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李劼人的成都风俗画——读《死水微澜》三部曲后

这三部曲是：《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这是轩然大波的简称）。三部作品在时间、人物上有承接，主要讲述的是清朝末年四川成都地区在所遭受的各种暴乱、思潮、运动的冲击，以及生活于其下的人民的煎熬。有个自国外引进、而专美于此三部曲的术语，叫“大河小说”，我认为非常恰当，中国小说史上少有如此视野与格局的作品。
一座底蕴丰厚的城市，往往会有她代表性的作家。这些作家用很大一部分时间融入、观察、思考一座城（我指的是那种真实存在的地方），发掘出她的特质与魅力，然后用一个个迷人的故事勾勒出她的轮廓、风土、人情，最终赋予她某种融合了真实与想象的独特气质。比方说北京的老舍，上海的张爱玲，湘西的沈从文，苏北的汪曾祺，都是如此，而李劼人之于成都，我觉得也是这样意义上的作家。
说来惭愧，我是去年才接触李劼人先生的作品。最早读的是《死水微澜》，一翻之下便深为着迷，看完后意犹未尽，又将其赓续之作《暴风雨前》、《大波》找来，放在桌旁，慢慢看，半年下来竟也翻完了。遗憾的是，《大波》是一部未竟之作（有说法说这是李劼人应当局要求重写未竣的，在此之前有一部《大波》原作，但我没读过）。这是一部计划有四册的作品，李劼人先生在《大波》第三册的后记中表示要将这部作品快些完成，他说：“从《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到《大波》，只算是我安排写作的第一个三部曲，其下应写的东西还很多、很多！……”心迹表明未几，他却在创作《大波》第四册的过程中遽尔去世，实在令人扼腕。因为像他这般既长于技法，又熟谙（四川）民俗、风情、掌故、史料的小说家，实在是少之又少，甚至可说是绝无仅有，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的话。
李劼人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他是四川成都人，生卒年岁为1891至1962，经历过四川保护运动，后赴法国留学，归国后教过书，办过报，翻译过法国文学作品，经营过工厂、饭馆，最后还出任成都市副市长（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估计是挂名），并死于任上。历史学家高华说他是“福将，称的上是死得其时，如果再多活几年，且不说1963年后时局向极左方向的急剧变化，文革那道关，他就很可能过不去。”（引自高华《阅读李劼人的历程》，下同）这听起来真是令人心酸，但好像也无可驳斥。高华先生还写道：“李劼人创作高峰的年代正好是左翼文学极为流行的时期，但是李的小说中却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没有底层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可以说完全不入左派的法眼，但他的书保留了一方文化和传统，是一部成都的百科全书，在左浪滔滔的年月里，是极为难得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小说。”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这样一位优秀人物写出来的优秀作品，会受到如此忽视：印数寥寥，读者寥寥。——这可能是比《大波》没有完成更大的遗憾。
（一）
李劼人无疑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很深的理解，在法国又吸收了西方小说技法的理论（郭沫若称他是“中国的左拉”）。这让他的作品有一种很奇特的质地：既有细腻的工笔画般的描绘，又有写意的水墨画般的渲染；既有精致稳固的回廊式的结构，又间有飘逸奇崛的园林式的闲笔。另一方面，李劼人对四川（尤其是成都地区）的历史、风土、世情有着丰富的积累和深刻的洞见，这便让他对笔下的各色人物（有袍哥、地主、士绅、学生、兵痞、手艺人，乃至端方、赵尔丰这类真实人物）的细节把握得极其准确，并且栩栩如生地还原清末成都人民的衣饰、楼宅、饮食（李劼人特别喜欢写成都的各种点心），而方言的运用又为小说添加了无数趣味，读来实在令人不忍释卷。李劼人还是个宽和的人，他的笔下有讽喻，但并不尖刻辛辣，也不构成批判，甚至都不能说是揭露，倒像是个善意的提醒。我认为这是作家悲悯的一面。他让人物流露出自身的本色，也忠实地记录他们囿于时代、地域、教养的偏狭与短视；而没有站在高空上俯瞰人物，并不时站出来点评针砭一下，乃至祭出几句振聋发聩的金玉良言来；更别说对封建腐朽社会的强烈抨击与谴责了。尽管是在描写清朝最末那段跌宕曲折、波涛汹涌的时代背景下的成都（保路运动由此发轫），但李劼人的小说里，没有反帝反封建的大诉求，也没有底层劳苦大众的觉醒，也没有焕然一新浑身留着革命血液随时准备反抗专制的新式青年；有的只是被时代浪潮裹挟着载浮载沉而又莫可奈何的各层市民。相比于历史大潮，我觉得李劼人可能更关注四川普通民众的生活（亦就是作者所譬喻的一池死水），在清末那段波诡云谲的大背景下，如何泛起微澜，继而气蒸波撼，骤雨将至，最后被轩然大波般所席卷。由此，我们反而能看到了李劼人以点概面的雄健笔力，和根植于世俗人情的深刻洞察。世俗鼎革、人情迭变正是我们能借以透视历史、感受历史的一方棱镜，这正是李劼人的作品给我们留下来的丰富遗产。
不仅立意高人一等，李劼人的小说技法也非常圆熟。三部曲中处处能见作者的匠心，尤其是前两部：《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可能也是因为这两部作品篇幅都不长，分别为16万和23万字左右，所以谋篇布局起来较为从容，打磨雕琢也更容易。不像后面的《大波》（重写版），第四部未完成之下已有98万字，那就有枝蔓不及剪裁之势了。——其中篇幅较短的《死水》看来又更精致些。可能是为了更真实地展现成都地区的生活风貌，李劼人在每部作品都会引入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士绅、地主和市井草民。这三种人物像三根支柱一般牢牢撑起了整部作品，并为我们上演了一台生动的成都风俗剧。比如在《死水》中，主线是成都周边乡坝的一个杂货店掌柜娘蔡大嫂和袍哥罗歪嘴的私情，又辅以地主顾天成和士绅郝达三一家的故事。这三者分属不同的阶层，原本并没有什么交集，但李劼人很巧妙用一个事件将三者勾连了起来：顾天成因为调戏蔡大嫂，跟罗歪嘴起了争执（在此之前罗歪嘴曾设赌局坑过顾天成），混乱中把女儿招弟弄丢了，最后招弟被人拐卖到郝家当丫头。这么一来，不仅小说的内容上开了新局面，叙事上也带来了足供炫技的余地。李劼人的叙事常常有点像是做水墨写意画，东涂一块，西抹一笔，看似散漫，但其实不失间架章法，只要一勾补、点缀，首尾一相接，整幅画面就齐整了。当招弟被卖入郝家以后，李劼人借用招弟的眼睛，用了很多笔墨向我们叙述这一士绅家庭的日常、世故，你甚至要怀疑作者是不是把蔡大嫂忘了，但很巧妙的，李劼人用一个游青羊宫的场景，让蔡大嫂和罗歪嘴也现了个身影。这不仅是在向我们通报两位主角的最新状况，也是叙事上一种穿插交织的手法，让整幅作品的结构变得紧凑。同时，如果不是我牵强附会的话，我觉得小说人物一旦离开我们的视野，就必然产生留白，而要将这留白赋予实质，变成小说主体的一部分，就必然要加以适当的点缀，我认为游青羊宫就是一种巧妙的点缀，令整部作品气韵生动。
到了第二部《暴风雨》，小说的叙述重点转移到了郝家。这个转向也是非常讲究的。《死水》的背景是庚子年的义和拳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时节成都地区的政局还算稳定，只有零星一些打洋教打洋人的风波，所以叙述主线放在底层社会是恰当的；《暴风雨》则发生在红灯照被剿到宣统继位后准许各省成立咨议局，这期间成都社会就出现了许多新学新政新思潮，还有革命党暗中运动，要表现这些变迁自然以上通下达的士绅一层为宜；到《大波》一书，时间来到了四川保路运动发生的辛亥年，大波澜大动荡在即，无人能偏安苟且，也因此叙述角度变得非常复杂，出场人物众多，篇幅也随之水涨船高。《暴风雨》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主线，整部小说充斥着许多新潮旧浪之争，保皇与排满啦，立宪与革命啦等等，像是在渲染一种大变革前动荡不安、人心迷惘的社会氛围，为未来的《大波》做铺垫。要说主角的话，大概要算郝家的大少爷郝又三。郝大少上过新学，有几个革命党朋友，也浸染了些救亡图存为国效力的观念，所以在成都上高等学堂至于，也随潮流办起了小学，旨在培养新国民，却又经人拉扯，跟一位学生的母亲（一个巡防兵的老婆）勾搭了起来。郝又三是个枢纽型的人物，既能跟出入官场的世交伯父谈论时局，也可以听到革命党朋友那些慷慨激昂的革命大义，还时时要关心他那学生一家贫苦的生活状况，这就让我们对当时成都社会的氛围、风气有了一个较全面的认识。我相信作者选择、塑造这个人物是用了很大心思的。《暴风雨》以一场起了冲突、并且闹到流血的全省学堂运动会为终结。起冲突的是学生和巡警，是否暗示着作为新潮代表的学界与维护旧体制的警界的内在矛盾不好说，但大致可以肯定，作者在向我们揭示整个成都地区的社会力量在分化甚至相互对抗。这种分化令得四川一省在辛亥年风起云涌的浪潮中茫然无措，历尽颠簸。
在《大波》中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分化所导致的混乱而错综的局面。《大波》从辛亥年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讲起，到独立之后士绅阶层领导的大汉军政府垮台，军人接管政权，便因作者病逝而辍断。虽然时间跨度仅只短短几个月，但为了更清楚的还原那段凶险莫测的历史，李劼人除了保留原有那种以局部见整体的表现手法外，还开始更多地正面描述事件的现场，并将一些真实的历史人物、文献引入书里。这令这部作品拥有了史诗般的质感和厚厚的三大册。人物、头绪无比繁杂，但李劼人还是为我们塑造了几位主要人物来叙述这段历史。他们有：青年学生楚用，楚用的表叔、在官府里当差的黄澜生和兵痞子吴凤梧。透过他们，我们便能从学界、官场、军界等几个方面来观察这次历史现场。
我们先看看背景。先是四川总督赵尔丰召亲兵镇压同志会（这其中革命党有推波助澜之嫌），革命党趁机发“水电报”（将数百片书有“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的木片投入锦江）通知各地党人，组成同志军（多数是地方团练、哥老会徒），进逼成都。尽管声势浩大，但实则多是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强；不过官军亦不热心弹压，遂造成四川多座县城为同志军所占，四川全省民变四起，局势动荡不安；终于激起了龙泉驿兵变，夏之时帅一队新军远走重庆，会合重庆革命党人共肇蜀军政府。另一方面，端方觊觎四川总督之位，带了一部湖北新军进川镇压起义。不料腹心空虚，革命党趁机发动武昌起义，宣布民国成立，自号中华民国鄂军政府；革命之势如同野火燎原，蔓及全国。武昌光复的消息传入四川，随端方入川的鄂军亦反正，斩杀端方兄弟以祭奠革命。在此内外交迫的形势下，赵尔丰不得不交出政权，由川民组织大汉军政府，士绅代表、原咨议局议长、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出任都督，副都督由陆军统领朱庆澜担任。然而，士绅阶层既没有封疆行政的经验，又没有统兵治军的威望，加上局势未稳，各路军队互有芥蒂，终于酿出了东较场阅兵发饷时擦枪走火，军队失律，四散洗劫成都城（亦即四川人所称的“打启发”），最后四川籍军阶最高的尹昌衡出面维持秩序，推翻蒲殿俊，自立为四川军政府都督。《大波》全书就结束在这时。
在赵尔丰镇压同志会之前（《大波》第一册），李劼人的叙述点一直放在成都城。从各式人物的角度、立场讲述保路运动的进展。这些人物仿佛经纬线般纵横交织，最后为我们编出一副肌理绵密的成都社会风俗图。待到镇压血案一发生，时局急转而下，叙述点就也随镇压的消息四散开来。有楚用出城参加同志军，反攻成都，在东门外牛市口惨遭巡防兵镇压；有成都城里赵尔丰欺上瞒下，意图将血案掩盖过去；有彭家琪（楚用的同学）暗中通信，助同志军截获一队运送弹药补给的陆军，并最终尽屠该队陆军的三江口血案；有重庆城上下官员在朝天门码头迎接端方；有吴凤梧为联络军官倒卖军火前往龙泉驿，从而见证了龙泉驿兵变；有端方派人暗中与成都士绅联络，意欲共谋独立……这是整幅图画的框架，中间用许多人物往来串联起来。比如楚用打仗手上，住到了顾天成家养伤，顾三奶奶（就是《死水》里的蔡大嫂）进城到黄澜生家报信，途中便听人讲解了岑春煊电传到川的《告蜀中父老子弟文》。不难看出，对于一些无可回避的关键的事件，李劼人喜欢安排个书中人物实地去见证一下，遇上些文绉绉的公告，还能安排个老夫子出来替围观百姓讲解一下；或至少做个引子，好将这块拼图拉进故事里来讲。这种虚实结合的手法实在是非常巧妙。只有对赵尔丰、端方这样的封疆大吏，因为没有合适的见证，才别做一位人物，正面地描写。
（二）
李劼人不仅具有小说家的自觉，也有历史学家的严谨。他在还原清末成都地区的社会面貌、人情世故、时代方言上，做了非常多的观察与研究。他大量地运用方言、口头禅和哥老会袍哥的黑话，令人物对话非常生动（这点后面还会讲到）。遇到比较难解的方言，还会在底下做注。比如用到“烹缸”这两个字，他就注释道，即是一般所谓“下马威”，还老实交代，这是音译，不知道是否是这两个字——岂不老实的可爱！再比如他写“拉猫儿头”，就会解释道这是清末成都底层人家常来做的一道络丝活计。兵荒马乱怎么有活计做呢？原来云南帮来了，定了一批走阿瓦的货。阿瓦，李劼人又解释了，“就是缅甸的瓦城，民初以前，成都的丝绸每年都有一批输去。”又比如他写一笔为数十万的银元，还要特为解释“其中有几万两老白锭，是按七钱二分为一枚龙洋，折合成银元的”。还能这么写？真是匪夷所思。等到他写服饰、建筑、菜肴，又俨然变身为民俗学家啦。从汗衣、马褂、棉袍、套裤、长衫、绉裙等等之类的布料款式，到皇城坝、武侯祠、青羊宫、制台衙门等等之类的规制格局，到殓葬出殡、成服吊孝、聘问纳彩、出阁成婚等等之类的习俗流程，到庙会上的鸡羹汤、杂碎汤、蒜羊血、牛舌酥锅块等等之类的热闹排场，都在书里或详或简地替我们描摹了一番，十分精彩，也十分难得。有两样东西尤其令人一见难忘，特别摘录下来：一道牛脑壳皮，“这种用五香卤水煮好，又用熟油辣汁和调料拌得红彤彤的牛脑壳皮，每片有半个巴掌大，薄得像明角灯片，半透明的胶质体也很像；吃在口里，又辣、又麻、又香、又有味，不用说了，而且咬得脆砰砰地极为有趣。这是成都皇城坝回民特制的一种有名的小吃，正经名称叫盆盆肉，诨名叫两头望，后世易称为牛肺片的便是”。另一种不是小食，是一味药：万年碧血，“这药，口口相传是古战场地下沉淀凝结成块的人血。这药，既补气血，又补元阳，为鸦片烟瘾戒后培养身体的圣药”。读来都极为有趣。
李劼人的小说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特点是，人情世故特别通透。这种人情通透融入了他的描述里，他的人物对白的，他的旁白夹议里。且看他如何讲成都茶铺的一种作用：争执评理。
“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数说一阵，就算他的理输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十几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如其两方势均力敌，而都不愿认输，则中间人便也不说话，让你们吵，吵到不能下台，让你们打，打的武器，先之以茶碗，继之以板凳，必待见了血，必待惊动了街坊怕打出人命，受拖累，而后街差啦，总爷啦，保正啦，才跑了来，才恨住吃亏的一方，先赔茶铺损失。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烂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
寥寥几笔速写般的刻画，就将成都人（或者说中国人）那种势大理不亏的势利习气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后堂倌拿破板凳破茶碗凑数报销，简直就是神来之笔，令人拍案。
再举一例，看李劼人写人如何拉皮条。
“以前，你已经那么慷慨过了，说要酬报你，你又连一杯水酒也不肯打搅人家。人家不是没良心的人，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像这样没名没堂地尽使你的钱，叫人家怎么下得去呢？并且人家也想来，当面约了你，你不去，托我请你，你也回绝了。大约你一定听见了啥子坏话，疑心人家对你不起？不然，就是人家得罪了你，使你讨厌了？人家摸不清楚你的心意，也不敢再找你。一面还叫我千万不要向你提说，害怕你生了心……”
一番话，既给人戴了高帽，又站稳了脚步，同时还拿人情做筹，步步进逼，让人不好意思拒绝。极尽世故之机心。
再看李劼人评述一位老官宦的立场。
“他赞成的是甚么呢？却始终没有说出。接着就批评苏星煌加入立宪党之不对，尤铁民加入同盟会之不对，周宏道之不加入那一方也不对……”
这就不止世故，简直是油滑了。
李劼人有点像旧书场的说书人，从从容容地就将故事娓娓讲来，语气中没什么讥诮，但人物活灵活现，世态可圈可点。他写那些言不由衷、话里有话、笑里藏刀，也一样平淡冲白，有时候需要多读几遍才体会得到其中的皱褶，但余味无穷。曹雪芹说，人情练达即文章，大致便是如此。
说到人情世故，有一点非常有意思，三部曲的每一部中，都至少会有一段不伦之恋。如《死水》中的罗歪嘴与蔡大嫂，《暴风雨》中的郝又三与伍大嫂，《大波》中的楚用与他表婶黄太太。这大概也是平淡如死水的世情底下必然涌动的一种波澜吧。这些私情，或曲意试探最后勾搭成奸，或经人牵线乃至顺水推舟，或日久生情终于擦枪走火，而当事人的心理呢，有窃喜，有顾虑，有纠结，有欲罢不能。这些曲肠歪肚在李劼人的笔下变得非常生动，甚至趣味盎然。
大概是人性洞察之后的包容，我常常觉得李劼人对笔下的人物有同情心，有时是怜爱。他在描写人物的时候，常常让人觉得那是在凝视，有时候神情天真得像个孩子（也确实有几次他是借用了孩童的眼睛向我们叙说的），不带俗见、偏见，天地一派澄澈。
（三）
回头再看李劼人的语言特色，我们能发现他的语言极其纯熟老练。人物对白且不说，他的陈述句子（如讲茶铺那段），意思上层层递进，音节上间断得极有节奏感。这便是好的语言，它是能契合人的心理结构的。读起来，朗朗上口；理解起来，抽丝剥茧。这两者，恰是中国古文和西方文法的特点。我猜想李劼人是将这两者的优点融合起来了。还不止，李劼人懂得如何用最短的语言，传达最多的信息。
“乃至吃的菜饭，那更好了，并不像李大娘、吴大娘、两个高二爷在厨房外间，同着厨子骆师，打杂挑水的老龙，看门头张大爷等所吃的大锅菜饭，而是同着春兰大姐在旁边站着，伺候了老爷、三老爷、太太、姨太太、大小姐、二小姐、大少爷诸人，吃完之后，递了漱口折盂，洗脸洋葛巾，待老爷们走出了倒坐厅，也居然高桌子，低板凳，慢条细理，吃老爷们仅仅动过筷子的好菜好饭。”
上面这段是顾天成的女儿被卖入郝家当丫鬟后借她的口吻讲述的事情，李劼人用这么一句就传达了许多信息：郝家有多少人，老爷们的饭开在倒坐挺，吃完了要漱口洗脸，剩饭剩菜只有贴身丫鬟才能吃。这一定是经过反复琢磨的。
其次是方言的运用。四川方言文学是中国近代小说的一大支柱，也是公认出大作家的语系，就因为四川方言跟文字没有太大的隔膜，不会有太多语言书写下来后变得不可理解（例如我们上面所说的“烹缸”），因此川籍作家便得以大量运用其口语来替文本生色。李劼人便是如此做的。随手翻翻他的小说，“恨住吃亏的一方”、“（菜的）分量又旺几”、“揍不上台盘的东西”、“不好短他”、“车过身去”、“爱得很酽”、“歪透了”、“扯横筋”、“莫使佯”、“如其”、“煞果”等等，所在皆是。这些方言的意思都不会太难懂，即便有些模棱，只要联系上下文也就了然于心，实在晦涩的如前所述作者自会加以注释。这些别致的口语化方言一嵌入文本，不但令角色生动了几分，有时也能带来语音和意象上的趣味。比如说“车过身去”，意思上应该是指转过身子，但用了单音节的“车”字，不仅节奏明快，动作上好像也多了一点急促乃至莽撞的感觉。
再次是带有很强的幽默感。李劼人的幽默几乎与他的语言融为了一体，随着他笔头所至，人物性格一树立，趣味自然就浮现了出来；并且极其有格调，绝非油嘴滑舌哗众取宠，是那种令人会心一笑的幽默。试举一例，《大波》最后，全城被官兵打了“启发”之后，商铺住宅均损失惨重。李劼人写到有些人家贴了出告示来：“本宅被人照顾多次，所有衣物，无论值钱与否，得用与否，全被搬走一空。倘再惠临，必定大失所望，如若不信，欢迎入内参观，此白！”一种虱子多了不愁的放任性情跃然纸上，令人莞尔；而“无论值钱与否，得用与否，全被搬走一空”又隐约透露出那场“启发”是有多么横强凶猛。不知道这是出于李先生的杜撰，还是果有其事，但显然作者对豁达顽强的四川人怀有一份敬爱。我相信李劼人的幽默有一部分一定是在成都人豁达开朗的性情中浸润出来的。比如，李劼人极偶然地还会让人物来几句英文门面，“密斯忒楚，康门希儿”、“密昔斯黄，好堵攸堵？”这究竟是李劼人的幽默，还是成都人的顽皮，恐怕还不容易辨别吧。
在我的想象里，李劼人一定非常热爱生活，有事没事可能常常要逛会场、泡茶馆，怀着一颗童心四处打听那些山野旧闻和市井风俗，听一听大街窄巷里的生计民生，家长里短。这一切，经作者的妙手文心，熔铸成了这样几部作品。这大概就是一个城市孕育一位作家，一位作家重新发现这座城市的过程吧。
（四）
《死水》三部曲与历史事件贴得极为紧密，这除了真实反映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下成都社会，给我们一种真切的感性认识外，我认为还有一些社会学上的借鉴意义。诚如高华先生所说：“作为作家，他又多了一份对世态人情的深入了解，对人性的把握更有深度，从而摆脱了左翼作家非常时髦的，惯有的那种‘富人等于坏人’，‘穷人等于好人’的两极化、概念化的思维和腔调。”诚哉斯言！李劼人既没有将穷人描写得苦大仇深，也没有将地主、士绅刻画得无恶不作。李劼人的开通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非常准确地把握了“士绅”这个阶层在凝聚社会力量上的作用。这里的士绅，我指的是进过学，有过功名（这样就能穿长衫，见了县太爷不用下跪了），乃至纳捐过一官半职的候补郎，乃至退回原籍优游林下的致仕官吏这样一些人。这些人至少都薄有家财，靠地租、放贷就能过上体面日子。诚然，士绅阶层有其矫揉浮夸、言胜于行、贪图享乐的一面，但他们也是连通社会上下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有门生子弟在京或在外省为官，他们与官场联系紧密，与商会也有往来，他们在街坊市面上是让人喊成“老爷”“少爷”的人，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他们能替官府宣扬政策，多少也能替底层民众争取一些权益，困难时期响应号召赈灾救急，喜庆的时候也要办几台戏娱乐娱乐四邻。这一阶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是有积极作用的。
李劼人在三部曲中好些地方就突出过士绅阶层的作用。就是他们组织发起了保路同志会，制造舆论，逼得赵尔丰进退失据，最后无计可施不得不下令捕人、开红山（即是开杀戒）；也是他们筹集银粮，支援各路同志军；也是他们筹出路费，让随端方入川的鄂军回家，免得祸害地方；最后也是他们与赵尔丰谈判，接收了赵尔丰释放的政权（虽然不久就垮台）。另一方面，也是这一阶层最为惊惶不定。大概也是觉得身娇肉贵，一有风吹草动，便“轿子后头搭皮箱，搭铺盖卷”地搬家，平白添了许多乱世道的流言。李劼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又一次还借人物之口讽刺了一道，“南门朝北门搬，东门朝南门搬，通共九里三分大一片地方，真个闹起事来，你几爷子躲得脱？”
这些情节，或者说历史故事，其实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的。我在读李劼人的小说过程，就常常得到这样一些刺激。这些刺激原本应该从历史著作、社会学著作中获得的，但很遗憾地，我们的历史著作在清末民初这段是非常概念化的——多是“武昌一声枪响，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之类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细究下去，其中是有非常多的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李劼人替我们保留在他的小说中的，只是四川那一部分，但即便如此，也已经殊为可贵了。除他之外，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怀着这样热切的心来书写一座城，一群人，一段历史。真的非常遗憾他没能写更多！
（五）
成都用她的历史、语言、风俗哺育了李劼人，而李劼人则回报以他全部的才情与技艺，为成都写就了一段段脍炙人口的故事，应该说这是双方的幸运。
李劼人拥有我所认为优秀的小说家必备的条件：深厚的学养，宽厚的心肠和无以伦比的技艺。读他的小说常常能体会到一种打磨后的珠圆玉润之感，你简直看得到他在后面精雕细琢的努力，尤其是三部曲之前二部。这绝非说第三部《大波》不够优秀。不，也许结构上没有前两者精致，但那种恢弘的气势，史诗般的质感，令《大波》魅力尤盛。如果说前二部像是六尺画幅，那《大波》就是丈二匹了。有读者曾经给李劼人写信，说《大波》出场人物太多，有些是面目不清，“东露一鳞，西露一爪”……实际上讲的还是叙述过于庞杂。李劼人解释了大篇，说题材所限，头绪甚多，人物真虚相杂，难度很大。老先生还是宽厚，换作我一定是说，去你的，历史就那样，老子就这么写了。究其实，小说是没有什么定制的，它应该随着题材而扩展它的表达。比如《大波》这样，从市井写到衙门，从成都写到乡下，我就认为很好，很有元气。拿台湾小说家张大春的话说就是：“小说如稗……它很野，很自由，在湿泥和粗砾上都能生长；人若吃了它不好消化，那是人自己的局限。”
拉拉杂杂讲了这么多，对于李劼人的著作之精彩，还是讲不出万分之一。李劼人的小说是座宝藏，里头值得学习、欣赏的东西很多。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去读一读他的书，领略一下旧时代时的成都，顺便看看作家是如何对自己的作品形成美学的，我觉得他那种美学素养是我们很难追赶的。真希望有更多人的人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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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附一张我很喜欢的李劼人一家人的照片（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