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开水浇灌的花——评《闯入者》
王小帅的这部作品缺乏明确的爆发力，《闯入者》适合一个高调又悲壮的结尾来画龙点睛、击中观众，但它没有；它的结尾跟女主角邓美娟（吕中饰演）一样苍白无力，表意也因此显得暧昧不清。
邓美娟算是文革里的侥幸者，但衰老和孤独的生活也已把她逼入了不为人知的绝境。老赵被邓美娟害死了，一生不能回京而留在了贵阳，怨念难止，怀恨而终；邓美娟回到北京成了疑神疑鬼的空巢老人，她无法跟后辈相处，也没有伴侣和朋友，在空旷的房子里她变成了一道阴影，一个正在被生活抛弃的人。
邓美娟应不应该受到谴责是个疑问，损人不利己是有病，而损人利己则是人的天性。如果不是她告密揭发了老赵，那留在贵阳的有可能是她。命运是个选择题，只能有一个人回到北京，总得有另一个人和他的家族去承担沉重的历史和时代的挫折。邓美娟回到了北京，并为此抱愧了四十余年，她始终没有参透文革的真相——文革是一代人的悲剧，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她既不能拯救自己，也无法帮助别人，它是人人都不能躲开的命运，总要有人承受后果。老赵留在了贵阳，一生耿耿于怀，邓美娟回到北京不见得就是一个喜乐的归宿。她老年丧夫，终日独居，每天只能嚼着咸菜稀饭跟老伴儿的遗像对话，成为在当下语境中典型的“空巢老人”。当年她怀着二儿子张兵的时候立志要把孩子生在北京，给他一个光明的未来，为此她用尽所有的手段，不惜检举结发老赵，但张兵（秦昊饰演）却是个gay，成年后张兵的生活散漫又自我，这给母亲一个致命的打击；而他本人却富有幽默和相当无所谓，他独立于大哥那令人焦头烂额的家庭和“成人”式的沉重利益生活之外，游离于家庭伦理外，不被传统生活所俘获，调侃母亲与哥哥的处境，也拒绝承受婚姻生活琐碎而漫长的痛苦。潇洒自在的张兵象征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多元化和日渐开放的生活方式跟老人固守的生活理念相去甚远，传统意义上家庭的解体和亲情的疏离与冷漠都共同加重了邓美娟晚年的孤独和迷惑。王小帅在这部故事里的叙事结构影射和交织了很多对当下时代与社会的思考与注视：空巢老人、家庭结构的崩溃、亲情的淡漠等，这是创作者难能可贵的敏感与觉悟。
邓美娟的洗脚盆坏了，她想找商场理论，但商场的回应是“您都买多久了，这种类型的洗脚盆我们早下架了，现在上的全部是新款”，当她努力跟“小红帽”一起去寻找洗脚盆的生产厂家时，她看见了一片废墟和工地，工厂早已化为乌有，这个地方将建立新的东西。
王小帅通过这么一个简短的桥段，表达了老人的固守和认真，和这认真与固守最终撞到了当下日新月异的生活那瞬息万变的墙壁上，粉碎成了某种荒诞又可笑的偏执、妄执、顽固、一种失去意义和价值的较真行为。昨天的一切都已经不见了，包括你还在使用的洗脚盆的生产工厂，一切都是那么易逝、那么易变、它们非常容易就消失、永远不再回来、永远难以寻觅。工厂化为平地，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邓美娟和小红帽的追寻没有了目标，他们永远得不到解释和答案。导演不仅使用这个桥段寓意了文革和邓美娟们意义的消解，也暗示了“小红帽”找邓美娟复仇的丧失意义——那个仇人也不见了，那个伤害了他全家人的阴毒女人不见了，眼下只有这个羸弱、疲倦、正在消失的老人。四十年的家族命运已然成为坚固的事实，它无法挽回了；它不仅无法挽回，它也永远无法被缓解，它本身就已不复存在，艰辛度过的日子们和仇恨们都不存在了，一切的一切都归整为零，重新开始；生活如格式化般一次又一次重启了，它只欢迎年轻和没有记忆的人，只接纳当下，那些经历和老人们都被拒之门外了，“过去”被拒绝了。超现实的狂想和梦境与现实中的沉默忍耐交错重逢，完成了丰沛又惊险的叙事表达。“小红帽”正是在捧着洗脚盆跟邓美娟一起去寻找生产厂家的时候觉醒到了旧梦已逝。仇人已经遭到了生活的报复，她沦为一个恍惚又破损的人。小红帽只能通过撕碎邓美娟家里的照片来完成破坏和粉碎她家庭的、某种仪式感和意念上的复仇。这之后他便迅速离开了。他和她都在这个时空都成为往昔。
邓美娟曾是文革里的告密者，如今她自己浑然不知又成为体制的告密者，企图提前告诉“小红帽”在警察到来之前逃跑，邓美娟试图改变历史，但她又一次成全了历史的重演和间接造成了他人的死亡；老人的疲倦、崩溃和混乱与挣扎全然已在模糊的前景和缜密的跟镜中。然而就是这样细致入微的情绪摄影也被戛然而止和过于草率的结尾损坏，凶手和闯入者“小红帽”的意外身亡具有某种滑稽和荒诞的意味，因此削弱了整部电影一直在注意累积的悲剧感；整部电影构建的严肃叙事和历史回顾瞬间滑入了一个轻薄的空洞和一个寂静的回响。导演似乎有意压制和淡化挥之不去的感情和情绪，但强势和故意的压制使得整个情绪叙事完成得扭曲且形体古怪，表意不够明确，很多浓烈有厚度的东西无法得到伸展和诉说，不能为大部分电影观众理解与接纳。
运镜堪称一绝，老牌导演的摄影手法已经出神入化。摄影机跟随气喘吁吁的邓大妈奔跑的那一段是跟拍的神来之笔。近景特写时时逼近邓大妈，她的恐惧和张皇失措都无处遁形。值得注意的是，王小帅在这部电影中大量使用了背景失焦和虚化，人物身处模糊的环境中凸显了人物内心的焦虑和迷茫，她正在丧失对生活的主动权和对环境的控制感。与现在的商业片不同，那就是老牌导演摄影的打磨和镜头语言非常讲究，他们可以娴熟地运用这一套复杂又敏感的电影表达手法，这使得这部电影质朴而充满气质，富有生活气息和感人的细节，这就是我看过这部电影感到惊艳的地方，也是这部电影“成为电影”的底气所在。
小红帽用开水浇过一个空巢老人家的花，被开水浇过的花即死，生长于仇恨中的他等同于死亡。他就是被生活的开水浇灌的戾花，一生艰难挣扎，时刻忍受煎熬，仇恨与狰狞的经脉和血丝布满了他的全身和眼眸。开水浇花，形象地再现了小红帽和他的父辈们深痛至骨的遭遇与暗哑运命，时代犹如烈火和开水，当头淋下。血肉之躯根本无法抵挡这暴烈残酷的催折，个人命运在时代悲剧的巨大车轮碾压之下根本没有反手和喘息的余地。
《闯入者》取材文革，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有意回避的悲剧时代；而《闯入者》和《蓝色骨头》这一系列有关文革的叙事电影能在主流院线的悄然上映，其实也表明了官方与主流对这段隐晦历史的态度——希望它被记住，但不希望它重演。创作者试图找到一个细腻和相对柔和的作品，来向下一代人讲述这个故事。《闯入者》和《蓝色骨头》的遇冷充分说明了时间和历史的冷酷，时间自顾自把过去抛向过去，不论过去曾是多么盛大或多么荒凉。
每一代人都有着独特的语言密码，只能跟他们自己的时代互相呼应，却无法与现代和现实对接，每个过去的时代也因为与当下世界的无法沟通和不能交流而丧失自己的存在感和意义，只能成为在历史教科书上略略翻过的几页书。我们虽然手握着残存的浓烈的记忆，但它们似乎已经不值得珍惜。一切的时代，一切的偶然与命中注定，一切的伤害与成全，重大的伤痕和事故，都能在时间的面前变得无足轻重，被时光吹走。活着的才是君王，当下永远只热爱当下，过去的只能消失和退场。
这部电影展示了这个特殊时代所造就的，既得利益者们的不安与恐惧，失去利益者们的戾怒与无法释怀、仇恨和伤害的延续性以及它们在意义上的虚空和不被铭记。伤害就像从头淋到脚的一盆开水，是绝对和致命的。邓美娟的儿孙们进入了北京，得到了户口和住房，考大学、结婚生子，获得了一条正常而又优渥的路，这个家庭虽不完美但仍有生机。而老赵的孩子却因为这时代的挫折和他人的暗害永远留在了荒野的原地，永坠崎岖与自毁之路，风化为愤怒不语的少年。少年头戴的小红帽与红卫兵时期的某些红色穿戴不谋而合，他是那个年代成员的记忆和遗物，被那个年代所伤，也被那个年代永远囚禁。电影的结尾小红帽从高楼坠落，沉重地摔在了地面上，他、一段特殊的记忆和仇恨都定格在一个空旷的破窗之上，破窗空洞、安静、高悬，即使有一个花季少年刚从它那里陨落，它也如同邓美娟之前寻找的不复存在的工厂那样，始终静静的，从头到尾沉默，云淡风轻，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署名党阿飞，原创影评，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题外话若干：其实贵阳这个地方现在很繁荣、很发达，绝对是二线城市里的佼佼者。中央台不是有一个旅游广告吗：“爽爽的贵阳”，贵阳现在是著名旅游城市、度假胜地，小吃很多，富豪也很多。我个人感觉老赵即使全家当年都留在了贵阳，作为第一代的建设者和正式工人的他，起点那么高，国家又分配住房，如果肯努力和积极，现在也应该发展得不错，应该不比回到北京的邓美娟活得差。他的孙子小红帽也会成为生活富足的90后城市少年；但记恨摧毁了他的家族，他一直在那个阴暗的地方出不去。真实的命运不会一直走跌，它的常态是起起伏伏的，除非人为的固执非要把它禁锢到“倒霉”的处境上。从老赵的身世我感觉，把伤害太当回事的人，总活得不太好；伤害是命运，避免不了；但发生之后怎么面对它，是有“事在人为”的空间的。人生在世，过去只能作为教训，前路才是最重要的，放下仇恨与一些负面的记忆，才能及早迎来更好的新生活。不要被仇恨和伤害消耗掉与浪费掉未来和希望。与大家共勉。）
邓美娟算是文革里的侥幸者，但衰老和孤独的生活也已把她逼入了不为人知的绝境。老赵被邓美娟害死了，一生不能回京而留在了贵阳，怨念难止，怀恨而终；邓美娟回到北京成了疑神疑鬼的空巢老人，她无法跟后辈相处，也没有伴侣和朋友，在空旷的房子里她变成了一道阴影，一个正在被生活抛弃的人。
邓美娟应不应该受到谴责是个疑问，损人不利己是有病，而损人利己则是人的天性。如果不是她告密揭发了老赵，那留在贵阳的有可能是她。命运是个选择题，只能有一个人回到北京，总得有另一个人和他的家族去承担沉重的历史和时代的挫折。邓美娟回到了北京，并为此抱愧了四十余年，她始终没有参透文革的真相——文革是一代人的悲剧，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她既不能拯救自己，也无法帮助别人，它是人人都不能躲开的命运，总要有人承受后果。老赵留在了贵阳，一生耿耿于怀，邓美娟回到北京不见得就是一个喜乐的归宿。她老年丧夫，终日独居，每天只能嚼着咸菜稀饭跟老伴儿的遗像对话，成为在当下语境中典型的“空巢老人”。当年她怀着二儿子张兵的时候立志要把孩子生在北京，给他一个光明的未来，为此她用尽所有的手段，不惜检举结发老赵，但张兵（秦昊饰演）却是个gay，成年后张兵的生活散漫又自我，这给母亲一个致命的打击；而他本人却富有幽默和相当无所谓，他独立于大哥那令人焦头烂额的家庭和“成人”式的沉重利益生活之外，游离于家庭伦理外，不被传统生活所俘获，调侃母亲与哥哥的处境，也拒绝承受婚姻生活琐碎而漫长的痛苦。潇洒自在的张兵象征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多元化和日渐开放的生活方式跟老人固守的生活理念相去甚远，传统意义上家庭的解体和亲情的疏离与冷漠都共同加重了邓美娟晚年的孤独和迷惑。王小帅在这部故事里的叙事结构影射和交织了很多对当下时代与社会的思考与注视：空巢老人、家庭结构的崩溃、亲情的淡漠等，这是创作者难能可贵的敏感与觉悟。
邓美娟的洗脚盆坏了，她想找商场理论，但商场的回应是“您都买多久了，这种类型的洗脚盆我们早下架了，现在上的全部是新款”，当她努力跟“小红帽”一起去寻找洗脚盆的生产厂家时，她看见了一片废墟和工地，工厂早已化为乌有，这个地方将建立新的东西。
王小帅通过这么一个简短的桥段，表达了老人的固守和认真，和这认真与固守最终撞到了当下日新月异的生活那瞬息万变的墙壁上，粉碎成了某种荒诞又可笑的偏执、妄执、顽固、一种失去意义和价值的较真行为。昨天的一切都已经不见了，包括你还在使用的洗脚盆的生产工厂，一切都是那么易逝、那么易变、它们非常容易就消失、永远不再回来、永远难以寻觅。工厂化为平地，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邓美娟和小红帽的追寻没有了目标，他们永远得不到解释和答案。导演不仅使用这个桥段寓意了文革和邓美娟们意义的消解，也暗示了“小红帽”找邓美娟复仇的丧失意义——那个仇人也不见了，那个伤害了他全家人的阴毒女人不见了，眼下只有这个羸弱、疲倦、正在消失的老人。四十年的家族命运已然成为坚固的事实，它无法挽回了；它不仅无法挽回，它也永远无法被缓解，它本身就已不复存在，艰辛度过的日子们和仇恨们都不存在了，一切的一切都归整为零，重新开始；生活如格式化般一次又一次重启了，它只欢迎年轻和没有记忆的人，只接纳当下，那些经历和老人们都被拒之门外了，“过去”被拒绝了。超现实的狂想和梦境与现实中的沉默忍耐交错重逢，完成了丰沛又惊险的叙事表达。“小红帽”正是在捧着洗脚盆跟邓美娟一起去寻找生产厂家的时候觉醒到了旧梦已逝。仇人已经遭到了生活的报复，她沦为一个恍惚又破损的人。小红帽只能通过撕碎邓美娟家里的照片来完成破坏和粉碎她家庭的、某种仪式感和意念上的复仇。这之后他便迅速离开了。他和她都在这个时空都成为往昔。
邓美娟曾是文革里的告密者，如今她自己浑然不知又成为体制的告密者，企图提前告诉“小红帽”在警察到来之前逃跑，邓美娟试图改变历史，但她又一次成全了历史的重演和间接造成了他人的死亡；老人的疲倦、崩溃和混乱与挣扎全然已在模糊的前景和缜密的跟镜中。然而就是这样细致入微的情绪摄影也被戛然而止和过于草率的结尾损坏，凶手和闯入者“小红帽”的意外身亡具有某种滑稽和荒诞的意味，因此削弱了整部电影一直在注意累积的悲剧感；整部电影构建的严肃叙事和历史回顾瞬间滑入了一个轻薄的空洞和一个寂静的回响。导演似乎有意压制和淡化挥之不去的感情和情绪，但强势和故意的压制使得整个情绪叙事完成得扭曲且形体古怪，表意不够明确，很多浓烈有厚度的东西无法得到伸展和诉说，不能为大部分电影观众理解与接纳。
运镜堪称一绝，老牌导演的摄影手法已经出神入化。摄影机跟随气喘吁吁的邓大妈奔跑的那一段是跟拍的神来之笔。近景特写时时逼近邓大妈，她的恐惧和张皇失措都无处遁形。值得注意的是，王小帅在这部电影中大量使用了背景失焦和虚化，人物身处模糊的环境中凸显了人物内心的焦虑和迷茫，她正在丧失对生活的主动权和对环境的控制感。与现在的商业片不同，那就是老牌导演摄影的打磨和镜头语言非常讲究，他们可以娴熟地运用这一套复杂又敏感的电影表达手法，这使得这部电影质朴而充满气质，富有生活气息和感人的细节，这就是我看过这部电影感到惊艳的地方，也是这部电影“成为电影”的底气所在。
小红帽用开水浇过一个空巢老人家的花，被开水浇过的花即死，生长于仇恨中的他等同于死亡。他就是被生活的开水浇灌的戾花，一生艰难挣扎，时刻忍受煎熬，仇恨与狰狞的经脉和血丝布满了他的全身和眼眸。开水浇花，形象地再现了小红帽和他的父辈们深痛至骨的遭遇与暗哑运命，时代犹如烈火和开水，当头淋下。血肉之躯根本无法抵挡这暴烈残酷的催折，个人命运在时代悲剧的巨大车轮碾压之下根本没有反手和喘息的余地。
《闯入者》取材文革，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有意回避的悲剧时代；而《闯入者》和《蓝色骨头》这一系列有关文革的叙事电影能在主流院线的悄然上映，其实也表明了官方与主流对这段隐晦历史的态度——希望它被记住，但不希望它重演。创作者试图找到一个细腻和相对柔和的作品，来向下一代人讲述这个故事。《闯入者》和《蓝色骨头》的遇冷充分说明了时间和历史的冷酷，时间自顾自把过去抛向过去，不论过去曾是多么盛大或多么荒凉。
每一代人都有着独特的语言密码，只能跟他们自己的时代互相呼应，却无法与现代和现实对接，每个过去的时代也因为与当下世界的无法沟通和不能交流而丧失自己的存在感和意义，只能成为在历史教科书上略略翻过的几页书。我们虽然手握着残存的浓烈的记忆，但它们似乎已经不值得珍惜。一切的时代，一切的偶然与命中注定，一切的伤害与成全，重大的伤痕和事故，都能在时间的面前变得无足轻重，被时光吹走。活着的才是君王，当下永远只热爱当下，过去的只能消失和退场。
这部电影展示了这个特殊时代所造就的，既得利益者们的不安与恐惧，失去利益者们的戾怒与无法释怀、仇恨和伤害的延续性以及它们在意义上的虚空和不被铭记。伤害就像从头淋到脚的一盆开水，是绝对和致命的。邓美娟的儿孙们进入了北京，得到了户口和住房，考大学、结婚生子，获得了一条正常而又优渥的路，这个家庭虽不完美但仍有生机。而老赵的孩子却因为这时代的挫折和他人的暗害永远留在了荒野的原地，永坠崎岖与自毁之路，风化为愤怒不语的少年。少年头戴的小红帽与红卫兵时期的某些红色穿戴不谋而合，他是那个年代成员的记忆和遗物，被那个年代所伤，也被那个年代永远囚禁。电影的结尾小红帽从高楼坠落，沉重地摔在了地面上，他、一段特殊的记忆和仇恨都定格在一个空旷的破窗之上，破窗空洞、安静、高悬，即使有一个花季少年刚从它那里陨落，它也如同邓美娟之前寻找的不复存在的工厂那样，始终静静的，从头到尾沉默，云淡风轻，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署名党阿飞，原创影评，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题外话若干：其实贵阳这个地方现在很繁荣、很发达，绝对是二线城市里的佼佼者。中央台不是有一个旅游广告吗：“爽爽的贵阳”，贵阳现在是著名旅游城市、度假胜地，小吃很多，富豪也很多。我个人感觉老赵即使全家当年都留在了贵阳，作为第一代的建设者和正式工人的他，起点那么高，国家又分配住房，如果肯努力和积极，现在也应该发展得不错，应该不比回到北京的邓美娟活得差。他的孙子小红帽也会成为生活富足的90后城市少年；但记恨摧毁了他的家族，他一直在那个阴暗的地方出不去。真实的命运不会一直走跌，它的常态是起起伏伏的，除非人为的固执非要把它禁锢到“倒霉”的处境上。从老赵的身世我感觉，把伤害太当回事的人，总活得不太好；伤害是命运，避免不了；但发生之后怎么面对它，是有“事在人为”的空间的。人生在世，过去只能作为教训，前路才是最重要的，放下仇恨与一些负面的记忆，才能及早迎来更好的新生活。不要被仇恨和伤害消耗掉与浪费掉未来和希望。与大家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