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雨湘江里的烟花印象
有时候，我望着橘子洲的烟花，觉得她就像一个出卖色相的不幸女子，对于衣衫褴褛的“下等人”是看不上的。
——题记
我有个习惯，每次黄昏之后乘车回住处，必在一桥下车，独自一人沿着湘江风光带走回南门口。途径杜甫江阁，看幸福的人们，晚会后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倒也心情舒畅。相比安静的写字楼和喧闹的卖场，这里有城市里难得的人情味。
在烟花绽放的夜晚，这里上演城市世俗生活的长卷，满满的一街，不啻是《清明上河图》的另一重印象。可惜我并无张择端的神来之笔，可贪婪地将之尽收画中，所以只能一次又一次路过。
烟花未燃起时，人们已早早到来，各就各位。这里有各式玩意，聊以消除他们的急不可耐。
有在米粒大小白石上刻字的少年，有招揽客人玩气球打靶的大妈，有成竹在胸摆弄棋谱死局的大叔，有怀抱鲜花寻觅情侣的少女，有白色荧屏前经营老式卡拉OK的中年老板，更不消说各色地摊美食。
而在其间穿梭来往的，也是各样组合。
年轻夫妇正将骑在爸爸脖子上的幼子放下来，任他跑到靶场的玩具前；身形紧密的情侣，在刻字少年的摊前问，可否刻上“百年好合”；三五中学生正在亭前人聚处轮番街舞秀，这里是再好不过的练习室；当然，最少不了的，是广场上翩翩起舞的大娘们。
那些流连中的人们，他们的幸福，仿佛就是我的幸福。但我更在意，那些也许有着跟我一样出身的小商贩。他们在这个大学生都难以感到幸福的城市，凭着一技之长，经营着自己的未来，这未来或许就是余生。没有他们，这幅长卷也就少了许多声音和生气。
在这样的热闹里走过，我每每想起来一个在我生命中一闪而过的小人物。那是在我大二的时候，去复临舍上课的路上，偶然看见两位女同学正弯腰围着一位小哥。小哥与我年龄相仿，学得一手好编织。只见他刀环手绕，一只蚱蜢很快就已成形，两位同学便高高兴兴地走了。
我留下来，要了一朵玫瑰，他依旧蹲在那里，专注而娴熟地工作，满足顾客的所有要求。我实则是想跟他攀谈几句，问他从哪里来，到过哪些地方，手艺跟谁学的。小哥故乡早已忘却，只记得是在北方，陕西或者河南，多年来孤身一人，南北东西的大城市都留有他谋生的足迹。
彼时我在学校杂志社做编辑，有限的训练使我很容易被他吸引。出于专业习惯，我感觉到他的保留，刻意不过快问及他的身世，但我实在想在我的记录画板上勾勒出他已有的全部人生的轮廓。因为要上课，只能匆匆离去，离开时特别叮嘱，下课回来继续跟他聊。归来时，人却已经消失在长长地麓山南路，一起消失的还有一篇学生时代的稿子。
在时过境迁的今夜，晚十点，我在雨中经过杜甫江阁，不由得又想起这位音容模糊的小哥。
微雨不歇，马路雨洗，霓虹中汽车往来奔驰，车灯在潮湿的路面上照亮稀疏的行人倒影。商贩们并无生意，只余三家仗着江边大树的庇护坚守至晚。背景布隔着灯光，我看见打靶场老板弯下腰去收拾气球的身影，酷似一幕皮影戏。在老式卡拉ok的音响前，竟还有女孩趁着无人作伴高唱。
让我格外难过的是，在另一家气球靶场前，遇到一家三口正在出示手机上的照片，逢人便打听上午走失的老爷爷，我正叮嘱他们找媒体跟踪，就看见隐在逆光里的政法频道的摄像机。老爷爷患有老年痴呆，在南门口丢失，希望他只是忘记回家的路，撑过这一晚的雨，在次日天明的街头遇到好心人。
想来真是老天捉弄，这篇文章久已斟酌迟未下笔，偏偏在略觉繁忙的今夜，安排一场雨来发酵我的思绪，又制造一出老人走失的忧心剧情来凸显街头的悲欢。
与这悲欢相对的，是马路对面咫尺相对的华远华中心，仿佛注定是城市和时代的巨人，与伟人歌罢的橘子洲雄踞而对，于万千城市高楼中卓尔不群。是以它的广告语无不以伟大和高拔自况，然而他太高太伟岸，伟岸到只适合装下城市另一极的无上繁华，至于眼皮底下的末流小民，则视若未见。
我难过，甚至还有些愤懑。分明这时候，又想起早已散场每每引得万人空巷的江心烟花。有时候，在比肩接踵的杜甫江阁，我望着橘子洲的烟花，觉得她就像一个出卖色相的不幸女子，对于衣衫褴褛的“下等人是看不上的。
今夜，烟花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悲凉的雨和风，连从更远处的河西高楼上铺过江来的一道灯光，都不免随夜风在江面泛着丝丝冷意。我踌躇，在这样冰冷的雨夜，任劳任怨的商贩们正在哪里蜗居；而在即将到来的梅雨时节，他们又将向何处兜售廉价的服务。
水面的光线，让我想起俞平伯先生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愈先生毕竟一代大儒，自去桨声里晕荡怀古的遐思，自去灯影里摇曳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不知也曾在红楼梦醒时，念及奉养世人的船夫和妓女？
也想起老舍先生笔下的祥子和沈先生笔下的翠翠，无独有偶，这两位大师都曾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大概在中国，关注小人物的笔触格外珍贵。
时光未老，人已依稀；湘江流长，故事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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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否 | 微雨湘江里的烟花印象
——题记
我有个习惯，每次黄昏之后乘车回住处，必在一桥下车，独自一人沿着湘江风光带走回南门口。途径杜甫江阁，看幸福的人们，晚会后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倒也心情舒畅。相比安静的写字楼和喧闹的卖场，这里有城市里难得的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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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烟花绽放的夜晚，这里上演城市世俗生活的长卷，满满的一街，不啻是《清明上河图》的另一重印象。可惜我并无张择端的神来之笔，可贪婪地将之尽收画中，所以只能一次又一次路过。
烟花未燃起时，人们已早早到来，各就各位。这里有各式玩意，聊以消除他们的急不可耐。
有在米粒大小白石上刻字的少年，有招揽客人玩气球打靶的大妈，有成竹在胸摆弄棋谱死局的大叔，有怀抱鲜花寻觅情侣的少女，有白色荧屏前经营老式卡拉OK的中年老板，更不消说各色地摊美食。
而在其间穿梭来往的，也是各样组合。
年轻夫妇正将骑在爸爸脖子上的幼子放下来，任他跑到靶场的玩具前；身形紧密的情侣，在刻字少年的摊前问，可否刻上“百年好合”；三五中学生正在亭前人聚处轮番街舞秀，这里是再好不过的练习室；当然，最少不了的，是广场上翩翩起舞的大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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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流连中的人们，他们的幸福，仿佛就是我的幸福。但我更在意，那些也许有着跟我一样出身的小商贩。他们在这个大学生都难以感到幸福的城市，凭着一技之长，经营着自己的未来，这未来或许就是余生。没有他们，这幅长卷也就少了许多声音和生气。
在这样的热闹里走过，我每每想起来一个在我生命中一闪而过的小人物。那是在我大二的时候，去复临舍上课的路上，偶然看见两位女同学正弯腰围着一位小哥。小哥与我年龄相仿，学得一手好编织。只见他刀环手绕，一只蚱蜢很快就已成形，两位同学便高高兴兴地走了。
我留下来，要了一朵玫瑰，他依旧蹲在那里，专注而娴熟地工作，满足顾客的所有要求。我实则是想跟他攀谈几句，问他从哪里来，到过哪些地方，手艺跟谁学的。小哥故乡早已忘却，只记得是在北方，陕西或者河南，多年来孤身一人，南北东西的大城市都留有他谋生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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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我在学校杂志社做编辑，有限的训练使我很容易被他吸引。出于专业习惯，我感觉到他的保留，刻意不过快问及他的身世，但我实在想在我的记录画板上勾勒出他已有的全部人生的轮廓。因为要上课，只能匆匆离去，离开时特别叮嘱，下课回来继续跟他聊。归来时，人却已经消失在长长地麓山南路，一起消失的还有一篇学生时代的稿子。
在时过境迁的今夜，晚十点，我在雨中经过杜甫江阁，不由得又想起这位音容模糊的小哥。
微雨不歇，马路雨洗，霓虹中汽车往来奔驰，车灯在潮湿的路面上照亮稀疏的行人倒影。商贩们并无生意，只余三家仗着江边大树的庇护坚守至晚。背景布隔着灯光，我看见打靶场老板弯下腰去收拾气球的身影，酷似一幕皮影戏。在老式卡拉ok的音响前，竟还有女孩趁着无人作伴高唱。
让我格外难过的是，在另一家气球靶场前，遇到一家三口正在出示手机上的照片，逢人便打听上午走失的老爷爷，我正叮嘱他们找媒体跟踪，就看见隐在逆光里的政法频道的摄像机。老爷爷患有老年痴呆，在南门口丢失，希望他只是忘记回家的路，撑过这一晚的雨，在次日天明的街头遇到好心人。
想来真是老天捉弄，这篇文章久已斟酌迟未下笔，偏偏在略觉繁忙的今夜，安排一场雨来发酵我的思绪，又制造一出老人走失的忧心剧情来凸显街头的悲欢。
与这悲欢相对的，是马路对面咫尺相对的华远华中心，仿佛注定是城市和时代的巨人，与伟人歌罢的橘子洲雄踞而对，于万千城市高楼中卓尔不群。是以它的广告语无不以伟大和高拔自况，然而他太高太伟岸，伟岸到只适合装下城市另一极的无上繁华，至于眼皮底下的末流小民，则视若未见。
我难过，甚至还有些愤懑。分明这时候，又想起早已散场每每引得万人空巷的江心烟花。有时候，在比肩接踵的杜甫江阁，我望着橘子洲的烟花，觉得她就像一个出卖色相的不幸女子，对于衣衫褴褛的“下等人是看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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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烟花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悲凉的雨和风，连从更远处的河西高楼上铺过江来的一道灯光，都不免随夜风在江面泛着丝丝冷意。我踌躇，在这样冰冷的雨夜，任劳任怨的商贩们正在哪里蜗居；而在即将到来的梅雨时节，他们又将向何处兜售廉价的服务。
水面的光线，让我想起俞平伯先生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愈先生毕竟一代大儒，自去桨声里晕荡怀古的遐思，自去灯影里摇曳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不知也曾在红楼梦醒时，念及奉养世人的船夫和妓女？
也想起老舍先生笔下的祥子和沈先生笔下的翠翠，无独有偶，这两位大师都曾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大概在中国，关注小人物的笔触格外珍贵。
时光未老，人已依稀；湘江流长，故事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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