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制的新生：陈其宽在东海大学的建筑探索

【【引言】】
东海大学早期建筑的主要设计者陈其宽、张肇康先生，与同辈的冯纪忠、王大闳先生，以及再早一些的夏昌世、华揽洪先生，都是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教育后又归国实践的华人建筑师，他们是探索现代中国建筑的先行者。由于时代动荡，他们没有在现代中国建筑的进程中得到应有的重视、传承和发扬。尽管中国当代建筑设计的总体水准亦可能早非今日可比，但一个世纪以来，对传承的轻视是我们盲从和自大的根源，希望这篇文字能为改变这种现状尽一份绵薄之力。
带着对中国建筑实践先行者们的敬意，有方也将东海大学列为“沉潜的现代：台湾现当代建筑”学术考察参观重点之一，而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随有方一同探访，追本溯源找寻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出路。你将参观到东海大学旧图书馆、路思义教堂等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设计作品。
有方经典线路【沉潜的现代：台湾现当代建筑】收官之作因特殊情况，空出最后1个名额，男女不限！本期定于2015年6月28日—7月4日出行，由策展人、评论家史建、王俊雄担任学术总监，王俊雄及策展人王增荣担任学术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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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大学校园印象】
进入几何浮雕墙构成的校门，顺着预制混凝土铺就的道路蜿蜒前行，水洗石子、鹅卵石砌筑的挡土墙渐次出现，勾勒出起伏的缓坡，坡上面尽是湿润的青草和野花；低矮的围墙或镂空、或素白，交替折行在高大的凤凰木和榕树下，掩映着墙内三三两两、双坡挑檐的合院建筑……这校园如兰花般恬淡幽静，处处散发着书院的气息，让人清爽、也让人沉醉。2013年，我终于来到台中西北郊的东海大学——一个让我向往已久的地方。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是一名大学生，正在深圳大学接受建筑学本科的基础教育，我记得在建筑系资料室里翻阅到关于台湾现代建筑的文章，虽然已记不得是哪一本期刊，但两张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的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介绍文字里面写道这是贝聿铭和陈其宽合作的作品，并在50年代的现代建筑中享有国际性的声誉。当时就想哪天能去亲眼看一看，也有一丝好奇，心道这位贝先生的合作者是何许人也？可惜这一丝好奇究竟没有变成探究到底的动力，此后近二十年间的求学和实践中，“陈其宽”这个名字就如同凝固的标本一般冰封在我的记忆里。
                
                
                
                
2012年春，看见梁井宇在微博上连发图片和文字介绍东海大学校园和建筑师陈其宽、张肇康。图片中地标性的的路思义教堂唤起了我的回忆，但真正让我吃惊的是校园里其它的普通建筑。文理学院、校长寓舍、学生宿舍、艺术中心等等，这些以前我从未在书刊上见过的庭院建筑，在空间、建构和场地关系方面呈现出的清晰秩序、成熟的语言体系、以及修养上的优雅和自信，只看照片就让我有“惊为天人”的感动。之后我留意搜集东海大学校园和陈先生的资料，阅读、思考、向往。我深知庭院建筑的空间体验为任何图片无法取代，所以开始筹划专程前往。其时机缘巧合，年半后受王维仁老师相邀参加“台湾地域主义建筑论坛”，终于有机会亲身参观这座美丽的校园。又半年，我再次造访东海，蒙罗时玮教授带领，专门参访了女生宿舍和女白宫等平日难以入内的作品。
【陈其宽与东海大学】
                
                
                
                
陈其宽1921年生于北平，自幼勤习书法。1930年代，少年陈其宽在南京读中学。1940年，抗战中颠沛流离的陈其宽考入当时随迁重庆的中央大学建筑系，1944年毕业前夕他应召入伍，作为参谋部英语翻译参加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印度(图3)。战后陈其宽回到南京，在基泰建筑事务所工作。1948年，他赴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留学，获建筑和艺术硕士学位。1951年被时任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格罗庇乌斯(Walter Gropius)网罗到TAC（The Architects' Collaborative Inc.，格罗庇乌斯在波士顿开设的建筑事务所）工作(图4、5)，并在格氏的推荐下到MIT担任建筑系讲师。
                
                
1954年，陈其宽接到了贝聿铭从纽约打来的电话，询问他和张肇康是否有兴趣参与台中东海大学的规划和建筑设计工作。当时，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为了延续1949年前存在于中国大陆的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并在台湾复校，和国民政府商定在台中创办东海大学。校董会聘请了贝聿铭担任校园的总体规划设计工作。大概由于这个项目的工作量巨大且后继的建筑设计部分需要较多的现场配合，贝先生于是邀请陈、张两位青年才俊加入设计团队。陈、张对这次实践机会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在规划和首期建筑的设计完成后，1957年陈先生赴台湾接替调回美国的张先生进行现场监造，并应校方邀请着手创办建筑系。他完成了路思义教堂的设计和建造(图1、2、6)，并成为1958-1964年东海校园建筑的主要设计者。到台湾定居后，陈先生于1965年辞去系主任一职，在台北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也许是因为在面对台湾1960-1970年代社会现实的时候，缺少东海校董会这样优质业主的支撑，陈先生后期的建筑作品乏善可陈，他把兴趣和精力转向了自幼喜爱的绘画，并在水墨画、石版画等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2007年，陈先生病逝于美国旧金山，享年86岁。
                
                
陈其宽在东海大学的建筑实践跨越10余年，是一个从设计到建造，历经反思提炼，又回到下一次设计建造的、循环渐进的探索过程。这个过程从代表中国传统建筑形制的合院空间和木构系统出发，逐渐迈向融合公共空间和现代结构的新秩序。作为一位卓越的文人画家兼建筑师，陈其宽作品中贯穿始终的，是他对人文精神和艺术境界的追求，包括传统文化的根源，也包括对传统的活用和对新生秩序的探索。如果我们悉心解读，就不难体察一位学养深厚的建筑师，如何从各种既有形制出发，融汇贯通，乃至推陈出新、由物及心的过程。我认为，形制的传承、演化和创新是东海早期建筑作品的核心，对路思义教堂，建筑界已有许多研究和评论，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本文将重点放在其它日常性的建筑上，一则，它们对中国大陆的读者相对陌生；二则，我相信这些“普通”建筑的成就对中国建筑的未来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文理大道：场地、建构、空间与传统形制的传承】
                
                
                
                
在贝聿铭主导的校园规划中，文理大道作为主轴将老图书馆、行政楼和诸学院串联起来，是东海大学教学空间的核心(图7、8)。走进今日的东海校园，近400m长的林荫步道沿自东向西的缓坡向上延展，约14m的道宽为两侧大榕树的浓荫完全遮蔽，包括两侧各3m的人行道和中间7.3m宽的草坪和横向走道，没有了车的干扰，有的是阴凉和轻松(图9、10)。这愉悦的体验从何而来？一为东西向的纵深，因着缓和的坡度而达到了礼仪和闲散的平衡；二为南北向的面宽，榕树的低垂加宽了空间尺度，又将视线引向大道两侧退距各约20m的文、理、工、农诸学院。它们之间的距离足以呈现各自的独立性，但又没有远到失去视线上的联系（图11、12），这种放松的围合与树木、小径一起，共同疏解了中轴线固有的严肃和仪式，使停留和往来穿梭的人倍觉亲切。文理大道的纪念性不是权威的表达，而是自然和人性的相互关照，是生命之间平等共处而产生的凝聚力。
                
                
                
                
                
                
                
                
四座学院座落在逐次跌落的台基上，台基以条石或鹅卵石作挡土墙，与场地的绿意十分融洽，但以露明混凝土脚柱和水洗石子压顶构成的外框则过于粗大，是个遗憾。每个学院均为传统合院形制，由四方形的回廊定义院内的空间。
                
                
                
                
                
                
沿几步石阶登上台基，开放的回廊透出院内的景致（图13），但仍然需要穿过一座敞厅进入有三面建筑围合的庭院——尽管院里是传统未见的大面积草坪和稀疏的灌木，这种穿堂入院的体验却是严谨的传统空间礼仪(图14、15)。回廊外围的建筑均由混凝土框架结构支撑上部木屋架，形成了单跨连续开间的双坡顶屋型。这一混合结构体系脱胎于中国传统木建筑，是东海大学早期建筑架构的主角，一直沿用至学生宿舍和学生社区中心。无论建筑的功能如何变化，这种形制如同我们在任何一个传统村落看到的那样，保持了惊人的连贯性，也成就了早期东海大学建筑和谐的基调，而统一形制下的细微变化，则成为不经意间彰显的个性与惊喜。
                
                
                
                
学院教室的山墙以一砖半厚的定制红砖墙填充，微微外凸，顶部是不同形状的木百叶通风窗，开间内则是精细的木门窗，玻璃根据室内需要分为透明和磨砂两种，如教室的上部开窗透明，下部则为磨砂以减少与回廊间的视线干扰。回廊的建构设计亦各具特色，理学院用方木柱，阑额脱开，与梁之间以工字撑联结；文学院则用圆木柱，阑额与梁之间封木板，板上开有梅花形漏洞。凡此种种精妙的差别，非进入学院不能察觉，更以委婉的方式透出各学院的气质(图16、17)。
后期实施的几座学院虽然由于面积需求加高了一个楼层，但这方正的回廊庭院空间仍然得以不折不扣地延续。文理大道没有如传统院落建筑那样把建筑置于中轴线上，而是代之以开放的景观步道，两旁的图书馆、行政楼和学院建筑则严格遵循了轴线建筑的仪式感：它们虽然严整，却并不呆板。一者由于建筑原型本身在尺度、比例、材质、建构等方面的细致考量；二者归功于庭院形制与缓坡地形的结合，相似的通透回廊轻置于不同高度的台基上，在文理大道和学院之间，以及学院和学院之间，建立起错落有序、内外有别又远近相望的空间层次，堪称由单一形制生成复合群体的典范。
                
                
文理大道沿线的早期建筑，是由陈其宽和张肇康在贝聿铭的指导下设计的。陈其宽1957年到台湾负责督造时，建筑已接近完成，场地整形和绿化植栽刚刚开始。他及时制止了对场地的粗糙填挖，并指导施工方顺应原始地貌精心放坡（图18），当时廉价易生的相思树和凤凰木等当地树种也得以大量种植。这种对待景观顺其自然、因地制宜的态度在50年后成就了东海大学蔚然成观的生态森林，其功不亚于建筑上的成就。
【男女生宿舍：形制衍化的范本】
学生宿舍区的建筑是陈其宽和张肇康合作设计完成的，这些校园里更为“普通”的建筑并没有重复文理大道在台基上营造平整庭院的做法，而是结合每处建筑的地形和内在功用，尝试空间形制的衍化。
男女生宿舍建筑单体的原型与文理大道的教学建筑保持一致，仍旧是双坡屋顶，由混凝土框架结构支撑木屋架，优雅的山墙也仍然延续着同样的材质和建构方法，只在开间和尺寸上根据功能需要调整，走廊的构造做法有两种，一种是同文理大道二层建筑走廊相同的混凝土栏杆，与混凝土封边梁形成整体，尺度过于粗大；还有一种采用较细的木制栏杆，走廊楼面的红色地砖面层退到栏杆后，与混凝土梁分开，这显然是后继设计优化调整的结果，既有利于走廊楼面的排水，亦能够消解原构造的笨拙。总体看来，这种建构形制的“基本不变”或“微调”保证了校园内建筑风貌的协调，也宣示了建筑师骨子里的传统意识：在中国古代建造史上，木构建筑从来都以单一的形制来适应各种不同功用和阶层的需要，而变化，则留给建筑之间的空间关系——作为两组为学生提供生活功能的建筑群，男女生宿舍的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空间的经营。
                
                
                
                
男生宿舍用建筑与院墙围成三合或四合院（图19、20）。与文理大道建筑庭院几何上的闭合性不同，平面上呈垂直关系的建筑交替向外延伸，突破了庭院的矩形平面。这种正交规则下的自由秩序类似密斯的自由墙体和风格派艺术，使庭院得以由间隙向周围溢出，呈现出围而不合的状态。宿舍的半户外走廊则以桥的方式联通相邻的建筑，并结合缓坡地形在间隙里形成上下穿越，丰富了庭院内外的空间体验。男生区的围墙较少，建筑1-3层都做宿舍房间，这与男生对隐私性的要求相对较低有关。相比之下，女生宿舍对私密和安全的需求更高，但庭院空间的设计却更为灵动，这看似难以调和的矛盾如何化解？
                
                
                
                
从一张1957年陈先生绘制的女生宿舍轴测图(图21)中可以看出，建筑单体向庭院外延伸的幅度和男生宿舍相比明显增加，籍此在3组内院之间形成了组间的外院，内、外院之间的空间更为模糊、流动。另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底层架空，用院墙围出公共活动内庭，与上层的宿舍垂直区隔，从格局上为宿舍的安全性和私密性提供了保证(图22)。
                
                
                
                
整个女生宿舍在外围借助围墙和灌木严格限制了仅有的出入口(图23)，登记后穿过月门，第一感觉是非常的自由，架空底层联通着周围的草坡和树木，绿意到处弥漫，院墙高不过2m，以粉白和灰色镂空两种样式交替，脚下是土红地砖铺就的小径，它们顺着或平或斜的地形，向不同的庭院分叉行进(图24)，穿墙而过后接入房间外的走廊。院墙上有洞无门，哪里都可以走通。但当你步入墙内的庭院时，会清楚地感到私密性的加强，这空间似乎在说：男宾该止步了。
                
                
底层层高相对较矮，架空的部分设石几供学生休憩（图25），通往2层的楼梯大都做成一跑，增加了视线的安全、也卸去了休息平台的累赘，楼梯用实体栏板、水磨石包边，两侧均安装圆木扶手，与走廊相接的转弯处都有圆弧形的放大台阶。房间在走廊一侧开高窗采光通风，与居中的房门一道形成T字型，在开间的空余处留下完整的白墙。出于对门窗功能、位置、比例和尺度的悉心整理，这片实体为主的外墙显示出建筑师的洗练功力，它退在走廊外侧木柱和栏杆修长的身影后，呈现出异乎寻常的轻盈与优雅；在阳台一侧，房间则开落地门窗，下部还是以磨砂玻璃保护隐私……50年过去了，这些贴心的设计略显残旧，却仍给我们以动人的温暖(图26)。
                
                
这组放置在坡地上的建筑群，高低组群的高差为一个楼层，于是高区底层的小径在穿过院墙后，以连桥与低区2层的走廊水平相接，并让沿山坡而下的小径在桥下“立交”钻过。院墙在卵石挡墙勾勒的地貌上延伸着，破墙而出的廊桥联系着不同高度的庭院和宿舍——在这建筑与地形精妙配合的环境里行走，能够体味江南园林旷奥收放的韵味，能够感受建筑与自然平等对话、默契交织的愉悦：因为这不仅是美学的建筑、建构的建筑，也是人性的建筑、自然的建筑。在陈其宽先生的点化下，这些属性无分轩轾，融为一炉，使传统与现代失去了纠结的烦恼，我们只见固有的形制在人和自然的开示下解放了自己，收获了自由和新生(图27-29)。
                
                
                
                
                
                
【校长公馆和招待所：求变的形制】
1960年，陈其宽定居台湾，在创建东海大学建筑系的同时，开始主持设计了一系列校园内的配套建筑，由于这些建筑较少使用红色地砖和墙砖而偏向灰白调子，被建筑系的老师们称为“白墙建筑”。无论从建构角度，还是从空间角度，文理大道和学生宿舍在传统形制的传承和衍化层面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陈先生并未止步于此，他以过去为起点求变，开始了新形制的探索。
                
                
                
                
校长公馆是一座2层高的集中式独栋住宅，并非合院，从总体配置上看比较类似美国的独家住宅。由于未能进入参观，内部空间的体验笔者只能通过建筑图纸想象。但这座建筑的外观清晰地呈现了设计的逻辑，陈先生在这里尝试了两个普通屋型的重叠。从山墙剖面可以看出，两个三开间的双坡屋顶在叠合部分出现了下沉的平顶间隙，成为连廊和辅助房间，并为两侧房间提供通风高窗。出于对私密性的考量，1层除大门外只开高窗，2层则是通长的阳台，阳台出挑成为一楼大门的雨篷，外缘用整面镂空的筒瓦墙围合，既可遮蔽烈日，又能使2层房间里的私密生活以落地大窗的通透方式与外界相连。公共与私密垂直分层、前后排房间平面重叠：这座建筑对传统屋型进行了“复合”的试验(图30、31)。
                
                
招待所在校长公馆隔壁，是一座单层的合院建筑，由客厅、客房、及院墙组成。与传统四合院不同的是，公共客厅位居中心，四角与两侧的客房走廊联通，前后院很小。建筑呈“工”字型配置，虽然布局十分紧凑，但不同建筑之间却有着明晰的脱离关系，厅堂与客房之间形成了夹墙式的储藏空间，而前后两片院墙则与两侧建筑没有连接，仅以灌木略作遮挡，中轴上亦有洞无门，使前后院成为松弛围合的公共空间，但只要穿过门洞进入，来访者会清楚地感知到空间私密性的加强，正厅外玄关大门的精致木作，也进一步明示了待客的礼仪。客厅虽在空间的公共属性上与四合院的中心庭院相同，但作为联系两侧客房的室内空间，却为居住生活提供了更适应当地气候的舒适便捷。对合院形制的变化推演，以及对构筑单元之间“离”的尝试，使这座250平方米的小建筑看似方整对称，却明显有别于文理大道诸学院，是对基本合院原型一次变革性的尝试(图32-35)。
                
                
                
                
                
                
从校长公馆和招待所，我仿佛看见了一次“出发”：一次从传统形制起步求变的尝试，并且分别包含建构(校长公馆)和空间(招待所)两个方向。在同一时期，陈其宽在美国受到的现代主义熏陶也开始展露，老建筑系馆(陈其宽1960年代设计的建筑系馆是东海大学最早的建筑系所在地，1970年代学校规模扩大，汉宝德先生设计了新的建筑系馆，并使用至今，故陈先生设计的系馆被称为“老建筑系馆”)和艺术中心就是一次脉络清晰的试验。
【老建筑系馆和艺术中心：新形制的探索】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现代建筑正处于战后大量建造的时期，对大型及标志性公共建筑的需求也不断上升，各种创新的结构类型和工程技术也重新捡起了二战前的线索，在各国得到蓬勃发展。奈尔维的罗马小体育宫、伍重的悉尼歌剧院、小沙里宁的耶鲁大学冰球馆和肯尼迪机场TWA航站楼、丹下健三的东京代代木体育场馆及圣玛利亚大教堂，都是同时期设计建造的著名建筑。也许是受到外国同行的影响，陈先生也跃跃欲试，但他没有四面出击，而是谨慎地选择了双曲面倒伞结构作为试验的起点。
“伞形结构虽然是新兴的建筑学理，但与我国的建筑精神有许多符合的地方。例如双曲面屋顶，挑檐大，侧视为一曲线，其造型系反映屋顶重量下导所形成的自然结果，很符合我国木结构挑檐斗拱表现静力传导的求真精神，与反宇向阳有异曲同工之处，虽是现代结构，而又具中国传统的风格。”[东海大学建筑系.建筑之心—陈其览与东海建筑[M].台北:田园城市，2003.]
从这段陈其宽本人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为自己的建筑实验选择现代结构原型的时候，采取了与传统中国建筑形态相关联的文化取向。
老建筑系馆由13×2共26个倒伞双曲面结构单元组成。在女生宿舍入口旁还有一座加建的活动室，由6个正伞双曲面结构单元组成。两座建筑的结构单元均采用反梁，这样伞底的优美曲面就可以通过小直条木模版的痕迹呈现出来。
我猜想当年陈先生在正伞和倒伞之间有过犹豫，或者他想通过这两个建筑考察空间气氛的差异(图36)。
老建筑系馆的倒伞结构为空间提供了变化且富含韵律的顶部覆盖，空间的围合则交给墙体来完成，陈先生将带型窗墙的位置从结构单元的外边内缩，在墙外形成了一圈2m宽的外廊，作为遮阳和雨篷，室内的空间也因而减少了窗高，并形成了两排结构柱中高侧低的空间形态。老系馆标准化的开放式格局符合建筑系教学空间“studio”的需求，也为后继艺术中心更为灵活和变通的单元组成打下了基础，也为同步进行的路思义教堂提供了施工工艺上的参考和准备。这样的安排很像科学试验的步骤：先用一个简单的试验考察原型本身，待完善后再尝试复杂的组合(图37、38)。
                
                
                
                
老系馆的建筑语言我解读到两点：一是结构单元生成了空间秩序；二是自由的建筑墙体不仅划分功能空间，而且与结构单元之间形成了张弛有度的关联。
                
                
艺术中心位于路思义教堂草坪的南侧，与西侧台地有约3m的高差，功能包括表演兼放映厅、画廊、艺术教室及乐器练习室，建筑面积总共约650㎡。在有了老建筑系馆的实验储备之后，陈先生在艺术中心尝试给倒伞结构单元赋予新的生命。他用倒伞单元组成4个建筑单体来容纳上述功能，并共同围合出一个合院式的建筑组群(图39)。
从西侧道路接近艺术中心，渐渐显露的是一组坡下的低缓合院，靠近道路的表演厅也只有一层的高度，这是由于陈先生利用地形高差做成了阶梯式的观众席，削弱了建筑体量的缘故。沿着石子小径转折而下，穿过几道鹅卵石挡土墙构成的台地小院(部分挡土墙由于后来修建西侧道路已被拆除，甚为可惜)；入月门，方可置身坡下的庭院之内，这时，8把倒伞构成的演出厅才呈现出两层高的主导性体量，室内舞台通过可以全部打开的折叠门延伸到室外，与下沉庭院周边的宽大台阶形成一个露天剧场。庭院的其它3面是画廊、艺术教室和乐器练习室，这些一层高度的房间平面大小不一，但都置于同样模数的倒伞结构单元之下(图40、41)。
                
                
                
                
与老系馆类似，内外空间的划分仍由墙体的围合转折来完成，庭院周边的连廊空间也同样藉由倒伞在墙外的挑檐来实现。所不同的是倒伞结构单元的立柱断面转了45º，更好地对接了倒伞的双曲面几何脊线，在与墙体相交时则形成凹槽，凸显了结构柱与墙体的各自独立。为了保证各个房间使用的独立性，教室和练习室的大窗开在建筑外圈，庭院一侧只开高窗，由墙底部的小孔协助通风（图42、43）。这里，各种具体的结构部件和建筑词汇都有各自不同的功用，很容易杂乱，但在陈其宽的统筹下，它们被妥贴地整合在一起，总体上呈现出相当高的抽象度。50年之后，当我在庭院里站在两把倒伞结构之间，这些由正方形素墙、梯形高窗，和矩形细木框门构成的填充墙面已经年久失修，但仍然深深地打动着我，因为这些物质的存在已经和结构秩序融为一体，成为庭院空间韵律的一部分。我看到一种新的建筑语言在几经试验后业已成形，它拥有自己的生命，也记载了一位建筑师的学养、心血和求索(图44、45)。
                
                
                
                
                
                
从老建筑系馆到艺术中心，可以清晰地看见陈其宽先生开启的另一条道路。新技术产生的结构秩序可以经由庭院空间的组织，生成新的建筑。与之前的东海建筑相比较，庭院的经营依然灵动，运用地形化解建筑尺度、组织空间体验的做法仍在延续，但这种新建筑大胆舍弃了与传统木造在建构上的直接关联，反而以抽象的建构表达使传统庭院的形制获得了新生。
【超越形制的女白宫：空间和建构的诗意融合】
                
                
                
                
在陈其宽为东海设计的早期建筑中，女教员宿舍(俗称女白宫，图46、47)在建筑语言上最为内敛、也最为耐人寻味。这座建筑没有延续文理大道和学生区与传统一脉相承的建构语言，也没有尝试引进新鲜的现代结构原型，它的设计建成与艺术中心几乎同步，却看不到与艺术中心类似的“实验性”。
女白宫在招待所的对面，正在东海大学建筑系主任罗时玮教授的指导下整修维护。这是一座从外观上看相当普通的建筑，11个3m宽的相同开间沿东西向的道路一字排开，统合在一个完整的坡顶之下。西边1/3是起居部分，东边2/3是宿舍房间，入口在两者之间。由于地形随着道路向东侧下坡，建筑也在这1/3的地方用挡土墙形成了错层，可以看出西侧起居部分空间较高，东侧的宿舍则有上下两层——除了对错层的表达，这个“沿街立面”简单抽象，平直的檐口下没有小椽，开间内的阳台和开窗比例也不如男女生宿舍那么修长，除了坡屋面的灰瓦和窗上的玻璃，所有墙面都是白色，这和艺术中心倒是相同，却似乎没有与众不同的建构表达(图48、49)。
                
                
                
                
然而，所有这些从沿街外观得到的平淡印象，都在我进门之后被室内空间彻底颠覆。
门厅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扩大楼梯间，这使每一个进门的人立即面对一部楼梯，上半层去2层房间，下半层去1层房间、餐厅、以及附属用房，门厅西侧的墙上则是一道月门，里面是公共起居室。这个相当于楼梯休息平台位置的门厅不仅是建筑动线的枢纽，也是空间体验的关节。楼梯的走向也让我意识到，建筑内部不仅有东西向的错层，也有南北向的前后错层。
起居室占了两个开间，在空间上和后面低半层的餐厅相连，起居室里面又是一道月门，通往西端私密的小茶室。门厅、起居室、茶室：这三重空间的光线，透过两道月门、以及高处的梯形洞口相互弥散，坐在起居室的环状长椅上，心会安静下来，慢慢体味到空间和光的流动（图50-53）。这种空间氛围的形成与建构上的抽象度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开间足够多(11跨)、跨度足够小(除起居室为6m外其它开间均为3m)，砖混墙上只需要双坡向的混凝土薄板来覆盖屋面——这是一个无梁的屋盖。梁的取消使混凝土板成为完整连续的天花，与外墙交接处的采光高窗更加强了它的独立与轻盈。
                
                
                
                
                
                
                
                
沿楼梯下半层就是餐厅，这个空间联通了坡屋顶的起居空间和平屋顶的辅助用房，并借助平、坡顶的转换形成了高窗，和北窗一起丰富了整个公共区域的光线层次。从餐厅向东是一个围绕天井的回廊，天井略显狭窄，北侧是厨房、洗衣间、储藏室，南侧是一楼房间的走廊。
与起居室相比，通往宿舍房间的走廊是一个幽闭的所在。一、二层相同，走廊的自然采光被限制在外墙底部和顶部两条细细的带形窗上。空间的窄小和光的吝啬会让进入走廊的人顿感静谧，从而放轻脚步、小心行走。进入房间，一张榻式单人床、和一把椅子是屋内落地的全部家具。书架和写字台都是从墙上悬挑出来的，连衣橱也悬浮在走廊和房间之间的隔墙上，上下是透气采光的高窗和地窗。这间斗室虽小，却因为内嵌和出挑的家具而简明清净，也因为南北通透的窗户设计，而拥有了空间的层次、拥有了光和风景。房间2.7m的面宽在立面上被分成3个900mm，高度上则分成上、中、下3段，这一9格模数贯穿了走廊外墙、走廊和房间的隔墙、以及房间和阳台间的外墙。其中，上高窗和下底窗在3道墙上重复出现，保证了室内和走廊的通风，也构成了空间的层次。墙身的中段则依次是填充实墙、衣橱、以及能看见风景的固定大窗(图54、55)。
                
                
                
                
如果把整个建筑的体验连贯起来，我似乎看到了“旷奥”的再现：从门厅的小巧通达、到起居室和餐厅空间的园林意趣、再到走廊的低徊幽闭、最后进入房间，在享有私密之余，仍能感受光景生动的气韵。而这一切的丰富，都统筹在东西和南北两个方向随坡地错层所形成的秩序里，并经由细致入微的建构巧思，抵达了诗一般的、高度凝练的境界。
女白宫的设计中，陈其宽没有参照任何现成建构和空间形制，包括传统和当代。设计的出发点只有两个，一是功用，包含公共起居、宿舍房间和辅助用房3部分；二是地形，包含东西、南北两个向度。这里的功用融合了使用者在物理和心理上的双重需求；这里的地形，成了空间层次和动线组织的发端。在抛弃了具象的传统屋架和时髦结构概念之后，陈先生让建构语言退居次席，完全服务于以上两个出发点所生成的空间体验，而不是为了教条的现代主义语录而刻意抽象。正是如此彻底的退让，才成就了空间的气韵和光阴的流转，正如谦谦君子成人之美。
通过女白宫，我们看见了陈其宽开辟的又一条道路。既非传统形制的衍化，也非新兴结构的重组，更不同于路思义教堂作为地标建筑所具有的特殊结构形态和纪念性。在气质和品格上，它更接近陈先生的绘画；它从基本功能和场地入手，用最普通有效的建构方式，去达成一个充满人性关怀和深具传统人文气质的空间体验。我以为，这正是陈先生本人，作为一位建筑师兼文人画家最纯粹的追求和写照。
【东海建筑的意义】
台湾著名建筑教育家、建筑师汉宝德先生曾将东海大学建筑分为两类，一是前期的混凝土＋红砖墙建筑，二是后期陈其宽主导的白墙建筑。他更指出陈其宽对江南传统建筑素雅灵动的偏好，以及根植在他灵魂深处的、源自自身生活经验的中国文化传统。陈先生主导的东海建筑，是其文人画及其文人精神的物质呈现，格罗庇乌斯那里的包豪斯，乃至中国传统建筑的建构，都只是他的方法，而非目的。
“…… 陈先生是自生活中学习到中国传统，传统对他来说不是理论，是如影随形的。他是标准的中国读书人，有传统士人的优点和缺点。他能妥协，能随遇而安，不固守原则，在生活中寻求心灵的情趣。建筑上的表现也是如此。”[东海大学建筑系.建筑之心—陈其览与东海建筑[M].台北:田园城市，2003.]
汉宝德先生曾跟随陈先生参与东海大学建筑的实践，留学归来后又曾执掌东海大学建筑系10年，他对东海大学建筑的归纳是本质性的，对陈先生的处世哲学亦有深刻入微的了解，能够帮助我们厘清士人文化精神、传统建筑根源、以及现代主义影响之间的关系，也能够解释陈先生在离开东海的象牙塔后，为何在建筑实践上再无佳作问世，而将重心完全转向艺术。汉先生也毫不避讳自己的偏好：相比前期建筑采自传统建构的形制，他更欣赏陈先生主导的后期白墙建筑，因为它们呈现了中国传统建筑中“活”的部分、体现了求新的创造思维。若从建筑师个人的成就而言，我也深有同感，陈先生对古典形制的活用、对新兴结构的探索、以及对传统精神的表现，都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从建筑实践的外部环境来看，1954年开始设计，1963年基本完成的东海大学早期建筑，虽然携带了几位建筑师不同的个人烙印，形制不尽相同，成就也有高低，但在对人文精神的追求上却存在高度的统一。这种追求反应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对几位留学建筑师的双重影响。在1950-1960年台湾社会大众面临生存问题的艰难时期，这样的追求如孤独的乡愁一般曲高和寡，能够实现实乃中国现代建筑史的幸事。除了几位优秀建筑师的热情参与，作为业主的“美式”校董会只管造价，不干涉设计；负责结构设计的后凤三先生，光源营造厂的吴艮宗先生倾力配合。这些必要条件对于优秀建筑作品来说缺一不可，而东海建筑恰好全部具备，这不能不说是上苍的眷顾。环顾那个时代的两岸三地，亦有在品质和实验性方面十分优秀的建筑单体得以建成，但像东海大学这样大规模的、成体系的实践机会少之又少、几乎可称孤本。
这些成因确然是建筑史家展开研究的重要线索，但作为建筑师的我更感兴趣的是，今天我们重读这个校园的根本目的为何？如此动人的东海建筑，又能够为建筑本体的演化提供怎样的参照和启迪？
由于我本人的参观是在东海建校半个世纪以后，所有这些早期的建筑都以一种均等的存在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不可能再有汉先生当时的机缘、跟随陈先生参与东海的建设，也无法像罗时玮先生那样有机会亲耳聆听陈先生对当年工作的回忆。但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距离感，才能让我这个迟到的参观者在某种程度上忽略当年影响设计和建造的种种故事、忽略几栋建筑著作权的争议，甚至忽略建筑师的美学偏好，而努力站在建筑本体的视角，在更大范围的时间和地域里，寻找东海建筑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的意义。
基于以上原因，我更愿意将东海大学早期建筑视为一个完整的建筑聚落，或是一次集体的建筑实践。我相信陈先生的作品虽在其中较为出色，但也只有放在这个聚落中来解读，才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启迪。因此，当我以这样囊括而不是分解的眼光回顾这个集体时，它内部种种不同指向的实验就拥有了清晰的线索和整体的价值。10年，在历史中不过一瞬，但因缘际会，几位建筑师在这段有限的时间里，展开了这段非凡的建筑探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旅程：
文理大道建筑群——以传统的建构形制和空间形制为基本架构，吸纳当代的结构体系，形成了现代化的中国建筑，并在地生根，其规划思想，则打破了中轴线建筑的传统，遵循景观轴线的开放空间原则。
学生社区中心和男女生宿舍——以文理大道建筑形成的建构形制为单体原型，但突破传统庭院的封闭格局，结合使用功能、气候和地貌尝试流动的、立体的空间组织，形成了新的庭院空间体验。
校长公馆和招待所——分别在建构和空间两个方向对传统形制进行变革，完成了高品质的建筑，但在原型的层面上未臻成熟。
老建筑系馆和艺术中心——现代结构单元（倒伞双曲面薄壳）的建构实验，并运用经实验优化的单元体组合形成庭院，所成就的新形制同时赋予结构单元和庭院空间以新的意义。
路思义教堂——地标性的建筑，用现代结构（密肋薄壳）建构新的宗教空间，同时在形式和材质上蕴含了传统文化和在地精神。
女白宫——吸收各种既有形制的养分之后，舍弃任何原型和形式的羁绊，建筑成为表达境界和精神的语言。
在这场探索中，我分明看见了系统式的、多方向的努力。虽然已无法向贝聿铭、陈其宽和张肇康等诸位前辈请教，他们当年在规划和设计东海建筑时是否有如此体系性的意识和计划，但毋庸置疑的是，几位先生用充满智慧的实践探索着现代中国建筑的道路，台湾著名建筑学者王镇华先生称之为“一条健康而未开展的路”。我想说，他们开启的道路岂止一条！传统是他们的血液，求新是他们的理想。从这些作品身上，我们能够解读到对许多关乎环境和建筑本体问题的思考，包括人与环境、传统与现代、建构与空间、原型与地域、抽象与具象、纪念性与日常性等，也能解读到建筑师对这些问题的度量、掌控和表达。其中，有关形制的实验是最具持续性的，几乎在每一件作品中都能找到端倪。一则，形制问题是几位先生的东方传统与西方背景的交汇之处；二则，对形制的传承、变革、创新、乃至超越，也是建筑本体永恒的命题之一。
邻国日本有清家清、篠原一男这样的承前启后者，他们对日本传统和现代主义的兼收并蓄，成为当代日本建筑蔚然之观的重要基础。相比之下，东海大学建筑的探索在传承上显然后继乏力。但与其深究种种历史遗憾，不如从当下开始重拾遗珠，接续探索。我相信，东海大学早期建筑聚落所开启的几条道路，不仅是鲜活的案例、更是开放的起点，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中的传承，对当代乃至未来中国建筑的实践都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这聚落并未终结，希望我辈未来的传承和革新，能够成为它的延续，以及对它最好的纪念。
编辑：张远博
整理发布：王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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