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博物馆

                
                
       一条龙河将旅顺市区划作东西两部。人们习惯将河东的城区称作老旅顺，而将河西的太阳沟称作新旅顺。仿佛哲学的悖论，百年时光流转，老旅顺一天新似一天，新旅顺却将旧日时光凝固。
        时至今日，旅顺博物馆以它精致的外观和独特的藏品当仁不让地成为新旅顺的文化中心。
       大连人对旅顺博物馆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木乃伊身上。辽东半岛的博物馆为何会藏有新疆干尸？解说词对这些藏品的来源始终语焉不详。
        旅顺博物馆于1917年由未完工的沙俄军官俱乐部改造而成。成立初期，这里的藏品五花八门：动植物、矿物标本、民俗物品等等充斥其间。日本人大谷光瑞（1876-1948）移居旅顺后，这里逐渐成为一所专业的历史博物馆，馆藏新疆干尸便是由大谷出售给博物馆的。
       大谷光瑞是西本愿寺法主和裕仁天皇的姨丈。在欧洲考察宗教时受到西方中亚探险成果的影响，产生以追寻佛教踪迹为探险目标的想法。1902-1914年间，他先后三次派出探险队，对新疆地区佛教遗址进行考察。初抵喀什，大谷便因父亲病逝回国接任法主而中断行程，终其一生，大谷并未亲临大漠黄沙之下的那些故城。
        为了保存、整理源源不断的藏品，大谷修建了奢华的二乐庄。经年的西域考察加之向政府的战争捐献，引起了本愿寺的经济危机。大谷于1914年辞职，大部分藏品随其来到旅顺，并寄存于旅顺博物馆。龙凤山东麓靠山街尽头的洋楼是大谷在旅顺的别墅，尽管有树木的遮挡，隐居于此的他只要推开窗户，便可鸟瞰坡下的博物馆和军港。
        大谷佛教领袖的身份，使得大谷探险队多了层信仰的执着，与同期西方考察相较颇有超拔之感。遗憾的是，其成员学识素养远远不及它的西方同侪，研究成果显得杂乱肤浅，对遗址破坏相当严重。
       就在大谷移居旅顺之际，携眷流亡日本的罗振玉(1866-1940)刚刚完成了《高昌麴氏系谱》、《西陲石刻录》等一系列专著——这些研究所依靠的恰恰是二乐庄的藏品。罗振玉避居东洋不乏大谷的助力，但大谷亦有借罗之力研究新获敦煌文书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1928年底，罗振玉举家迁居旅顺。用出售天津旧宅所得在龙河之畔、将军山南麓为自己营造居所。事毕，又在屋后增建藏书楼。因内藏敦煌北朝写本《大云无想经》，遂称“大云书库”。据后人估算，书库所藏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可达30余万册。
        王国维在1925年提出二十世纪初新发现的五种新学问：殷墟甲骨、塞上简牍、敦煌遗书、大库档案、少数民族古文字。这五种建立在新出文献上的学问在日后都成为显学，并被后人渲染为考古学五大新发现。罗振玉是前四种学问的奠基人，后一种虽未深入研究，却多方提倡，并将次子培养成西夏学专家。由此可知其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之重要。
        伪满成立后，效忠清廷的罗振玉曾任监察院院长，这是他一生的污点，致其在官方学术地位始终偏低。1936年退隐旅顺后，将精力完全投入学术。1945年秋，日本战败，罗振玉居所及大云书库都被苏军征用，大云书库藏品遭到野蛮损毁。虽经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指示旅大地委抢救，却已损失大半，此时距罗去世刚刚五年。孑遗的3500余件古器物、2000余片甲骨和4000余册古籍最终入藏旅顺博物馆。与此同时，罹患膀胱癌的大谷滞留大连，最终在1948年去世前返国。其部分藏书多年前已抵押给满铁图书馆，后成为大连图书馆的“大谷文库”；寄存于旅顺博物馆的藏品最终完整保留。
        大谷光瑞和罗振玉都是极具跨时代眼光的学人，同时都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可惜最后都以悲剧落幕，后世褒贬不一，甚至连展示他们藏品的旅顺博物馆都不愿意在器物出处上多着一字。
        大谷同罗振玉寓居旅顺恰在同时，资料上没有见到关于他们交往的记录。二人极具世界学术胸怀且较为系统的藏品，使得旅顺这座小城拥有了一座国内罕见地藏有大量域外文物的重量级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