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人曲事三则(三)从吕润生曲叙笺看苏州正始曲社
(三)从吕润生曲叙笺看苏州正始曲社
晚清民国时期的苏州,昆曲相较周边各地,还算繁盛,民间曲社活动也非常频繁,但因为相隔年代久远,相关资料匮乏。曾见贝晋眉先生记述,言同光以后,苏州“曲社有颂清、和钧、正始等,每一社在一二个月中叙会清唱一次,谓之‘同期’,地址无定。辛亥光复后,颂清、和钧等社,相继星散,只寄闲、正始两社,时常叙唱”,又言其社大致成立于清光绪年间,主要负责人为朱杏农,其他相关资料不详。近期,新发现两封旧时邀请曲友参加曲叙的信笺,或可对苏州正始曲社的资料作一点补充。
此次发现的两封信笺,上款均为“吕润生”。吕润生,名吕荣,生卒不详,有其子吕玉书为其整理的《南香馆杂谱》二十二卷存世。《南香馆杂谱》书前有民国苏州曲家吴迪刚序,称吕润生“早年与俞宗海等研唱昆曲,偶或演出,表达剧情,惟妙惟肖,五十后,退休家园,从事抄录各类剧本。”信笺的下款均为正始,按常理推论,或为某位名正始的曲友所发,但两笺笔迹明显不同,当非一人所写,故而大胆推测,或为正始曲社的不同社员所发,不署人名,只署社名。信笺中署吕润生家住苏州旧长洲县前,考清雍正二年,清政府分原长洲县为元和县(东南)、吴县(西南)、长洲县(东北)3县,同为苏州府的附郭县。民国政府又于1912年设苏州府,下辖长洲、元和、吴三县,到1914年前后,将长洲县并入吴县,由此可知这两封信笺是发于1914年以后。
两封信笺分别记录了民国时期苏州正始曲社的两次曲叙,一次在“月之夏历十四日,备有两膳,恭请曲叙。席设钮家巷王宅(旧为康熙年间顾汧的凤池园中路部分,后归王鸿翥药铺老板王资敬,故名王宅,即今钮家巷5-6号)”,另一次在“月之廿六日二句钟(即两点钟之意),在王天井巷十九号朱宅(地址不详,或已不存)同期……”,这与贝先生前文说的“每一社在一二个月中叙会清唱一次,谓之‘同期’,地址无定”的情况是契合的。此外,从这两封信笺上,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民国时期钮家巷王宅、王天井巷十九号朱宅的主人也应是正始曲社的社员,且每次曲叙照例要由承办方准备餐饭,有时是上午即开始,则备两餐,有时是下午两点以后才开始,则只需准备一餐即可。
晚清民国时期的苏州,昆曲相较周边各地,还算繁盛,民间曲社活动也非常频繁,但因为相隔年代久远,相关资料匮乏。曾见贝晋眉先生记述,言同光以后,苏州“曲社有颂清、和钧、正始等,每一社在一二个月中叙会清唱一次,谓之‘同期’,地址无定。辛亥光复后,颂清、和钧等社,相继星散,只寄闲、正始两社,时常叙唱”,又言其社大致成立于清光绪年间,主要负责人为朱杏农,其他相关资料不详。近期,新发现两封旧时邀请曲友参加曲叙的信笺,或可对苏州正始曲社的资料作一点补充。
此次发现的两封信笺,上款均为“吕润生”。吕润生,名吕荣,生卒不详,有其子吕玉书为其整理的《南香馆杂谱》二十二卷存世。《南香馆杂谱》书前有民国苏州曲家吴迪刚序,称吕润生“早年与俞宗海等研唱昆曲,偶或演出,表达剧情,惟妙惟肖,五十后,退休家园,从事抄录各类剧本。”信笺的下款均为正始,按常理推论,或为某位名正始的曲友所发,但两笺笔迹明显不同,当非一人所写,故而大胆推测,或为正始曲社的不同社员所发,不署人名,只署社名。信笺中署吕润生家住苏州旧长洲县前,考清雍正二年,清政府分原长洲县为元和县(东南)、吴县(西南)、长洲县(东北)3县,同为苏州府的附郭县。民国政府又于1912年设苏州府,下辖长洲、元和、吴三县,到1914年前后,将长洲县并入吴县,由此可知这两封信笺是发于1914年以后。
两封信笺分别记录了民国时期苏州正始曲社的两次曲叙,一次在“月之夏历十四日,备有两膳,恭请曲叙。席设钮家巷王宅(旧为康熙年间顾汧的凤池园中路部分,后归王鸿翥药铺老板王资敬,故名王宅,即今钮家巷5-6号)”,另一次在“月之廿六日二句钟(即两点钟之意),在王天井巷十九号朱宅(地址不详,或已不存)同期……”,这与贝先生前文说的“每一社在一二个月中叙会清唱一次,谓之‘同期’,地址无定”的情况是契合的。此外,从这两封信笺上,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民国时期钮家巷王宅、王天井巷十九号朱宅的主人也应是正始曲社的社员,且每次曲叙照例要由承办方准备餐饭,有时是上午即开始,则备两餐,有时是下午两点以后才开始,则只需准备一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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