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乐部文化奇怪谈——倪兵访谈录
最近经常接触到倪兵的信息，今天看到他的一篇访谈，挺有感触，转自搜狐。
俱乐部文化奇怪谈——倪兵访谈录
作者: 乔颖、颜峻 发表日期: 2003-12-01
Y：颜峻，N：倪兵
Y：我们都知道，Paul Oakenfold的26岁生日是在Ibiza过的，回到英国以后，他和其他人开创了跳舞文化的新纪元。你的26岁生日，我记得是在深圳新茗堂办了个私人party？
N：是29岁。
Y：那是哪一年？
N：1999年。
Y：那个时侯你已经开始作DJ了？
N：对。在club放音乐应该是从1997年开始的。
Y：你最早在电台做是在哪一年？
N：1992年。
Y：是Digital Dream这个节目？
N：不是，Digital Dream是从1995年开始的。
Y：那之前放什么音乐？
N：之前其实什么都放，从排行榜到流行歌，到一些比较奇怪的电子乐什么的，都有。但是我们那时侯作电台，习惯按照每天不同的种类来放，比如说礼拜五有一个排行榜，礼拜四有一个纯跳舞音乐的节目，一、二、三就混着，什么都放一点。
Y：到1995年，你开始做纯粹电子乐节目的时候，听众，还有你们领导反应怎么样？
N：怎么说……我们是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过程。当时我想的那招儿挺有意思的：那是1995年，大家还刚刚开始用internet。我在深圳，是比较早用网的，已经经常上网找音乐资料。我会和英国人合作做这个Digital Dream，也是因为上网认识了他。当时深圳政府把城市定位为一个以高科技为导向的城市，我们就为这节目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点——我们做这个节目必须打报告向上报批嘛——我们把它弄成了一个报道IT产业的新闻节目，兼带音乐。因为这个节目叫Digital Dream——“数字之梦”，听起来和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按照这个方向，我还请了很多嘉宾，到节目中来讲讲科技知识。所以，领导觉得它像是一个科技节目，就这么节目通过了。不过我通过这个节目的确是认识了一批很早就上网、玩mp3的年轻人，的确在科技上获得了一些知识。
Y：那时侯的节目一档是多长？一周有几次？
N：“数字之梦”这个节目是一次一小时，一个礼拜放两次，两次内容都不一样。节目中的所有音乐资源都是由我这个英国朋友Jasting Gould提供的——那之后我又听了很多很多音乐，但回过头来再想想，这个人真的很牛！他教给我的名字，什么Mouse On Mars、什么Fila Brazillia……那时侯属于很地下的名字，现在都已经在很多主流的chill out专辑里开始火了——这个人在音乐上特别有个性，但只是一个业余DJ。他实际上是个科技人员，主业是做视频开发软件。他惟一的爱好就是做业余DJ和爬山。然而到1997年年底，他突然给我发来了一个e-mail说：我要结婚了，我要买房子，我没钱再给你寄音乐了。咱们就停吧。这个人我现在已经找不着了。
Y：他来过中国吗？
N：没来过。后来我到英国尝试着找他，但是再找不到了，他从此消失了。我就想：英国人也和中国人一样，到头来都是买房子、娶老婆！（哈哈哈！）放弃了就！
Y：还记得起来你第一期节目放的是什么吗？
N：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期节目放的是Future Sound Of London的专题。把他们从那一年出的《Dead City》开始，到之前的所有专辑整个儿做了一遍。那哥们儿还专门介绍了一下什么叫dark ambient，讲了很多。印象挺深的。
Y：这个节目做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N：1997年底，他没做了，我还继续做。因为那时侯又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通过一个叫Technasia的做techno的公司，也开始接触其他一些舞曲的场牌。资源开始多了，我自己把这个节目做下去，一直做到1999年8月份，我从电台辞职为止。
Y：你开始在深圳的club放音乐，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N：当然是很奇怪的情景了。反正大家都知道嘛，深圳的club都是大哥把持的那种……很奇怪很奇怪的地方！但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的是——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至今我都没有碰到的情况就是——我有大哥的fans！他们真的是——我做节目放的音乐，他听，他喜欢！可能他开个摇头吧，放的都是一些特别难听的口水歌，他觉得那是挣钱的：“没办法，我必须放这个。”但是他非常尊重我。我记得深圳有一个很多人都觉得是下三滥的人去的地方，叫夜猫，还有一个点，叫同志吧，老板就一直说：你来放！可每次我放到——比如说原来计划是两小时，但往往放到一小时，就下来了，别人就受不了了——然后他就会跑上来安慰我，站在DJ台上痛骂下边的人：他们是傻逼，他们什么都不懂！（哈哈！）我觉得挺安慰的，你知道吗！不论在上海还是北京，在那些表面上看俱乐部文化很发达的城市，其实我没碰到过这种人——他真的是从心里面觉得这东西不错，他也叫不出名字，但是觉得挺好听。这个其实是我很想要的东西，就是说：你是不是了解这个音乐是谁唱的或者谁做的，这不重要。但是你能喜欢，你参与其中，这才非常重要。
Y：你开始打碟是自学还是……
N：我1996年就做跳舞榜的节目了。当时有个香港DJ，每个礼拜过来跟我合作做一个节目。他也算是一个DJ圈的前辈了，叫做Spark，放那种Hard House的音乐，是他开始教我放音乐的。但最重要的影响我的人是Technasia的Amil，我在1997年亚洲音乐节上认识他的。他到我家，教我说应该准备一套器材。我那时侯收入也还可以，就真的在家里买了一套器材。然后，他就差不多每个礼拜上来在我家住几天，一方面我们谈谈怎么在中国开发techno的音乐，另外一方面教我怎么放音乐。他是个天生的DJ，特别特别好。跟他学，你会觉得比跟别人学要事半功倍很多，特别快。比如说，别人要教一个月你才能上路，我跟他学半个月就能找到听音乐的感觉。我认为后来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就走错路了。比如说，你要先听音乐才能去放音乐。你要先拥有一个record collection，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种类的唱片的量，然后你才能做一个好的编排。他告诉我，你要有好多重要的点。而不是买两张唱片，把节奏弄准了，就说：我做DJ了，我会混音了，我怎么样怎么样……这不一样，我发现每个人做这行，大家的诉求都不一样。
Y：你自己正式做的第一场跳舞活动是哪一场？
N：也是1997年。但部分参与的第一次，是在深圳做那个英国的俱乐部Ministry Of Sound，它在广州、深圳作一个华南巡回活动，我负责深圳的媒体宣传。至于完全由我自己独立操作的，是和欧宁一起配合搞的，在阳光JJ迪厅举办的一个叫未来之声的party。其实那个party等于是我和Technasia合作电台节目的开播庆祝party，那个party是让我们这辈子都难忘的。各个方面的资源都特别好：第一，欧宁找到了一个很奇怪的赞助商，作美容品去青春痘的。但是赞助商特别喜欢party的概念。因为我们有四个国外来的DJ，费用特别高，首先当然要把费用解决了。这个赞助商就说：对了，晚上出来玩的人容易长青春痘！（哈哈！）另外呢，迪厅的老板也很逗，在我见过的迪厅老板里面是很神奇的。他是做码头的，在深圳开了几个码头，专门做货物运输。当时我跟他谈音乐，他也不懂——他对电子乐什么的完全不懂。但是他跟我说，他听过我在电台里放Beatles——我想我应该放过，我们有时侯会在电台里放些老歌呀什么的——他觉得和我能沟通。这老板也是个性情中人，他把我带到办公室，拿了一张一九六几年Beatles香港演唱会的门票给我看，说：“我喜欢他们，我觉得你也挺喜欢他们的。”我说是是是。“那你搞的活动就肯定没错！”他说。（哈哈哈！）第三个元素，就是来玩的人。最让我欣慰的是：所有来玩的人，基本上没有一个是这个迪厅平时出来玩的人，全部都是听我们的节目出来的。而我们这个party没有在《深圳特区报》之外的任何媒体上登过广告，只有我在电台播过。所以我心里特别高兴，因为我做的广播节目的确影响了这么多人，能让年轻人们专门到一个他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活动去。那种气氛之后都再也找不到了。后来的party我们也会做很多宣传，但大家就不会像那时侯那么纯，那么热情了。那次活动的确让人很难忘。
Y：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我感觉从那以后形势就有点往下。
N：对。1997年一个是金融危机，另外就是香港回归。在那之后，整个香港音乐现状、俱乐部文化，以及它对内地的影响，一下就下来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但我相信这中间没有政治的原因，只是一个现象，就是一下子不行了。当然，后来我们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也找到了很多原因。比如说：那边搞手相互抬价，自己把自己的市场做坏了，等等。还有就是媒体也开始不支持这种活动了。
Y：为什么？
N：不太清楚是为什么了。
Y：是不是媒体开始看这个东西很新鲜，但是慢慢做下去以后发现：我的读者不是这样的人？
N：我做活动这么多年，有一件事对我的震惊很大。那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广州有一个杂志——游威他们一帮人做的，后来去了南方报业集团的那一堆人，名字想不起来了——当时我们办的千禧年party，他们特别支持，后来还把活动录像压成VCD，全国发。虽然我们的party办得不是很成功，但是大家感觉这事情影响力很大。当时我觉得他们很热情的支持，让我们挺感动。但是事隔一年，2000年我到广州做活动。因为觉得挺感谢他们，我就打了电话请他们来玩。那哥们儿一听电话就说：“什么，你还在搞这种活动，它都过时了！（哈哈！）现在哪还有什么锐舞派对，都过了！”我当时就很吃惊，我在想，这帮人是不是把本来很简单的音乐甚至可以说是娱乐的活动，搞得太形而上了，感觉像是一场运动，搞完了就过了。我操！那国外这种音乐可能二十年、三十年的生存下去，那到底算热还是不热呢？我就没法理解中国这种事，这还是一个平时听音乐的人！
Y：其实还没有开始热起来！
N：根本就还没进去。
Y：他们的观众是在外边，他们不在里边，不在这个文化里边，不在这个氛围里边。
N：而关键是，很多人不听音乐，不喜欢音乐，怎么能进去呢？
Y：对，就像80年代听崔健的那些人。你看他们后来没有再听过摇滚乐，他们听的只是崔健，而不是摇滚乐。今天他们会说：摇滚乐不行了，再也没有好乐队了！
N：但是你看摇滚乐生存得很好。我们搞电子乐也一点没有排斥摇滚乐的听众。我不知道，媒体在中间是不是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喜欢把一个新兴的东西包装成了一个很时髦的东西，但他们同时也加速了它的死亡。
Y：更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得到，或者说培养出像party animal这样的一批人，有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想法的人。实际上到现在也是，前两天我还对有待说，这本跳舞文化的书得过两年再写，现在没什么意思，没什么值得写的东西。有待就说：跳舞文化这个场景不会起来了！大家都很悲观。
N：其实是还没起就灭了，也不知道是谁把它灭了，还是自生自灭了。特别奇怪。反正我自己现在要做的事情挺简单的，就是保持一个热情，时不时地做一点活动。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
Y：你来北京是什么时候？
N：2000年4月正式来的。3月也来过一次，当时没有决定（要不要过来），想看一看。
Y：你来北京一直是在Club Orange吗？
N：可能你还记得，其实我当时到北京是有别的工作。
Y：但放音乐、做活动一直是以Orange为基地。
N：对，主要是因为每一拨人都有自己的玩法，也不是太愿意带我们玩。我就想：那我们自己玩吧。我刚来住在一个日本朋友Kiko家里，正好他有个朋友要开酒吧，我们俩就说去帮帮忙，纯粹是帮忙。但是没想到，那一年办的活动反而挺多的。我也没想到北京有一个让我觉得挺好的市场。
Y：热了一年。你走了以后其实北京就完全丧失了2000年的那种活力……当时其它场子的party你也都去了吧？
N：对，也都有去。我觉得，北京给我的感觉是，不论是出来玩的那些party animal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他们都特别有热情，但是他们都把做party的这个过程想象得过于感性。这一点我觉得要特别说明，对后来再愿意做这些事的人也许有点启发。举个例子来说，你喜欢艺术和你去做一些跟艺术有关的事是两码事。可能后者更偏向于艺术管理，就是你要面对很多很烦琐很事物性的行政工作。办party也一样。你喜欢音乐，你最后的那一点劳动成果是在party上和大家一起跳舞啊、一起开心。有好的音乐听，能让你high到最高峰。但这之前的制作过程是非常枯燥、非常乏味的。可能你一年要办6个party，你要去6趟紫禁城，因为每一个外国DJ都会要求到那里看一眼。其实这和做任何事情一样，都有一个程序。就像玩摇滚、弄乐队，玩的时候有激情，到录音室还不是得一轨一轨地录，录完了再去混，这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我觉得，当时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北京脱颖而出，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有个特别好的team，大家都非常理解，这之前的过程很痛苦、非常乏味，但你得把它扛下来，然后才能知道它会带来些什么。你是不是想做点实际的工作，对做人、做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见到太多跟我谈想法，谈怎么做、怎么弄的人，很多二十二、三岁的人，说“我要作DJ”的人，但是他一年都不会买超过20张唱片。这种人我在北京碰到的特别多——最多的！广东小孩在这方面比较实际，但也比较实诚，下决心“我要做这个”，他就会努力地挣钱买这个、攒那个。所以，大家要学会忍受理性经营的这样一个过程。对这个，这两年我的感受特别深。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大型活动，中间它需要很多制作方面的细节，甚至细到如何去照顾到每一个不同的艺人。这个听起来很乏味，但是它直接关系到party的好坏。party的好坏则直接关系到这个文化还会不会存在、有没有延续。如果一开始把大家的热情挑得过高，制作环节又不断出错，那大家就会对这个活动的看法打折扣。制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如果不重视的话，就是在把一个好的东西往死里毁。
Y：记得有一次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来Orange玩吧，北京的DJ们开会。我说什么会，说是聚会。当时好像是你们和北京的DJ一起要做一个label吧？我记得好像是叫Anti-Rock什么的？
N：对，当时我们有很多想法都流产了。一个是Anti-Rock，还有Under The Ice Of Antarctic ，就是“南极的冰下”。那时侯我们就已经想做chill out party，算是很早的了。这主意是我跟一个瑞典男孩Johnny一起想到的，因为他有一大堆唱片，我也有一大堆唱片。我就想，不仅是要办跳舞的party，还想能让大家坐着、聊天、听另外一种音乐。可是我们只办了三次就没再成。
Y：好像都只去了两三个人。
N：当时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不过当时我们也是玩票的性质。但是现在所谓chill out又成了新的时髦名词，再办起这种活动来就比较容易了。
Y：那么Anti-Rock呢？
N：Anti-Rock和刚才那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俱乐部的经营和你音乐的路线，彼此之间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还有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你的理想，这个很重要。我不是想谈钱，但问题是你只有有了足够的财力支撑，你才不会让一个好的概念马上流产，让一个在未来可能会带来新东西的新想法马上就消失。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这样的活动，没什么人来，但你就是一直在办，没准到了哪一天，大家就会觉得挺好的。记得2000年下半年，我都要回去了，我有朋友开车接我，我发现他们在车上已经在听这种音乐了，只不过人们找不到一个点，能够好好地办一下活动。这就跟经营者的理念和你愿不愿意拿金钱上的利益去维持一个音乐上的方向有很大的关系。你就这么撑着，撑一个、半个月，可能就会有市场。这中间有很多的环节——我认为这种文化，从搞手，到玩的人，到唱片市场，到媒体，到经营者，中间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拉，拉了任何一个，都有可能胎死腹中。
Y：你离开北京是什么时候？这之后就很少能听到你的消息。
N：我2000年底离开北京，其实还在做。2001年我一直在广州，那一年，我自己觉得比在北京还开心。办的活动是我觉得特别特别舒服的。我们能够在同一家俱乐部，办Future Mix Party办了9次。
Y：是哪一家？
N：就是Face。现在已经没有了，被卖了，改装成一家夜总会了。我们请到了很多很有名的DJ。第一年我们请的都是腕儿，从石野卓球到Ken Ishii，到Claude Young，到Mijk van Dijk，都是techno界的大腕。第二年我们也有腕儿，而且是个更大的腕儿，Richie Hawtin，也就是Plastikman，在上海和广州。广州那场特别特别好。还请了一些不错的DJ，从德国、比利时、日本甚至台湾省，一些中流以上的DJ来放音乐，效果都很好。我都没想到广州有那样一个scene。但是后来和俱乐部有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从国外请DJ，我们当然要收门票，但是他每次都要放五六百人进来。所以根本不能合作下去了，但是给大家都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因为从3月份开始，我们一直坚持做做做做到九月，密度很高，半年里面办了九个。那一年我自己觉得挺开心。
Y：那你观察那些跳舞的人怎么样。
N：非常好。就用Richie Hawtin举个例子，他是唱盘加909鼓机加效果器。那哥们儿的效果器是用脚踩的，效果往下一踩，下面就举手，一踩就举手，特拽，完全跟我在录象带上看到他在国外放音乐的效果一样。就是你说懂音乐，你知道效果下去，接下来的效果是怎样的，心灵上就兴奋。因为他放的是很minimal的techno，不像funky或者groovy的，是比较难理解的。但是就有这种反应，我从没见过，在中国任何地方。我都傻了感觉。效果特别好。而且那个club平时是放trance、放progressive，结果那天Richie Hawtin把他们完全调动起来了，那种感觉就是跟人的互动，特别好特别好。到目前为止，如果说中国本地年轻人文化，我觉得广州人是非常成熟的。包括我们3月做Morcheeba巡回演出，现场的反应也是广州年轻人最强烈。
Y：这些年轻人的出现，和其他广州几个场子平时的音乐，有这种培养的关系吗？
N：有。平时他们放的progressive也好，trance也好，虽然不是我自己喜欢的，但是它怎么着也比那些口水歌好，因为它有自己的想法。这个老板叫Jimmy，他懂音乐。我感觉一个俱乐部的老板懂不懂音乐，差得太远了。Jimmy本身是香港第一代DJ Andrew的徒弟，他是house音乐的底子，他很知道人要什么。当然他同时是个经营者，他也得迁就一下客人，但他绝对不会排斥其他新的音乐进来。他不会自己花钱干，但他可以让我们干。
Y：广州这种好的传统持续到了什么时候？
N：到9月就结束了，没法和他延续下去。他可能也是新鲜感过去，觉得不重要了。他不愿意看到失败。比如我做活动，Richie Hawtin可能有600个人，Ko Kimura可能有800个人，他就很高兴。但是偶尔有一次party我只有300人，Marco Bailey那次只有300人，我也赔钱了。但是一次不好，他就觉得接下来也不会好。整个来说，和中国作俱乐部经营的人沟通上始终有问题，除非有一天自己做。
Y：你会吗？
N：太多麻烦事了。在中国开个俱乐部你得黑道、白道、三教九流，各种关系你得搞定。你要说制作、音乐甚至酒水的经营我都能搞定，但是这些麻烦事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去弄。
Y：这几年你观察上海是怎样的情况。
N：其实从2000年我们做活动都有北京一站、上海一站——其实对上海也了解挺多的——到现在自己住在上海嘛。上海我最怀念的是96年。其实中国真正意义上最早的、放比较好的跳舞音乐的俱乐部应该是在上海，96年它开了DD's。DD's的那个时代我是非常留念的。音乐也特别好，人也特别对，刚刚开始出来玩，人都很纯，无论是老外还是中国人。然后，这两年——上海是个非常明显的越发展越坏的城市。我不知道是人的那种殖民倾向还是怎么的，来的老外素质都特别差，越来越没礼貌，越来越不懂音乐，越来越有钱。然后，去玩的人你就感觉不到他在享受自己，他就是要秀一秀给别人看，我有钱，我怎么样……大家是靠钱在俱乐部里撑场面，你订的这个桌子3000块，我在二楼有一万块的包房，就这样。就特——名利场那个感觉。这两天我带Howie B去演出，Howie B也不喜欢。无论是DJ、老板还是整个场地的装修，这一点北京比上海强多了。甚至是流行的迪厅都感觉不到大伙是为了消遣自己的。很奇怪的那个城市，特别虚荣，生活在特别表面的地方。没有人听音乐，我可以这么说一句：就没有人在俱乐部里听音乐的！很可笑，也有不错的DJ就是。
Y：这些年你做过的party有多少了？
N：大大小小我算一下，有接近100个了吧。
Y：你自己打碟的呢？
N：也挺多的。但是这两年挺有意思，我感觉不太想——因为我也不想放弃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我也不想迁就别人。我也无所谓，反正我有其他工作做，所以我也无所谓有没有人请我放音乐什么的。但是我在一些二线城市找到一些挺好的感觉，比如在杭州、成都甚至珠海，放的时候都觉得挺好。可能对他们来说很新鲜、很纯，他什么也不懂，但是对你的音乐会有反应。特怕的就是那些半吊子的城市的俱乐部，看着好像很时髦，但是他们不懂音乐，然后就会有各种奇怪的事情发生。但我比较幸运的是从2001年12月，就开始有国外的promoter请我去演出。我到巴黎最好的club，Rex，就是Laurent Garnier驻场的club，放了一场圣诞party，那次反应特别好。接下来我去了布拉格，去捷克，那儿简直太好了。再然后就去了比利时一个法语区的城市，放一个情人节的party。然后就是伦敦ICA——当代艺术中心，和一对伦敦的玩自由爵士的中国女孩，现场玩了一把。我放音乐，她们就拿小提琴、京胡、二胡拉。这两个女孩现在跟Moby合作。后来又到了法国里昂。直到上个月我去柏林。算下来，走了七、八个国家，放了接近10场。那种感觉挺好的，就是跟各种不同的地方的文化去交融，了解当地的俱乐部文化，了解更多的东西。比如说，我这次在柏林住了三个礼拜，让我真正体会到柏林最好的可能不是techno而是house。这你不在当地是不会了解的，因为在那个城市house是地下的，techno是主流的。哈哈！我去听了Steve Berk，还有一些特别奇怪的house DJ放的音乐，简直太好听了，就是特别德国的那种——简约的声音，但是很groovy的house。这些地下的house俱乐部，让我一下子特别惊讶：techno的城市，做house居然这么艰难。这种奇怪的事情，只有去那儿才知道！
Y：去年Ocean Club他们来了不是也在讲吗，说到处都是techno，太商业太主流，太烦了。
N：你到处旅行，接触的人多了，听音乐、放音乐的面也会比较广。你也会懂得说，根据别人不同的要求去放。同时也可以买很多唱片，因为国外的唱片店的资源会比较多，然后唱片的收藏也会越来越广。有人说，我们办一个party，你可以拿一堆去，house、techno什么都行。如果让我自己放的话，我自己现在比较喜欢放deep house，就是挺好听的，但是比较深一点。
Y：还有一个问题，你作party快十年了，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年来人们跳舞的姿势的变化？
N：这个——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Y：比如说，2000年北京，小翁听到一个小姐跟别人说话：“现在已经不兴摇头了，现在兴‘摸地雷’”！（做摸地雷状）
N：摸地雷这动作挺经典的，特别北京。好像是北京开始的。因为我去的地方比较多，最早是在88号，我看到很多女孩在那儿“摸地雷”，还有很多跳啊跳啊的那种动作，好象也是从北京开始的。它给我的感觉特舒服，其实它是一个很难看的动作，你不觉得吗？但是他/她自我特别舒服，这就对了，他/她在找自己的感觉。在上海你会发现女孩身段特别好，屁股轻微扭动的那种。但是再激烈的音乐一晚上她都是这样，也就是说她从头到尾就没进去，她在乎的是别人看她扭屁股的样子，她时时刻刻在想别人怎么看我。可能男人会很赏心悦目，但是办party的人会觉得很痛苦，因为充斥着一堆这样的人——眼神很飘忽，满脸不快乐的那种。在北京你会觉得很开心。广州呢就属于玩起来比较狠，往死里跳的那种。广州给我的感觉有种欧洲年轻人跳舞的感觉，很简单，没有北京这种摸地雷啊、跳跳的这么多的动作，就是挺狠的，就是并并脚这样的。各有各的特点。
Y：这种情况在各个时间段也是一样的吗？
N：也不一样。感觉上，北京这种摸地雷的人越来越少了；上海扭屁股的人越来越多了；广州开始向上海靠拢。整个的感觉的确是很悲观的。很多俱乐部老板目的越来越明确了。比如以前他会让什么人都进来，小朋克也好，谁都好，大哥楼上包房请，外面的无所谓。现在就目的很明确，我不管大还是小，心里很清楚我让来的是什么人，他能在我这里花多少钱。大家都特清楚这个市场，甚至连多少份额都知道，然后一占这份额就完了。每一个有理想的经营者或者说是在数字上没有概念的经营者，他们最后都失败了，你看Velvet Room也好、FM也好、Orange也好，最后都失败了。这是悲剧呀。在英国很多人投资做俱乐部都是因为一个概念。他不是一开始就想到我要挣多少钱或怎么样，德国更这样——但是做着做着，大家一支持就起来了。
Y：那是不是就要靠概念呢？
N：我觉得是亚洲人的问题，我有去亚洲其他一些地方，觉得没办法治这个毛病。我那帮在比利时的朋友，有一个做厨师的，在中国都应该属于劳动阶级，当然他家里是开餐馆的，挺有钱。他每个礼拜五都要开一部奔驰，从根特开到安特卫普的最豪华区的俱乐部，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去开香槟，他要这面儿。这个人还是在欧洲长大的，都还是有亚洲人的这种“我有钱我就要显”的毛病。
Y：有“曲线救国”的可能吗？
N：等我们有钱了？我觉得88号当年那种抹杀阶级的感觉特别好，我也不排斥你大哥，咱们一块玩。那种感觉特自在特别好，我不在乎你是谁，你也不用管我是谁。现在是你到了上海那种台湾大哥去的地方，一进去就感觉特别不自在，那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这跟音乐已经没有关系了，完全是那种感觉。所有的俱乐部都装修得很现代、很摩登，但是找不到人情味。俱乐部文化除了音乐以外，他是一个用音乐做主导，强调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为什么毒品在这中间会产生作用，比如在美国，毒品文化的传播是因为年轻人觉得缺少爱，工作的时候怀疑老板、怀疑同事、怀疑同学，回到家还怀疑父母，怀疑一切。只有在用了药以后愿意跟每个人去拥抱，愿意跟大家一起去舞蹈。
Y：伦敦那时候很多的足球流氓，突然会有不同帮派的人在一个场子里磕药，大家一起喊“爱”、“Acid”。
N：对，在这个程度上可能我们要追求一下社会本身的责任，亚洲的国家情况为什么这么严重，是因为我们发展得过快。很多年轻人在工作上、思想上、婚姻上甚至在其他一些方面压力很大。我喜欢了一个女孩，但这个女孩只喜欢跟有钱人一起玩。那最后会不会导致我的价值观改变？认为只有有钱人才能搞定这个女孩？你开香槟，我有钱也会去开香槟。俱乐部文化也是这样的影响，经常去这样的地方玩，你也会变成这样的人，然后你的理想和志趣的标准会越降越低。到最后大家都觉得音乐不重要了。这可能是亚洲人身上普遍的毛病，香港、韩国人都有这毛病。只有日本人除外，日本人相对来说在音乐认知上比亚洲水平普遍高很多。
Y：2000年春夏的那帮party战士，现在要么消失了，要么都变成浪人了，总之大都离开了这个场景，那么广州呢？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些跳舞的人的变化？
N：原来那帮都比较面对现实了，也很难聚到一块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老了，现在一拨20岁左右出来玩的人，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听音乐的嗜好已经很难理解了。在深圳有一个新现象，就是第二代移民，很多这类小孩都去了国外了。我发现一个更恐怖的现象就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国外好的东西带回来。这些有钱人的小孩出国，你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知识没学到，音乐没提升。为什么主流的hip-hop、R&B这么流行，跟这些人有关系。他们觉得很时髦——我们留过学了，我们开过洋荤，但是他们去英国这样的好的音乐温床，没学些好的音乐，跑去听那些音乐，然后把这些带回来。深圳有好多新的俱乐部，充斥着这类年轻人。很可悲！你以前嘲笑那些小渔村的村民，说他们是农民、暴发户。现在更可悲，这帮小孩留过学，带着一堆垃圾回来。他也没有带好的hip-hop的东西回来。甚至我听说很多中国人的孩子在国外，完全生活在中国人的社区里……过若干年俱乐部文化真不知道怎么生存下来。很恐怖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媒体，电台在我那时侯起码还放了7年，现在根本没有任何频道任何地方播这种音乐，也没有人喜欢这种音乐。你去跟他谈，他说有广告我就放，没钱免谈。报纸也是这样，杂志也是这样。之前还能帮人家写些稿子，没稿费但是还挺开心。但是现在是——出国了，开了很多眼界回来了，你根本找不到渠道去和别人分享……这种感觉，太奇怪了！
访谈附记：
倪兵，又名DJ Micheal、DJ Nibing。party策划组织“锐厉舞志”创办人、名DJ、活动策划人，作为电台节目主持人，曾经创办了国内最早的电子乐节目之一“Digital Dream”，并以“Future Mix”为名举办一系列有影响的party和电台节目。曾在深圳、北京工作，现在上海-深圳间往返双城。
2003年7月28日，倪兵带Howie B来北京Mix吧打碟。当天我们在一个热闹拥挤的酸汤鱼饭馆见面，随后一同到了酒店。推门进去，受《通俗歌曲》委托来采访Howie B的健崔、董星已经在里边等了，《城市画报》的摄影师胡渝江也在，我感觉像是大脑制造了幻觉，因为头一天我和fm3、武权的演出，他们几个也在……磨蹭到11点，Howie B已经去场地了，胡渝江也给已然发福的倪兵拍完了照片，就剩我们两个了。整天都昏昏沉沉的我也终于渐渐来劲，于是开门见山，我们用1个小时完成了访谈，又一同去了位于工体北门的Mix——我在这里见到了最mix的一群顾客，从大哥到小姐，从黑人到白领，从摇滚乐手到夹公文包的，从留鸡冠头的到竖起T恤领子的，从划拳的到泡妞的，从练健美的到躺在沙发上睡觉的……这就是今天北京跳舞文化的壮丽景观。
俱乐部文化奇怪谈——倪兵访谈录
作者: 乔颖、颜峻 发表日期: 2003-12-01
Y：颜峻，N：倪兵
Y：我们都知道，Paul Oakenfold的26岁生日是在Ibiza过的，回到英国以后，他和其他人开创了跳舞文化的新纪元。你的26岁生日，我记得是在深圳新茗堂办了个私人party？
N：是29岁。
Y：那是哪一年？
N：1999年。
Y：那个时侯你已经开始作DJ了？
N：对。在club放音乐应该是从1997年开始的。
Y：你最早在电台做是在哪一年？
N：1992年。
Y：是Digital Dream这个节目？
N：不是，Digital Dream是从1995年开始的。
Y：那之前放什么音乐？
N：之前其实什么都放，从排行榜到流行歌，到一些比较奇怪的电子乐什么的，都有。但是我们那时侯作电台，习惯按照每天不同的种类来放，比如说礼拜五有一个排行榜，礼拜四有一个纯跳舞音乐的节目，一、二、三就混着，什么都放一点。
Y：到1995年，你开始做纯粹电子乐节目的时候，听众，还有你们领导反应怎么样？
N：怎么说……我们是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过程。当时我想的那招儿挺有意思的：那是1995年，大家还刚刚开始用internet。我在深圳，是比较早用网的，已经经常上网找音乐资料。我会和英国人合作做这个Digital Dream，也是因为上网认识了他。当时深圳政府把城市定位为一个以高科技为导向的城市，我们就为这节目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点——我们做这个节目必须打报告向上报批嘛——我们把它弄成了一个报道IT产业的新闻节目，兼带音乐。因为这个节目叫Digital Dream——“数字之梦”，听起来和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按照这个方向，我还请了很多嘉宾，到节目中来讲讲科技知识。所以，领导觉得它像是一个科技节目，就这么节目通过了。不过我通过这个节目的确是认识了一批很早就上网、玩mp3的年轻人，的确在科技上获得了一些知识。
Y：那时侯的节目一档是多长？一周有几次？
N：“数字之梦”这个节目是一次一小时，一个礼拜放两次，两次内容都不一样。节目中的所有音乐资源都是由我这个英国朋友Jasting Gould提供的——那之后我又听了很多很多音乐，但回过头来再想想，这个人真的很牛！他教给我的名字，什么Mouse On Mars、什么Fila Brazillia……那时侯属于很地下的名字，现在都已经在很多主流的chill out专辑里开始火了——这个人在音乐上特别有个性，但只是一个业余DJ。他实际上是个科技人员，主业是做视频开发软件。他惟一的爱好就是做业余DJ和爬山。然而到1997年年底，他突然给我发来了一个e-mail说：我要结婚了，我要买房子，我没钱再给你寄音乐了。咱们就停吧。这个人我现在已经找不着了。
Y：他来过中国吗？
N：没来过。后来我到英国尝试着找他，但是再找不到了，他从此消失了。我就想：英国人也和中国人一样，到头来都是买房子、娶老婆！（哈哈哈！）放弃了就！
Y：还记得起来你第一期节目放的是什么吗？
N：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期节目放的是Future Sound Of London的专题。把他们从那一年出的《Dead City》开始，到之前的所有专辑整个儿做了一遍。那哥们儿还专门介绍了一下什么叫dark ambient，讲了很多。印象挺深的。
Y：这个节目做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N：1997年底，他没做了，我还继续做。因为那时侯又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通过一个叫Technasia的做techno的公司，也开始接触其他一些舞曲的场牌。资源开始多了，我自己把这个节目做下去，一直做到1999年8月份，我从电台辞职为止。
Y：你开始在深圳的club放音乐，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N：当然是很奇怪的情景了。反正大家都知道嘛，深圳的club都是大哥把持的那种……很奇怪很奇怪的地方！但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的是——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至今我都没有碰到的情况就是——我有大哥的fans！他们真的是——我做节目放的音乐，他听，他喜欢！可能他开个摇头吧，放的都是一些特别难听的口水歌，他觉得那是挣钱的：“没办法，我必须放这个。”但是他非常尊重我。我记得深圳有一个很多人都觉得是下三滥的人去的地方，叫夜猫，还有一个点，叫同志吧，老板就一直说：你来放！可每次我放到——比如说原来计划是两小时，但往往放到一小时，就下来了，别人就受不了了——然后他就会跑上来安慰我，站在DJ台上痛骂下边的人：他们是傻逼，他们什么都不懂！（哈哈！）我觉得挺安慰的，你知道吗！不论在上海还是北京，在那些表面上看俱乐部文化很发达的城市，其实我没碰到过这种人——他真的是从心里面觉得这东西不错，他也叫不出名字，但是觉得挺好听。这个其实是我很想要的东西，就是说：你是不是了解这个音乐是谁唱的或者谁做的，这不重要。但是你能喜欢，你参与其中，这才非常重要。
Y：你开始打碟是自学还是……
N：我1996年就做跳舞榜的节目了。当时有个香港DJ，每个礼拜过来跟我合作做一个节目。他也算是一个DJ圈的前辈了，叫做Spark，放那种Hard House的音乐，是他开始教我放音乐的。但最重要的影响我的人是Technasia的Amil，我在1997年亚洲音乐节上认识他的。他到我家，教我说应该准备一套器材。我那时侯收入也还可以，就真的在家里买了一套器材。然后，他就差不多每个礼拜上来在我家住几天，一方面我们谈谈怎么在中国开发techno的音乐，另外一方面教我怎么放音乐。他是个天生的DJ，特别特别好。跟他学，你会觉得比跟别人学要事半功倍很多，特别快。比如说，别人要教一个月你才能上路，我跟他学半个月就能找到听音乐的感觉。我认为后来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就走错路了。比如说，你要先听音乐才能去放音乐。你要先拥有一个record collection，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种类的唱片的量，然后你才能做一个好的编排。他告诉我，你要有好多重要的点。而不是买两张唱片，把节奏弄准了，就说：我做DJ了，我会混音了，我怎么样怎么样……这不一样，我发现每个人做这行，大家的诉求都不一样。
Y：你自己正式做的第一场跳舞活动是哪一场？
N：也是1997年。但部分参与的第一次，是在深圳做那个英国的俱乐部Ministry Of Sound，它在广州、深圳作一个华南巡回活动，我负责深圳的媒体宣传。至于完全由我自己独立操作的，是和欧宁一起配合搞的，在阳光JJ迪厅举办的一个叫未来之声的party。其实那个party等于是我和Technasia合作电台节目的开播庆祝party，那个party是让我们这辈子都难忘的。各个方面的资源都特别好：第一，欧宁找到了一个很奇怪的赞助商，作美容品去青春痘的。但是赞助商特别喜欢party的概念。因为我们有四个国外来的DJ，费用特别高，首先当然要把费用解决了。这个赞助商就说：对了，晚上出来玩的人容易长青春痘！（哈哈！）另外呢，迪厅的老板也很逗，在我见过的迪厅老板里面是很神奇的。他是做码头的，在深圳开了几个码头，专门做货物运输。当时我跟他谈音乐，他也不懂——他对电子乐什么的完全不懂。但是他跟我说，他听过我在电台里放Beatles——我想我应该放过，我们有时侯会在电台里放些老歌呀什么的——他觉得和我能沟通。这老板也是个性情中人，他把我带到办公室，拿了一张一九六几年Beatles香港演唱会的门票给我看，说：“我喜欢他们，我觉得你也挺喜欢他们的。”我说是是是。“那你搞的活动就肯定没错！”他说。（哈哈哈！）第三个元素，就是来玩的人。最让我欣慰的是：所有来玩的人，基本上没有一个是这个迪厅平时出来玩的人，全部都是听我们的节目出来的。而我们这个party没有在《深圳特区报》之外的任何媒体上登过广告，只有我在电台播过。所以我心里特别高兴，因为我做的广播节目的确影响了这么多人，能让年轻人们专门到一个他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活动去。那种气氛之后都再也找不到了。后来的party我们也会做很多宣传，但大家就不会像那时侯那么纯，那么热情了。那次活动的确让人很难忘。
Y：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我感觉从那以后形势就有点往下。
N：对。1997年一个是金融危机，另外就是香港回归。在那之后，整个香港音乐现状、俱乐部文化，以及它对内地的影响，一下就下来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但我相信这中间没有政治的原因，只是一个现象，就是一下子不行了。当然，后来我们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也找到了很多原因。比如说：那边搞手相互抬价，自己把自己的市场做坏了，等等。还有就是媒体也开始不支持这种活动了。
Y：为什么？
N：不太清楚是为什么了。
Y：是不是媒体开始看这个东西很新鲜，但是慢慢做下去以后发现：我的读者不是这样的人？
N：我做活动这么多年，有一件事对我的震惊很大。那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广州有一个杂志——游威他们一帮人做的，后来去了南方报业集团的那一堆人，名字想不起来了——当时我们办的千禧年party，他们特别支持，后来还把活动录像压成VCD，全国发。虽然我们的party办得不是很成功，但是大家感觉这事情影响力很大。当时我觉得他们很热情的支持，让我们挺感动。但是事隔一年，2000年我到广州做活动。因为觉得挺感谢他们，我就打了电话请他们来玩。那哥们儿一听电话就说：“什么，你还在搞这种活动，它都过时了！（哈哈！）现在哪还有什么锐舞派对，都过了！”我当时就很吃惊，我在想，这帮人是不是把本来很简单的音乐甚至可以说是娱乐的活动，搞得太形而上了，感觉像是一场运动，搞完了就过了。我操！那国外这种音乐可能二十年、三十年的生存下去，那到底算热还是不热呢？我就没法理解中国这种事，这还是一个平时听音乐的人！
Y：其实还没有开始热起来！
N：根本就还没进去。
Y：他们的观众是在外边，他们不在里边，不在这个文化里边，不在这个氛围里边。
N：而关键是，很多人不听音乐，不喜欢音乐，怎么能进去呢？
Y：对，就像80年代听崔健的那些人。你看他们后来没有再听过摇滚乐，他们听的只是崔健，而不是摇滚乐。今天他们会说：摇滚乐不行了，再也没有好乐队了！
N：但是你看摇滚乐生存得很好。我们搞电子乐也一点没有排斥摇滚乐的听众。我不知道，媒体在中间是不是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喜欢把一个新兴的东西包装成了一个很时髦的东西，但他们同时也加速了它的死亡。
Y：更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得到，或者说培养出像party animal这样的一批人，有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想法的人。实际上到现在也是，前两天我还对有待说，这本跳舞文化的书得过两年再写，现在没什么意思，没什么值得写的东西。有待就说：跳舞文化这个场景不会起来了！大家都很悲观。
N：其实是还没起就灭了，也不知道是谁把它灭了，还是自生自灭了。特别奇怪。反正我自己现在要做的事情挺简单的，就是保持一个热情，时不时地做一点活动。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
Y：你来北京是什么时候？
N：2000年4月正式来的。3月也来过一次，当时没有决定（要不要过来），想看一看。
Y：你来北京一直是在Club Orange吗？
N：可能你还记得，其实我当时到北京是有别的工作。
Y：但放音乐、做活动一直是以Orange为基地。
N：对，主要是因为每一拨人都有自己的玩法，也不是太愿意带我们玩。我就想：那我们自己玩吧。我刚来住在一个日本朋友Kiko家里，正好他有个朋友要开酒吧，我们俩就说去帮帮忙，纯粹是帮忙。但是没想到，那一年办的活动反而挺多的。我也没想到北京有一个让我觉得挺好的市场。
Y：热了一年。你走了以后其实北京就完全丧失了2000年的那种活力……当时其它场子的party你也都去了吧？
N：对，也都有去。我觉得，北京给我的感觉是，不论是出来玩的那些party animal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他们都特别有热情，但是他们都把做party的这个过程想象得过于感性。这一点我觉得要特别说明，对后来再愿意做这些事的人也许有点启发。举个例子来说，你喜欢艺术和你去做一些跟艺术有关的事是两码事。可能后者更偏向于艺术管理，就是你要面对很多很烦琐很事物性的行政工作。办party也一样。你喜欢音乐，你最后的那一点劳动成果是在party上和大家一起跳舞啊、一起开心。有好的音乐听，能让你high到最高峰。但这之前的制作过程是非常枯燥、非常乏味的。可能你一年要办6个party，你要去6趟紫禁城，因为每一个外国DJ都会要求到那里看一眼。其实这和做任何事情一样，都有一个程序。就像玩摇滚、弄乐队，玩的时候有激情，到录音室还不是得一轨一轨地录，录完了再去混，这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我觉得，当时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北京脱颖而出，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有个特别好的team，大家都非常理解，这之前的过程很痛苦、非常乏味，但你得把它扛下来，然后才能知道它会带来些什么。你是不是想做点实际的工作，对做人、做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见到太多跟我谈想法，谈怎么做、怎么弄的人，很多二十二、三岁的人，说“我要作DJ”的人，但是他一年都不会买超过20张唱片。这种人我在北京碰到的特别多——最多的！广东小孩在这方面比较实际，但也比较实诚，下决心“我要做这个”，他就会努力地挣钱买这个、攒那个。所以，大家要学会忍受理性经营的这样一个过程。对这个，这两年我的感受特别深。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大型活动，中间它需要很多制作方面的细节，甚至细到如何去照顾到每一个不同的艺人。这个听起来很乏味，但是它直接关系到party的好坏。party的好坏则直接关系到这个文化还会不会存在、有没有延续。如果一开始把大家的热情挑得过高，制作环节又不断出错，那大家就会对这个活动的看法打折扣。制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如果不重视的话，就是在把一个好的东西往死里毁。
Y：记得有一次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来Orange玩吧，北京的DJ们开会。我说什么会，说是聚会。当时好像是你们和北京的DJ一起要做一个label吧？我记得好像是叫Anti-Rock什么的？
N：对，当时我们有很多想法都流产了。一个是Anti-Rock，还有Under The Ice Of Antarctic ，就是“南极的冰下”。那时侯我们就已经想做chill out party，算是很早的了。这主意是我跟一个瑞典男孩Johnny一起想到的，因为他有一大堆唱片，我也有一大堆唱片。我就想，不仅是要办跳舞的party，还想能让大家坐着、聊天、听另外一种音乐。可是我们只办了三次就没再成。
Y：好像都只去了两三个人。
N：当时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不过当时我们也是玩票的性质。但是现在所谓chill out又成了新的时髦名词，再办起这种活动来就比较容易了。
Y：那么Anti-Rock呢？
N：Anti-Rock和刚才那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俱乐部的经营和你音乐的路线，彼此之间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还有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你的理想，这个很重要。我不是想谈钱，但问题是你只有有了足够的财力支撑，你才不会让一个好的概念马上流产，让一个在未来可能会带来新东西的新想法马上就消失。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这样的活动，没什么人来，但你就是一直在办，没准到了哪一天，大家就会觉得挺好的。记得2000年下半年，我都要回去了，我有朋友开车接我，我发现他们在车上已经在听这种音乐了，只不过人们找不到一个点，能够好好地办一下活动。这就跟经营者的理念和你愿不愿意拿金钱上的利益去维持一个音乐上的方向有很大的关系。你就这么撑着，撑一个、半个月，可能就会有市场。这中间有很多的环节——我认为这种文化，从搞手，到玩的人，到唱片市场，到媒体，到经营者，中间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拉，拉了任何一个，都有可能胎死腹中。
Y：你离开北京是什么时候？这之后就很少能听到你的消息。
N：我2000年底离开北京，其实还在做。2001年我一直在广州，那一年，我自己觉得比在北京还开心。办的活动是我觉得特别特别舒服的。我们能够在同一家俱乐部，办Future Mix Party办了9次。
Y：是哪一家？
N：就是Face。现在已经没有了，被卖了，改装成一家夜总会了。我们请到了很多很有名的DJ。第一年我们请的都是腕儿，从石野卓球到Ken Ishii，到Claude Young，到Mijk van Dijk，都是techno界的大腕。第二年我们也有腕儿，而且是个更大的腕儿，Richie Hawtin，也就是Plastikman，在上海和广州。广州那场特别特别好。还请了一些不错的DJ，从德国、比利时、日本甚至台湾省，一些中流以上的DJ来放音乐，效果都很好。我都没想到广州有那样一个scene。但是后来和俱乐部有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从国外请DJ，我们当然要收门票，但是他每次都要放五六百人进来。所以根本不能合作下去了，但是给大家都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因为从3月份开始，我们一直坚持做做做做到九月，密度很高，半年里面办了九个。那一年我自己觉得挺开心。
Y：那你观察那些跳舞的人怎么样。
N：非常好。就用Richie Hawtin举个例子，他是唱盘加909鼓机加效果器。那哥们儿的效果器是用脚踩的，效果往下一踩，下面就举手，一踩就举手，特拽，完全跟我在录象带上看到他在国外放音乐的效果一样。就是你说懂音乐，你知道效果下去，接下来的效果是怎样的，心灵上就兴奋。因为他放的是很minimal的techno，不像funky或者groovy的，是比较难理解的。但是就有这种反应，我从没见过，在中国任何地方。我都傻了感觉。效果特别好。而且那个club平时是放trance、放progressive，结果那天Richie Hawtin把他们完全调动起来了，那种感觉就是跟人的互动，特别好特别好。到目前为止，如果说中国本地年轻人文化，我觉得广州人是非常成熟的。包括我们3月做Morcheeba巡回演出，现场的反应也是广州年轻人最强烈。
Y：这些年轻人的出现，和其他广州几个场子平时的音乐，有这种培养的关系吗？
N：有。平时他们放的progressive也好，trance也好，虽然不是我自己喜欢的，但是它怎么着也比那些口水歌好，因为它有自己的想法。这个老板叫Jimmy，他懂音乐。我感觉一个俱乐部的老板懂不懂音乐，差得太远了。Jimmy本身是香港第一代DJ Andrew的徒弟，他是house音乐的底子，他很知道人要什么。当然他同时是个经营者，他也得迁就一下客人，但他绝对不会排斥其他新的音乐进来。他不会自己花钱干，但他可以让我们干。
Y：广州这种好的传统持续到了什么时候？
N：到9月就结束了，没法和他延续下去。他可能也是新鲜感过去，觉得不重要了。他不愿意看到失败。比如我做活动，Richie Hawtin可能有600个人，Ko Kimura可能有800个人，他就很高兴。但是偶尔有一次party我只有300人，Marco Bailey那次只有300人，我也赔钱了。但是一次不好，他就觉得接下来也不会好。整个来说，和中国作俱乐部经营的人沟通上始终有问题，除非有一天自己做。
Y：你会吗？
N：太多麻烦事了。在中国开个俱乐部你得黑道、白道、三教九流，各种关系你得搞定。你要说制作、音乐甚至酒水的经营我都能搞定，但是这些麻烦事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去弄。
Y：这几年你观察上海是怎样的情况。
N：其实从2000年我们做活动都有北京一站、上海一站——其实对上海也了解挺多的——到现在自己住在上海嘛。上海我最怀念的是96年。其实中国真正意义上最早的、放比较好的跳舞音乐的俱乐部应该是在上海，96年它开了DD's。DD's的那个时代我是非常留念的。音乐也特别好，人也特别对，刚刚开始出来玩，人都很纯，无论是老外还是中国人。然后，这两年——上海是个非常明显的越发展越坏的城市。我不知道是人的那种殖民倾向还是怎么的，来的老外素质都特别差，越来越没礼貌，越来越不懂音乐，越来越有钱。然后，去玩的人你就感觉不到他在享受自己，他就是要秀一秀给别人看，我有钱，我怎么样……大家是靠钱在俱乐部里撑场面，你订的这个桌子3000块，我在二楼有一万块的包房，就这样。就特——名利场那个感觉。这两天我带Howie B去演出，Howie B也不喜欢。无论是DJ、老板还是整个场地的装修，这一点北京比上海强多了。甚至是流行的迪厅都感觉不到大伙是为了消遣自己的。很奇怪的那个城市，特别虚荣，生活在特别表面的地方。没有人听音乐，我可以这么说一句：就没有人在俱乐部里听音乐的！很可笑，也有不错的DJ就是。
Y：这些年你做过的party有多少了？
N：大大小小我算一下，有接近100个了吧。
Y：你自己打碟的呢？
N：也挺多的。但是这两年挺有意思，我感觉不太想——因为我也不想放弃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我也不想迁就别人。我也无所谓，反正我有其他工作做，所以我也无所谓有没有人请我放音乐什么的。但是我在一些二线城市找到一些挺好的感觉，比如在杭州、成都甚至珠海，放的时候都觉得挺好。可能对他们来说很新鲜、很纯，他什么也不懂，但是对你的音乐会有反应。特怕的就是那些半吊子的城市的俱乐部，看着好像很时髦，但是他们不懂音乐，然后就会有各种奇怪的事情发生。但我比较幸运的是从2001年12月，就开始有国外的promoter请我去演出。我到巴黎最好的club，Rex，就是Laurent Garnier驻场的club，放了一场圣诞party，那次反应特别好。接下来我去了布拉格，去捷克，那儿简直太好了。再然后就去了比利时一个法语区的城市，放一个情人节的party。然后就是伦敦ICA——当代艺术中心，和一对伦敦的玩自由爵士的中国女孩，现场玩了一把。我放音乐，她们就拿小提琴、京胡、二胡拉。这两个女孩现在跟Moby合作。后来又到了法国里昂。直到上个月我去柏林。算下来，走了七、八个国家，放了接近10场。那种感觉挺好的，就是跟各种不同的地方的文化去交融，了解当地的俱乐部文化，了解更多的东西。比如说，我这次在柏林住了三个礼拜，让我真正体会到柏林最好的可能不是techno而是house。这你不在当地是不会了解的，因为在那个城市house是地下的，techno是主流的。哈哈！我去听了Steve Berk，还有一些特别奇怪的house DJ放的音乐，简直太好听了，就是特别德国的那种——简约的声音，但是很groovy的house。这些地下的house俱乐部，让我一下子特别惊讶：techno的城市，做house居然这么艰难。这种奇怪的事情，只有去那儿才知道！
Y：去年Ocean Club他们来了不是也在讲吗，说到处都是techno，太商业太主流，太烦了。
N：你到处旅行，接触的人多了，听音乐、放音乐的面也会比较广。你也会懂得说，根据别人不同的要求去放。同时也可以买很多唱片，因为国外的唱片店的资源会比较多，然后唱片的收藏也会越来越广。有人说，我们办一个party，你可以拿一堆去，house、techno什么都行。如果让我自己放的话，我自己现在比较喜欢放deep house，就是挺好听的，但是比较深一点。
Y：还有一个问题，你作party快十年了，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年来人们跳舞的姿势的变化？
N：这个——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Y：比如说，2000年北京，小翁听到一个小姐跟别人说话：“现在已经不兴摇头了，现在兴‘摸地雷’”！（做摸地雷状）
N：摸地雷这动作挺经典的，特别北京。好像是北京开始的。因为我去的地方比较多，最早是在88号，我看到很多女孩在那儿“摸地雷”，还有很多跳啊跳啊的那种动作，好象也是从北京开始的。它给我的感觉特舒服，其实它是一个很难看的动作，你不觉得吗？但是他/她自我特别舒服，这就对了，他/她在找自己的感觉。在上海你会发现女孩身段特别好，屁股轻微扭动的那种。但是再激烈的音乐一晚上她都是这样，也就是说她从头到尾就没进去，她在乎的是别人看她扭屁股的样子，她时时刻刻在想别人怎么看我。可能男人会很赏心悦目，但是办party的人会觉得很痛苦，因为充斥着一堆这样的人——眼神很飘忽，满脸不快乐的那种。在北京你会觉得很开心。广州呢就属于玩起来比较狠，往死里跳的那种。广州给我的感觉有种欧洲年轻人跳舞的感觉，很简单，没有北京这种摸地雷啊、跳跳的这么多的动作，就是挺狠的，就是并并脚这样的。各有各的特点。
Y：这种情况在各个时间段也是一样的吗？
N：也不一样。感觉上，北京这种摸地雷的人越来越少了；上海扭屁股的人越来越多了；广州开始向上海靠拢。整个的感觉的确是很悲观的。很多俱乐部老板目的越来越明确了。比如以前他会让什么人都进来，小朋克也好，谁都好，大哥楼上包房请，外面的无所谓。现在就目的很明确，我不管大还是小，心里很清楚我让来的是什么人，他能在我这里花多少钱。大家都特清楚这个市场，甚至连多少份额都知道，然后一占这份额就完了。每一个有理想的经营者或者说是在数字上没有概念的经营者，他们最后都失败了，你看Velvet Room也好、FM也好、Orange也好，最后都失败了。这是悲剧呀。在英国很多人投资做俱乐部都是因为一个概念。他不是一开始就想到我要挣多少钱或怎么样，德国更这样——但是做着做着，大家一支持就起来了。
Y：那是不是就要靠概念呢？
N：我觉得是亚洲人的问题，我有去亚洲其他一些地方，觉得没办法治这个毛病。我那帮在比利时的朋友，有一个做厨师的，在中国都应该属于劳动阶级，当然他家里是开餐馆的，挺有钱。他每个礼拜五都要开一部奔驰，从根特开到安特卫普的最豪华区的俱乐部，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去开香槟，他要这面儿。这个人还是在欧洲长大的，都还是有亚洲人的这种“我有钱我就要显”的毛病。
Y：有“曲线救国”的可能吗？
N：等我们有钱了？我觉得88号当年那种抹杀阶级的感觉特别好，我也不排斥你大哥，咱们一块玩。那种感觉特自在特别好，我不在乎你是谁，你也不用管我是谁。现在是你到了上海那种台湾大哥去的地方，一进去就感觉特别不自在，那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这跟音乐已经没有关系了，完全是那种感觉。所有的俱乐部都装修得很现代、很摩登，但是找不到人情味。俱乐部文化除了音乐以外，他是一个用音乐做主导，强调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为什么毒品在这中间会产生作用，比如在美国，毒品文化的传播是因为年轻人觉得缺少爱，工作的时候怀疑老板、怀疑同事、怀疑同学，回到家还怀疑父母，怀疑一切。只有在用了药以后愿意跟每个人去拥抱，愿意跟大家一起去舞蹈。
Y：伦敦那时候很多的足球流氓，突然会有不同帮派的人在一个场子里磕药，大家一起喊“爱”、“Acid”。
N：对，在这个程度上可能我们要追求一下社会本身的责任，亚洲的国家情况为什么这么严重，是因为我们发展得过快。很多年轻人在工作上、思想上、婚姻上甚至在其他一些方面压力很大。我喜欢了一个女孩，但这个女孩只喜欢跟有钱人一起玩。那最后会不会导致我的价值观改变？认为只有有钱人才能搞定这个女孩？你开香槟，我有钱也会去开香槟。俱乐部文化也是这样的影响，经常去这样的地方玩，你也会变成这样的人，然后你的理想和志趣的标准会越降越低。到最后大家都觉得音乐不重要了。这可能是亚洲人身上普遍的毛病，香港、韩国人都有这毛病。只有日本人除外，日本人相对来说在音乐认知上比亚洲水平普遍高很多。
Y：2000年春夏的那帮party战士，现在要么消失了，要么都变成浪人了，总之大都离开了这个场景，那么广州呢？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些跳舞的人的变化？
N：原来那帮都比较面对现实了，也很难聚到一块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老了，现在一拨20岁左右出来玩的人，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听音乐的嗜好已经很难理解了。在深圳有一个新现象，就是第二代移民，很多这类小孩都去了国外了。我发现一个更恐怖的现象就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国外好的东西带回来。这些有钱人的小孩出国，你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知识没学到，音乐没提升。为什么主流的hip-hop、R&B这么流行，跟这些人有关系。他们觉得很时髦——我们留过学了，我们开过洋荤，但是他们去英国这样的好的音乐温床，没学些好的音乐，跑去听那些音乐，然后把这些带回来。深圳有好多新的俱乐部，充斥着这类年轻人。很可悲！你以前嘲笑那些小渔村的村民，说他们是农民、暴发户。现在更可悲，这帮小孩留过学，带着一堆垃圾回来。他也没有带好的hip-hop的东西回来。甚至我听说很多中国人的孩子在国外，完全生活在中国人的社区里……过若干年俱乐部文化真不知道怎么生存下来。很恐怖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媒体，电台在我那时侯起码还放了7年，现在根本没有任何频道任何地方播这种音乐，也没有人喜欢这种音乐。你去跟他谈，他说有广告我就放，没钱免谈。报纸也是这样，杂志也是这样。之前还能帮人家写些稿子，没稿费但是还挺开心。但是现在是——出国了，开了很多眼界回来了，你根本找不到渠道去和别人分享……这种感觉，太奇怪了！
访谈附记：
倪兵，又名DJ Micheal、DJ Nibing。party策划组织“锐厉舞志”创办人、名DJ、活动策划人，作为电台节目主持人，曾经创办了国内最早的电子乐节目之一“Digital Dream”，并以“Future Mix”为名举办一系列有影响的party和电台节目。曾在深圳、北京工作，现在上海-深圳间往返双城。
2003年7月28日，倪兵带Howie B来北京Mix吧打碟。当天我们在一个热闹拥挤的酸汤鱼饭馆见面，随后一同到了酒店。推门进去，受《通俗歌曲》委托来采访Howie B的健崔、董星已经在里边等了，《城市画报》的摄影师胡渝江也在，我感觉像是大脑制造了幻觉，因为头一天我和fm3、武权的演出，他们几个也在……磨蹭到11点，Howie B已经去场地了，胡渝江也给已然发福的倪兵拍完了照片，就剩我们两个了。整天都昏昏沉沉的我也终于渐渐来劲，于是开门见山，我们用1个小时完成了访谈，又一同去了位于工体北门的Mix——我在这里见到了最mix的一群顾客，从大哥到小姐，从黑人到白领，从摇滚乐手到夹公文包的，从留鸡冠头的到竖起T恤领子的，从划拳的到泡妞的，从练健美的到躺在沙发上睡觉的……这就是今天北京跳舞文化的壮丽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