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词 ——西蜀词和南唐词的角逐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黄进徳先生所著的《唐五代词》，是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之一，虽然篇幅不是很长，但内容充实，表达扼要。其中更是以大篇幅讲述了词的起源、唐五代词的发展概况、敦煌写本曲子以及唐代诗客曲子词，倒是改变了我辈想起五代词便只知花间词与南唐词的拘囿。
人们通常所说的“唐五代词”，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唐五代曲子”。这是文献考证得出来的结果，现存唐代文献中，它们全都被称作“曲子”或者“曲”。“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关于曲与词的关系，很清楚，本来就是一个事物中不可分离的两面。原先曲子词是被诸管弦的音乐文学，后世在习惯上，也将其概指文字，而“词”却不能兼职音乐，因为自从词的名称专指一种独特的诗体以来，它便逐渐脱离音乐而存在了。自此，竟是将原先一众模糊的概念弄清了。
说起来，唐五代词中最为浓墨重彩的还是西蜀花间词和南唐词，敦煌写本曲子和唐代诗人所作曲子词难免沦为旁枝末节。但也绝不是没有看头。现存的敦煌写本歌辞，作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行业，题材广泛，内容庞杂，尤其以边塞生活为题材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与后来的宋词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比如这首《生查子》——
三尺龙泉剑，匣里无人见。一张落雁弓，百只金花箭。为国竭忠贞，苦处曾征战。先望立功勋，后见君王面。
其气象气度，非后来沉溺于风花雪月中的抒怀词可比。在数量上，最多的还是描写男女爱情，但风格清新爽快、语言通俗易懂、表情坦率自然，口语和民歌色彩浓厚。唐代燕乐大盛，已入宫廷，流行于社会，比较常见的曲调如《念奴娇》等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曲子歌辞的创作还远落后于社会需求。因为文人习惯于写作的是句式整齐的声诗，杂言多为偶得之。直到李白、张志和等人的出现。《忆秦娥》、《菩萨蛮》二首，是否为李白所作，众说纷纭，我却认为这是李白所作无疑。李白此人，作诗没有什么习惯的格式，怎么便于抒情怎么来，词的抒情功能强于诗，他又很注意从民歌中汲取营养，故而写出两首词来再自然不过。黄进徳先生列举了数条考证证明此词为李白所著，便不赘述了。还有后来的刘禹锡、白居易等人，所作词水平也很高，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作的大多为小令，少有长调。还是和时代背景有关吧。唐朝来说，词毕竟不如诗盛行，作小令已是妙手偶得，制长调费时费力还并非潮流，故少有。因此，在词盛行的北宋年间，词的各种改制也是那么自然而然。
五代时，词有两个中心，一个在西蜀，一个在南唐。
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光是看这对于其内容的描述，便不难看出花间词所透露出的娇靡二字。十八家词，共同特点是用华丽的辞藻和婉约的构思集中描写女性的美貌、服饰以及她们的离恨别愁。本来内容是比较单调贫乏的，但有两类词价值较高，一是少数风格接近民歌的作品，还有一类便是描写东粤风情的作品。应该承认，花间词人的作品，无论是在辞藻的修饰还是音律的和谐以及词体的定型上，都有一定的成就。民间新兴的文学样式——燕乐曲子歌辞经过他们的努力，在艺术技巧方面等到了提高。他们完成了民间歌辞向文人词过度的桥梁作用。温庭筠是大家，但韦庄却是最别具一格的。与温词及大多数花间词人浓艳的词风不同，韦词情至而语至，较疏淡自然，平易晓畅。如他的《思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无情被弃，不能羞！
写女子对男子大胆地追求，感情的热烈，语气的直率，都与民歌近似。
南唐词也是在宫廷和豪门享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与西蜀词相比，差别还是很大的。总的来说，南唐词人文化修养高于西蜀词人：南唐地处长江下游，都城南京历来是南方政治文化中心，词人又都是帝王宰相等最高的统治者，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都很高，在各个领域都有较广泛的涉猎和较高的造诣。西蜀君臣只知沉溺于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词人多为豪门的清客，文化修养水平参差不齐。两个词派的来源也不同：西蜀词大多从民间而来，却很少继承民歌朴素清新的特点，反而发展了其中不健康的因素，局限于风月脂粉，作用限于饮宴助兴，多咏妓情，不脱“伶工之词”的身份。而南唐词多从唐代抒情七绝而来，格调较高，开始将词引入歌咏人生的途径，成为士大夫词的先驱。
南唐词，一般只讲三个人——冯延巳、李璟、李煜。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以“和泪试严妆”评价冯延巳的词品。意思是说，冯词于高华秾丽背后蕴藏无限的悲凉。大部分确实如此，也有一些风格清新的作品，比如流传甚广的一首《长命女》——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质朴无华而又情深意切。而中主李璟，传世作品不多，却都是精品。不假雕琢，直抒胸臆，绮艳中寓沉郁之致，已然初见南唐词独特的风貌。后主李煜以怨词闻名，却总觉得其词哀婉不及中主。但李煜的对于词的贡献却远高于中主。后主词以清丽著称，又有朴素的自然美“粗服乱头，不掩国色”，用词精炼。可以说，词能在北宋健康发展，李煜功不可没。
唐五代是曲子歌辞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着燕乐而产生的曲子歌辞，起自隋而流行于唐五代。
至宋，臻于全盛。
人们通常所说的“唐五代词”，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唐五代曲子”。这是文献考证得出来的结果，现存唐代文献中，它们全都被称作“曲子”或者“曲”。“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关于曲与词的关系，很清楚，本来就是一个事物中不可分离的两面。原先曲子词是被诸管弦的音乐文学，后世在习惯上，也将其概指文字，而“词”却不能兼职音乐，因为自从词的名称专指一种独特的诗体以来，它便逐渐脱离音乐而存在了。自此，竟是将原先一众模糊的概念弄清了。
说起来，唐五代词中最为浓墨重彩的还是西蜀花间词和南唐词，敦煌写本曲子和唐代诗人所作曲子词难免沦为旁枝末节。但也绝不是没有看头。现存的敦煌写本歌辞，作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行业，题材广泛，内容庞杂，尤其以边塞生活为题材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与后来的宋词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比如这首《生查子》——
三尺龙泉剑，匣里无人见。一张落雁弓，百只金花箭。为国竭忠贞，苦处曾征战。先望立功勋，后见君王面。
其气象气度，非后来沉溺于风花雪月中的抒怀词可比。在数量上，最多的还是描写男女爱情，但风格清新爽快、语言通俗易懂、表情坦率自然，口语和民歌色彩浓厚。唐代燕乐大盛，已入宫廷，流行于社会，比较常见的曲调如《念奴娇》等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曲子歌辞的创作还远落后于社会需求。因为文人习惯于写作的是句式整齐的声诗，杂言多为偶得之。直到李白、张志和等人的出现。《忆秦娥》、《菩萨蛮》二首，是否为李白所作，众说纷纭，我却认为这是李白所作无疑。李白此人，作诗没有什么习惯的格式，怎么便于抒情怎么来，词的抒情功能强于诗，他又很注意从民歌中汲取营养，故而写出两首词来再自然不过。黄进徳先生列举了数条考证证明此词为李白所著，便不赘述了。还有后来的刘禹锡、白居易等人，所作词水平也很高，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作的大多为小令，少有长调。还是和时代背景有关吧。唐朝来说，词毕竟不如诗盛行，作小令已是妙手偶得，制长调费时费力还并非潮流，故少有。因此，在词盛行的北宋年间，词的各种改制也是那么自然而然。
五代时，词有两个中心，一个在西蜀，一个在南唐。
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光是看这对于其内容的描述，便不难看出花间词所透露出的娇靡二字。十八家词，共同特点是用华丽的辞藻和婉约的构思集中描写女性的美貌、服饰以及她们的离恨别愁。本来内容是比较单调贫乏的，但有两类词价值较高，一是少数风格接近民歌的作品，还有一类便是描写东粤风情的作品。应该承认，花间词人的作品，无论是在辞藻的修饰还是音律的和谐以及词体的定型上，都有一定的成就。民间新兴的文学样式——燕乐曲子歌辞经过他们的努力，在艺术技巧方面等到了提高。他们完成了民间歌辞向文人词过度的桥梁作用。温庭筠是大家，但韦庄却是最别具一格的。与温词及大多数花间词人浓艳的词风不同，韦词情至而语至，较疏淡自然，平易晓畅。如他的《思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无情被弃，不能羞！
写女子对男子大胆地追求，感情的热烈，语气的直率，都与民歌近似。
南唐词也是在宫廷和豪门享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与西蜀词相比，差别还是很大的。总的来说，南唐词人文化修养高于西蜀词人：南唐地处长江下游，都城南京历来是南方政治文化中心，词人又都是帝王宰相等最高的统治者，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都很高，在各个领域都有较广泛的涉猎和较高的造诣。西蜀君臣只知沉溺于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词人多为豪门的清客，文化修养水平参差不齐。两个词派的来源也不同：西蜀词大多从民间而来，却很少继承民歌朴素清新的特点，反而发展了其中不健康的因素，局限于风月脂粉，作用限于饮宴助兴，多咏妓情，不脱“伶工之词”的身份。而南唐词多从唐代抒情七绝而来，格调较高，开始将词引入歌咏人生的途径，成为士大夫词的先驱。
南唐词，一般只讲三个人——冯延巳、李璟、李煜。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以“和泪试严妆”评价冯延巳的词品。意思是说，冯词于高华秾丽背后蕴藏无限的悲凉。大部分确实如此，也有一些风格清新的作品，比如流传甚广的一首《长命女》——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质朴无华而又情深意切。而中主李璟，传世作品不多，却都是精品。不假雕琢，直抒胸臆，绮艳中寓沉郁之致，已然初见南唐词独特的风貌。后主李煜以怨词闻名，却总觉得其词哀婉不及中主。但李煜的对于词的贡献却远高于中主。后主词以清丽著称，又有朴素的自然美“粗服乱头，不掩国色”，用词精炼。可以说，词能在北宋健康发展，李煜功不可没。
唐五代是曲子歌辞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着燕乐而产生的曲子歌辞，起自隋而流行于唐五代。
至宋，臻于全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