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夏《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
浅析西夏《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
崔红芬
作者简介：崔红芬，1968年6月出生，河北河间人，副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毕业，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主要从事西夏学研究和俄罗斯西夏学研究成果的翻译。
内容提要：《金光明最胜王经》是一部对唐以后的佛教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的佛经，在藏经洞出土的佛经文献中占相当比例。西夏时期《金光明最胜王经》继续流行，秉常、仁孝和遵顼皇帝先后对此经进行翻译校勘和复译经疏等。蒙元时期，西夏遗民又开始重新雕板，再次刊印此经，可见此经在西夏信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的流传除了得到皇室的支持外，还与佛经无所不能的宣说和西夏社会状况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西夏 《金光明最胜王经》 信仰
Introductory comments on faith in the Tangut Suvaraprabhāsottamasūtra
Cui Hongfen
Biography: Cui Hongfen, born in 1968, from Hejian in Hebei province, lecturer, graduated with a PhD in Dunhuang studies from Lanzhou university, and is now a post-doc in the history faculty at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nd engaged in research on Tangut studie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Russian research on Tangut studies.
Abstract: the Suvaraprabhāsottamasūtra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fter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D), and accounts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sutras found in the Library Cave at Dunhuang. During the Tangut period, the Suvaraprabhāsottamasūtra continued to be popular, and emperors Bingchang, Renxiao and Zunxu successively undertook translations, collating and retranslations of the sutra. During the Mongolian Yuan period, Tangut immigrants began to make new copies, printing the sutra again, testify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this sutra for Tangut believers. Apart from winning support from the Tangut imperial family, the Suvaraprabhāsottamasūtr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werful message of Buddhist sutras and the state of Tangut society at the time.
会议论文·浅析西夏《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
Keywords: Tangut, Suvaraprabhāsottamasūtra, faith
《金光明最胜王经》，又称《金光明经》，是对唐以后的佛教信仰产生很大影响的一部佛经。《金光明经》前后多次被翻译，还有一个合本。一是北凉昙无谶译本《金光明经》（四卷）。二是隋释宝贵集《合部金光明经》（八卷），这部合集本是把昙无谶的四卷本，隋闍那崛多五卷本及梁真谛译出的四品等诸多译本合成的一部八卷二十四品。闍那崛多和真谛的译本已佚。三是唐义净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金光明最胜王经》是河西地区非常流行的一部佛经，不仅在藏经洞中保存大量《金光明最胜王经》，而且在洞窟中还保存一些《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及画稿，如隋代第417窟，中唐第158、154、133窟，晚唐第156、196、85、138窟，宋代第55窟等，在莫高窟共存十幅。从藏经洞出土的佛经文献看，《金光明最胜王经》在《敦煌劫余录》中收录有569卷，在《斯坦因劫经录》中有240卷，共为809卷，是隋唐时代流行最广的六部经之一。i西夏佛教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河西地区是一脉相承的，西夏时期《金光明最胜王经》继续盛行，研究《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的流行情况对了解西夏佛教发展有一定意义。
一、西夏翻译、刊印《金光明最胜王经》ii的情况
在国家图书馆藏品中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占相当比例，国图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之“流传序”首先记述了此经流传中国后五次被翻译的情况。这五次分别是：一、凉朝玄始年中，沙门[檀波泽鼓作]（即昙无谶）翻译为四卷十八品；二、梁朝承圣元年中，沙门真谛于正观寺及杨雄宅处翻译为七卷二十二品；三、后周武朝优婆国沙门耶舍崛多于归圣寺中翻译为五卷二十二品；四、隋朝开皇年中闍那崛多及达磨笈多在长安兴善寺中翻译，沙门[作磋？]重校为六卷二十四品，大觉寺沙门宝贵使结合成为八卷，先四本者，有无阙增，广细变异；五、大周朝长安二年中，义净三藏在长安西明寺中，奉敕重校此经，为十卷三十一品，长安岁次壬卯三年已未十月庚戍四日昼全已竟。文词明清，义趣集全，未曾有也。iii《金光明经》首先在北凉玄始年间（412-427）由昙无谶在河西地区译出，昙无谶的译本对河西地区佛教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诸经之王的《金光明经》在河西地区很受重视。中国僧人不仅翻译《金光明经》，还撰写《金光明经》经疏、忏仪等，如隋智覬说、灌顶录《金光明经玄义》（一卷）和《金光明经文句》（六卷）；宋知礼述《金光明经玄义拾遗记》（六卷）和《金光明经文句记》（十二卷）；隋吉藏撰《金光明经疏》（一卷）；唐慧沼撰《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十卷）等。
经过五次翻译后，《金光明最胜王经》在中国的翻译并没有停止。西夏时期《金光明最胜王经》及经疏也曾几次被翻译为西夏文，在境内刊印流传。在现存西夏藏品中《金光明最胜王经》所占比例较大，主要有:
1、俄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166-180号，西夏特藏第376号，共44个馆册号），此经译自汉文，见《大正藏》第665号，西田龙雄《西夏文佛经目录》第087号，格林斯坦德《西夏文大藏经》第917-1026页和2058-2086页。iv《金光明最胜王经》有写本-卷子装，见第166号，馆册第4873、902、4730、6383、4819、905、4765、921、2741、6564、931号共11个馆册号，分别存卷1、3、4、6、8、9、10，卷6有复本，卷2、5、7完全已佚。写本-经折装，见第167-176号，馆册第609、608、58、4009、97、4669、3535、6647、4670、3427、2641、98、6319、722、92、99号共16个馆册号，存卷2、8、3、6、4、5，复本有卷2、3、5、6、8。写本-贝叶装，见第177号，馆册第7067、7667号，第178号，馆册第5323、5748、6329、7371、7548、7654、7669号，第179号，馆册第5323、5748、6329、7371、7548、7654、7669号。刻本-经折装，见第180号，馆册第7241号。
2006 年西域文献座谈会·中国国家图书馆
2、俄藏汉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原藏录号为TФ-6808v）为写本-卷子装，纸色黄，光滑，存《金光明经》卷一，《序品第一》和《如来寿量品第二》。另外，在黑水城汉文藏品中还有宋刻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之“善生王品第二十一”（Ф317А）和《金光明最胜王经》之“善生王品第二十一”（Дх1447）。
3、莫高窟北区第53窟出土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封面，封面上题签完整，印本，四周双框，中有西夏文楷书11字，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五。vi
4、国图藏西夏文刻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卷1、3、4、5、6、8、9、10，其中卷1、4、5、6、9、10有复本。
5、西安文管处藏西夏文泥金字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残），存经文二十二面，面六行，行十七字，经末有发愿文二面，写经纸张厚韧，呈紫青色，以赤金楷书写成，书法工整，色泽依旧。时间为神宗遵顼光定四年（1214年）作。泥金写经在西夏藏品中并不多见，这种写经费用昂贵，仅存几种。其一，莫高第464窟出土的《高王观世音经》序言残页，存一纸，绀纸金书，仅存两行字。其二，黑水城藏品《佛说圣佛母般若心经诵持顺要论》（第552号， 西夏特藏第68号，馆册第4090、5253号，经折装），发愿者用金粉抄写经文，为亡故父母追福，愿他们早生净土。vii其三，毛利瑟得到西夏文《莲华经》三卷，为绀纸金字写经，但第一卷第一页为白纸。其四，甘肃省定西县文化馆藏八面泥金字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其五，即是西安文管处藏西夏文泥金写经《金光明最胜王经》。
6、日本和英国也藏有西夏文刻本《金光明最胜王经》。
综合出土西夏佛经我们可知，作为诸经之王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存在有写本、泥金字写本和刻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的传播得到皇室的支持，题记中出现皇帝、皇太后的尊号。此经在西夏流传经历了翻译、校勘、复译经疏等几个阶段。
第一，秉常及其母敕令翻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为西夏文，国图藏《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记载此经是由秉常及其母御译：“次始奉白上大夏国明盛皇帝、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番。文华明，天上星月闪闪；义妙澄，海中宝光耀耀。自此起，此经广传，帝王后妃，顶承行敬；臣民僧俗，识写诵持。十行泉流不尽，四法轮转不绝”。viii在俄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179号， 西夏特藏第376号，馆册第5323、5748、6329、7331、7548、7654、7669号）中也提到秉常（出现秉常尊号三，即“功德主国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ix）和其母梁皇太后（梁太后尊号不全）御译此经的情况。
第二，仁孝时校勘《金光明最胜王经》，并复译经疏。《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曰：“最后仁尊圣德皇帝以授宝座，使佛事重新，令德法复盛。三宝威显，四本明增。令集如猛虎龙象大师，重对细校此经，复译解疏”。x俄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171号， 西夏特藏第376号，馆册第6647号）的标题后也提到仁孝皇帝（尊号一，即“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勘。
第三，夏光定四年（1214年）遵顼再次开译场翻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经疏，并有遵顼御制发愿文一篇，发愿文提到：“以见此经之深妙功德，澄信大愿虽已发，然旧译经文，或与圣意违，或词意不明，复亦需用疏无所译。因此，建译场，延请番汉法定国师译主等，重合旧经，新译疏义，与汉本仔细比较，刻印流行，欲使流传万代”。xi光定四年已是西夏晚期，战乱不断，国力衰微，离西夏灭亡仅有十三年时间。但统治者仍然不惜人力和物力，开设译场重译经文并翻译疏义。这既说明《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流行之盛，统治者已经不满足于旧译经文；也体现了处在多事之秋的西夏重译此经，希望以此方法得到四天王及眷属等众多神灵对西夏的护佑，保护国土免遭蒙古军队的入侵，实现此经宣说正法护国的目的。
另外，蒙元时期继续刊印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西夏灭亡，大量西夏遗民继续留在西夏故地，以陈氏家族为首出资重新雕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即现藏于国图的《金光明最胜王经》。据史金波先生考证，国图藏《金光明最胜王经》的雕刊年代应在蒙古太宗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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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台死后，皇后乃马真称制之时，刊毕时间则在定宗贵由二年，而不应认定为西夏时期。xii《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施主是以陈慧高为首等三十余人，其中包括不少党项族人，如鱼各尼则、讹力、折木、酩布、讹二、移则布、契没等。看来西夏灭亡不久，留居故地党项人和汉人一起施舍钱财雕印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这是蒙古初期以私人的名义刻印的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经末跋文称：“今释迦已灭，付法传而至于今时，佛法住盛荣者，以此经是。故大界国世界信众施主陈慧高，念此语故，发出大愿，番国旧印板国毁中失，因此施舍净物，令雕新字，⋯⋯净纸上得以印施。以此善根，上报四恩，下救八苦，德法重盛，佛事为新”。xiii因为夏蒙战争，原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印板已毁，西夏遗民在西夏灭亡后不久即开始重新雕刻印板，印刷施舍《金光明最胜王经》，说明此经在西夏人心目中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其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西夏遗民雕印《金光明最胜王经》是满足他们对此经诵持供养的需要，希望以此上报佛恩，使德法重盛，保佑他们在动乱年代得到无尽的好处，免遭各种苦难的侵扰。
二、河西、西域地区《金光明最胜王经》对西夏文的影响
《金光明最胜王经》在河西和西域地区流行较早，自昙无谶译出《金光明经》后，此经在河西地区已经开始传播。敦煌遗书中最早的版本是P.4506《金光明经》卷二，书写在薄黄绢上，时间为皇兴五年（471年）岁在辛亥。敦煌本卷首一般有《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一篇，又名《金光明经传》，文中讲述了沧州景县人张居道在温州从事屠宰业，因屈杀牲畜而被阎王追索，后有悔过之意，发愿施写《金光明经》，故被放还，及以后张居道又以此经为安固县丞妻化解宿命冤仇等内容。《金光明最胜王经》不断由梵文译成汉语，再由汉语转译成中亚诸国文字，在不同民族中间传播。《金光明最胜王经》在回鹘人当中也十分流行，现知最古老的写本为新疆博物馆所藏吐鲁番出土的《金光明经》卷二，尾题谓：“凡五千四百三十三言，庚午岁（430年）四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妻息合家，写此《金光明》一部，断手记竟。笔墨大好，书者手拙。具字而已。后有□□□□之吉，疾成佛道”。xiv目前，回鹘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翻译年代有两种观点，一为13-14世纪说，一为10世纪说，但学者多倾向于后者。xv回鹘文佛经和敦煌本佛经相同，都包括张居道因果报应的故事。回鹘文译本与西夏文译本一样，又都是依据唐义净汉译本。
夏广运二年（1036年）西夏占领整个河西地区，为西夏佛经发展提供了大量可用人才。西夏初期就大力提倡佛教，开设译场，翻译佛经，大批回鹘僧人得到重用，在西夏从事译经和传法活动，回鹘僧人和河西地区的一些传统对西夏译经产生一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夏广运二年（1036年）元昊开始创制西夏文字，到夏大庆二年（1038年）元昊正式立国起就开始把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从现存材料考证，《金光明最胜王经》在秉常时已被译成西夏文，西夏早期开设的译场中就有回鹘僧人白法信、白智光等高僧，他们出任西夏国师，主持译场的译经活动。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修建高台寺，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谅祚时建承天寺，延请回鹘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夏拱化五年（1067年）和天祐民安六年（1095年）谅祚和乾顺先后两次向辽进献回鹘僧及其所译经文，这些记载都充分说明回鹘僧人对西夏译经和佛教发展的影响。国图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前的一幅木刻译经版画，反映了秉常与其母亲临白智光译经现场的情景。张居道的故事大概就是回鹘僧人在译经的过程中将河西和西域地区一直比较流行的故事融入西夏文译经之中。只是缺乏材料，我们目前还无法具体考证回鹘僧人对西夏佛教影响有多大。但我认为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概就是在回鹘僧人主持的译经场中被翻译成西夏文的。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也包含有张居道的故事。在黑水城藏品中这一故事还被绘制成版画，置于经文卷首。绘画排成两横行，故事始自下行右边，自右往左看。故事大概内容是，一位叫张居道的人因屠杀过度，为此震怒神灵。张居道也因此遭到报应，生病，不能说话，并被阎王派遣的鬼差索命到阴间，被判有罪。后因他一心悔过，发誓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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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明最胜王经》，得到赦免，再由鬼差送回阳间，虔心推广《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故事。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以张居道善恶报应的故事作为佛经前的卷首版画，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突出了《金光明最胜王经》所要表现的主题，对佛经的推行和流传有很大的帮助。国图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曰：“闻说礼盛显华顺，如玉瓶中现金像，与以秦镜照物同，信恭礼者，如先特重，人人取则汉国温州张居道，遇怨求解写画。各处随学番地[芭里][嵬名]狗鬼劝王命识诵，以此安稳国家，因其德法茂盛”。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版本、西夏文和回鹘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中都保存张居道的故事，说明这一因果报应故事曾在河西地区广为流传。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以汉文作为翻译的底本的同时，也吸收了河西、西域一带的习俗和译经特点。
三、《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流行的原因
《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广为流行，与其经文的所宣扬无所不能的功效有很大关系，并与佛经的“护世护法”、“忏悔灭罪”以及“天体鬼神”等思想是分不开的，同样也与西夏皇室的支持和河西地区对此经信仰传统有密切关系。
1、《金光明最胜王经》以其“无所不能”和“忏悔灭罪成佛”的宣说吸引信众。
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根据唐义净本转译而成的。此经在周叔迦先生编的《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中被收录，xvi王静如先生的《西夏研究》（第二和第三辑）中对《金光明最胜王经》进行对译。xvii国图藏《金光明最胜王经》之“流传序”一开始就提到此经的地位：“夫《金光明最胜王经》者，显密兼备，因果全包，为众经中王，一乘义竞，最下礼式法。莲华寿身之后成，涅槃常命之先合。显诸佛最深境，为国法人护意。尔时依真不二佛身，义事无障，在国云集大众，哺时闻说，此经建立最胜如来语，赞行佛境功全名”。xviii诵持此经即可获得无上妙处，减灭一切罪过，是此经深受西夏统治者和民众信仰的前提。正如《金光明最胜王经》之“序品第一”（唐义净本）的颂偈曰：“金光明妙法，最胜诸经王，甚深难得闻，诸佛之境界，我当为大众，宣说如是经，并四方四佛，威神共加护。⋯⋯我复演妙法，吉祥忏中胜，能灭一切罪，净除诸恶业，及消众苦难，常与无量乐，一切智根本，诸功德庄严。⋯⋯于此妙经王，甚深佛所赞，专注心无乱，读诵听受持。由此经威力，能离诸灾横，及余众苦难，无不皆除灭。护世四王众，及大臣眷属，无量诸药叉，一心皆拥卫。⋯⋯如是天神等，并将其眷属，皆来护是人，昼夜常不离”。诵持《金光明经》可以获得无上功德和利益，得到诸多神灵及眷属悉心护卫，减灭一切罪过。如国王听受此经，四天王便能勤心拥护此王及国中人民。
《金光明最胜王经》提倡“忏悔灭罪”的思想，这与大乘佛教提倡的“众生皆可成佛”的思想是一致的，也与宋代忏法流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忏悔是悔除所犯罪过以便积极修行的一种宗教仪式。中国佛教修习中的忏法起源于晋代，渐盛于南北朝，隋唐大为流行，宋代进入忏法的全盛时代。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与忏悔相关的经典即陆续被翻译成汉文，如安世高译的《舍利弗悔过经》、支娄迦谶译的《阿闍世王经》等，可以说自佛经的传入中土后，即有忏悔思想的传入。大乘经典中以忏悔和礼赞内容而成的忏法以各种形式流行，从而产生了许多礼赞文和忏悔文。佛名经实际上是一种礼佛忏悔文，诵念佛名经礼佛忏悔是西夏比较流行的僧侣修行方法之一，西夏时期将转读佛名经代替了以念诵《四分律》进行忏悔的布萨活动。在黑水城等地出土的佛典文献中就有很多礼佛忏悔文，如《佛名经》（TK-48P）、《佛说三十五佛名经》（TK-140, ДХ1336,TK245）、《礼佛文》（TK-250,ДХ1445）、《佛说佛名经》（TK-296）、《赞佛称赞慈尊》（A8）、《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国图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第120-144号，西夏特藏第194号，共40多个馆册号）、《佛说诸佛经》（第119号，西夏特藏第151号，馆册第359号）、《佛前烧香颂》（第443-444号，西夏特藏第134，馆册第7674、5508号）、《罪忏顺颂》（第451号，西夏特藏第478号，馆册第7112号）、《三个忏罪颂》（第452号，西夏特藏第488号，馆册第8193号）、《慧本番中已入作常罪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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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号，西夏特藏第208号，馆册第6804号）、《慧本番罪忏根》（第690号，西夏特藏第207号，馆册第6774号）、《顶尊相胜佛母等之供养罪忏为顺》（第535号，西夏特藏第106号，馆册第4869号）、《三十五佛随忏悔要论》（第103号，西夏特藏第301号，馆册第880号）和《慈悲道场罪忏法》（第307-316号，西夏特藏第281号，共53个馆册号）及卷首版画“梁皇宝忏”图等等。元代西夏遗僧一行法师还编撰《华严忏仪》，弥补了华严宗的重要经典所缺少的忏仪。西夏藏品中有如此之多的礼赞文、忏悔文，说明西夏把诵经礼佛看作一种忏悔罪过、积福修德行为。西夏礼赞与忏悔比较流行，关键在于其修行仪式的简单而又法力神通。而《金光明最胜王经》更是把“忏悔”作为另一种修习灭罪、成佛的重要方法，这是其他佛经比较少见的。“忏悔灭罪”不仅对一般信众和犯有严重罪过的人极具吸引力，而且也非常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利吃喝玩乐，有甚者更是无恶不作。《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宣说却对他们网开一面，对犯有诸恶的人只要诚心忏悔，皆能有机会成佛。
《金光明最胜王经》之“梦见金鼓忏悔品第四”和“灭业障品第五”主要讲述了忏悔灭最、修道成佛的内容。“忏悔品第四”曰：“我先所作罪，极重诸恶业，今对十力前，至心皆忏悔。我不信诸佛，亦不敬尊亲，不务修众善，常造诸恶业。或自恃尊高，种姓及财位，盛年行放逸，常造诸恶业。心恒起邪念，口陈于恶言，不见于过罪，常造诸恶业。恒作愚夫行，无明闇覆心，随顺不善友，常造诸恶业。或因诸戏乐，或复怀忧恼，为贪瞋所缠，故我造诸恶。亲近不善人，及由悭嫉意，贫穷行谄诳，故我造诸业。虽不乐众过，由有怖畏故，及不得自在，故我造诸业。或为躁动心，或因瞋恚恨，及以饥渴恼，故我造诸恶。由饮食衣服，及贪爱女人，烦恼火所烧，故我造诸业恶。于佛法僧众，不生恭敬心，作如是众罪，我今悉忏悔。于独觉菩萨，亦无恭敬心，作如是众罪，我今悉忏悔。无知谤正法，不孝于父母，作如是众罪，我今悉忏悔。由愚痴骄慢，及以贪嗔力，作如是众罪，我今悉忏悔⋯⋯”。看来不论犯何种罪过，只要能忏悔罪过，一心向佛，就可以“常愿勿处于卑贱，不堕无暇八难中，生在有暇人中尊，恒得亲承十方佛。愿得常生富贵家，财宝仓库皆盈满，颜貌名称无与等，寿命延长经劫数。悉愿女人变为男，勇健聪明多智慧，一切常行菩萨道，勤修六度到彼岸”。《金光明最胜王经》之“灭业障品第五”更是强调了诵读和供奉此经能显现巨大的威神之力，慈悲普救种种利益，种种增长菩萨善，灭诸业障。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前屠夫张居道的版画故事则是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关于“忏悔灭罪”的最好例证。根，灭诸业障。西夏文《金光明最
这种忏悔灭诸一切罪恶的做法又与净土信仰联系在一起。不论是阿弥陀佛净土还是弥勒净土信仰都对犯有十恶不赦之罪的人采取接纳的态度，与《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宣说大同小异。所以只要诚心忏悔，一心向佛，施舍供养诵读佛经，或在命终之际，称颂佛号，即可在死后往生净土极乐世界。国图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之“流传序”记载，自西夏译出《金光明最胜王经》起，此经广传，帝王后妃，顶承行敬；臣民僧俗，识写诵持。十行泉流不尽，四法轮转不绝。这足以说明西夏统治者和信众对此经的迷信程度。
2、《金光明最胜王经》流行还与西夏北方天王信仰有一定关系。
《金光明最胜王经》反复强调护世护法思想，尤其突出四天王的护法和护持国土的作用，这也是佛教一贯的宣扬。早在北凉沮渠蒙逊时一些有关护法的经典就被昙无谶译出，他们是《大般涅槃经》、《金光明经》、《方等大集经》、《大方等无想经》、《悲华经》等，这些经文基本上在西夏文佛经中都有发现。《金光明最胜王经》则更加突出四天王的护法作用。四天王是佛教的护法神，在北方又以毗沙门天王（多闻天王）信仰为主。在敦煌一带，人们认为毗沙门是护卫、福佑沙州的重要神灵。所以北方毗沙门天王在河西地区一直流行不衰。在藏传佛教中，四大天王中最受重视的仍是北方多闻天王，藏传佛教绘画中北方天王一手持旗，一手抱着一只吐宝兽，不断吐出珍宝，北方天王不仅是藏传佛教的护法神，还是财源充足的财神。西夏继承了汉传和藏传佛教中北方天王的形象，也把它作为护法和财富的象征。在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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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出土有关于北方天王信仰的佛经和版画，它们是：
1）、俄藏黑水城“北方守护者毗沙门天王”（×-2461），十二世纪，卷轴画，丝制。卷轴画中央以一大片天空为背景，骑马急驰，天王身穿盔甲，带冠，有光圈。周围有九像（应是八位侍从），作奔跑状。一位侍从拿着宝塔、旗帜和三叉戟；一位拿着矛，头戴幞头，这位戴幞头、穿长袍的男人，拿着卷轴；另有一位抓着一个半裸男人的头发拖着他走。xix“多闻天王”（×-2382），唐卡，麻制。他右手持一旗，左手拿一吐宝兽，周围有八位骑士围绕。xx黑水城出土西夏时期北方天王的绘画与中原、日本藏的同一题材的绘画不同。
2）、俄藏汉文《多闻天陀罗尼仪轨》（Ф234），西夏写本，卷轴装。
3）、西夏文《四天王护摩坛典》（第691号，西夏特藏第214号，馆册第820号，刻本-折本装）和《圣多闻天王之宝藏本续随一院十八部供顺》（第530-531号，西夏特藏第79号，馆册第5099、4753号，写本-卷子装）。
由于受到河西地区和吐蕃人北方天王信仰的影响，西夏对北方天王也特别崇信，既把北方天王作为国土的守护神，又认为他是财富的给予者，是人们心目中的财神。西夏北方天王的信仰及天王形象可能更多继承了吐蕃的影响。西夏北方天王的信仰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西夏王朝穷兵黩武，连年对宋、辽、金和吐蕃用兵，同样西夏也经常遭到邻国的进攻。常年对外征战更希望得到天王的佑护，使国土免遭侵害，使自己的士兵英勇善战。西夏北方天王的绘画正是对西夏现实生活的反映。
《金光明最胜王经》之“灭业障品第五”曰：“为人讲说金光明微妙经典，于其国土皆获四种福利善根。云何为四？一者国王无病离诸灾厄。二者寿命长远无有障碍。三者无诸怨敌兵众勇健。四者安稳丰乐正法流通。何以故？如是人王常为释梵四王药叉之众，共守护故。⋯⋯若有国土讲宣读诵此妙经王，是诸国主，我等四王，常来拥护行住共俱。其王若有一切灾障及诸怨敌。我等四王皆使消灭。忧愁疾疫亦令除差。增益寿命感应祯祥。所愿遂心恒生欢喜。我等亦能令其国中所有军兵悉皆勇健。⋯⋯是诸国主如法行时，一切人民随王修习如法行者。汝等皆蒙色力胜利。宫殿光明眷属强盛。⋯⋯若有讲读此妙经典流通之处，与其国中大臣辅相有四种益。云何为四。一者更相亲穆，尊重爱念。二者常为人王心所爱重。亦为沙门婆罗门大国小国之所尊敬。三者轻财重法，不求世利。嘉名普暨，众所钦仰。四者寿命延长安隐快乐是名四种利益”。
《金光明最生王经》之“四天王护国品第十二”在强调天王及眷属护法护国的同时，也突出“人王”的护法、传播佛法的重要性，从而阐明佛教只有得到人王的尊奉才能真正发扬光大，永远流传。这一品也反复强调“人王”护持佛经可以得到诸多妙处。“人王” 护持佛法也成了天王等护佑其国祚长久，国土完整不被侵犯和民众安居乐业的前提，这样也就更促使作为“人王”统治者更加信奉和拥护《金光明最胜王经》。实际上，供奉《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统治者能作到：至心听受称叹供养《金光明最胜王经》，并复供给受持是经，四部之众，深心拥护，令离衰恼，以是因缘。我护彼王及诸人众，皆令安稳远离忧苦。增益寿命威德具足。若有人王，受持是经恭敬供养者，为消衰患令其安隐，亦复拥护城邑聚落，乃至怨贼悉令退散。亦令一切赡部洲内所有诸王，永无衰恼闘诤之事。所有财宝丰足受用不相侵夺，随彼宿因而受其报。不起恶念贪求他国。咸生少欲乐之心，无有斗战系缚等苦。其土人民自生爱乐，上下和睦。犹如水乳。情相爱重。人民炽盛，大地沃壤，寒暑调和时不乖序。日月星宿，常度无亏。风雨随时，离诸灾难。资产财宝，皆悉丰盈。心无悭鄙，常行慧施具十善业。若人命终多生天上增益天众。⋯⋯若有人王，乐听如是金光明经，为欲拥护自身后妃王子，乃至内宫诸婇女等。城邑宫殿皆得第一不可思议最上欢喜寂静安乐。于现世中，王位尊高。自在昌盛，常得增长。复欲摄受无量无边难思福聚。于自国土令无怨敌及诸忧恼灾厄事者。
“正法护国”的思想最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佛教需要统治者护持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会议论文·浅析西夏《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
而统治者也希望通过弘法敬僧，广为布施，达到以佛教治国和得到佛教护佑的目的。如道安所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xxi “正法护国”体现了佛教出世为体，入世为用思想，说明佛教团体进一步与世俗政权结合，互相利用，佛教发展的世俗化趋势进一步深化。佛教与政权相结合的思想早在三国时已经存在，后来在南北朝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后赵石勒、石虎敬仰重用佛图澄；前秦迎请道安，道安成为苻坚的最高政治参谋；后秦礼遇鸠摩罗什，待以国师之礼。到西夏时期佛教已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其间佛教虽然经历了数次毁佛灭法劫难，但却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到唐宋时佛教出现明显的世俗化和大众化的特点。佛教的兴亡与世俗政权的态度紧密相连。西夏统治者自立国之始就把佛教定为国教，希望通过佛教思想教化民众，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为此西夏统治者大力发展佛教，以充当佛教人间的护法使者。西夏统治者的护法也充分体现了当时佛教发展功利性的特点，其护法的真正目的就是达到保护自己的王位和国土，控制人们的思想，使佛教更好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正因为信奉《金光明最胜王经》可得到如此之多的好处，所以西夏统治者一面对外作战，一面大兴佛事，大作法会，散施佛经，开窟造像，修寺建塔，以此换取以四天王为首的诸天神的护持。同时《金光明最胜王经》也列举了不信此经的诸多危害和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对统治者和信众进行恐吓，使人们对此产生一种恐惧心理，这大概也成为促使西夏境内《金光明最胜王经》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若统治者及信众不能供养尊重、诵持传播《金光明最胜王经》，诸位神灵就会离开其国土，使其境内出现：增长恶趣损减人天，坠生死河，乖涅槃路。舍其国土及其王，其国当有种种灾祸，丧失国位。一切人众皆无善心惟有击缚。杀害瞋诤互相谗谄枉及无辜。疾疫流行，彗星数出。两日并现。博蚀无恒。黑白二虹，表不祥相。星流地动，并内发声。暴雨恶风，不依时节。常遭饥谨，苗实不成。多有他方怨贼侵掠。国内人民，受诸苦恼。土地无有可乐之处等等。国家灭亡，权利的丧失是统治者不想看到的结局。这也促使西夏不惜国弱民穷，仍然花费巨大财力来进行佛事活动，几次翻译刊印《金光明最胜王经》及经疏，散施佛经，诵经拜佛的原因所在。夏光定四年（1214年）遵顼为泥金字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亲自御写发愿文中说道：“朕闻我佛世尊，以善根智，证真实经契义；依后得缘，开千异妙法门。其中守护国家，福所蓄集，世俗胜义双全，现身来世受益者，唯此金光明王经契是也”。因为遵顼深信此经的深妙功德，又重开译场重合旧经，新译疏义。接着有讲到希望以此为善根，常行德治，六合全和，□集道变，远传八荒。复愿□□止，百谷成熟，□□□□□□□□□次，万物具不失性，复愿沙界众生，法雨中洗除业垢。□国众生，以佛日消除愚影。xxii遵顼在位时，西夏受到蒙古军队的进攻并继续执行对金作战的错误政策，已是国困民怨，内忧外患，处在灭亡的前夕。此时遵顼仍然不惜财力和人力翻译、施印《金光明最胜王经》等，无非是想利用此经所宣扬的护世护国思想来保佑国祚长久，以求摆脱窘境，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佛教众神灵的护佑。可见，《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护国护法思想在西夏是深入人心的，深得统治者重视。
西夏统治者希望利用佛教护国思想不仅只体现在《金光明最胜王经》的信仰方面，而且也反映在西夏境内其他护国类经典的流行方面，如《法华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圣大乘大千国守护经》、《圣大悟荫王求随皆得经》、《大寒林经》、《坏有度母胜慧彼岸到心经》、《大密咒受持经》等。西夏藏传佛教兴盛，《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简称《千手经》）及据此经绘制的《千手经变》在西夏也很流行。榆林窟第3窟的《千手经变》是敦煌地区保存《千手经变》中最佳的作品。《千手经变》在西夏流行除了与观音信仰有关外，也与此经宣说的护国思想有一定的联系。《千手经》曰：“于千眼像前设坛场，以种种香华饮食祭之，日日如是七日，必来现身随人使令。若欲使四天王者，咒檀香烧之。由此菩萨大悲愿力深重故。亦为此陀罗尼威神广大故。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是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姓安乐。又若为于他国怨敌数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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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百姓不安，大臣谋叛疫气流行，水旱不调日月失度。如是种种灾难起时，当造千眼大悲心像面向西方，以种种香华幢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至心供养。其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外国怨敌即自降伏，各还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同慈心相向，王子百官皆行忠赤，妃后婇女孝敬向王，诸龙鬼神拥护其国，雨泽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xxiii西夏统治者支持佛教，也正是看中佛经宣说的其护国的思想。
3、《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流行与西夏的天体、鬼魂等信仰有密切关系。
经文内容反复强调不敬奉、供养和诵持、传播《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后果即是得不到天神护佑，境内鬼怪盛行，遭到各种天灾人祸的危害，就会出现日月无光，恶星数出，瘟疫流行，时令无定，庄稼不生的情景。《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这些说教与西夏人原始宗教信仰和天体星宿崇拜的内容有着一定的联系。党项人有着敬畏崇信天神，笃信鬼神的传统。他们在原始宗教天体神灵信仰的基础上，又吸收继承汉、藏及印度等天体知识，把星体分成十一曜、二十八星宿，认为它们位置的不同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不同的命运。在俄藏黑水城藏品中关于天体、星宿崇拜的佛经很多，其中有：西夏文《种咒王荫大孔雀经》（第201-213号，西夏特藏第61号，馆册第6399、11、946、714、950、947、5784、7、8、9、4015、5757、1、18、8355、6400、3317、2738、3884、2、3、6056、5、2319、6、29、3316号）；《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典》（第686-687号，西夏特藏第78号，馆册第4737、7122号）；《佛说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第198-199号，西夏特藏第144号，馆册第809、951号）；《佛说大威德炽盛光诸星宿调伏灾消吉祥陀罗尼》（第196-197号，西夏特藏第157号，馆册第5402、7038号）；《佛说圣星母陀罗尼经》（第259-267号，西夏特藏第142号，馆册第571、2528、6484、572、6879、577、6541、696、705、699、706、5402号）等。俄罗斯已故学者聂历山还在其作品中公布了西夏文《九曜供养典》（馆册第872号xxiv）等。汉文的刻本《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如来陀罗尼经》（TK-129、130、131）；刻本《佛说普遍光明焰蔓清净炽盛思惟如意宝印心无能胜总持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TK-103、107），是唐沙门不空译本和刻本《大威德炽盛光消灾吉祥陀罗尼》（Дх1390）等。除了经咒外，在河西洞窟壁画和西夏藏品中还保存丰富的星曜绘画等。这些经咒和绘画主要通过对炽盛光佛及诸星宿神灵的祭祀和供奉，以设坛城、作法事、诵持密咒、观想炽盛光佛，借助神灵威力降伏妖魔等方法，以期达到祈福消灾的目的。
人们要避免灾星的侵扰，不仅可以供奉与天体神灵信仰相关的经咒，而且持诵供养《金光明最胜王经》也具有同等作用。由于各种原因，西夏常年战争不断，给社会和百姓带来了非常大的痛苦。加之西夏本来就处在一个多灾荒的地区，境内经常出现旱灾、风灾、水灾、虫灾等，天灾人祸给西夏百姓的生产、生活造成损失，带来了很多痛苦。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没有战争是西夏百姓的美好祈愿。《金光明最胜王经》突出鬼神信仰，即以四天王为首，包括其眷属、坚牢地神、药叉大将及二十八部药叉，这些都是佛教的护法神，他们和天王一样可以保护供养和传播《金光明最胜王经》的人王和其国内信众。西夏人有信奉鬼神的传统，认为神主善，应该供养；认为鬼主恶，应该通过巫师利用一些法术给予驱除或通过佛教的法事活动把变祸为福。这也与西夏鬼神信仰和河西地区流行多神信仰有着一定关系，西夏时期因黑河常年泛滥，淹没农田，冲走牲畜，给百姓生产、生活带来严重损失。夏乾祐七年（1176年）仁孝皇帝亲临甘州黑水，立碑祭祀，告慰诸位神灵，希望他们永息水患，使百姓安居乐业。西夏既信仰佛教，也尊奉其他神灵，只要能带给西夏人好处，不论哪方神灵，一并信仰供奉，从而也揭示出西夏信奉神灵的真正目的。
4、《金光明最胜王经》流行与西夏低下的生活、医疗水平等有关。
《金光明最胜王经》之“除病品第二十四”宣扬诵持供养此经可以除病、解难，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也使我们对印度医术有一定了解。“除病品”讲述了有一王名曰天自在光，长以正法化于人民。国中有一长者名曰持水，善解医明妙通八术众生病苦四大不调咸能救疗。
会议论文·浅析西夏《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
持水长者唯有一子名曰流水，颜容端正人所乐观，受性聪敏妙闲诸论，书画算印无不通达。时王国内有无量百千诸众生类，皆遇疫疾众苦所逼。乃至无有欢乐之心。长者子流水见是无量百千众生受诸病苦，起大悲心作如是念。虽然他父亲精通医术秘方，但因年老体衰，须人搀扶才可行走。不能前往城邑救助诸病苦。于是流水来到父亲处请求赐教医术妙方。前去救治有病众生。父亲就向他讲述了疫病的种类、成因及救治方法。结果所有病苦悉得蠲除，可以百姓得享健康安乐。这样的宣说对缺医少药的西夏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西夏生产力水平发展相对落后，鲜医药，有病而求助于占卜，令巫师送鬼或迁居他室，称为“闪病”。就连皇室或高官贵族有病也求助于邻国，而普通百姓有病不能马上得到救治，危害到人民的生命。为了能够健康长寿，人们寄希望于神灵保佑，希望能够通过信仰佛教而得到如此高明医术的救治，解脱病苦的折磨。对医药和名医的祈盼是西夏百姓的梦想。基于此西夏药师佛和药师变非常兴盛，是因为药师信仰宣传消灾、除病、增福和延寿等现世利益。在黑水城藏品中藏有西夏文《药师琉璃光七佛之本愿功德经》、绘画、唐卡，在河西洞窟中保存大量西夏时期的药师经变。其中东千佛洞第2窟有一幅药师佛立像，一手执药钵，一手持锡杖，左右弟子侍立，药师佛执钵的手伸向下前方，在药师的右侧下方有一组四人童子像，这群童子似乎正在用手接受药师佛施舍的药丸，而药师佛的两侍者注视着这四位孩童。这一情节给本来庄严肃穆的画面增加了不少世俗的情趣，西夏画师这一大胆创新，拉近了佛与世人的距离，突出了药师佛的现世救度功能。药师信仰和《金光明最胜王经》流行都与西夏缺医少药，民众身受疾患困扰而无能为力治疗的现状有密切关系。
《金光明最胜王经》流行还与西夏注重农牧有关，“坚牢地神品第十八”讲到坚牢地神闻听此经，可以深心欢喜，增益威光，令其地味悉皆增益，乃至四海所有土地，亦使肥农田畴沃壤倍胜常日。亦复令此赡部洲中江河池沼，所有诸树药草业林，种种花果根茎枝叶，及诸苗稼，形相可爱。若有众生，闻是《金光明最胜王经》乃至一句，命终之后，当得往生三十三天及余天处。土地是西夏人们生活的根本，离开土地，人们的衣食便没有了着落。当时的西夏处在干旱少雨的地带，尽管统治者非常重视农牧业的发展，兴修水利设施，但是农牧业的产量并不是很高，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人们的美好向往。《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地神宣说也非常符合西夏百姓的需要，生时衣食无缺，死后得生极乐净土，正是人们所希望的。
《金光明最胜王经》之“吉祥天女品第十六”、“吉祥天女增长财物品第十七”也都讲述了至心供奉吉祥天女和诵读经咒，吉祥天女就可以令所求者皆得圆满，金银财宝牛羊谷麦饮食衣服，皆得随心受诸快乐。西夏作为一个小国，国力相对薄弱，先后向周边的宋辽金称臣纳贡，为了使国土和境内人民得到神灵的保护，为了使国家更加富裕，更是不惜一切代价供奉佛教神灵并虔诚供养经典，尤其是那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佛教经典。因此，《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统治者和广大普通信众中都有广阔的市场。
此外，河西地区不仅佛教盛行，而且儒家思想也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金光明最胜王经》对中国民众心目中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孝悌”思想也有所反映。如“梦见金鼓忏悔品”曰：“我不信诸佛，亦不敬尊亲，常造诸恶业。⋯⋯无知谤正法，不孝于父母，作如是众罪，我今悉忏悔”。“四天王护国品”也载：“若彼国王，见于四众受持经者，恭敬守护犹如父母，一切所须悉皆供给”。《金光明最胜王经》中多处提到有关孝敬父母的情况，把不敬父母与不敬佛法同样对待，这种比较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内容也是吸引广大信众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因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宣扬的种种内容与西夏统治者和百姓生活、命运息息相关，关系到不同阶层的切身利益，只要供奉诵读《金光明最胜王经》就可以满足人们诸多美好愿望。皇室贵族希望国祚长久，疆界广大，国土免遭外敌入侵，官位荣耀，人民炽盛，土地肥沃，五谷丰登，可以永远享受不劳而获的快乐。在其命终时能超升净土，继续安享幸福生活。而一般百姓则希望生活有着落，不愁吃穿，健康长寿，死后亦能进入净土佛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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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摆脱现世的种种苦难。《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流传久远的原因正是它无所不能的功效和统治者的推崇所决定的，也是西夏佛教信仰功利性和实用性的体现。
i 周丕显：《敦煌佛经略考》，载《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
ii 文中所引《金光明最胜王经》为唐义净译本，《大正藏》，第16卷。
iii 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iv 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г. стр.401.
v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8页，但文中所写编号TФ可能有误。
vi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59页。
vii 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г. стр.543.
viii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0页。
ix 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佛经中我们共发现秉常和其母的尊号各三个，它们是：秉常尊号一：就德主国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尊号二：就德主国扬⋯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尊号三：功德主国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秉常母梁氏尊号一：天生全能录番佑圣国正皇太后梁氏；尊号二：天生全能录番式法国正皇太后梁氏；尊号三：天生全番录法国式正皇太后梁氏。另外，秉常还有尊号四：明盛皇帝或盛明皇帝，没有出现其母相应的尊号。秉常尊号五：面壁城皇帝；秉常母尊号：识净皇太后。
x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0页。
xi 西安文管处等：《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载《文物》，1982年第4期。
xii 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xiii 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xiv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678页。
xv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4页。
xvi 周叔迦：《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1932年，第259-271页。
xvii 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二辑和第三辑，1933年。
xviii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0页。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3期。
xix 许洋主译：《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第218页。
xx 许洋主译：《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第220页。
xxi 《高僧传》，卷五，《义解二·道安传》，中华书局，2004年，第178页。
xxii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等：《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载《文物》，1982年4期。
xxiii 《大正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卷1），唐·伽梵达摩译，卷20，第0105页。
xxiv 白滨译：《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民族史译文集》（3），1978年，第404号。
崔红芬
作者简介：崔红芬，1968年6月出生，河北河间人，副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毕业，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主要从事西夏学研究和俄罗斯西夏学研究成果的翻译。
内容提要：《金光明最胜王经》是一部对唐以后的佛教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的佛经，在藏经洞出土的佛经文献中占相当比例。西夏时期《金光明最胜王经》继续流行，秉常、仁孝和遵顼皇帝先后对此经进行翻译校勘和复译经疏等。蒙元时期，西夏遗民又开始重新雕板，再次刊印此经，可见此经在西夏信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的流传除了得到皇室的支持外，还与佛经无所不能的宣说和西夏社会状况有很大关系。
关键词：西夏 《金光明最胜王经》 信仰
Introductory comments on faith in the Tangut Suvaraprabhāsottamasūtra
Cui Hongfen
Biography: Cui Hongfen, born in 1968, from Hejian in Hebei province, lecturer, graduated with a PhD in Dunhuang studies from Lanzhou university, and is now a post-doc in the history faculty at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nd engaged in research on Tangut studie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Russian research on Tangut studies.
Abstract: the Suvaraprabhāsottamasūtra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fter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D), and accounts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sutras found in the Library Cave at Dunhuang. During the Tangut period, the Suvaraprabhāsottamasūtra continued to be popular, and emperors Bingchang, Renxiao and Zunxu successively undertook translations, collating and retranslations of the sutra. During the Mongolian Yuan period, Tangut immigrants began to make new copies, printing the sutra again, testify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this sutra for Tangut believers. Apart from winning support from the Tangut imperial family, the Suvaraprabhāsottamasūtr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werful message of Buddhist sutras and the state of Tangut society at the time.
会议论文·浅析西夏《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
Keywords: Tangut, Suvaraprabhāsottamasūtra, faith
《金光明最胜王经》，又称《金光明经》，是对唐以后的佛教信仰产生很大影响的一部佛经。《金光明经》前后多次被翻译，还有一个合本。一是北凉昙无谶译本《金光明经》（四卷）。二是隋释宝贵集《合部金光明经》（八卷），这部合集本是把昙无谶的四卷本，隋闍那崛多五卷本及梁真谛译出的四品等诸多译本合成的一部八卷二十四品。闍那崛多和真谛的译本已佚。三是唐义净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金光明最胜王经》是河西地区非常流行的一部佛经，不仅在藏经洞中保存大量《金光明最胜王经》，而且在洞窟中还保存一些《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及画稿，如隋代第417窟，中唐第158、154、133窟，晚唐第156、196、85、138窟，宋代第55窟等，在莫高窟共存十幅。从藏经洞出土的佛经文献看，《金光明最胜王经》在《敦煌劫余录》中收录有569卷，在《斯坦因劫经录》中有240卷，共为809卷，是隋唐时代流行最广的六部经之一。i西夏佛教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河西地区是一脉相承的，西夏时期《金光明最胜王经》继续盛行，研究《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的流行情况对了解西夏佛教发展有一定意义。
一、西夏翻译、刊印《金光明最胜王经》ii的情况
在国家图书馆藏品中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占相当比例，国图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之“流传序”首先记述了此经流传中国后五次被翻译的情况。这五次分别是：一、凉朝玄始年中，沙门[檀波泽鼓作]（即昙无谶）翻译为四卷十八品；二、梁朝承圣元年中，沙门真谛于正观寺及杨雄宅处翻译为七卷二十二品；三、后周武朝优婆国沙门耶舍崛多于归圣寺中翻译为五卷二十二品；四、隋朝开皇年中闍那崛多及达磨笈多在长安兴善寺中翻译，沙门[作磋？]重校为六卷二十四品，大觉寺沙门宝贵使结合成为八卷，先四本者，有无阙增，广细变异；五、大周朝长安二年中，义净三藏在长安西明寺中，奉敕重校此经，为十卷三十一品，长安岁次壬卯三年已未十月庚戍四日昼全已竟。文词明清，义趣集全，未曾有也。iii《金光明经》首先在北凉玄始年间（412-427）由昙无谶在河西地区译出，昙无谶的译本对河西地区佛教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诸经之王的《金光明经》在河西地区很受重视。中国僧人不仅翻译《金光明经》，还撰写《金光明经》经疏、忏仪等，如隋智覬说、灌顶录《金光明经玄义》（一卷）和《金光明经文句》（六卷）；宋知礼述《金光明经玄义拾遗记》（六卷）和《金光明经文句记》（十二卷）；隋吉藏撰《金光明经疏》（一卷）；唐慧沼撰《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十卷）等。
经过五次翻译后，《金光明最胜王经》在中国的翻译并没有停止。西夏时期《金光明最胜王经》及经疏也曾几次被翻译为西夏文，在境内刊印流传。在现存西夏藏品中《金光明最胜王经》所占比例较大，主要有:
1、俄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166-180号，西夏特藏第376号，共44个馆册号），此经译自汉文，见《大正藏》第665号，西田龙雄《西夏文佛经目录》第087号，格林斯坦德《西夏文大藏经》第917-1026页和2058-2086页。iv《金光明最胜王经》有写本-卷子装，见第166号，馆册第4873、902、4730、6383、4819、905、4765、921、2741、6564、931号共11个馆册号，分别存卷1、3、4、6、8、9、10，卷6有复本，卷2、5、7完全已佚。写本-经折装，见第167-176号，馆册第609、608、58、4009、97、4669、3535、6647、4670、3427、2641、98、6319、722、92、99号共16个馆册号，存卷2、8、3、6、4、5，复本有卷2、3、5、6、8。写本-贝叶装，见第177号，馆册第7067、7667号，第178号，馆册第5323、5748、6329、7371、7548、7654、7669号，第179号，馆册第5323、5748、6329、7371、7548、7654、7669号。刻本-经折装，见第180号，馆册第72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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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俄藏汉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原藏录号为TФ-6808v）为写本-卷子装，纸色黄，光滑，存《金光明经》卷一，《序品第一》和《如来寿量品第二》。另外，在黑水城汉文藏品中还有宋刻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之“善生王品第二十一”（Ф317А）和《金光明最胜王经》之“善生王品第二十一”（Дх1447）。
3、莫高窟北区第53窟出土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封面，封面上题签完整，印本，四周双框，中有西夏文楷书11字，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五。vi
4、国图藏西夏文刻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卷1、3、4、5、6、8、9、10，其中卷1、4、5、6、9、10有复本。
5、西安文管处藏西夏文泥金字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残），存经文二十二面，面六行，行十七字，经末有发愿文二面，写经纸张厚韧，呈紫青色，以赤金楷书写成，书法工整，色泽依旧。时间为神宗遵顼光定四年（1214年）作。泥金写经在西夏藏品中并不多见，这种写经费用昂贵，仅存几种。其一，莫高第464窟出土的《高王观世音经》序言残页，存一纸，绀纸金书，仅存两行字。其二，黑水城藏品《佛说圣佛母般若心经诵持顺要论》（第552号， 西夏特藏第68号，馆册第4090、5253号，经折装），发愿者用金粉抄写经文，为亡故父母追福，愿他们早生净土。vii其三，毛利瑟得到西夏文《莲华经》三卷，为绀纸金字写经，但第一卷第一页为白纸。其四，甘肃省定西县文化馆藏八面泥金字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其五，即是西安文管处藏西夏文泥金写经《金光明最胜王经》。
6、日本和英国也藏有西夏文刻本《金光明最胜王经》。
综合出土西夏佛经我们可知，作为诸经之王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存在有写本、泥金字写本和刻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的传播得到皇室的支持，题记中出现皇帝、皇太后的尊号。此经在西夏流传经历了翻译、校勘、复译经疏等几个阶段。
第一，秉常及其母敕令翻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为西夏文，国图藏《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记载此经是由秉常及其母御译：“次始奉白上大夏国明盛皇帝、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番。文华明，天上星月闪闪；义妙澄，海中宝光耀耀。自此起，此经广传，帝王后妃，顶承行敬；臣民僧俗，识写诵持。十行泉流不尽，四法轮转不绝”。viii在俄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179号， 西夏特藏第376号，馆册第5323、5748、6329、7331、7548、7654、7669号）中也提到秉常（出现秉常尊号三，即“功德主国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ix）和其母梁皇太后（梁太后尊号不全）御译此经的情况。
第二，仁孝时校勘《金光明最胜王经》，并复译经疏。《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曰：“最后仁尊圣德皇帝以授宝座，使佛事重新，令德法复盛。三宝威显，四本明增。令集如猛虎龙象大师，重对细校此经，复译解疏”。x俄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171号， 西夏特藏第376号，馆册第6647号）的标题后也提到仁孝皇帝（尊号一，即“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醇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勘。
第三，夏光定四年（1214年）遵顼再次开译场翻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经疏，并有遵顼御制发愿文一篇，发愿文提到：“以见此经之深妙功德，澄信大愿虽已发，然旧译经文，或与圣意违，或词意不明，复亦需用疏无所译。因此，建译场，延请番汉法定国师译主等，重合旧经，新译疏义，与汉本仔细比较，刻印流行，欲使流传万代”。xi光定四年已是西夏晚期，战乱不断，国力衰微，离西夏灭亡仅有十三年时间。但统治者仍然不惜人力和物力，开设译场重译经文并翻译疏义。这既说明《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流行之盛，统治者已经不满足于旧译经文；也体现了处在多事之秋的西夏重译此经，希望以此方法得到四天王及眷属等众多神灵对西夏的护佑，保护国土免遭蒙古军队的入侵，实现此经宣说正法护国的目的。
另外，蒙元时期继续刊印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西夏灭亡，大量西夏遗民继续留在西夏故地，以陈氏家族为首出资重新雕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即现藏于国图的《金光明最胜王经》。据史金波先生考证，国图藏《金光明最胜王经》的雕刊年代应在蒙古太宗窝
会议论文·浅析西夏《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
阔台死后，皇后乃马真称制之时，刊毕时间则在定宗贵由二年，而不应认定为西夏时期。xii《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施主是以陈慧高为首等三十余人，其中包括不少党项族人，如鱼各尼则、讹力、折木、酩布、讹二、移则布、契没等。看来西夏灭亡不久，留居故地党项人和汉人一起施舍钱财雕印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这是蒙古初期以私人的名义刻印的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经末跋文称：“今释迦已灭，付法传而至于今时，佛法住盛荣者，以此经是。故大界国世界信众施主陈慧高，念此语故，发出大愿，番国旧印板国毁中失，因此施舍净物，令雕新字，⋯⋯净纸上得以印施。以此善根，上报四恩，下救八苦，德法重盛，佛事为新”。xiii因为夏蒙战争，原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印板已毁，西夏遗民在西夏灭亡后不久即开始重新雕刻印板，印刷施舍《金光明最胜王经》，说明此经在西夏人心目中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其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西夏遗民雕印《金光明最胜王经》是满足他们对此经诵持供养的需要，希望以此上报佛恩，使德法重盛，保佑他们在动乱年代得到无尽的好处，免遭各种苦难的侵扰。
二、河西、西域地区《金光明最胜王经》对西夏文的影响
《金光明最胜王经》在河西和西域地区流行较早，自昙无谶译出《金光明经》后，此经在河西地区已经开始传播。敦煌遗书中最早的版本是P.4506《金光明经》卷二，书写在薄黄绢上，时间为皇兴五年（471年）岁在辛亥。敦煌本卷首一般有《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一篇，又名《金光明经传》，文中讲述了沧州景县人张居道在温州从事屠宰业，因屈杀牲畜而被阎王追索，后有悔过之意，发愿施写《金光明经》，故被放还，及以后张居道又以此经为安固县丞妻化解宿命冤仇等内容。《金光明最胜王经》不断由梵文译成汉语，再由汉语转译成中亚诸国文字，在不同民族中间传播。《金光明最胜王经》在回鹘人当中也十分流行，现知最古老的写本为新疆博物馆所藏吐鲁番出土的《金光明经》卷二，尾题谓：“凡五千四百三十三言，庚午岁（430年）四月十三日，于高昌城东胡天南太后祠下，为索将军佛子妻息合家，写此《金光明》一部，断手记竟。笔墨大好，书者手拙。具字而已。后有□□□□之吉，疾成佛道”。xiv目前，回鹘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翻译年代有两种观点，一为13-14世纪说，一为10世纪说，但学者多倾向于后者。xv回鹘文佛经和敦煌本佛经相同，都包括张居道因果报应的故事。回鹘文译本与西夏文译本一样，又都是依据唐义净汉译本。
夏广运二年（1036年）西夏占领整个河西地区，为西夏佛经发展提供了大量可用人才。西夏初期就大力提倡佛教，开设译场，翻译佛经，大批回鹘僧人得到重用，在西夏从事译经和传法活动，回鹘僧人和河西地区的一些传统对西夏译经产生一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夏广运二年（1036年）元昊开始创制西夏文字，到夏大庆二年（1038年）元昊正式立国起就开始把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从现存材料考证，《金光明最胜王经》在秉常时已被译成西夏文，西夏早期开设的译场中就有回鹘僧人白法信、白智光等高僧，他们出任西夏国师，主持译场的译经活动。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元昊修建高台寺，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谅祚时建承天寺，延请回鹘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夏拱化五年（1067年）和天祐民安六年（1095年）谅祚和乾顺先后两次向辽进献回鹘僧及其所译经文，这些记载都充分说明回鹘僧人对西夏译经和佛教发展的影响。国图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前的一幅木刻译经版画，反映了秉常与其母亲临白智光译经现场的情景。张居道的故事大概就是回鹘僧人在译经的过程中将河西和西域地区一直比较流行的故事融入西夏文译经之中。只是缺乏材料，我们目前还无法具体考证回鹘僧人对西夏佛教影响有多大。但我认为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概就是在回鹘僧人主持的译经场中被翻译成西夏文的。
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也包含有张居道的故事。在黑水城藏品中这一故事还被绘制成版画，置于经文卷首。绘画排成两横行，故事始自下行右边，自右往左看。故事大概内容是，一位叫张居道的人因屠杀过度，为此震怒神灵。张居道也因此遭到报应，生病，不能说话，并被阎王派遣的鬼差索命到阴间，被判有罪。后因他一心悔过，发誓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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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明最胜王经》，得到赦免，再由鬼差送回阳间，虔心推广《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故事。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以张居道善恶报应的故事作为佛经前的卷首版画，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突出了《金光明最胜王经》所要表现的主题，对佛经的推行和流传有很大的帮助。国图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曰：“闻说礼盛显华顺，如玉瓶中现金像，与以秦镜照物同，信恭礼者，如先特重，人人取则汉国温州张居道，遇怨求解写画。各处随学番地[芭里][嵬名]狗鬼劝王命识诵，以此安稳国家，因其德法茂盛”。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版本、西夏文和回鹘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中都保存张居道的故事，说明这一因果报应故事曾在河西地区广为流传。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以汉文作为翻译的底本的同时，也吸收了河西、西域一带的习俗和译经特点。
三、《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流行的原因
《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广为流行，与其经文的所宣扬无所不能的功效有很大关系，并与佛经的“护世护法”、“忏悔灭罪”以及“天体鬼神”等思想是分不开的，同样也与西夏皇室的支持和河西地区对此经信仰传统有密切关系。
1、《金光明最胜王经》以其“无所不能”和“忏悔灭罪成佛”的宣说吸引信众。
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根据唐义净本转译而成的。此经在周叔迦先生编的《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中被收录，xvi王静如先生的《西夏研究》（第二和第三辑）中对《金光明最胜王经》进行对译。xvii国图藏《金光明最胜王经》之“流传序”一开始就提到此经的地位：“夫《金光明最胜王经》者，显密兼备，因果全包，为众经中王，一乘义竞，最下礼式法。莲华寿身之后成，涅槃常命之先合。显诸佛最深境，为国法人护意。尔时依真不二佛身，义事无障，在国云集大众，哺时闻说，此经建立最胜如来语，赞行佛境功全名”。xviii诵持此经即可获得无上妙处，减灭一切罪过，是此经深受西夏统治者和民众信仰的前提。正如《金光明最胜王经》之“序品第一”（唐义净本）的颂偈曰：“金光明妙法，最胜诸经王，甚深难得闻，诸佛之境界，我当为大众，宣说如是经，并四方四佛，威神共加护。⋯⋯我复演妙法，吉祥忏中胜，能灭一切罪，净除诸恶业，及消众苦难，常与无量乐，一切智根本，诸功德庄严。⋯⋯于此妙经王，甚深佛所赞，专注心无乱，读诵听受持。由此经威力，能离诸灾横，及余众苦难，无不皆除灭。护世四王众，及大臣眷属，无量诸药叉，一心皆拥卫。⋯⋯如是天神等，并将其眷属，皆来护是人，昼夜常不离”。诵持《金光明经》可以获得无上功德和利益，得到诸多神灵及眷属悉心护卫，减灭一切罪过。如国王听受此经，四天王便能勤心拥护此王及国中人民。
《金光明最胜王经》提倡“忏悔灭罪”的思想，这与大乘佛教提倡的“众生皆可成佛”的思想是一致的，也与宋代忏法流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忏悔是悔除所犯罪过以便积极修行的一种宗教仪式。中国佛教修习中的忏法起源于晋代，渐盛于南北朝，隋唐大为流行，宋代进入忏法的全盛时代。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与忏悔相关的经典即陆续被翻译成汉文，如安世高译的《舍利弗悔过经》、支娄迦谶译的《阿闍世王经》等，可以说自佛经的传入中土后，即有忏悔思想的传入。大乘经典中以忏悔和礼赞内容而成的忏法以各种形式流行，从而产生了许多礼赞文和忏悔文。佛名经实际上是一种礼佛忏悔文，诵念佛名经礼佛忏悔是西夏比较流行的僧侣修行方法之一，西夏时期将转读佛名经代替了以念诵《四分律》进行忏悔的布萨活动。在黑水城等地出土的佛典文献中就有很多礼佛忏悔文，如《佛名经》（TK-48P）、《佛说三十五佛名经》（TK-140, ДХ1336,TK245）、《礼佛文》（TK-250,ДХ1445）、《佛说佛名经》（TK-296）、《赞佛称赞慈尊》（A8）、《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国图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第120-144号，西夏特藏第194号，共40多个馆册号）、《佛说诸佛经》（第119号，西夏特藏第151号，馆册第359号）、《佛前烧香颂》（第443-444号，西夏特藏第134，馆册第7674、5508号）、《罪忏顺颂》（第451号，西夏特藏第478号，馆册第7112号）、《三个忏罪颂》（第452号，西夏特藏第488号，馆册第8193号）、《慧本番中已入作常罪忏》（第
会议论文·浅析西夏《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
744号，西夏特藏第208号，馆册第6804号）、《慧本番罪忏根》（第690号，西夏特藏第207号，馆册第6774号）、《顶尊相胜佛母等之供养罪忏为顺》（第535号，西夏特藏第106号，馆册第4869号）、《三十五佛随忏悔要论》（第103号，西夏特藏第301号，馆册第880号）和《慈悲道场罪忏法》（第307-316号，西夏特藏第281号，共53个馆册号）及卷首版画“梁皇宝忏”图等等。元代西夏遗僧一行法师还编撰《华严忏仪》，弥补了华严宗的重要经典所缺少的忏仪。西夏藏品中有如此之多的礼赞文、忏悔文，说明西夏把诵经礼佛看作一种忏悔罪过、积福修德行为。西夏礼赞与忏悔比较流行，关键在于其修行仪式的简单而又法力神通。而《金光明最胜王经》更是把“忏悔”作为另一种修习灭罪、成佛的重要方法，这是其他佛经比较少见的。“忏悔灭罪”不仅对一般信众和犯有严重罪过的人极具吸引力，而且也非常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利吃喝玩乐，有甚者更是无恶不作。《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宣说却对他们网开一面，对犯有诸恶的人只要诚心忏悔，皆能有机会成佛。
《金光明最胜王经》之“梦见金鼓忏悔品第四”和“灭业障品第五”主要讲述了忏悔灭最、修道成佛的内容。“忏悔品第四”曰：“我先所作罪，极重诸恶业，今对十力前，至心皆忏悔。我不信诸佛，亦不敬尊亲，不务修众善，常造诸恶业。或自恃尊高，种姓及财位，盛年行放逸，常造诸恶业。心恒起邪念，口陈于恶言，不见于过罪，常造诸恶业。恒作愚夫行，无明闇覆心，随顺不善友，常造诸恶业。或因诸戏乐，或复怀忧恼，为贪瞋所缠，故我造诸恶。亲近不善人，及由悭嫉意，贫穷行谄诳，故我造诸业。虽不乐众过，由有怖畏故，及不得自在，故我造诸业。或为躁动心，或因瞋恚恨，及以饥渴恼，故我造诸恶。由饮食衣服，及贪爱女人，烦恼火所烧，故我造诸业恶。于佛法僧众，不生恭敬心，作如是众罪，我今悉忏悔。于独觉菩萨，亦无恭敬心，作如是众罪，我今悉忏悔。无知谤正法，不孝于父母，作如是众罪，我今悉忏悔。由愚痴骄慢，及以贪嗔力，作如是众罪，我今悉忏悔⋯⋯”。看来不论犯何种罪过，只要能忏悔罪过，一心向佛，就可以“常愿勿处于卑贱，不堕无暇八难中，生在有暇人中尊，恒得亲承十方佛。愿得常生富贵家，财宝仓库皆盈满，颜貌名称无与等，寿命延长经劫数。悉愿女人变为男，勇健聪明多智慧，一切常行菩萨道，勤修六度到彼岸”。《金光明最胜王经》之“灭业障品第五”更是强调了诵读和供奉此经能显现巨大的威神之力，慈悲普救种种利益，种种增长菩萨善，灭诸业障。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前屠夫张居道的版画故事则是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关于“忏悔灭罪”的最好例证。根，灭诸业障。西夏文《金光明最
这种忏悔灭诸一切罪恶的做法又与净土信仰联系在一起。不论是阿弥陀佛净土还是弥勒净土信仰都对犯有十恶不赦之罪的人采取接纳的态度，与《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宣说大同小异。所以只要诚心忏悔，一心向佛，施舍供养诵读佛经，或在命终之际，称颂佛号，即可在死后往生净土极乐世界。国图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之“流传序”记载，自西夏译出《金光明最胜王经》起，此经广传，帝王后妃，顶承行敬；臣民僧俗，识写诵持。十行泉流不尽，四法轮转不绝。这足以说明西夏统治者和信众对此经的迷信程度。
2、《金光明最胜王经》流行还与西夏北方天王信仰有一定关系。
《金光明最胜王经》反复强调护世护法思想，尤其突出四天王的护法和护持国土的作用，这也是佛教一贯的宣扬。早在北凉沮渠蒙逊时一些有关护法的经典就被昙无谶译出，他们是《大般涅槃经》、《金光明经》、《方等大集经》、《大方等无想经》、《悲华经》等，这些经文基本上在西夏文佛经中都有发现。《金光明最胜王经》则更加突出四天王的护法作用。四天王是佛教的护法神，在北方又以毗沙门天王（多闻天王）信仰为主。在敦煌一带，人们认为毗沙门是护卫、福佑沙州的重要神灵。所以北方毗沙门天王在河西地区一直流行不衰。在藏传佛教中，四大天王中最受重视的仍是北方多闻天王，藏传佛教绘画中北方天王一手持旗，一手抱着一只吐宝兽，不断吐出珍宝，北方天王不仅是藏传佛教的护法神，还是财源充足的财神。西夏继承了汉传和藏传佛教中北方天王的形象，也把它作为护法和财富的象征。在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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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出土有关于北方天王信仰的佛经和版画，它们是：
1）、俄藏黑水城“北方守护者毗沙门天王”（×-2461），十二世纪，卷轴画，丝制。卷轴画中央以一大片天空为背景，骑马急驰，天王身穿盔甲，带冠，有光圈。周围有九像（应是八位侍从），作奔跑状。一位侍从拿着宝塔、旗帜和三叉戟；一位拿着矛，头戴幞头，这位戴幞头、穿长袍的男人，拿着卷轴；另有一位抓着一个半裸男人的头发拖着他走。xix“多闻天王”（×-2382），唐卡，麻制。他右手持一旗，左手拿一吐宝兽，周围有八位骑士围绕。xx黑水城出土西夏时期北方天王的绘画与中原、日本藏的同一题材的绘画不同。
2）、俄藏汉文《多闻天陀罗尼仪轨》（Ф234），西夏写本，卷轴装。
3）、西夏文《四天王护摩坛典》（第691号，西夏特藏第214号，馆册第820号，刻本-折本装）和《圣多闻天王之宝藏本续随一院十八部供顺》（第530-531号，西夏特藏第79号，馆册第5099、4753号，写本-卷子装）。
由于受到河西地区和吐蕃人北方天王信仰的影响，西夏对北方天王也特别崇信，既把北方天王作为国土的守护神，又认为他是财富的给予者，是人们心目中的财神。西夏北方天王的信仰及天王形象可能更多继承了吐蕃的影响。西夏北方天王的信仰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西夏王朝穷兵黩武，连年对宋、辽、金和吐蕃用兵，同样西夏也经常遭到邻国的进攻。常年对外征战更希望得到天王的佑护，使国土免遭侵害，使自己的士兵英勇善战。西夏北方天王的绘画正是对西夏现实生活的反映。
《金光明最胜王经》之“灭业障品第五”曰：“为人讲说金光明微妙经典，于其国土皆获四种福利善根。云何为四？一者国王无病离诸灾厄。二者寿命长远无有障碍。三者无诸怨敌兵众勇健。四者安稳丰乐正法流通。何以故？如是人王常为释梵四王药叉之众，共守护故。⋯⋯若有国土讲宣读诵此妙经王，是诸国主，我等四王，常来拥护行住共俱。其王若有一切灾障及诸怨敌。我等四王皆使消灭。忧愁疾疫亦令除差。增益寿命感应祯祥。所愿遂心恒生欢喜。我等亦能令其国中所有军兵悉皆勇健。⋯⋯是诸国主如法行时，一切人民随王修习如法行者。汝等皆蒙色力胜利。宫殿光明眷属强盛。⋯⋯若有讲读此妙经典流通之处，与其国中大臣辅相有四种益。云何为四。一者更相亲穆，尊重爱念。二者常为人王心所爱重。亦为沙门婆罗门大国小国之所尊敬。三者轻财重法，不求世利。嘉名普暨，众所钦仰。四者寿命延长安隐快乐是名四种利益”。
《金光明最生王经》之“四天王护国品第十二”在强调天王及眷属护法护国的同时，也突出“人王”的护法、传播佛法的重要性，从而阐明佛教只有得到人王的尊奉才能真正发扬光大，永远流传。这一品也反复强调“人王”护持佛经可以得到诸多妙处。“人王” 护持佛法也成了天王等护佑其国祚长久，国土完整不被侵犯和民众安居乐业的前提，这样也就更促使作为“人王”统治者更加信奉和拥护《金光明最胜王经》。实际上，供奉《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统治者能作到：至心听受称叹供养《金光明最胜王经》，并复供给受持是经，四部之众，深心拥护，令离衰恼，以是因缘。我护彼王及诸人众，皆令安稳远离忧苦。增益寿命威德具足。若有人王，受持是经恭敬供养者，为消衰患令其安隐，亦复拥护城邑聚落，乃至怨贼悉令退散。亦令一切赡部洲内所有诸王，永无衰恼闘诤之事。所有财宝丰足受用不相侵夺，随彼宿因而受其报。不起恶念贪求他国。咸生少欲乐之心，无有斗战系缚等苦。其土人民自生爱乐，上下和睦。犹如水乳。情相爱重。人民炽盛，大地沃壤，寒暑调和时不乖序。日月星宿，常度无亏。风雨随时，离诸灾难。资产财宝，皆悉丰盈。心无悭鄙，常行慧施具十善业。若人命终多生天上增益天众。⋯⋯若有人王，乐听如是金光明经，为欲拥护自身后妃王子，乃至内宫诸婇女等。城邑宫殿皆得第一不可思议最上欢喜寂静安乐。于现世中，王位尊高。自在昌盛，常得增长。复欲摄受无量无边难思福聚。于自国土令无怨敌及诸忧恼灾厄事者。
“正法护国”的思想最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佛教需要统治者护持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会议论文·浅析西夏《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
而统治者也希望通过弘法敬僧，广为布施，达到以佛教治国和得到佛教护佑的目的。如道安所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xxi “正法护国”体现了佛教出世为体，入世为用思想，说明佛教团体进一步与世俗政权结合，互相利用，佛教发展的世俗化趋势进一步深化。佛教与政权相结合的思想早在三国时已经存在，后来在南北朝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后赵石勒、石虎敬仰重用佛图澄；前秦迎请道安，道安成为苻坚的最高政治参谋；后秦礼遇鸠摩罗什，待以国师之礼。到西夏时期佛教已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其间佛教虽然经历了数次毁佛灭法劫难，但却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到唐宋时佛教出现明显的世俗化和大众化的特点。佛教的兴亡与世俗政权的态度紧密相连。西夏统治者自立国之始就把佛教定为国教，希望通过佛教思想教化民众，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为此西夏统治者大力发展佛教，以充当佛教人间的护法使者。西夏统治者的护法也充分体现了当时佛教发展功利性的特点，其护法的真正目的就是达到保护自己的王位和国土，控制人们的思想，使佛教更好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正因为信奉《金光明最胜王经》可得到如此之多的好处，所以西夏统治者一面对外作战，一面大兴佛事，大作法会，散施佛经，开窟造像，修寺建塔，以此换取以四天王为首的诸天神的护持。同时《金光明最胜王经》也列举了不信此经的诸多危害和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对统治者和信众进行恐吓，使人们对此产生一种恐惧心理，这大概也成为促使西夏境内《金光明最胜王经》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若统治者及信众不能供养尊重、诵持传播《金光明最胜王经》，诸位神灵就会离开其国土，使其境内出现：增长恶趣损减人天，坠生死河，乖涅槃路。舍其国土及其王，其国当有种种灾祸，丧失国位。一切人众皆无善心惟有击缚。杀害瞋诤互相谗谄枉及无辜。疾疫流行，彗星数出。两日并现。博蚀无恒。黑白二虹，表不祥相。星流地动，并内发声。暴雨恶风，不依时节。常遭饥谨，苗实不成。多有他方怨贼侵掠。国内人民，受诸苦恼。土地无有可乐之处等等。国家灭亡，权利的丧失是统治者不想看到的结局。这也促使西夏不惜国弱民穷，仍然花费巨大财力来进行佛事活动，几次翻译刊印《金光明最胜王经》及经疏，散施佛经，诵经拜佛的原因所在。夏光定四年（1214年）遵顼为泥金字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亲自御写发愿文中说道：“朕闻我佛世尊，以善根智，证真实经契义；依后得缘，开千异妙法门。其中守护国家，福所蓄集，世俗胜义双全，现身来世受益者，唯此金光明王经契是也”。因为遵顼深信此经的深妙功德，又重开译场重合旧经，新译疏义。接着有讲到希望以此为善根，常行德治，六合全和，□集道变，远传八荒。复愿□□止，百谷成熟，□□□□□□□□□次，万物具不失性，复愿沙界众生，法雨中洗除业垢。□国众生，以佛日消除愚影。xxii遵顼在位时，西夏受到蒙古军队的进攻并继续执行对金作战的错误政策，已是国困民怨，内忧外患，处在灭亡的前夕。此时遵顼仍然不惜财力和人力翻译、施印《金光明最胜王经》等，无非是想利用此经所宣扬的护世护国思想来保佑国祚长久，以求摆脱窘境，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佛教众神灵的护佑。可见，《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护国护法思想在西夏是深入人心的，深得统治者重视。
西夏统治者希望利用佛教护国思想不仅只体现在《金光明最胜王经》的信仰方面，而且也反映在西夏境内其他护国类经典的流行方面，如《法华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圣大乘大千国守护经》、《圣大悟荫王求随皆得经》、《大寒林经》、《坏有度母胜慧彼岸到心经》、《大密咒受持经》等。西夏藏传佛教兴盛，《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简称《千手经》）及据此经绘制的《千手经变》在西夏也很流行。榆林窟第3窟的《千手经变》是敦煌地区保存《千手经变》中最佳的作品。《千手经变》在西夏流行除了与观音信仰有关外，也与此经宣说的护国思想有一定的联系。《千手经》曰：“于千眼像前设坛场，以种种香华饮食祭之，日日如是七日，必来现身随人使令。若欲使四天王者，咒檀香烧之。由此菩萨大悲愿力深重故。亦为此陀罗尼威神广大故。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是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姓安乐。又若为于他国怨敌数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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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百姓不安，大臣谋叛疫气流行，水旱不调日月失度。如是种种灾难起时，当造千眼大悲心像面向西方，以种种香华幢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至心供养。其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外国怨敌即自降伏，各还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同慈心相向，王子百官皆行忠赤，妃后婇女孝敬向王，诸龙鬼神拥护其国，雨泽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xxiii西夏统治者支持佛教，也正是看中佛经宣说的其护国的思想。
3、《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流行与西夏的天体、鬼魂等信仰有密切关系。
经文内容反复强调不敬奉、供养和诵持、传播《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后果即是得不到天神护佑，境内鬼怪盛行，遭到各种天灾人祸的危害，就会出现日月无光，恶星数出，瘟疫流行，时令无定，庄稼不生的情景。《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这些说教与西夏人原始宗教信仰和天体星宿崇拜的内容有着一定的联系。党项人有着敬畏崇信天神，笃信鬼神的传统。他们在原始宗教天体神灵信仰的基础上，又吸收继承汉、藏及印度等天体知识，把星体分成十一曜、二十八星宿，认为它们位置的不同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不同的命运。在俄藏黑水城藏品中关于天体、星宿崇拜的佛经很多，其中有：西夏文《种咒王荫大孔雀经》（第201-213号，西夏特藏第61号，馆册第6399、11、946、714、950、947、5784、7、8、9、4015、5757、1、18、8355、6400、3317、2738、3884、2、3、6056、5、2319、6、29、3316号）；《圣星母中道法事供养典》（第686-687号，西夏特藏第78号，馆册第4737、7122号）；《佛说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陀罗尼经》（第198-199号，西夏特藏第144号，馆册第809、951号）；《佛说大威德炽盛光诸星宿调伏灾消吉祥陀罗尼》（第196-197号，西夏特藏第157号，馆册第5402、7038号）；《佛说圣星母陀罗尼经》（第259-267号，西夏特藏第142号，馆册第571、2528、6484、572、6879、577、6541、696、705、699、706、5402号）等。俄罗斯已故学者聂历山还在其作品中公布了西夏文《九曜供养典》（馆册第872号xxiv）等。汉文的刻本《佛说金轮佛顶大威德炽盛如来陀罗尼经》（TK-129、130、131）；刻本《佛说普遍光明焰蔓清净炽盛思惟如意宝印心无能胜总持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经》（TK-103、107），是唐沙门不空译本和刻本《大威德炽盛光消灾吉祥陀罗尼》（Дх1390）等。除了经咒外，在河西洞窟壁画和西夏藏品中还保存丰富的星曜绘画等。这些经咒和绘画主要通过对炽盛光佛及诸星宿神灵的祭祀和供奉，以设坛城、作法事、诵持密咒、观想炽盛光佛，借助神灵威力降伏妖魔等方法，以期达到祈福消灾的目的。
人们要避免灾星的侵扰，不仅可以供奉与天体神灵信仰相关的经咒，而且持诵供养《金光明最胜王经》也具有同等作用。由于各种原因，西夏常年战争不断，给社会和百姓带来了非常大的痛苦。加之西夏本来就处在一个多灾荒的地区，境内经常出现旱灾、风灾、水灾、虫灾等，天灾人祸给西夏百姓的生产、生活造成损失，带来了很多痛苦。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没有战争是西夏百姓的美好祈愿。《金光明最胜王经》突出鬼神信仰，即以四天王为首，包括其眷属、坚牢地神、药叉大将及二十八部药叉，这些都是佛教的护法神，他们和天王一样可以保护供养和传播《金光明最胜王经》的人王和其国内信众。西夏人有信奉鬼神的传统，认为神主善，应该供养；认为鬼主恶，应该通过巫师利用一些法术给予驱除或通过佛教的法事活动把变祸为福。这也与西夏鬼神信仰和河西地区流行多神信仰有着一定关系，西夏时期因黑河常年泛滥，淹没农田，冲走牲畜，给百姓生产、生活带来严重损失。夏乾祐七年（1176年）仁孝皇帝亲临甘州黑水，立碑祭祀，告慰诸位神灵，希望他们永息水患，使百姓安居乐业。西夏既信仰佛教，也尊奉其他神灵，只要能带给西夏人好处，不论哪方神灵，一并信仰供奉，从而也揭示出西夏信奉神灵的真正目的。
4、《金光明最胜王经》流行与西夏低下的生活、医疗水平等有关。
《金光明最胜王经》之“除病品第二十四”宣扬诵持供养此经可以除病、解难，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也使我们对印度医术有一定了解。“除病品”讲述了有一王名曰天自在光，长以正法化于人民。国中有一长者名曰持水，善解医明妙通八术众生病苦四大不调咸能救疗。
会议论文·浅析西夏《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
持水长者唯有一子名曰流水，颜容端正人所乐观，受性聪敏妙闲诸论，书画算印无不通达。时王国内有无量百千诸众生类，皆遇疫疾众苦所逼。乃至无有欢乐之心。长者子流水见是无量百千众生受诸病苦，起大悲心作如是念。虽然他父亲精通医术秘方，但因年老体衰，须人搀扶才可行走。不能前往城邑救助诸病苦。于是流水来到父亲处请求赐教医术妙方。前去救治有病众生。父亲就向他讲述了疫病的种类、成因及救治方法。结果所有病苦悉得蠲除，可以百姓得享健康安乐。这样的宣说对缺医少药的西夏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西夏生产力水平发展相对落后，鲜医药，有病而求助于占卜，令巫师送鬼或迁居他室，称为“闪病”。就连皇室或高官贵族有病也求助于邻国，而普通百姓有病不能马上得到救治，危害到人民的生命。为了能够健康长寿，人们寄希望于神灵保佑，希望能够通过信仰佛教而得到如此高明医术的救治，解脱病苦的折磨。对医药和名医的祈盼是西夏百姓的梦想。基于此西夏药师佛和药师变非常兴盛，是因为药师信仰宣传消灾、除病、增福和延寿等现世利益。在黑水城藏品中藏有西夏文《药师琉璃光七佛之本愿功德经》、绘画、唐卡，在河西洞窟中保存大量西夏时期的药师经变。其中东千佛洞第2窟有一幅药师佛立像，一手执药钵，一手持锡杖，左右弟子侍立，药师佛执钵的手伸向下前方，在药师的右侧下方有一组四人童子像，这群童子似乎正在用手接受药师佛施舍的药丸，而药师佛的两侍者注视着这四位孩童。这一情节给本来庄严肃穆的画面增加了不少世俗的情趣，西夏画师这一大胆创新，拉近了佛与世人的距离，突出了药师佛的现世救度功能。药师信仰和《金光明最胜王经》流行都与西夏缺医少药，民众身受疾患困扰而无能为力治疗的现状有密切关系。
《金光明最胜王经》流行还与西夏注重农牧有关，“坚牢地神品第十八”讲到坚牢地神闻听此经，可以深心欢喜，增益威光，令其地味悉皆增益，乃至四海所有土地，亦使肥农田畴沃壤倍胜常日。亦复令此赡部洲中江河池沼，所有诸树药草业林，种种花果根茎枝叶，及诸苗稼，形相可爱。若有众生，闻是《金光明最胜王经》乃至一句，命终之后，当得往生三十三天及余天处。土地是西夏人们生活的根本，离开土地，人们的衣食便没有了着落。当时的西夏处在干旱少雨的地带，尽管统治者非常重视农牧业的发展，兴修水利设施，但是农牧业的产量并不是很高，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人们的美好向往。《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地神宣说也非常符合西夏百姓的需要，生时衣食无缺，死后得生极乐净土，正是人们所希望的。
《金光明最胜王经》之“吉祥天女品第十六”、“吉祥天女增长财物品第十七”也都讲述了至心供奉吉祥天女和诵读经咒，吉祥天女就可以令所求者皆得圆满，金银财宝牛羊谷麦饮食衣服，皆得随心受诸快乐。西夏作为一个小国，国力相对薄弱，先后向周边的宋辽金称臣纳贡，为了使国土和境内人民得到神灵的保护，为了使国家更加富裕，更是不惜一切代价供奉佛教神灵并虔诚供养经典，尤其是那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佛教经典。因此，《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统治者和广大普通信众中都有广阔的市场。
此外，河西地区不仅佛教盛行，而且儒家思想也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金光明最胜王经》对中国民众心目中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孝悌”思想也有所反映。如“梦见金鼓忏悔品”曰：“我不信诸佛，亦不敬尊亲，常造诸恶业。⋯⋯无知谤正法，不孝于父母，作如是众罪，我今悉忏悔”。“四天王护国品”也载：“若彼国王，见于四众受持经者，恭敬守护犹如父母，一切所须悉皆供给”。《金光明最胜王经》中多处提到有关孝敬父母的情况，把不敬父母与不敬佛法同样对待，这种比较符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内容也是吸引广大信众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因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宣扬的种种内容与西夏统治者和百姓生活、命运息息相关，关系到不同阶层的切身利益，只要供奉诵读《金光明最胜王经》就可以满足人们诸多美好愿望。皇室贵族希望国祚长久，疆界广大，国土免遭外敌入侵，官位荣耀，人民炽盛，土地肥沃，五谷丰登，可以永远享受不劳而获的快乐。在其命终时能超升净土，继续安享幸福生活。而一般百姓则希望生活有着落，不愁吃穿，健康长寿，死后亦能进入净土佛国世界，
2006 年西域文献座谈会·中国国家图书馆
以求摆脱现世的种种苦难。《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流传久远的原因正是它无所不能的功效和统治者的推崇所决定的，也是西夏佛教信仰功利性和实用性的体现。
i 周丕显：《敦煌佛经略考》，载《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
ii 文中所引《金光明最胜王经》为唐义净译本，《大正藏》，第16卷。
iii 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iv 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г. стр.401.
v 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8页，但文中所写编号TФ可能有误。
vi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59页。
vii Е.И.Кычанов:《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г. стр.543.
viii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0页。
ix 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佛经中我们共发现秉常和其母的尊号各三个，它们是：秉常尊号一：就德主国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尊号二：就德主国扬⋯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尊号三：功德主国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秉常母梁氏尊号一：天生全能录番佑圣国正皇太后梁氏；尊号二：天生全能录番式法国正皇太后梁氏；尊号三：天生全番录法国式正皇太后梁氏。另外，秉常还有尊号四：明盛皇帝或盛明皇帝，没有出现其母相应的尊号。秉常尊号五：面壁城皇帝；秉常母尊号：识净皇太后。
x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0页。
xi 西安文管处等：《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载《文物》，1982年第4期。
xii 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xiii 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
xiv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678页。
xv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4页。
xvi 周叔迦：《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三号，1932年，第259-271页。
xvii 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二辑和第三辑，1933年。
xviii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0页。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3期。
xix 许洋主译：《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第218页。
xx 许洋主译：《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第220页。
xxi 《高僧传》，卷五，《义解二·道安传》，中华书局，2004年，第178页。
xxii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等：《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载《文物》，1982年4期。
xxiii 《大正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卷1），唐·伽梵达摩译，卷20，第0105页。
xxiv 白滨译：《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民族史译文集》（3），1978年，第40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