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关系和性别研究——读《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一种关系的故事》有感
by resalience
该文探讨了女性主义和人类学的关系，作者摩尔认为，女性主义为人类学注入了对女性的关注和性别意识，反过来，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让女性主义反思其“同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二者在相互解构和重新建构之中，都使对方焕发出新的活力。摩尔将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女性人类学阶段；解构“同质主义”女性范畴阶段；关注差异、性别和权力关系阶段。
一、女性人类学阶段
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女性主义主张人类学研究中应该关注女性，采取的方法是“加入女性然后搅拌（add-women-and-stir method）”，在经验研究层次关注女性，在人类学研究中混合入女性经验。摩尔介绍了这一阶段的发展历程、主要观点、局限及其代表性观点。
摩尔首先指出，女性主义批判指出了社会人类学长久以来对女性的忽视。虽然在传统人类学中，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和信源人一直“在场”。但是摩尔认为，这仅仅是田野工作中的经验观察层次，在理论分析层次存在着对女性的忽视。
直到后来当女性进入人类学家这一职业之后，不同性别的人类学家关于女性地位的经验观察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男性人类学家通常认为所研究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是不重要的，而女性人类学家则认为女性是社会中重要的中心角色。
这一差异使人类学家开始关注人类学学科内部的男性偏见（male bias），新女性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women）应运而生，并认为这种偏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人类学家自身的偏见，人类学家将众多关于两性关系的假定和预期带入研究之中，并且提前预设了两性关系对于理解更广阔社会的意义；二是根植于所研究社会的偏见，女性的从属地位存在于许多社会，这一观念会被信源人传播给人类学家；三是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偏见，人类学家由于长期接触自身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和分层关系，因而当接触所研究社会的性别不对称关系时，容易将其类比为自身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关系，即使在平均主义特征较为明显的社会，研究者可能依然会倾向于将差异和不对称阐释为不平等和分层。
摩尔指出，要解构这种男性偏见，仅仅集中于研究和描述女性的状况是不够的，这仅仅是第一步的工作。因为上述工作隶属于经验研究层次，而要解决认识论层次或理论分析层次的男性偏见，必须重新修改和重新界定人类学理论。唯其如此，才能解决女性在人类学分析中的“不在场”。
阿德纳的“模式和弱声”理论是这一阶段的理论基础。阿德纳认为，每一个社会中都存在这一套主导的表达模式，这套模式是由主导群体生产和控制的，弱声群体只能通过主导模式的意识形态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和经验，从而无法有效表达其世界观和现实经验，这种失败的交流，最终达成“弱声”的状态。
正是基于阿德纳的这套理论，女性主义提出了众多方法论的革新，强调转换视域，站在女性的立场上，用女性的表达方式，去对女性进行访谈，去倾听女性，反思和重写女性经验，构建新的分析和概念工具，去理解女性的经验。
二、解构“同质主义”女性范畴阶段
上述阿德纳的观点固然发人深省，但是摩尔指出，这种理论视角存在一个基础性预设，即假定男性和女性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社会表达模式，而同性则共享一套世界观和社会表达模式。从这一预设会推出结论，即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适合研究女性。
摩尔指出，关于女性是否比男性更适合研究女性，学界由众多的争议：女性研究者是否会将“女性偏见”带入研究之中？如果必须相同才可以理解，那么以跨文化研究为特征的人类学又何以存在？有学者认为，这样一种观点是错误的，当务之急不是为其寻找认识论证明，而是应当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
摩尔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种做法可能存在的问题。
第一，这种做法会造成女性人类学的边缘化，排斥男性参与会使女性人类学被分割为分支学科，单一单调女性研究女性，会加重学界排斥女性人类学的倾向和行为，反而应当将女性问题扩展为性别问题，发展出“女性主义人类学（feminist anthropology）”。
第二，摩尔质疑普遍意义上的女性范畴，她认为，女性范畴知识一个社会学分析概念，女性人类学家和女性信源人虽然同为女性，但是她们却经历了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其各自的“女性”气质是由自身社会建构的，因而差异甚大，生物上的女性的确存在相同的特征，但是人类学的核心观念即是认同人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因而，不能由于生物的同质性而认定存在普遍意义上的女性，这种“同质主义”的做法忽视了女性内部的社会文化差异。
第三，摩尔指出应当从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角度去反思“同质主义”的女性观，同样是女性，但是由于种族、民族和阶级差异，女性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即是研究者和信源人之间也存在权力关系，作者认为应当注重研究这些性别、民族和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
在这一阶段，正是人类学中的多元主义和跨文化研究中对差异的强调，弥补了女性主义的“同质主义”迷思。
三、关注差异、性别和权力关系阶段
正是处于对“同质主义”女性范畴的反思，女性主义人类学开始由关注相同走向关注差异，不再讲女性视为高度内聚性的群体，而是意识到女性内部随着种族、阶级等权力关系维度而存在着众多差异，性别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是相互交织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开始由女性研究走向性别研究，从而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径和理论探索空间。
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人类学主要处理以下问题：首先关注女性之间的真正差异；而后构建能够有效应对差异的理论解释框架；最后关注种族、性别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人类学解构了女性主义，也赋予了女性主义更大的发展空间。
小结
这篇文章对我的启发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之前的女性主义学习中，我总是不自觉地将女性的境况视为同质性地“深受压迫”，认为所有女性都关注和渴望性别平等。但是读完这片文章之后，我意识到：性别问题的核心不是性别，而是权力关系。性别不平等只是众多权力不平等中的一种，甚至对于那些深受种族和阶级不平等之苦的人来说，性别不平等甚至不是其最紧要和迫切的问题。对性别问题的解决，也不是对男性的指责和剥夺，而是必须从权力关系入手，强调所有个体平等发展的自由和权利。
2.女性主义研究其实更为恰当的名字应当是“性别研究”，在性别关系中，男性和女性一样，通过一系列社会建构，被局限在特定的社会角色框架之中，而不得追求个人意志和自由。男性目前看似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这种关于高低的价值判断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通过这种判断将男性绑定在特定的位置和角色之中。而女性也是同理，因而，性别研究不应当把矛头指向男性，而是指向这套分派个体人生的社会价值体系。
该文探讨了女性主义和人类学的关系，作者摩尔认为，女性主义为人类学注入了对女性的关注和性别意识，反过来，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让女性主义反思其“同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二者在相互解构和重新建构之中，都使对方焕发出新的活力。摩尔将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女性人类学阶段；解构“同质主义”女性范畴阶段；关注差异、性别和权力关系阶段。
一、女性人类学阶段
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女性主义主张人类学研究中应该关注女性，采取的方法是“加入女性然后搅拌（add-women-and-stir method）”，在经验研究层次关注女性，在人类学研究中混合入女性经验。摩尔介绍了这一阶段的发展历程、主要观点、局限及其代表性观点。
摩尔首先指出，女性主义批判指出了社会人类学长久以来对女性的忽视。虽然在传统人类学中，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和信源人一直“在场”。但是摩尔认为，这仅仅是田野工作中的经验观察层次，在理论分析层次存在着对女性的忽视。
直到后来当女性进入人类学家这一职业之后，不同性别的人类学家关于女性地位的经验观察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男性人类学家通常认为所研究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是不重要的，而女性人类学家则认为女性是社会中重要的中心角色。
这一差异使人类学家开始关注人类学学科内部的男性偏见（male bias），新女性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women）应运而生，并认为这种偏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人类学家自身的偏见，人类学家将众多关于两性关系的假定和预期带入研究之中，并且提前预设了两性关系对于理解更广阔社会的意义；二是根植于所研究社会的偏见，女性的从属地位存在于许多社会，这一观念会被信源人传播给人类学家；三是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偏见，人类学家由于长期接触自身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和分层关系，因而当接触所研究社会的性别不对称关系时，容易将其类比为自身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关系，即使在平均主义特征较为明显的社会，研究者可能依然会倾向于将差异和不对称阐释为不平等和分层。
摩尔指出，要解构这种男性偏见，仅仅集中于研究和描述女性的状况是不够的，这仅仅是第一步的工作。因为上述工作隶属于经验研究层次，而要解决认识论层次或理论分析层次的男性偏见，必须重新修改和重新界定人类学理论。唯其如此，才能解决女性在人类学分析中的“不在场”。
阿德纳的“模式和弱声”理论是这一阶段的理论基础。阿德纳认为，每一个社会中都存在这一套主导的表达模式，这套模式是由主导群体生产和控制的，弱声群体只能通过主导模式的意识形态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和经验，从而无法有效表达其世界观和现实经验，这种失败的交流，最终达成“弱声”的状态。
正是基于阿德纳的这套理论，女性主义提出了众多方法论的革新，强调转换视域，站在女性的立场上，用女性的表达方式，去对女性进行访谈，去倾听女性，反思和重写女性经验，构建新的分析和概念工具，去理解女性的经验。
二、解构“同质主义”女性范畴阶段
上述阿德纳的观点固然发人深省，但是摩尔指出，这种理论视角存在一个基础性预设，即假定男性和女性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社会表达模式，而同性则共享一套世界观和社会表达模式。从这一预设会推出结论，即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适合研究女性。
摩尔指出，关于女性是否比男性更适合研究女性，学界由众多的争议：女性研究者是否会将“女性偏见”带入研究之中？如果必须相同才可以理解，那么以跨文化研究为特征的人类学又何以存在？有学者认为，这样一种观点是错误的，当务之急不是为其寻找认识论证明，而是应当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
摩尔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种做法可能存在的问题。
第一，这种做法会造成女性人类学的边缘化，排斥男性参与会使女性人类学被分割为分支学科，单一单调女性研究女性，会加重学界排斥女性人类学的倾向和行为，反而应当将女性问题扩展为性别问题，发展出“女性主义人类学（feminist anthropology）”。
第二，摩尔质疑普遍意义上的女性范畴，她认为，女性范畴知识一个社会学分析概念，女性人类学家和女性信源人虽然同为女性，但是她们却经历了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其各自的“女性”气质是由自身社会建构的，因而差异甚大，生物上的女性的确存在相同的特征，但是人类学的核心观念即是认同人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因而，不能由于生物的同质性而认定存在普遍意义上的女性，这种“同质主义”的做法忽视了女性内部的社会文化差异。
第三，摩尔指出应当从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角度去反思“同质主义”的女性观，同样是女性，但是由于种族、民族和阶级差异，女性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即是研究者和信源人之间也存在权力关系，作者认为应当注重研究这些性别、民族和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
在这一阶段，正是人类学中的多元主义和跨文化研究中对差异的强调，弥补了女性主义的“同质主义”迷思。
三、关注差异、性别和权力关系阶段
正是处于对“同质主义”女性范畴的反思，女性主义人类学开始由关注相同走向关注差异，不再讲女性视为高度内聚性的群体，而是意识到女性内部随着种族、阶级等权力关系维度而存在着众多差异，性别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是相互交织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开始由女性研究走向性别研究，从而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径和理论探索空间。
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人类学主要处理以下问题：首先关注女性之间的真正差异；而后构建能够有效应对差异的理论解释框架；最后关注种族、性别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人类学解构了女性主义，也赋予了女性主义更大的发展空间。
小结
这篇文章对我的启发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之前的女性主义学习中，我总是不自觉地将女性的境况视为同质性地“深受压迫”，认为所有女性都关注和渴望性别平等。但是读完这片文章之后，我意识到：性别问题的核心不是性别，而是权力关系。性别不平等只是众多权力不平等中的一种，甚至对于那些深受种族和阶级不平等之苦的人来说，性别不平等甚至不是其最紧要和迫切的问题。对性别问题的解决，也不是对男性的指责和剥夺，而是必须从权力关系入手，强调所有个体平等发展的自由和权利。
2.女性主义研究其实更为恰当的名字应当是“性别研究”，在性别关系中，男性和女性一样，通过一系列社会建构，被局限在特定的社会角色框架之中，而不得追求个人意志和自由。男性目前看似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这种关于高低的价值判断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通过这种判断将男性绑定在特定的位置和角色之中。而女性也是同理，因而，性别研究不应当把矛头指向男性，而是指向这套分派个体人生的社会价值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