忘记这是场地震。安娜普尔纳酒店撑起一个全面祥和的大气泡，而我所认识的加德满都从一开始就是祥和的反面。我跟在墨西哥人后头，走过大皇宫的断壁，绕开七扭八歪的电线和电线杆，终于发现了受灾居民安置点。一头牛卧在半截木窗下，尾巴挥着苍蝇，两只狗打成一团。
3
地震后六小时，巴格玛蒂区的草坪上建起了临时安置点。
居民、军人和游客共同把木桩打进地里，支起防水布。当地人抱来了铺盖卷，游客们大多掏出睡袋，一个大帐篷下挤进一百人不成问题。很快，安置点的人群就自动划分出阶层，贫与富一目了然，互不接触。不同种姓的人都平躺着，与天空只隔一层防水布。尼泊尔政府派来军队，建起医疗点（一张桌子上堆了好多药），还搬来了饮用水。
墨西哥纪录片团队与他们拍摄的NGO组织“桑提”在这里会合。桑提是一位德国女士在二十五年前建立的，目前已经在加德满都山谷开设了三间医院，免费收容麻风病人和残疾人，资金主要从德国境内募捐而来。她说桑提的宗旨是接纳那些被尼泊尔社会所排斥、被种姓制度所伤害的人。她儿子科恩是目前桑提的负责人。
科恩长得又高又瘦，四十出头的样子，蓝眼灰发，奇装异服。他的眼镜镜片上顶着两个小翅膀，让人联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加德满都曾收容过的嬉皮士军团。当年那群欧美年轻人批判贪婪的政府、拘束的社会和不义的战争，一路高唱爱与和平，驾车穿过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终于来到加德满都。神秘的东方宗教被他们视为精神良药，而杜巴广场旁边的奇异街成为他们的身体归宿。今天中午，杜巴广场正式成为废墟。
嬉皮士科恩总是在跟人谈话，一脸严肃，风衣下摆静静垂着，和他脖子上挂的浮夸项链完全不符。他从德国大使那里得知尼泊尔政府尚未建起指挥中心，震区信息不明，国际航班全部推迟降落，救援物资无法分配。他看起来更加愁眉苦脸了。
我猜可能只在今天，嬉皮士科恩才一直皱眉头。他一会儿忙着修应急灯，一会儿清点食物和饮水储备。赶上通讯信号稍稍恢复些，他就掏出个小本，开始拨电话。
三间医院的所有医生、病人以及志愿者，全是他的责任。地震发生时，二十多个年轻的德国志愿者正与他一起在桑提的办公室。他们全都跑了出来，那栋楼也完好无损。八年之前，科恩就查过尼泊尔的板块位置和地震历史。他说他必须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然后他就租下了加德满都市内第一座按防震标准建造的公寓，决心陪NGO组织桑提度过余生。
科恩很快成为巴格玛蒂区临时安置点的领袖之一。不管是军人、警察还是当地居民和外国游客，遇到问题时总会找他讨论，他一丝不苟地听着，偶尔给出意见。为了不动用营地的食物储备，我和桑提的志愿者们决定去街上碰碰运气。
尼泊尔的马路从未如此安全过，我们再不用担心呼啸的摩托。
走到中国大使馆领事部附近，终于发现一间饭馆还在营业，但只买炒饭。落座时，男士自动把离门近的位置留给女士。纪录片导演卡洛斯拿过菜单，装模做样地点了一系列菜，如愿听到一串“NO”，才郑重开口：“那么，我决定要一盘炒饭。”
大家都被他逗乐了。这是大部分人在地震后第一次笑。饭馆早就断电，每桌配一只蜡烛，大家点起烟，攀比着只讲最愚蠢的笑话，没有人提倒塌的古城，简直可以装作是老朋友聚餐。他们都是志愿为桑提工作，有的刚来几个月，有的已经待了十二年。
炒饭意外的好吃，一大盘居然只买一百卢比，并没因地震而加价。吃到一半时余震又来了，我们一口气跑出饭馆，到路边，站岗的军人说：不好意思，我肺有毛病，你们能去对面抽烟吗。
我检查了一下拍摄成果，原来又忘记把手机横过来了。但是左右看看，我是唯一还端着炒饭盘子的人。
4
地震后十二小时，加德满都下起了雨。巴格玛蒂区的安置点燃起三堆篝火，烤火的人围着小声唱歌。草坪上散落食品袋和可乐罐，一切像一场演砸的草地音乐会，听众们横七竖八都睡倒在防雨布下，没人再听歌。
我求科恩告诉我哪里能找到电源，好把照片传回国内，那时当地通讯运营商Ncell信号还很强。科恩问我是否确定，我点头。后来我发现，每当有人要离开营地、走进黑黢黢的巷子时，都会向周围人强调一句：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潜台词是你们不必自责。
科恩决定陪我去充电。我们走回他中午刚逃离的大楼，楼里还剩一个保安和几名居民，铺了床垫睡在门厅。我在地上坐下，随时准备逃跑，穿纱丽的女人送给我两根香蕉。保安端着热茶走来，我双手合十问候他Namaste。
之前我每天能得到几十次说Namaste的机会，掌握一句当地语言已经让我足够自豪。所以我不断练习，期待完美发音。其实我知道不管我说得好不好，尼泊尔人都会笑着捧场回应。他们就是这么好满足。
手机开始充电，我编了朋友圈说已平安回国，骗来一大堆赞。科恩突然把我拽起来往门口跑。我慢了半秒也反应过来又是余震，赶忙抬头看四周有没有可疑的电线杆，却只发现满天繁星。
科恩跟我回到营地，路上接了个电话，突然高兴起来。我问他发生什么，他说地震后失去联系的一名医生终于找到了，平安无事。他拿出本，划掉那个名字。
我问他：“你的列表上还有多少个失踪的名字？”
“很多。太多了。”科恩回答，一副老去嬉皮的悲伤样子。
他透过带小翅膀的镜框，望望远处的四层楼房：“这种楼对这个国家来说都太高了，太高了。”
我想我懂他的意思，这个国家有太多承受不起的自由。原本加德满都禁止建筑物高度超过皇宫，可后来王室倒台，这个城市就像世界上许多其他城市一样，向四面八方膨胀开去。没过多久，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就跟着到来。
可今天加德满都空气清新，楼房内全是黑暗，只有路灯还徒劳亮着。我分到一块椅子垫那么大的毯子，准备度过整夜。一共四架航班从头顶飞过，把人们吵醒，另外四次余震，把人们震醒。
觉得冷时我就将前几天冥想课上的记忆调出来播放。那时我也是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被老师印度咖喱味的英语逗到笑场，把他气得不轻。
我招来远处一只狗玩。地震后尼泊尔人最喜欢看到狗开心地蹦跳，因为相信那代表余震暂时还不会来。可我的狗看起来心事重重。
凌晨五点多，最大的一次余震到了，人们尖叫着醒来，手机信号和网络全部中断。只有安置点旁边的菜市场，讨价还价声还在继续。这里的蔬菜全比国内的小一号，大概是真的有机食品。我想买根玉米在篝火边烤，找了半天却没找到。尼泊尔人也从来没见过真正嫩绿的漂亮的苦瓜。
5
地震后二十四小时，又一个正午，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领事部的院子里坐满了急于回家的中国人。大家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旅程，聊地震时的惨状，如何惊险逃生，然后共同抱怨机票难买。
他们说“网上票价最高时到了一万三千元人民币，而机场的售票现场一开始不接受现金，后来又只收卢比或美元”。凭中国护照免费登机当然不可能是真的，但大使馆的确为人们提供了避难场地——院子里的一块草坪。
五公里外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等待接受安检的队伍已经排到一个路口之外。环岛的绿地上扎满了帐篷，有人还没买票，更多的人在排队改签。据说上午的航班已经运走三四百个中国游客，而现在机场附近也有数量相近的人还在等。他们大多没有帐篷和睡袋，就挤在停车场或候机楼的棚子底下，因为怕错过航班，也不敢去买吃的。他们想不通为什么来送水和食物的是中华面馆和志愿组织“蓝天救援队”，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却没再出现。尼泊尔本来是国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只一分钟内，就变成了人人争相逃离的噩梦。
我不想走，我第一次被称作“前线记者”，虚荣心得到万分满足。有多少人足够幸运到能跟深爱的异国城市共同患难？我反复回想地震时分3U8720航班正在进行起飞前滑行，我以为自己将告别加德满都，费心酝酿着眼泪。
但我是不得不走了。尼泊尔无非是个过分离奇的假期，而北京还有一整套正常到平庸的生活等我一一去对付——杀灭劲敌、维持关系，完成所有必须被完成的任务还要尽量开心。
6
震后二十六小时，我坐在安娜普尔纳酒店清澈的泳池边蹭网，把最后的报道发回北京。房间依然紧缺，没入住的人只好各自出招。太阳椅已经被抢光了，只剩一架秋千，我赶紧把毛巾被子统统往上搬，做好过夜准备。实习单位的老板微信过来，说钱的事都不用操心，可以请个当地保镖，安全为上。
我窝在秋千里想，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吗？
第三世界国家生气勃勃的首都中心，虚伪的五星酒店气泡里，所有幸存的人被揭露了生活非连续性的真面目。一生中的确有某些时刻是比其它时刻要更加显著的，或许在这关头我正该请个人帮我推秋千？
地震以来最大的一次余震到了。秋千自己晃起来，如我所愿。从同事的报道标题里我才知道它有7.1级，而我最终再次忘记把手机横过来拍。
每次余震后，泰米尔区都变一个样。有些房子是新塌的，本已塌的则碎成了粉。手机信号和无线网终于全部中断，街上只剩一根电线杆子还骄傲地立着。加德满都开始下雨，巴格玛蒂区安置点的居民将会觉得冷，而安娜普尔纳酒店里依然升平。
有个年轻女人窈窕走过我的秋千，一手掐烟一手端着啤酒，评价道：“好地方”。
我回答：“可别告诉别人”。
她来自美国芝加哥，却是中医医生，懂得针灸和草药，也读现代医学核心杂志的最新论文。她在尼泊尔一座没名的村庄做了半年志愿医生，正要去曼谷与丈夫回合，然后返回美国。
我们自然说起去年夏天加利福尼亚州的7.3级地震。那个夜晚我从床上被震到地上，爬起来后第一反应是跑到窗口看金门大桥还在不在。当然还在，这并不是一部怪兽电影，致力于创造奇景。此后的每一次余震我都只觉得好玩，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个大怪兽，绝不会被地震击溃。我欣赏着吊灯夸张地摇晃，照样拧开炉子烤刀，好切我的起司蛋糕。
芝加哥女人跟我感想相同：“你知道我们的国家出了多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正搀和进世界上的五场战争。我们全民吃着百忧解、离婚率超过50%。我们的中学教育就是一坨屎，小孩子只知道耍酷，抽烟、吸毒、未成年怀孕。而大人们则深信美国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为什么还要出国看看？”
我点头，这些我都知道。难怪我们共同喜欢上尼泊尔。
芝加哥女人办的免费诊所离加德满都约一百公里，开车要花五个小时。整个村庄的人都爱她，因为她是他们拥有的第一个医生。每天下午，干完农活后，村民们就跑过去陪她坐着，用尼泊尔语、英语连比划带猜地聊天，喝玛夏拉茶。每次有白人旅行者徒步到这个村子，就会有人冲进她的诊所，拉她去看“和你长一样的人”。
她早就听说村子里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就是湿婆诞辰节（Maha Shivaratri），满心期待人们如何筹备和布置。她还记得每年圣诞时芝加哥的热闹。圣诞装饰从十一月底就开始挂起来。密歇根湖封着冰，沿街挂满彩球，百货公司灯火辉煌，每家雇佣一位圣诞老人演员。对很多美国家庭来说，这是一年仅有的欢聚时机。
她本以为尼泊尔人也会这样，直到二月中旬有天下午，村民们兴高采烈跑到诊所通知她：明天就是湿婆诞辰节了！她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没人提前准备？你们是到今天才突然想起要过节？”后来她发现，连尼泊尔历都是一年一算的。疯狂庆祝这个新年时，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究竟是哪天。
在尼泊尔历2072年新年后的第十天，这个无名村庄在地震中倒下。没有一间房还立着，幸好所有村民都及时跑到了田地里，只有一人摔破了腿。他们即将面临的是大雨、疫情和房屋重建，没有钱，只有芝加哥女人中医小诊所剩下来的药品。政府军队还没能开进。
“那要怎么办？”我牢牢盯着安娜普尔纳酒店泳池的平静水面。
“怎么办？尼泊尔人可没有保险。他们还在庆祝所有人都活着呢。”
是了，尼泊尔人怎么会懂得保险？他们只活一天，一天之后再是一天，永远无邪。到地震发生的正午之前，他们也许每天都真正快乐。
难怪我们都喜欢尼泊尔。我们宁愿相信自己通过偏差的取样、刻意的误解，来造出上述并不准确的对尼泊尔人的整体概括，也好过承认：我们的世界有点问题，我们每天并不是真正快乐。
我们每天勉力工作，攒着、攒着，盼望有天能实现心愿。在那之前，怎么有理由说成功、晒幸福、谈人生？古往今来，当一个文明将自己的价值观输出给另一个文明时，总会试图使后者相信那是更高级的。加利福尼亚州对“钱”的一致渴望，早以地震波的速度波及北京。加利福尼亚州的“自由”与“平等”也成为歌里唱的符号，使北京的人听了，都觉得自己终于找到证据，可以正大光明地追求“自由”，追求“平等”。加利福尼亚州真正的嬉皮士在半世纪前叛逃到加德满都，他们的遗迹也在昨天宣告破灭。有哪一个文明绝对比另一个文明高级呢？
这场地震的所有幸存者终于了解到同一种心碎：我们一直辛辛苦苦在等的那天可能并不会真的到来。位于地震多发板块上尼泊尔人欢度每日的这种力气，叫我彻底感动。好的意外与坏的意外都时时刻刻在迫近，旦夕祸福，不必多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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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四十八小时，我重新走进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的候机楼。两架延误的印度航班先后成功起飞，大厅里的空气质量瞬间大幅好转。所有飞机竞赛着晚点，最长的已经迟到十二个小时。每一张椅子和每一块地砖都被人占满，小卖部只剩下最难吃的饼干。
荷兰皇家空军的飞机运抵大批救灾物资，红十字会的卡车飞驰而过。坐我对面的先生刚从安娜普尔纳峰徒步归来，地震时由泰米尔区旅馆的四层跳窗逃生，落在出租车上，毫发无损。
当四川航空的航班降落在机场时，整个大厅一片欢呼，连金发碧眼的陌生游客也为我们这些终于能够回家的中国人而鼓掌不止。
我将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重新相信“只要付出就有回报”，再等下去。我将在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州度过许多夏季，却不确定是否每个都会快乐。其实我并不那么想要夏季，只想永远快乐。
临走前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安娜普尔纳峰。人们为攀登安娜普尔纳而死，而骄傲，而奋斗终生，仿佛这个名字包含一切宇宙奥秘。
我合上电脑，准备登机，把所有的饼干和水都留给那位先生。他向我道谢。尼泊尔是个相信因果报应的国家，认为做了好事必有好报。那么地震怎么解释呢？我不知道。
在加德满都飞往拉萨的航班上，起飞不久，太阳即将落山。左侧舷窗里隐约冒出山的影子，浮在云尖。然后顷刻之间所有连绵山脉都尽情呈现，夕阳落上亘古不化的雪，一座山接着另一座，整个画面像纪录片一样光辉灿烂。
我稍稍相信，这次我终于看见安娜普尔纳。
文| 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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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地震发生时，我在机舱里，以为飞机抽风了想拼命把自己甩干。
四川航空3U8720本应十一点从加德满都起飞，因为成都下雨，晚点抵达，到十一点五十八分才刚刚滑上跑道。空乘人员检查就位，乘客们满脸期待，只等返回祖国，将纪念品向亲友一一发放，再把尼泊尔之旅从头讲述。
我可不想走。我希望飞机晚点、再晚点，一直晚下去，这样我就有理由冲出机场，搭乘飞驰的小破出租车，重返泰米尔。我将坐在梦想花园里吃冰淇淋，听墙外的热闹。
飞机就在这时突然停止了滑行。机身疯狂左右抖动，我以为山谷的横风在吹。舷窗外山脚腾起白烟，很快遮天蔽日。机长广播突发状况，我打开手机，3G信号居然良好，新闻网站显示尼泊尔遭遇地震。
最初是7.7级，机舱里的乘客纷纷站起来，有人欢呼：哇，已经改成8.1级。
这就是我一直在等的借口了。只是我没想过它会这么坏。我看着邻座先生手机里友人传来的照片，巴格塔普尔的神庙塌成一地碎石头，杜巴广场也没了。近千年文明遗迹顷刻崩塌，泰米尔区倒的倒、散的散，已经成为一片空城。黄土红砖下掩埋的尸体，纱丽颜色动人。
我所深深爱过和困惑过的城市，终于走到本世纪最艰难的一天。
我按下呼叫铃，好看的空乘走近我。我说我有心脏问题，不能再搭乘这趟航班，请让我回到地面。这个剧情是从《三个傻瓜》里偷来的，但我没有完全说谎，我的心都碎了。
当你真正心碎一次时你就知道这不仅仅是个比喻。多巴胺、可的松、肾上腺素或者五羟色胺轮流翻涌，一小块心脏酸酸地溶解。我不明白。
尼泊尔群山环抱、河流贯穿，地形本就坎坷，偏偏又夹在超级大国中印之间，被利用被帮扶被控制，更加前途叵测。十年内战虽然结束了，皇宫改建博物馆，但宪法迟迟未出台，政局永远动荡，人民依旧贫穷。44%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GDP仅626美元。
投胎于此已然属HARD模式，尼泊尔人却活得几乎幸福。不管在城市还是乡下，你向陌生人双手合十问候，总能得到一句笑容灿烂的Namaste。他们有时害羞，做事总慢半拍，开起车从来都是让让让，不知道发脾气。他们穷得叮当响，却缺心眼似的快乐着。连旅游手册都说，尼泊尔（Nepal）该拼成永不止息的爱与和平（Never Ending Peace and Love）。
我坐在舷梯上吹风，看下面未登机的游客都已被疏散到室外。几架军用直升机从远处升起，更远处是不知名的连绵山脉。尼泊尔境内有世界十大高峰中的八座，高山徒步是其旅游支柱产业。于是，在这个国家唯一一座国际机场——特里布万机场，自带睡袋的乘客比例大概也是全世界最高。停机坪上很快有人搭起帐篷，铺好睡袋，一派生活气息。
在3U8720航班跟塔台重新建立联系后，机场方面确认跑道状态无碍，可以继续起飞。好心的空乘人员抱来毯子，劝我留在机上。他们说当地政府乱成一团，很快将有余震，城内损失惨重，水电供应和通讯情况完全不明。
我一口咬定我心碎了，除非回到加德满都，我也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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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三小时，我重新站在梦想花园对面，围墙已经塌了，墙外也没什么热闹可以看。泰米尔区从来没有这样安静。
这里本来是加德满都游客的集散地，横竖穿插的小巷分隔了上百家挤挤挨挨的旅店、饭馆、纪念品摊。许多阳台伸出鲜花，橱窗里挂着亮晶晶的宝石和羊毛围巾。从黎明到午夜，泰米尔区需要你时刻提心吊胆地穿行，不然出租车会突然拐弯，人力三轮车从街角冲出来，旅行社代理人盯住你的眼睛热情问候，狗四仰八叉地在路中间睡觉。路两边还卧了两道浅水沟，一不小心就中招。
如今泰米尔区是空的了。
我不忍想象这些人怎样在正午时分被生活骤然击中。一切按下暂停键，贫穷的、混乱的、鲜艳的、香甜的，都先停停，政府军队封锁了我曾掉进水沟的、怀恨在心的马路。两个中国游客试图回旅馆取行李，持枪的军人摇摇头。游客说逃难时太急了，什么也来不及拿。跑到大街上，正看见一个人被倒下的房子砸中，露出半截腿，离他半米的同伴则幸存。
半分钟的意义在此时生死显著。我决定保命要紧，立刻走向安娜普尔纳酒店。那是泰米尔区最著名的五星酒店之一，我早就听说过，可惜全身上下只剩一张银联卡外加两千卢比，大概够住楼梯拐角的扫帚间。我于是蹭上wifi，给实习单位的老板发微信，申请报道这次地震。我只需要拍拍照片，录点视频，就能留在加德满都了，天下真有这种好事。同事叮嘱我注意安全，以及如果有可能，把手机横过来拍。我答应我会记得。
安娜普尔纳酒店草坪上已经站了不少人，还有更多游客挤在大堂等待入住。印度人围了一大堆，欧美人三三两两待着。被困在第三世界国家受灾的首都，所有人的直觉都是：花越多的钱，就越安全。可酒店的备用发电机还没启动，大堂昏沉一片，人声嘈杂，像个招待所。
前台不断大喊“我们已经客满”时，第一次强余震发生了。大家都花了半秒钟才反应过来，然后伴着尖叫一路狂奔向出口。震感停止后，刚才推开别人最先冲出去的男人装得最若无其事。女服务员淡定地拎着笤帚远远走来，把掉在地上的天花板吊顶、墙皮和碎玻璃片扫干净。果真是五星酒店。
我发现刚才余震时拍的视频竟是竖着的。我不想再待在室内，出了大门向左，空荡荡的马路正对尼泊尔皇宫。皇宫早已改建为博物馆，高度夸张的铁栏杆从半空折断，尊严尽失。
迎面走来一队扛着摄像机的男女，我问他们是不是记者，希望捞到些关于“第一次做前线记者，怎样才能对得起老板出的钱”的快速教学。可他们却不是。这群墨西哥人经过三次转机，飞越半个地球才来到尼泊尔，为一间收容麻风病人的NGO组织拍摄纪录片。
“你知道这附近哪还有能吃饭的地方吗？”导演卡洛斯问我。
我心想，当然，我就是从这条街第一次抵达泰米尔区，也是在这里跟人告别。
我走过这条街快八百遍：“那边楼顶有个咖啡馆，很漂亮，能俯瞰大皇宫。”
墨西哥人突然沉默，互相对视好久，最后终于开口：“楼顶？你认真的？”
我才发现我已快忘记这是场地震。安娜普尔纳酒店撑起一个全面祥和的大气泡，而我所认识的加德满都从一开始就是祥和的反面。我跟在墨西哥人后头，走过大皇宫的断壁，绕开七扭八歪的电线和电线杆，终于发现了受灾居民安置点。一头牛卧在半截木窗下，尾巴挥着苍蝇，两只狗打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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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后第二天，梦想花园对面的墙上出现了涂鸦。 摄影：李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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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六小时，巴格玛蒂区的草坪上建起了临时安置点。
居民、军人和游客共同把木桩打进地里，支起防水布。当地人抱来了铺盖卷，游客们大多掏出睡袋，一个大帐篷下挤进一百人不成问题。很快，安置点的人群就自动划分出阶层，贫与富一目了然，互不接触。不同种姓的人都平躺着，与天空只隔一层防水布。尼泊尔政府派来军队，建起医疗点（一张桌子上堆了好多药），还搬来了饮用水。
墨西哥纪录片团队与他们拍摄的NGO组织“桑提”在这里会合。桑提是一位德国女士在二十五年前建立的，目前已经在加德满都山谷开设了三间医院，免费收容麻风病人和残疾人，资金主要从德国境内募捐而来。她说桑提的宗旨是接纳那些被尼泊尔社会所排斥、被种姓制度所伤害的人。她儿子科恩是目前桑提的负责人。
科恩长得又高又瘦，四十出头的样子，蓝眼灰发，奇装异服。他的眼镜镜片上顶着两个小翅膀，让人联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加德满都曾收容过的嬉皮士军团。当年那群欧美年轻人批判贪婪的政府、拘束的社会和不义的战争，一路高唱爱与和平，驾车穿过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终于来到加德满都。神秘的东方宗教被他们视为精神良药，而杜巴广场旁边的奇异街成为他们的身体归宿。今天中午，杜巴广场正式成为废墟。
嬉皮士科恩总是在跟人谈话，一脸严肃，风衣下摆静静垂着，和他脖子上挂的浮夸项链完全不符。他从德国大使那里得知尼泊尔政府尚未建起指挥中心，震区信息不明，国际航班全部推迟降落，救援物资无法分配。他看起来更加愁眉苦脸了。
我猜可能只在今天，嬉皮士科恩才一直皱眉头。他一会儿忙着修应急灯，一会儿清点食物和饮水储备。赶上通讯信号稍稍恢复些，他就掏出个小本，开始拨电话。
三间医院的所有医生、病人以及志愿者，全是他的责任。地震发生时，二十多个年轻的德国志愿者正与他一起在桑提的办公室。他们全都跑了出来，那栋楼也完好无损。八年之前，科恩就查过尼泊尔的板块位置和地震历史。他说他必须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然后他就租下了加德满都市内第一座按防震标准建造的公寓，决心陪NGO组织桑提度过余生。
科恩很快成为巴格玛蒂区临时安置点的领袖之一。不管是军人、警察还是当地居民和外国游客，遇到问题时总会找他讨论，他一丝不苟地听着，偶尔给出意见。为了不动用营地的食物储备，我和桑提的志愿者们决定去街上碰碰运气。
尼泊尔的马路从未如此安全过，我们再不用担心呼啸的摩托。
走到中国大使馆领事部附近，终于发现一间饭馆还在营业，但只买炒饭。落座时，男士自动把离门近的位置留给女士。纪录片导演卡洛斯拿过菜单，装模做样地点了一系列菜，如愿听到一串“NO”，才郑重开口：“那么，我决定要一盘炒饭。”
大家都被他逗乐了。这是大部分人在地震后第一次笑。饭馆早就断电，每桌配一只蜡烛，大家点起烟，攀比着只讲最愚蠢的笑话，没有人提倒塌的古城，简直可以装作是老朋友聚餐。他们都是志愿为桑提工作，有的刚来几个月，有的已经待了十二年。
炒饭意外的好吃，一大盘居然只买一百卢比，并没因地震而加价。吃到一半时余震又来了，我们一口气跑出饭馆，到路边，站岗的军人说：不好意思，我肺有毛病，你们能去对面抽烟吗。
我检查了一下拍摄成果，原来又忘记把手机横过来了。但是左右看看，我是唯一还端着炒饭盘子的人。
4
地震后十二小时，加德满都下起了雨。巴格玛蒂区的安置点燃起三堆篝火，烤火的人围着小声唱歌。草坪上散落食品袋和可乐罐，一切像一场演砸的草地音乐会，听众们横七竖八都睡倒在防雨布下，没人再听歌。
我求科恩告诉我哪里能找到电源，好把照片传回国内，那时当地通讯运营商Ncell信号还很强。科恩问我是否确定，我点头。后来我发现，每当有人要离开营地、走进黑黢黢的巷子时，都会向周围人强调一句：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潜台词是你们不必自责。
科恩决定陪我去充电。我们走回他中午刚逃离的大楼，楼里还剩一个保安和几名居民，铺了床垫睡在门厅。我在地上坐下，随时准备逃跑，穿纱丽的女人送给我两根香蕉。保安端着热茶走来，我双手合十问候他Namaste。
之前我每天能得到几十次说Namaste的机会，掌握一句当地语言已经让我足够自豪。所以我不断练习，期待完美发音。其实我知道不管我说得好不好，尼泊尔人都会笑着捧场回应。他们就是这么好满足。
手机开始充电，我编了朋友圈说已平安回国，骗来一大堆赞。科恩突然把我拽起来往门口跑。我慢了半秒也反应过来又是余震，赶忙抬头看四周有没有可疑的电线杆，却只发现满天繁星。
科恩跟我回到营地，路上接了个电话，突然高兴起来。我问他发生什么，他说地震后失去联系的一名医生终于找到了，平安无事。他拿出本，划掉那个名字。
我问他：“你的列表上还有多少个失踪的名字？”
“很多。太多了。”科恩回答，一副老去嬉皮的悲伤样子。
他透过带小翅膀的镜框，望望远处的四层楼房：“这种楼对这个国家来说都太高了，太高了。”
我想我懂他的意思，这个国家有太多承受不起的自由。原本加德满都禁止建筑物高度超过皇宫，可后来王室倒台，这个城市就像世界上许多其他城市一样，向四面八方膨胀开去。没过多久，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就跟着到来。
可今天加德满都空气清新，楼房内全是黑暗，只有路灯还徒劳亮着。我分到一块椅子垫那么大的毯子，准备度过整夜。一共四架航班从头顶飞过，把人们吵醒，另外四次余震，把人们震醒。
觉得冷时我就将前几天冥想课上的记忆调出来播放。那时我也是仰面朝天躺在地上，被老师印度咖喱味的英语逗到笑场，把他气得不轻。
我招来远处一只狗玩。地震后尼泊尔人最喜欢看到狗开心地蹦跳，因为相信那代表余震暂时还不会来。可我的狗看起来心事重重。
凌晨五点多，最大的一次余震到了，人们尖叫着醒来，手机信号和网络全部中断。只有安置点旁边的菜市场，讨价还价声还在继续。这里的蔬菜全比国内的小一号，大概是真的有机食品。我想买根玉米在篝火边烤，找了半天却没找到。尼泊尔人也从来没见过真正嫩绿的漂亮的苦瓜。
5
地震后二十四小时，又一个正午，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领事部的院子里坐满了急于回家的中国人。大家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旅程，聊地震时的惨状，如何惊险逃生，然后共同抱怨机票难买。
他们说“网上票价最高时到了一万三千元人民币，而机场的售票现场一开始不接受现金，后来又只收卢比或美元”。凭中国护照免费登机当然不可能是真的，但大使馆的确为人们提供了避难场地——院子里的一块草坪。
五公里外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等待接受安检的队伍已经排到一个路口之外。环岛的绿地上扎满了帐篷，有人还没买票，更多的人在排队改签。据说上午的航班已经运走三四百个中国游客，而现在机场附近也有数量相近的人还在等。他们大多没有帐篷和睡袋，就挤在停车场或候机楼的棚子底下，因为怕错过航班，也不敢去买吃的。他们想不通为什么来送水和食物的是中华面馆和志愿组织“蓝天救援队”，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却没再出现。尼泊尔本来是国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只一分钟内，就变成了人人争相逃离的噩梦。
我不想走，我第一次被称作“前线记者”，虚荣心得到万分满足。有多少人足够幸运到能跟深爱的异国城市共同患难？我反复回想地震时分3U8720航班正在进行起飞前滑行，我以为自己将告别加德满都，费心酝酿着眼泪。
但我是不得不走了。尼泊尔无非是个过分离奇的假期，而北京还有一整套正常到平庸的生活等我一一去对付——杀灭劲敌、维持关系，完成所有必须被完成的任务还要尽量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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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前的巴德岗。摄影：李鱼 |
6
震后二十六小时，我坐在安娜普尔纳酒店清澈的泳池边蹭网，把最后的报道发回北京。房间依然紧缺，没入住的人只好各自出招。太阳椅已经被抢光了，只剩一架秋千，我赶紧把毛巾被子统统往上搬，做好过夜准备。实习单位的老板微信过来，说钱的事都不用操心，可以请个当地保镖，安全为上。
我窝在秋千里想，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吗？
第三世界国家生气勃勃的首都中心，虚伪的五星酒店气泡里，所有幸存的人被揭露了生活非连续性的真面目。一生中的确有某些时刻是比其它时刻要更加显著的，或许在这关头我正该请个人帮我推秋千？
地震以来最大的一次余震到了。秋千自己晃起来，如我所愿。从同事的报道标题里我才知道它有7.1级，而我最终再次忘记把手机横过来拍。
每次余震后，泰米尔区都变一个样。有些房子是新塌的，本已塌的则碎成了粉。手机信号和无线网终于全部中断，街上只剩一根电线杆子还骄傲地立着。加德满都开始下雨，巴格玛蒂区安置点的居民将会觉得冷，而安娜普尔纳酒店里依然升平。
有个年轻女人窈窕走过我的秋千，一手掐烟一手端着啤酒，评价道：“好地方”。
我回答：“可别告诉别人”。
她来自美国芝加哥，却是中医医生，懂得针灸和草药，也读现代医学核心杂志的最新论文。她在尼泊尔一座没名的村庄做了半年志愿医生，正要去曼谷与丈夫回合，然后返回美国。
我们自然说起去年夏天加利福尼亚州的7.3级地震。那个夜晚我从床上被震到地上，爬起来后第一反应是跑到窗口看金门大桥还在不在。当然还在，这并不是一部怪兽电影，致力于创造奇景。此后的每一次余震我都只觉得好玩，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个大怪兽，绝不会被地震击溃。我欣赏着吊灯夸张地摇晃，照样拧开炉子烤刀，好切我的起司蛋糕。
芝加哥女人跟我感想相同：“你知道我们的国家出了多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正搀和进世界上的五场战争。我们全民吃着百忧解、离婚率超过50%。我们的中学教育就是一坨屎，小孩子只知道耍酷，抽烟、吸毒、未成年怀孕。而大人们则深信美国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为什么还要出国看看？”
我点头，这些我都知道。难怪我们共同喜欢上尼泊尔。
芝加哥女人办的免费诊所离加德满都约一百公里，开车要花五个小时。整个村庄的人都爱她，因为她是他们拥有的第一个医生。每天下午，干完农活后，村民们就跑过去陪她坐着，用尼泊尔语、英语连比划带猜地聊天，喝玛夏拉茶。每次有白人旅行者徒步到这个村子，就会有人冲进她的诊所，拉她去看“和你长一样的人”。
她早就听说村子里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就是湿婆诞辰节（Maha Shivaratri），满心期待人们如何筹备和布置。她还记得每年圣诞时芝加哥的热闹。圣诞装饰从十一月底就开始挂起来。密歇根湖封着冰，沿街挂满彩球，百货公司灯火辉煌，每家雇佣一位圣诞老人演员。对很多美国家庭来说，这是一年仅有的欢聚时机。
她本以为尼泊尔人也会这样，直到二月中旬有天下午，村民们兴高采烈跑到诊所通知她：明天就是湿婆诞辰节了！她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没人提前准备？你们是到今天才突然想起要过节？”后来她发现，连尼泊尔历都是一年一算的。疯狂庆祝这个新年时，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究竟是哪天。
在尼泊尔历2072年新年后的第十天，这个无名村庄在地震中倒下。没有一间房还立着，幸好所有村民都及时跑到了田地里，只有一人摔破了腿。他们即将面临的是大雨、疫情和房屋重建，没有钱，只有芝加哥女人中医小诊所剩下来的药品。政府军队还没能开进。
“那要怎么办？”我牢牢盯着安娜普尔纳酒店泳池的平静水面。
“怎么办？尼泊尔人可没有保险。他们还在庆祝所有人都活着呢。”
是了，尼泊尔人怎么会懂得保险？他们只活一天，一天之后再是一天，永远无邪。到地震发生的正午之前，他们也许每天都真正快乐。
难怪我们都喜欢尼泊尔。我们宁愿相信自己通过偏差的取样、刻意的误解，来造出上述并不准确的对尼泊尔人的整体概括，也好过承认：我们的世界有点问题，我们每天并不是真正快乐。
我们每天勉力工作，攒着、攒着，盼望有天能实现心愿。在那之前，怎么有理由说成功、晒幸福、谈人生？古往今来，当一个文明将自己的价值观输出给另一个文明时，总会试图使后者相信那是更高级的。加利福尼亚州对“钱”的一致渴望，早以地震波的速度波及北京。加利福尼亚州的“自由”与“平等”也成为歌里唱的符号，使北京的人听了，都觉得自己终于找到证据，可以正大光明地追求“自由”，追求“平等”。加利福尼亚州真正的嬉皮士在半世纪前叛逃到加德满都，他们的遗迹也在昨天宣告破灭。有哪一个文明绝对比另一个文明高级呢？
这场地震的所有幸存者终于了解到同一种心碎：我们一直辛辛苦苦在等的那天可能并不会真的到来。位于地震多发板块上尼泊尔人欢度每日的这种力气，叫我彻底感动。好的意外与坏的意外都时时刻刻在迫近，旦夕祸福，不必多虑。
7
地震后四十八小时，我重新走进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的候机楼。两架延误的印度航班先后成功起飞，大厅里的空气质量瞬间大幅好转。所有飞机竞赛着晚点，最长的已经迟到十二个小时。每一张椅子和每一块地砖都被人占满，小卖部只剩下最难吃的饼干。
荷兰皇家空军的飞机运抵大批救灾物资，红十字会的卡车飞驰而过。坐我对面的先生刚从安娜普尔纳峰徒步归来，地震时由泰米尔区旅馆的四层跳窗逃生，落在出租车上，毫发无损。
当四川航空的航班降落在机场时，整个大厅一片欢呼，连金发碧眼的陌生游客也为我们这些终于能够回家的中国人而鼓掌不止。
我将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重新相信“只要付出就有回报”，再等下去。我将在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州度过许多夏季，却不确定是否每个都会快乐。其实我并不那么想要夏季，只想永远快乐。
临走前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安娜普尔纳峰。人们为攀登安娜普尔纳而死，而骄傲，而奋斗终生，仿佛这个名字包含一切宇宙奥秘。
我合上电脑，准备登机，把所有的饼干和水都留给那位先生。他向我道谢。尼泊尔是个相信因果报应的国家，认为做了好事必有好报。那么地震怎么解释呢？我不知道。
在加德满都飞往拉萨的航班上，起飞不久，太阳即将落山。左侧舷窗里隐约冒出山的影子，浮在云尖。然后顷刻之间所有连绵山脉都尽情呈现，夕阳落上亘古不化的雪，一座山接着另一座，整个画面像纪录片一样光辉灿烂。
我稍稍相信，这次我终于看见安娜普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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