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怎么样一夜暴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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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造富运动，无论从人数上还从财富总量均令西方瞠目。那么，中国人是怎样暴富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造富运动，无论从人数上，还从财富总量，均令西方瞠目，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
人类真正的历史与其说是政治史，不如说是经济史。如果放在历史的维度看，以2013年为起点的10年，A股正在上演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超级大牛市，这一力度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象。
未来，房地产市场将不再是全社会最大的资金池，中国人的财富配置将发生历史性转变：普通家庭的资产，将由房子占80%到90%，金融资产只有10%到20%，逐步变成金融资产占30%以上，甚至占大头。其实，这正是当前这波股市行情产生的一大原因。
“印股票的时代”正在到来，IPO注册制方案已经从证监会报到了国务院，《证券法》的修改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种种迹象显示，注册制将在几个月后“粉墨登场”，中国股市史无前例的大扩容时代到来了。
继4月2日证监会核准了30家公司的新股发行之后，4月23日又核准了25家公司的新股发行。一个月发行55只新股，创下史上最大的IPO纪录。
为此，中国证监会方面表示，将在继续保持按月均衡核准首发企业的基础上，适度加大新股供给，由每月核发一批次增加到核发两批次。
加快新股发行，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本轮牛市被称为是“政策市”，政策呵护股市的目的也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即满足企业上市融资的需要。如今指数已经挺进到4400点，就管理层来说，完全可以考虑进一步加速新股发行了。
但是，投资理念不成熟导致很多A股市场的投资者追求暴富，而要暴富就必然会投机炒作。这个属性被市场的主力所利用，表现在个股的炒作上，连续制造涨停板，连续大幅拉升。
最典型的如南北车，股价从每股4元、5元急剧拉升到40元左右。股价急剧拉升，股指又如何走得了慢牛。更何况目前股市里的资金很多都是带着杠杆而来，这些资金冒着巨大的风险进入，其动机就是为了赚快钱，为了追求暴富。
事实上，经济发展关系到老百姓生活水平能够提高。时评人杜君立认为，在全球化的“大锅饭”中，勤劳的中国通过供养西方迅速“暴富”：西方得到了享受，中国得到了钞票或者债券。
如果对人类历史进行简单归纳，大体可以分为植物时代和矿物时代。
在矿物时代之前的几千年里，人类始终挣扎在温饱边缘，有限的植物资源使战争和饥荒周而复始的出现，这就是所谓“马尔萨斯陷阱”。但矿物时代颠覆了贫穷的传统。
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一个前现代的贫穷中国就变成一个后现代的富裕中国，父辈们的奢侈品已经成为我们的必需品。这无疑是一场财富的革命。
植物时代也可以说是农业时代，人类几乎所有的财富和必需品都无一例外地来自植物。
从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率先走出了植物时代，但直到200年后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基本仍然停留在植物时代，一切物质几乎都依赖土地上植物的生长：食物、木材、棉花、燃料……
为了保证每个人的“糊口”问题，中国所有的土地都被种上了庄稼（“以粮为纲”），实在不能耕种的土地也种上了各种可用作建材或燃料的植物。
对一个将近10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极其有限的植物生产只能使贫穷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当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大潮时，中国很快就走出了持续数千年的植物时代，全面进入矿物时代。这一过程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上一辈人还是以步行来移动，这一辈人就已经通过汽车和飞机来移动。
矿物时代最典型的物质就是石油、煤炭和钢铁。30年时间，中国的石油、煤炭和钢铁消耗翻了数十倍，彻底改写了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的面貌。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食物、衣物、建筑、家具、设备、燃料等各种生活必需品几乎都来自矿物质，而不再是来自植物。
对一个当代人来说，他完全生活在一个矿石物质里：化肥催生的粮食、钢筋水泥的房屋、钢铁海绵的汽车、塑钢家具、耐磨保暖的化纤衣物、方便的化石燃料……
廉价的矿物时代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过剩，自动化机器的普遍使用几乎消灭了劳动与工作，人成为一种坐享其成的“消费动物”。
如果说植物时代人们只能得到大自然的利息，那么进入矿物时代后，人们则拿到了大自然的本金。
“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祖辈的地球，而且借用了儿孙的地球。”经历数百亿年才形成的地矿资源被当代人一朝之间神奇地打开了。
从历史看，我们当下的富裕是如此不可思议，甚至连古代帝王都不一定能享受到我们视为平常的物质生活。更不可思议的是，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30年间。
30年前，人们最奢侈的理想还是吃上一口饱饭、穿上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有一间不漏雨的房子……
30年后，人们将满桌的饭菜倒进垃圾桶，衣柜里堆满从未穿过的新衣，无人居住的新房随处可见……
如果用数据来说，1979年，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体人均存款不足10元，而安徽凤阳县每个农民平均存款只有0.5元；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储蓄最高的国家，人均存款超万元，而黑领云集的北京人均存款将近10万。
虽然有极其可怕的通货膨胀和贫富差距，但30年增长了1000倍，这是一个无可质疑的事实。
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将近100倍，人民币总量增加了700多倍。这种高达百倍的物质激增只能用“暴富”来形容。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化肥、钢材、水泥的生产国和消费国。
过去20年中，中国的钢铁、水泥、塑料和化学纤维产量分别提高了5倍、10倍、19倍和30倍。作为矿物时代的标志物，中国的汽车数量在不到30年里增长了10000倍。
1978年，中国千人汽车拥有量名列世界倒数第一；1985年中国汽车保有量不足2万辆，如今汽车总数超过2亿辆，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凭心而论，这种“暴富”是“技术”的结果，因为我们掘开了地球。位于黄土高原不毛之地的神木堪称这种“暴富革命”的典型标本。仅仅几年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的神木，因为地下埋藏的“黑金”，一夜之间成为“中国首富”。
虽然比起西方国家来，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但这中国人的暴富并不矛盾。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有这么多一夜暴富的“暴发户”和“败家子”--野蛮、贪婪、粗鄙、无耻、恶俗、低智。
事实上，整个中国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小人乍富”的疯狂与迷茫，如同一个突然中了头彩的穷光蛋，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忘乎所以。
不可忽略的是，在这一轮轮造富潮中，有很多人趁着混沌无序的社会环境，撑鼓了自己的腰包。
1980年代，当时暴发户主要是“倒爷”，靠特权批出内部低价商品，转手到市场高价卖出，小到肥皂，中到电视，大到钢铁汽车。其巅峰是1989年牟其中从俄罗斯倒来一架图154飞机，转手卖给了四川航空，这让他成为中国最大的“倒爷”，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因为他知道俄罗斯飞机卖不出去，却急需轻工业产品。据他后来自称从中赚了8000万到一亿元。
“倒”爷倒得好可以互惠双方。不过，在“倒”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些颇有争议的做法。
牟其中便曾同时肩负中国“首富”和“首骗”两个名号。
另外倒爷有公私之分，亦即官民之别。民间倒爷名为“私倒”，官家倒爷称为“官倒”，后者神通当然是更为广大。官倒手里一般都有权有势，通过“批条子”利用价格差行贿受贿、投机诈骗，是上个世纪80年代腐败的主要形式。
上个世纪开始的国企改制潮中，一大批国企员工下岗，而也有一批人因此富起来了。尤其是当年颇具争议的民企入股和MBO模式，非常容易出现暗箱操作、导致国资贱卖。
最为著名的案例是顾雏军，他的“格林柯尔系”疯狂地扩张，收购亏损的国有企业，还曾将科龙电器扭亏为盈，一度被称为“国企”救星。
而他的每一笔国企收购，都急促而突然，让更多的质疑涌来，关于他借助大量的关联交易，以及利用地方政府急于改制的心理促成交易的评论屡见不鲜。造成舆论高潮的是，2004年8月，郎咸平一篇《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责顾雏军使用“七板斧”伎俩，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侵占国家财富，这场著名的郎顾之争裹挟了很多经济学家参与其中。
2005年9月顾雏军正式被捕，2008年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2012年9月6日出狱。
1990年A股开启后，坐庄操纵盛行，大批亿万富豪涌现，以德隆系的唐氏兄弟最著名。“德隆系”表现为一种现象，即一个庞大的金融控股集团，其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价无一例外地巨幅上涨。有点评称，德隆内外兼修全面控制“老三股”的手法，是一套集各种违规手法——内部交易、市场操纵等——于一身的模式，唐万新做到了极致。
不过，在21世纪初股市低迷中，“德隆系”股票大多数被打回原形，唐氏兄弟也破产入狱。
如厦门远华案的赖昌星，规模上百亿，将大批高官拖下水，最后逃到加拿大也难躲牢狱之灾。
据悉，上个世纪潮汕等沿海地区一直有一些“走私致富”的神话。
譬如，当时，潮汕形成一个个采购、运输、销售、融资等职能分工明确的集团。湛江一些走私团伙也从家族式管理走向社会化，与汕头、香港等地的走私分子勾结，规模化作业。在这些地区，最富的人大多是有走私嫌疑的人。
当年的金融市场违规操作，让很多人浑水摸鱼，成了富豪。
据说，当年的“327国债”事件至少让四个人完成了原始积累，或者发了大财：当时28岁的魏东，29岁的袁宝璟，34岁的周正毅以及30岁的刘汉。
在327国债事件中，有消息称魏东个人赚了约2个亿，随后他的公司控股了九芝堂、千金药业和国金证券等，成为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2008年，他突然在北京家中跳楼身亡，年仅41岁，身后留下了巨大的谜团。
进入新世纪，国内百亿级、千亿级富豪层出不穷，这来自于三个历史性的机遇。一是“世界工厂”。国际资本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结合，西方市场向中国打开，很多民营制造业老板抓住这个机遇，由此身家十倍增长，成为亿万富豪。
二是“房地产市场化和矿产私有化”。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创造了一种敛财模式，把原本属于全民的土地，以招拍挂制度将价格推到了中国普通居民承受力的极限，这个超级泡沫背后的财富再分配造就了一个人类空前的富豪集群。如今中国亿万富豪中近一半是房产商，身家最高的如王健林如今已经超过1000亿元；
三是“人民币升值引发国际热钱投机中国”，助推了2007年的超级A股大泡沫顶峰、2011年创业板造富顶峰、2013年楼市顶峰。
当然，造富运动的渠道还有很多，如大型连锁式商业企业、煤炭、矿山等行业。中国式的造富运动，从八十年代初的“万元户”到现在的亿万富翁，前后才三十年。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已高达数万亿，亿万富翁已多达千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挤进全球富豪榜中。
在欲望和金钱面前，人的想象力总显得如此贫乏。虽然我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是30年前父辈们的几十倍上百倍，但我们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并没有提高太多。
全球知名财经媒体《福布斯》中文版联合宜信财富发布最新调研成果《2015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报告显示，2014年底中国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额约106.2万亿元，年增长12.8%，主要由股票、基金、债券等金融性资产增长所带动。
预计2015年底，中国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额将达到114.5万亿元。2014年末，中国大众富裕阶层的人数达到1388万人，同比增长15.9%。预计到2015年底人数将达到1528万人。
参考国际通行标准，福布斯中文版定义的大众富裕阶层是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60万人民币至600万人民币之间（约10万美元~100万美元）的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其中，个人可投资资产包括个人持有的流动性资产，如现金、存款、股票、基金、债券、保险及其他金融性理财产品，以及个人持有的投资性房产等。
《新民周刊》称，继上世纪70年代的劳工移民潮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技术、留学移民潮之后，现下的中国迎来了第三波大规模的移民潮，社会精英和新富阶层是“出走”的主力军，主要手段是境外投资，因此又被称为是移资潮。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律科学博士胡天龙认为，中国富人阶层在强大物质基础上完成移民基于三大动因：关注子女教育；保值增值需要；追求生活质量。
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是富豪海外投资的首因。胡润此前统计称，85%的千万富豪为子女选择国际化教育，其中中学留学的比例高达56%。这一趋势带动了海外房地产市场。
基于方便移民、以房养学、较低价格和永久产权等考虑，中国富豪纷纷选择在海外置产，其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达1/3，在尚没有海外资产的富豪中，也有将近30%的人在未来3年有进行海外投资的计划。
为迎合这一趋势，不少国家为来自中国的财富开通了绿道。自去年年底开始，很多国家的对华签证政策都有放宽，比如：中国公民赴美商业旅游签证延长至10年；中国和加拿大就互发有效期最长为10年的签证达成一致；日本取消对华个人游客多次往返签证对高收入阶层的访地限制，有效期延长至5年。各国对华签证政策放宽的消息不断传出。
子女教育考量以外，43%的富翁把保障财富安全作为投资移民考虑的第二大因素。“由于目前资本市场处于低潮期，国内资本流动出现限制、跨区域投资政策不透明等因素，持有大量资产的企业主在投资方向和目标上出现偏差和真空，难以维持此前相对理想的发展速度和企业收益，因此希望从国外寻求途径，实现资产的增值。”胡天龙说。
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市场经营较为完善，国内私营和个体经营者希望通过移民方式到商业竞争更为规范的环境中取得融资便利等条件。获得一些发达国家的居民身份，也确实更容易在世界各国进行商务旅行，有利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类似例子在国外稀松平常，有欧洲商人为了投资方便而获取美国绿卡，也有美国中小企业者为了发展，转换身份到澳大利亚、拉美国家等进行投资。
另外，人民币与国际货币汇差对成本和利润的影响，促使高资产群体转移部分资产以保值。
富豪的不安全感还出于对“原罪”和“仇富”的担忧。
胡天龙认为，部分个体经营者在获取财富的初始阶段，利用了社会制度转型期的便利、道德体系转换时出现的漏洞，所获得的财富处于“灰色状态”，他们担心国家会对拥有非法私产的个人展开“秋后算账”，便倾向于把财富转移到私人财产保护体系更完善的国家，以分散和规避风险。另外，国内部分人对富人的仇视，使得富豪对未来的变化产生不确定感，从而到国外寻求安定的环境。
寻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可多生子女等也是投资移民的实际考虑。
胡天龙说，目前中国处于经济社会、人文发展的敏感阶段，具有经济实力的人群更希望在法律制度健全的环境下寻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比如享受清洁的空气、放心的食品、健全的社保体系、完善的公共服务、便捷的旅游出行等，而这些生活条件国内有钱也未必买得到。
人的需求是有限的，但人的欲求却永无止境。大量生产带来的丰裕与过剩已经成为矿物时代的基本状态，一方面人们从满足需要走向满足欲望，炫耀和囤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产能过剩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失业危机。财富在放大富人荣誉感的同时，也加深了穷人的罪恶感，从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认同与信任，导致整个社会的幸福感缺乏。
在活着的问题解决之后，活法就成为最大的难题。你幸福吗？你缺什么？这是当下最流行的“慰问”。在“拆哪”面前，人类延续数千年的物质传承习惯已经崩溃，一次性成为矿物时代最典型的生活方式。
人是一种健忘的动物。面对历史丰厚的馈赠，我们只是此时此刻的即时存在。在一个浮躁浅薄的暴富时代，我们不仅失去了关于历史的自省与谦卑，也失去了关于未来的担当与想象。
世事阴阳转化，所谓福兮祸伏，疯狂造富的另一面是涸泽而渔，危机潜伏。世界工厂以中国有限的资源为全球生产，透支国民青春健康，造成雾霾污水的环境灾难。
随着“世界工厂、楼市和人民币升值”三大泡沫幻灭，中国再也支撑不起五大高消耗的平衡：昂贵政府、世界工厂、送礼外交、高成本金融，以及国人追求的美国式高消耗生活方式。中国势必要向下寻找低物质消耗的平衡，这个过程将是痛苦的，它的表现方式是经济金融危机。
中国的多数富人仍沉醉在财富神话中，贪婪而傲慢，很少人意识到未来危机的严峻性，他们虽在中国国内是逞威的狼，然而现正面临全球虎豹的围猎。即便有所警觉，也大多数缺乏应对突围的能力。
如今中国亿万富豪中近一半是房产商，但楼市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灭，到那一天，富人圈会爱红边沿。就在当下，楼市下行，已经让很多房地产商资金链断裂，甚至跑路。
以信托、私人银行为代表的富人理财方式已经出现了大面积违约的兆头。标普统计中国企业借款14万亿美元全球第一，影子银行融资占三分之一，这将是一个不定时的炸药包。
在上一波造富潮中，“世界工厂”成为一大推手。很多民营制造业老板抓住这个机遇，由此身家十倍增长，成为亿万富豪。但如今，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再，大面积的低端制造产业无法升级转型，等待他们的，只有破产和财富大量缩水。
以前美元贬值热钱涌入曾对中国造富锦上添花，而今美元复兴热钱外流，难免对中国落井下石。有点评称，人民币贬值可能导致此前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暴富的富豪资产大幅缩水。
一些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被吹胀的产业最终会现出原型，譬如以施正荣、彭小峰等为代表的光伏富豪，如今只能承受潮水退去后的“裸泳”。而这样的产业，还有多少呢？
富二代接班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最大的心头痛。譬如此前媒体报道的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李兆会，其接班的十年，也是家族实业盛极而衰的十年。富二代如果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很难在未来的变局中守业。
中华元智库创办人张庭宾警告称，未来3年内80%的中国富人将返贫，首当其冲的是矿产、房地产和钢铁等重污染领域。本质而言，是他们精神太过贫乏，物质太过嚣张，当社会游戏规则改变时，他们缺乏足够智慧改变自己，因而守不住财富积累。
正如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盛世危言：“我们拥有的财富史无前例，我们从中所得之少也史无前例。……人们正在过剩的丰裕中死去！”
作者：赵筱赟
来源于 商业见地网
中国的造富运动，无论从人数上还从财富总量均令西方瞠目。那么，中国人是怎样暴富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造富运动，无论从人数上，还从财富总量，均令西方瞠目，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
人类真正的历史与其说是政治史，不如说是经济史。如果放在历史的维度看，以2013年为起点的10年，A股正在上演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超级大牛市，这一力度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景象。
未来，房地产市场将不再是全社会最大的资金池，中国人的财富配置将发生历史性转变：普通家庭的资产，将由房子占80%到90%，金融资产只有10%到20%，逐步变成金融资产占30%以上，甚至占大头。其实，这正是当前这波股市行情产生的一大原因。
“印股票的时代”正在到来，IPO注册制方案已经从证监会报到了国务院，《证券法》的修改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种种迹象显示，注册制将在几个月后“粉墨登场”，中国股市史无前例的大扩容时代到来了。
继4月2日证监会核准了30家公司的新股发行之后，4月23日又核准了25家公司的新股发行。一个月发行55只新股，创下史上最大的IPO纪录。
为此，中国证监会方面表示，将在继续保持按月均衡核准首发企业的基础上，适度加大新股供给，由每月核发一批次增加到核发两批次。
加快新股发行，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本轮牛市被称为是“政策市”，政策呵护股市的目的也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即满足企业上市融资的需要。如今指数已经挺进到4400点，就管理层来说，完全可以考虑进一步加速新股发行了。
但是，投资理念不成熟导致很多A股市场的投资者追求暴富，而要暴富就必然会投机炒作。这个属性被市场的主力所利用，表现在个股的炒作上，连续制造涨停板，连续大幅拉升。
最典型的如南北车，股价从每股4元、5元急剧拉升到40元左右。股价急剧拉升，股指又如何走得了慢牛。更何况目前股市里的资金很多都是带着杠杆而来，这些资金冒着巨大的风险进入，其动机就是为了赚快钱，为了追求暴富。
事实上，经济发展关系到老百姓生活水平能够提高。时评人杜君立认为，在全球化的“大锅饭”中，勤劳的中国通过供养西方迅速“暴富”：西方得到了享受，中国得到了钞票或者债券。
如果对人类历史进行简单归纳，大体可以分为植物时代和矿物时代。
在矿物时代之前的几千年里，人类始终挣扎在温饱边缘，有限的植物资源使战争和饥荒周而复始的出现，这就是所谓“马尔萨斯陷阱”。但矿物时代颠覆了贫穷的传统。
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一个前现代的贫穷中国就变成一个后现代的富裕中国，父辈们的奢侈品已经成为我们的必需品。这无疑是一场财富的革命。
植物时代也可以说是农业时代，人类几乎所有的财富和必需品都无一例外地来自植物。
从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率先走出了植物时代，但直到200年后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基本仍然停留在植物时代，一切物质几乎都依赖土地上植物的生长：食物、木材、棉花、燃料……
为了保证每个人的“糊口”问题，中国所有的土地都被种上了庄稼（“以粮为纲”），实在不能耕种的土地也种上了各种可用作建材或燃料的植物。
对一个将近10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极其有限的植物生产只能使贫穷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当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大潮时，中国很快就走出了持续数千年的植物时代，全面进入矿物时代。这一过程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上一辈人还是以步行来移动，这一辈人就已经通过汽车和飞机来移动。
矿物时代最典型的物质就是石油、煤炭和钢铁。30年时间，中国的石油、煤炭和钢铁消耗翻了数十倍，彻底改写了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的面貌。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食物、衣物、建筑、家具、设备、燃料等各种生活必需品几乎都来自矿物质，而不再是来自植物。
对一个当代人来说，他完全生活在一个矿石物质里：化肥催生的粮食、钢筋水泥的房屋、钢铁海绵的汽车、塑钢家具、耐磨保暖的化纤衣物、方便的化石燃料……
廉价的矿物时代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过剩，自动化机器的普遍使用几乎消灭了劳动与工作，人成为一种坐享其成的“消费动物”。
如果说植物时代人们只能得到大自然的利息，那么进入矿物时代后，人们则拿到了大自然的本金。
“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祖辈的地球，而且借用了儿孙的地球。”经历数百亿年才形成的地矿资源被当代人一朝之间神奇地打开了。
从历史看，我们当下的富裕是如此不可思议，甚至连古代帝王都不一定能享受到我们视为平常的物质生活。更不可思议的是，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30年间。
30年前，人们最奢侈的理想还是吃上一口饱饭、穿上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有一间不漏雨的房子……
30年后，人们将满桌的饭菜倒进垃圾桶，衣柜里堆满从未穿过的新衣，无人居住的新房随处可见……
如果用数据来说，1979年，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体人均存款不足10元，而安徽凤阳县每个农民平均存款只有0.5元；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储蓄最高的国家，人均存款超万元，而黑领云集的北京人均存款将近10万。
虽然有极其可怕的通货膨胀和贫富差距，但30年增长了1000倍，这是一个无可质疑的事实。
从1979年到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将近100倍，人民币总量增加了700多倍。这种高达百倍的物质激增只能用“暴富”来形容。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化肥、钢材、水泥的生产国和消费国。
过去20年中，中国的钢铁、水泥、塑料和化学纤维产量分别提高了5倍、10倍、19倍和30倍。作为矿物时代的标志物，中国的汽车数量在不到30年里增长了10000倍。
1978年，中国千人汽车拥有量名列世界倒数第一；1985年中国汽车保有量不足2万辆，如今汽车总数超过2亿辆，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凭心而论，这种“暴富”是“技术”的结果，因为我们掘开了地球。位于黄土高原不毛之地的神木堪称这种“暴富革命”的典型标本。仅仅几年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的神木，因为地下埋藏的“黑金”，一夜之间成为“中国首富”。
虽然比起西方国家来，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但这中国人的暴富并不矛盾。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有这么多一夜暴富的“暴发户”和“败家子”--野蛮、贪婪、粗鄙、无耻、恶俗、低智。
事实上，整个中国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小人乍富”的疯狂与迷茫，如同一个突然中了头彩的穷光蛋，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忘乎所以。
不可忽略的是，在这一轮轮造富潮中，有很多人趁着混沌无序的社会环境，撑鼓了自己的腰包。
1980年代，当时暴发户主要是“倒爷”，靠特权批出内部低价商品，转手到市场高价卖出，小到肥皂，中到电视，大到钢铁汽车。其巅峰是1989年牟其中从俄罗斯倒来一架图154飞机，转手卖给了四川航空，这让他成为中国最大的“倒爷”，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因为他知道俄罗斯飞机卖不出去，却急需轻工业产品。据他后来自称从中赚了8000万到一亿元。
“倒”爷倒得好可以互惠双方。不过，在“倒”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些颇有争议的做法。
牟其中便曾同时肩负中国“首富”和“首骗”两个名号。
另外倒爷有公私之分，亦即官民之别。民间倒爷名为“私倒”，官家倒爷称为“官倒”，后者神通当然是更为广大。官倒手里一般都有权有势，通过“批条子”利用价格差行贿受贿、投机诈骗，是上个世纪80年代腐败的主要形式。
上个世纪开始的国企改制潮中，一大批国企员工下岗，而也有一批人因此富起来了。尤其是当年颇具争议的民企入股和MBO模式，非常容易出现暗箱操作、导致国资贱卖。
最为著名的案例是顾雏军，他的“格林柯尔系”疯狂地扩张，收购亏损的国有企业，还曾将科龙电器扭亏为盈，一度被称为“国企”救星。
而他的每一笔国企收购，都急促而突然，让更多的质疑涌来，关于他借助大量的关联交易，以及利用地方政府急于改制的心理促成交易的评论屡见不鲜。造成舆论高潮的是，2004年8月，郎咸平一篇《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责顾雏军使用“七板斧”伎俩，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侵占国家财富，这场著名的郎顾之争裹挟了很多经济学家参与其中。
2005年9月顾雏军正式被捕，2008年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2012年9月6日出狱。
1990年A股开启后，坐庄操纵盛行，大批亿万富豪涌现，以德隆系的唐氏兄弟最著名。“德隆系”表现为一种现象，即一个庞大的金融控股集团，其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价无一例外地巨幅上涨。有点评称，德隆内外兼修全面控制“老三股”的手法，是一套集各种违规手法——内部交易、市场操纵等——于一身的模式，唐万新做到了极致。
不过，在21世纪初股市低迷中，“德隆系”股票大多数被打回原形，唐氏兄弟也破产入狱。
如厦门远华案的赖昌星，规模上百亿，将大批高官拖下水，最后逃到加拿大也难躲牢狱之灾。
据悉，上个世纪潮汕等沿海地区一直有一些“走私致富”的神话。
譬如，当时，潮汕形成一个个采购、运输、销售、融资等职能分工明确的集团。湛江一些走私团伙也从家族式管理走向社会化，与汕头、香港等地的走私分子勾结，规模化作业。在这些地区，最富的人大多是有走私嫌疑的人。
当年的金融市场违规操作，让很多人浑水摸鱼，成了富豪。
据说，当年的“327国债”事件至少让四个人完成了原始积累，或者发了大财：当时28岁的魏东，29岁的袁宝璟，34岁的周正毅以及30岁的刘汉。
在327国债事件中，有消息称魏东个人赚了约2个亿，随后他的公司控股了九芝堂、千金药业和国金证券等，成为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2008年，他突然在北京家中跳楼身亡，年仅41岁，身后留下了巨大的谜团。
进入新世纪，国内百亿级、千亿级富豪层出不穷，这来自于三个历史性的机遇。一是“世界工厂”。国际资本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结合，西方市场向中国打开，很多民营制造业老板抓住这个机遇，由此身家十倍增长，成为亿万富豪。
二是“房地产市场化和矿产私有化”。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创造了一种敛财模式，把原本属于全民的土地，以招拍挂制度将价格推到了中国普通居民承受力的极限，这个超级泡沫背后的财富再分配造就了一个人类空前的富豪集群。如今中国亿万富豪中近一半是房产商，身家最高的如王健林如今已经超过1000亿元；
三是“人民币升值引发国际热钱投机中国”，助推了2007年的超级A股大泡沫顶峰、2011年创业板造富顶峰、2013年楼市顶峰。
当然，造富运动的渠道还有很多，如大型连锁式商业企业、煤炭、矿山等行业。中国式的造富运动，从八十年代初的“万元户”到现在的亿万富翁，前后才三十年。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已高达数万亿，亿万富翁已多达千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挤进全球富豪榜中。
在欲望和金钱面前，人的想象力总显得如此贫乏。虽然我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是30年前父辈们的几十倍上百倍，但我们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并没有提高太多。
全球知名财经媒体《福布斯》中文版联合宜信财富发布最新调研成果《2015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报告显示，2014年底中国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额约106.2万亿元，年增长12.8%，主要由股票、基金、债券等金融性资产增长所带动。
预计2015年底，中国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额将达到114.5万亿元。2014年末，中国大众富裕阶层的人数达到1388万人，同比增长15.9%。预计到2015年底人数将达到1528万人。
参考国际通行标准，福布斯中文版定义的大众富裕阶层是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60万人民币至600万人民币之间（约10万美元~100万美元）的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其中，个人可投资资产包括个人持有的流动性资产，如现金、存款、股票、基金、债券、保险及其他金融性理财产品，以及个人持有的投资性房产等。
《新民周刊》称，继上世纪70年代的劳工移民潮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技术、留学移民潮之后，现下的中国迎来了第三波大规模的移民潮，社会精英和新富阶层是“出走”的主力军，主要手段是境外投资，因此又被称为是移资潮。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律科学博士胡天龙认为，中国富人阶层在强大物质基础上完成移民基于三大动因：关注子女教育；保值增值需要；追求生活质量。
为子女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是富豪海外投资的首因。胡润此前统计称，85%的千万富豪为子女选择国际化教育，其中中学留学的比例高达56%。这一趋势带动了海外房地产市场。
基于方便移民、以房养学、较低价格和永久产权等考虑，中国富豪纷纷选择在海外置产，其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达1/3，在尚没有海外资产的富豪中，也有将近30%的人在未来3年有进行海外投资的计划。
为迎合这一趋势，不少国家为来自中国的财富开通了绿道。自去年年底开始，很多国家的对华签证政策都有放宽，比如：中国公民赴美商业旅游签证延长至10年；中国和加拿大就互发有效期最长为10年的签证达成一致；日本取消对华个人游客多次往返签证对高收入阶层的访地限制，有效期延长至5年。各国对华签证政策放宽的消息不断传出。
子女教育考量以外，43%的富翁把保障财富安全作为投资移民考虑的第二大因素。“由于目前资本市场处于低潮期，国内资本流动出现限制、跨区域投资政策不透明等因素，持有大量资产的企业主在投资方向和目标上出现偏差和真空，难以维持此前相对理想的发展速度和企业收益，因此希望从国外寻求途径，实现资产的增值。”胡天龙说。
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市场经营较为完善，国内私营和个体经营者希望通过移民方式到商业竞争更为规范的环境中取得融资便利等条件。获得一些发达国家的居民身份，也确实更容易在世界各国进行商务旅行，有利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类似例子在国外稀松平常，有欧洲商人为了投资方便而获取美国绿卡，也有美国中小企业者为了发展，转换身份到澳大利亚、拉美国家等进行投资。
另外，人民币与国际货币汇差对成本和利润的影响，促使高资产群体转移部分资产以保值。
富豪的不安全感还出于对“原罪”和“仇富”的担忧。
胡天龙认为，部分个体经营者在获取财富的初始阶段，利用了社会制度转型期的便利、道德体系转换时出现的漏洞，所获得的财富处于“灰色状态”，他们担心国家会对拥有非法私产的个人展开“秋后算账”，便倾向于把财富转移到私人财产保护体系更完善的国家，以分散和规避风险。另外，国内部分人对富人的仇视，使得富豪对未来的变化产生不确定感，从而到国外寻求安定的环境。
寻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可多生子女等也是投资移民的实际考虑。
胡天龙说，目前中国处于经济社会、人文发展的敏感阶段，具有经济实力的人群更希望在法律制度健全的环境下寻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比如享受清洁的空气、放心的食品、健全的社保体系、完善的公共服务、便捷的旅游出行等，而这些生活条件国内有钱也未必买得到。
人的需求是有限的，但人的欲求却永无止境。大量生产带来的丰裕与过剩已经成为矿物时代的基本状态，一方面人们从满足需要走向满足欲望，炫耀和囤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产能过剩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失业危机。财富在放大富人荣誉感的同时，也加深了穷人的罪恶感，从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认同与信任，导致整个社会的幸福感缺乏。
在活着的问题解决之后，活法就成为最大的难题。你幸福吗？你缺什么？这是当下最流行的“慰问”。在“拆哪”面前，人类延续数千年的物质传承习惯已经崩溃，一次性成为矿物时代最典型的生活方式。
人是一种健忘的动物。面对历史丰厚的馈赠，我们只是此时此刻的即时存在。在一个浮躁浅薄的暴富时代，我们不仅失去了关于历史的自省与谦卑，也失去了关于未来的担当与想象。
世事阴阳转化，所谓福兮祸伏，疯狂造富的另一面是涸泽而渔，危机潜伏。世界工厂以中国有限的资源为全球生产，透支国民青春健康，造成雾霾污水的环境灾难。
随着“世界工厂、楼市和人民币升值”三大泡沫幻灭，中国再也支撑不起五大高消耗的平衡：昂贵政府、世界工厂、送礼外交、高成本金融，以及国人追求的美国式高消耗生活方式。中国势必要向下寻找低物质消耗的平衡，这个过程将是痛苦的，它的表现方式是经济金融危机。
中国的多数富人仍沉醉在财富神话中，贪婪而傲慢，很少人意识到未来危机的严峻性，他们虽在中国国内是逞威的狼，然而现正面临全球虎豹的围猎。即便有所警觉，也大多数缺乏应对突围的能力。
如今中国亿万富豪中近一半是房产商，但楼市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灭，到那一天，富人圈会爱红边沿。就在当下，楼市下行，已经让很多房地产商资金链断裂，甚至跑路。
以信托、私人银行为代表的富人理财方式已经出现了大面积违约的兆头。标普统计中国企业借款14万亿美元全球第一，影子银行融资占三分之一，这将是一个不定时的炸药包。
在上一波造富潮中，“世界工厂”成为一大推手。很多民营制造业老板抓住这个机遇，由此身家十倍增长，成为亿万富豪。但如今，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不再，大面积的低端制造产业无法升级转型，等待他们的，只有破产和财富大量缩水。
以前美元贬值热钱涌入曾对中国造富锦上添花，而今美元复兴热钱外流，难免对中国落井下石。有点评称，人民币贬值可能导致此前借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暴富的富豪资产大幅缩水。
一些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被吹胀的产业最终会现出原型，譬如以施正荣、彭小峰等为代表的光伏富豪，如今只能承受潮水退去后的“裸泳”。而这样的产业，还有多少呢？
富二代接班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最大的心头痛。譬如此前媒体报道的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李兆会，其接班的十年，也是家族实业盛极而衰的十年。富二代如果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很难在未来的变局中守业。
中华元智库创办人张庭宾警告称，未来3年内80%的中国富人将返贫，首当其冲的是矿产、房地产和钢铁等重污染领域。本质而言，是他们精神太过贫乏，物质太过嚣张，当社会游戏规则改变时，他们缺乏足够智慧改变自己，因而守不住财富积累。
正如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盛世危言：“我们拥有的财富史无前例，我们从中所得之少也史无前例。……人们正在过剩的丰裕中死去！”
作者：赵筱赟
来源于 商业见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