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裳文艺全谱》探骊
《霓裳文艺全谱》探骊
在众多晚清民国时期的昆曲曲谱出版物中,《霓裳文艺全谱》是一部较少被提及的曲谱,虽然它成书极早(光绪二十二年),在晚清民国时昆曲谱出版物中仅次于光绪十九年出版《遏云阁曲谱》,但它的知名度和流传度远不及《遏谱》,在近世昆曲研究中更是极少被提及。在此,仅对所见之俞振飞先生藏《霓裳文艺全谱》做一个粗略的探究。
《霓裳文艺全谱》,诸多辞书均有著录,仅以南大本《中国昆剧大辞典》、台湾本《昆曲辞典》及《中国曲学大辞典中》记述为例,南大本《中国昆剧大辞典》记述最详细,但有两处舛误,一则称此书为“建新书社石印”,目前所见《霓裳文艺全谱》,未见有提及建新书社者,只在卷首题“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新建石印全昆总谱”,建新或为新建之误,新建者,或是相对之前流传的诸多旧谱而言;二则称此书收入十种传奇中折子戏四十七出,但比对所列折目,缺《吟诗》、《脱靴》、《醉妃》三折。台湾本《昆曲辞典》,所记较为简略,称其“所录全据《纳书楹曲谱》及《缀白裘》,流传极少”。流传极少是事实,国图有藏(附注“10行25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但此谱实际每行字数不一,20字至26字都有,尚不包括小字部分),上图与中国昆曲博物馆未见,曾见一说,言此书“《中国音乐书谱志》著录此书,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图书馆处均有收藏”,但查诸浙江图书馆官网,未见著录。但此处称“所录全据《纳书楹曲谱》及《缀白裘》”,书中未见此说,恐未必尽然。相较两种昆曲词典,《中国曲学大辞典》相对最为全面:“《霓裳文艺全谱》,昆曲曲谱。卷首题有‘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新建石印全昆总谱’,为1896年晚清新建石印本,四卷四册。题署‘丙申季秋太原氏书’,卷一又有‘平江太原氏庆华校’,然此谱辑订者阙名。据序云,撰者性好昆谱二十余年,不惜重资,购求各种曲谱,尤重《纳书楹曲谱》,然后‘逐一排论,爰将曲白、工谱、板眼、锣鼓细细揣摩,频频考核’,编就此谱。”然后又列各卷所选剧目。
《霓裳文艺全谱》的辑订者,书前记“太原氏书”,又记‘平江太原氏庆华校’,未见其他辑订者,故《中国曲学大辞典》称“此谱辑订者阙名”,然南大本《中国昆剧大辞典》称“平江太原氏王庆华编”,所据或为部分《霓裳文艺全谱》印本中钤盖有“庆华王印”的印信。考书中太原氏题记言“书增图章为凭,以便认真”,又言“须认图章,以免致误”,故此“庆华王印”或即编者自用印(并非所有《霓裳文艺全谱》均钤有编者印信,不知何故),又考王姓乃太原望族,故王姓常以太原为郡望,则《霓裳文艺全谱》为王庆华编选,应无问题。但王庆华的生平,无从查考,仅就书中资料推断,王庆华,平江(苏州)人,自言“素性昆谱”,“缉习霓裳二十余春,”编书时的年纪大约在四十岁以上,则其应为晚清同光时人。然《霓裳文艺全谱》一书之中,未见其他达官显贵名人文士为之作序题跋,全书上下仅见王庆华一人序言题记,故而大胆推断王庆华本人可能身份不高,从序言题记的文风以及曲谱中较多出现的字词错误和曲谱归类错误看,王庆华的文化水平亦是有限,更像是一个粗通昆曲的书商,这或者也是制约《霓裳文艺全谱》流传的原因之一。
《霓裳文艺全谱》编辑的初衷,在书前题记中称“壬辰桂秋(1892)京师玩友来沪,向各书林中购办数种霓裳总谱,竟独无此集,所见一种《缀白裘》,不合而返”,于是王庆华开始筹备刊印曲谱。考1892年前后,市面上能见的曲谱,主要还是《纳书楹》与《缀白裘》之类,前者是清工谱,无宾白小眼,后者有文而无谱,且宾白过繁,而明清以来的首部昆剧舞台演出本——《遏云阁》此时也尚未出版(次年出版),所以在昆曲日渐衰微的清光绪年间,在昆曲流传较广的直隶、江、浙、沪等地,昆曲曲友对于昆曲演出本曲谱的需求颇为强烈,于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到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左右的这段时间里,一方面当时的昆曲剧团解散,演出日减,“雅乐正宗”的地位受到花部乱弹的不断挑战,加之“遭此兵燹(应指太平天国运动等农民起义),已来霓裳昆谱俱被毁灭”,昆曲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化,但另一方面,一批有识之士有感于昆曲日衰,开始提倡保护昆曲,而保护昆曲的重要举措就是大量的刊印昆剧曲谱,以便流传发扬。王庆华先生也正是看到了社会中有这种需求,应时而动,“不惜工资,费尽数年心血,购求各种词韵辑要、纳书楹全总谱等集,将此逐细排论,屡次精校,印成一部”。
《霓裳文艺全谱》的意义与价值。首先,它在昆曲衰微的晚清时期整理和保存了一批昆曲舞台演出本,所收五十折中,如《渔家乐。渔钱》一折就仅见于本书之中,其他刊行曲谱中未见,且与《遏云阁曲谱》及殷溎深系的民国曲谱相较,《霓裳文艺全谱》应该并非同一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次,《霓裳文艺全谱》相较《遏云阁》等谱,多了部分展示戏曲表演动作程式或身段的记录,兼有部分文武场乐队的演出情况记录,如《密誓》一折中有“虚下,四宫女捧香盘、红灯、瓶花,放在金盆内,杨妃穿披风仝上唱”等,《定情》一折中有“大鼓板二三锣”或“细吹打,用春日景和定席毕”,《埋玉》一折有“四小军喝末仝上,大长尖五记,干念下,大小锣”等语,这在同时期乃至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同类曲谱中是极少见的。但与此同时,《霓裳文艺全谱》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舛误较多,虽然王庆华先生自言“屡次精校”,但别字错字还是比较多;其次,部分折目分类有误,如《彩毫记》中《吟诗》、《脱靴》两折误归入《长生殿》,应归入《长生殿》的《酒楼》一折列入了《满床笏》中;再次,因为王庆华所印诸谱,所用或为民间乐工之谱,宫谱之中的错误在所难免。因此长期以来《霓裳文艺全谱》流传不广,也较少被曲界学界所引用,一般说来曲界多视之为“俗本”。在书中题记部分,王庆华先生曾希望先出“五十套(即五十折)全昆总谱”,如果反响热烈,“迨后更换百余套,仍复石印以蒙赏览”,但以目前所见,似乎此书并无续集。
另此次所见之《霓裳文艺全谱》,封面后装,封面毛笔书写《霓裳文艺曲谱》等字,并多处钤盖“江南俞五”印,应为俞振飞先生所旧藏,书中多处有毛笔校正,或是出自俞先生之手。遥想《霓裳文艺全谱》问世之时,俞振飞先生尚未出生,而直到俞先生十九岁以后,殷溎深体系的昆曲谱才陆续面世,所以在俞振飞先生早期学戏之时,除了俞粟庐老先生的家传之外,恐怕也只有《纳书楹》、《缀白裘》、《遏云阁》以及这套《霓裳文艺全谱》等少数几种“参考书”,如是观之,或许这套《霓裳文艺全谱》对俞振飞先生日后的发展也不无裨益吧。
在众多晚清民国时期的昆曲曲谱出版物中,《霓裳文艺全谱》是一部较少被提及的曲谱,虽然它成书极早(光绪二十二年),在晚清民国时昆曲谱出版物中仅次于光绪十九年出版《遏云阁曲谱》,但它的知名度和流传度远不及《遏谱》,在近世昆曲研究中更是极少被提及。在此,仅对所见之俞振飞先生藏《霓裳文艺全谱》做一个粗略的探究。
《霓裳文艺全谱》,诸多辞书均有著录,仅以南大本《中国昆剧大辞典》、台湾本《昆曲辞典》及《中国曲学大辞典中》记述为例,南大本《中国昆剧大辞典》记述最详细,但有两处舛误,一则称此书为“建新书社石印”,目前所见《霓裳文艺全谱》,未见有提及建新书社者,只在卷首题“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新建石印全昆总谱”,建新或为新建之误,新建者,或是相对之前流传的诸多旧谱而言;二则称此书收入十种传奇中折子戏四十七出,但比对所列折目,缺《吟诗》、《脱靴》、《醉妃》三折。台湾本《昆曲辞典》,所记较为简略,称其“所录全据《纳书楹曲谱》及《缀白裘》,流传极少”。流传极少是事实,国图有藏(附注“10行25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但此谱实际每行字数不一,20字至26字都有,尚不包括小字部分),上图与中国昆曲博物馆未见,曾见一说,言此书“《中国音乐书谱志》著录此书,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图书馆处均有收藏”,但查诸浙江图书馆官网,未见著录。但此处称“所录全据《纳书楹曲谱》及《缀白裘》”,书中未见此说,恐未必尽然。相较两种昆曲词典,《中国曲学大辞典》相对最为全面:“《霓裳文艺全谱》,昆曲曲谱。卷首题有‘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新建石印全昆总谱’,为1896年晚清新建石印本,四卷四册。题署‘丙申季秋太原氏书’,卷一又有‘平江太原氏庆华校’,然此谱辑订者阙名。据序云,撰者性好昆谱二十余年,不惜重资,购求各种曲谱,尤重《纳书楹曲谱》,然后‘逐一排论,爰将曲白、工谱、板眼、锣鼓细细揣摩,频频考核’,编就此谱。”然后又列各卷所选剧目。
《霓裳文艺全谱》的辑订者,书前记“太原氏书”,又记‘平江太原氏庆华校’,未见其他辑订者,故《中国曲学大辞典》称“此谱辑订者阙名”,然南大本《中国昆剧大辞典》称“平江太原氏王庆华编”,所据或为部分《霓裳文艺全谱》印本中钤盖有“庆华王印”的印信。考书中太原氏题记言“书增图章为凭,以便认真”,又言“须认图章,以免致误”,故此“庆华王印”或即编者自用印(并非所有《霓裳文艺全谱》均钤有编者印信,不知何故),又考王姓乃太原望族,故王姓常以太原为郡望,则《霓裳文艺全谱》为王庆华编选,应无问题。但王庆华的生平,无从查考,仅就书中资料推断,王庆华,平江(苏州)人,自言“素性昆谱”,“缉习霓裳二十余春,”编书时的年纪大约在四十岁以上,则其应为晚清同光时人。然《霓裳文艺全谱》一书之中,未见其他达官显贵名人文士为之作序题跋,全书上下仅见王庆华一人序言题记,故而大胆推断王庆华本人可能身份不高,从序言题记的文风以及曲谱中较多出现的字词错误和曲谱归类错误看,王庆华的文化水平亦是有限,更像是一个粗通昆曲的书商,这或者也是制约《霓裳文艺全谱》流传的原因之一。
《霓裳文艺全谱》编辑的初衷,在书前题记中称“壬辰桂秋(1892)京师玩友来沪,向各书林中购办数种霓裳总谱,竟独无此集,所见一种《缀白裘》,不合而返”,于是王庆华开始筹备刊印曲谱。考1892年前后,市面上能见的曲谱,主要还是《纳书楹》与《缀白裘》之类,前者是清工谱,无宾白小眼,后者有文而无谱,且宾白过繁,而明清以来的首部昆剧舞台演出本——《遏云阁》此时也尚未出版(次年出版),所以在昆曲日渐衰微的清光绪年间,在昆曲流传较广的直隶、江、浙、沪等地,昆曲曲友对于昆曲演出本曲谱的需求颇为强烈,于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到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左右的这段时间里,一方面当时的昆曲剧团解散,演出日减,“雅乐正宗”的地位受到花部乱弹的不断挑战,加之“遭此兵燹(应指太平天国运动等农民起义),已来霓裳昆谱俱被毁灭”,昆曲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化,但另一方面,一批有识之士有感于昆曲日衰,开始提倡保护昆曲,而保护昆曲的重要举措就是大量的刊印昆剧曲谱,以便流传发扬。王庆华先生也正是看到了社会中有这种需求,应时而动,“不惜工资,费尽数年心血,购求各种词韵辑要、纳书楹全总谱等集,将此逐细排论,屡次精校,印成一部”。
《霓裳文艺全谱》的意义与价值。首先,它在昆曲衰微的晚清时期整理和保存了一批昆曲舞台演出本,所收五十折中,如《渔家乐。渔钱》一折就仅见于本书之中,其他刊行曲谱中未见,且与《遏云阁曲谱》及殷溎深系的民国曲谱相较,《霓裳文艺全谱》应该并非同一体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次,《霓裳文艺全谱》相较《遏云阁》等谱,多了部分展示戏曲表演动作程式或身段的记录,兼有部分文武场乐队的演出情况记录,如《密誓》一折中有“虚下,四宫女捧香盘、红灯、瓶花,放在金盆内,杨妃穿披风仝上唱”等,《定情》一折中有“大鼓板二三锣”或“细吹打,用春日景和定席毕”,《埋玉》一折有“四小军喝末仝上,大长尖五记,干念下,大小锣”等语,这在同时期乃至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同类曲谱中是极少见的。但与此同时,《霓裳文艺全谱》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舛误较多,虽然王庆华先生自言“屡次精校”,但别字错字还是比较多;其次,部分折目分类有误,如《彩毫记》中《吟诗》、《脱靴》两折误归入《长生殿》,应归入《长生殿》的《酒楼》一折列入了《满床笏》中;再次,因为王庆华所印诸谱,所用或为民间乐工之谱,宫谱之中的错误在所难免。因此长期以来《霓裳文艺全谱》流传不广,也较少被曲界学界所引用,一般说来曲界多视之为“俗本”。在书中题记部分,王庆华先生曾希望先出“五十套(即五十折)全昆总谱”,如果反响热烈,“迨后更换百余套,仍复石印以蒙赏览”,但以目前所见,似乎此书并无续集。
另此次所见之《霓裳文艺全谱》,封面后装,封面毛笔书写《霓裳文艺曲谱》等字,并多处钤盖“江南俞五”印,应为俞振飞先生所旧藏,书中多处有毛笔校正,或是出自俞先生之手。遥想《霓裳文艺全谱》问世之时,俞振飞先生尚未出生,而直到俞先生十九岁以后,殷溎深体系的昆曲谱才陆续面世,所以在俞振飞先生早期学戏之时,除了俞粟庐老先生的家传之外,恐怕也只有《纳书楹》、《缀白裘》、《遏云阁》以及这套《霓裳文艺全谱》等少数几种“参考书”,如是观之,或许这套《霓裳文艺全谱》对俞振飞先生日后的发展也不无裨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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