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制造偶像by [苏联] 维多利亚·托卡列娃

不可制造偶像
[苏联] 维多利亚·托卡列娃
一
　　妻子一直在减肥，家里也就一直没有面包。每天早上，特拉菲莫夫打开木头的面包匣，看到干硬发霉的面包屑上爬满细小的蚂蚁，都会觉得，这些面包屑就像是他的全部生活：了无乐趣，索然无味，甚至是屈辱的。
　　妻子走进厨房，面带愧色地问：“你不能自己买吗？你知道我不吃面食。”
　　“你又不是一个人过。”特拉菲莫夫提醒她。
　　“就是一个人，”妻子轻声反驳，“你眼里什么时候有我。”
　　这倒是实话。特拉菲莫夫心里爱着另外一个女人。她叫西利瓦娜，住在罗马。
　　但他与西利瓦娜之间从来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过未来，有的只是过去。而且老实说，这过去也仅仅属于特拉菲莫夫一个人。
　　特拉菲莫夫第一次见到西利瓦娜是在意大利电影《她的一切》中，她演女主角。从那以后，莫斯科再没放映过有她参演的电影。也许她已经退出影坛，也许还在演电影，只是莫斯科再没引进她的影片。特拉菲莫夫总共就见过她那么一次。那时，他才15岁，还在读八年级。银幕上的西利瓦娜身材高挑，像纯种马一样雍容华贵。她剪水双瞳、齿若编贝，美得不可方物。要知道大自然可不是珠宝匠，造物时难免留点儿瑕疵。可西利瓦娜简直是大自然的完美杰作！剧中，她抱着一个其貌不扬的家伙，双手白皙修长；后来她绝望地哭泣，美目中滴落的泪珠是那么晶莹剔透。
　　15岁是个躁动的年纪。特拉菲莫夫彻底被西利瓦娜打动了。他浑身发抖，几乎不能从座位上站起来。
　　“你怎么了？生病了？”同班的朋友基尔卡·多多列夫问他。
　　特拉菲莫夫没有回答。他无法开口说话，喉咙莫名地疼痛。西利瓦娜像金黄色葡萄球菌一样侵入了他的身体。医生说，这种细菌很难甚至不可能从体内清除，它将永远依附于宿主。沉寂时，它好像根本不存在，但它又的确存在，并且总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发作。
　　中学毕业后，特拉菲莫夫考入了大学新闻系。他有个秘密的心愿，希望有朝一日能被派往意大利采访西利瓦娜，然后一切从采访开始。确切地说，之于他，一切开始得更早，从15岁就开始了。而之于西利瓦娜，一切却将始于采访。特拉菲莫夫学习了多种语言：意大利语、英语、日语——万一西利瓦娜想用日语和他交谈呢。
　　每一种语言都和它所属的民族有相似之处。沉浸在各种外语发音中，特拉菲莫夫觉得自己通过声音融入了其他民族，一会儿有点儿像英国人，一会儿又有点儿像日本人。
　　要去意大利，仅成为记者是不够的，还要成为出色的记者。特拉菲莫夫开始勤学苦读，广泛涉猎。父母惊讶地发现，他不再懒散度日，变得勤奋上进。渐渐地，对工作的需求成为习惯，他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无所事事了。
　　大学三年级期末，20岁的特拉菲莫夫第一次凭借出色报道获得《接班人》杂志奖，他的照片被刊登在封底的内页。照片不甚理想，还有些发暗，但无论如何，那的的确确是他的脸，并且还印了几千份。这张脸不再属于特拉菲莫夫一个人，而是属于所有人。这拉近了他和西利瓦娜的距离，他们现在几乎是平等的了。特拉菲莫夫召集了整个年级到餐厅庆祝，气氛很热闹，让人心醉神迷。生活郑重地承诺给每个人荣誉、爱情和不朽。可是，在兴致最高的时候，特拉菲莫夫却突然感到失落。也许是体内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从最隐秘处钻了出来并沿着主血管游走。特拉菲莫夫猛然明白，《接班人》奖和40旧卢布的奖金对西利瓦娜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他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但还是努力不在朋友们面前流露自己的情绪，不去破坏他们的兴致。即便他尝试解释自己的事，他们也未必能理解，也许还会反过来打击他。
　　继第一次获奖之后，特拉菲莫夫接着获了第二次奖——保加利亚《金牛》奖，紧接着是第三次——联合国奖，后来他就没有再数过了。他已成为一名优秀记者，人们笑称他为“金笔杆”。可是，这一切对西利瓦娜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特拉菲莫夫很长时间都无法恋爱、无法结婚，对他来说，所有的追求者和西利瓦娜这个海洋相比都只是小水洼或小溪流，最多也就是条小河。对西利瓦娜的爱使得特拉菲莫夫在其他女人眼中变得神秘莫测、难以接近。神秘感不仅让女人更加美丽，也让男人更富魅力。特拉菲莫夫像莱蒙托夫一样英俊、神秘、忧伤。女人们不仅内心为之倾倒，甚至直接拜倒在他的脚下。有一个追求者就干脆冒着受伤的危险，在溜冰场上拜倒在他脚下——要知道特拉菲莫夫当时的滑速为每小时60公里，和胜利汽车一样快。胜利汽车的邮票当时很流行，但现在已经不发行了。特拉菲莫夫撞上了那个姑娘，自己也摔倒了，结果不得不送她回家。姑娘名叫加利娅，当时这个名字就像现在的娜塔莎一样常见。回到家，加利娅请特拉菲莫夫喝茶，并坦白是故意撞到他的。她再也无力承受单相思的煎熬，宁愿死在所爱的人手里，确切地说是脚下。原来，加利娅从八年级就爱上了特拉菲莫夫，一直到中学毕业，暗恋了两年；后来，这暗恋又持续了整整五年大学生涯。她和他中学时同校不同班，大学时同校不同系。特拉菲莫夫却对她毫无印象，或是说几乎毫无印象。对他而言，整个女性世界分为两半：西利瓦娜和西利瓦娜之外。前一半中只有一位，而后一半则包括其他所有女人。如果他注定娶不到西利瓦娜，那么他的妻子可以是后一半中的任何一位。为什么不能是加利娅呢？既然她那么渴望。
　　婚礼是在加利娅家中举行的。来客很多，熙熙攘攘的。桌子都不够用，只好分成两拨入席，像在人满为患的少先队夏令营。但不管怎样还是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
加利娅幸福得有些发懵，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她的鞋子挤脚。她长了一双大脚，穿39码的鞋。她为此感到很难为情，便穿了双小两码的鞋，想让脚看起来精致些。那时候以脚小为美。多年之后，加利娅为走路舒服，去买更大码的鞋，她不穿39码，穿40码，对周围人的看法也无所谓了。尽管他们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注意她脚上的鞋码，都是她自己心中在意。年轻和不再年轻的区别就在于——你是否还在意别人的看法。仅此而已。
　　婚礼上没人留意到加利娅的牺牲，大家都在纵情作乐。她觉得自己像是硬把脚塞进玻璃鞋的后母的女儿。后来她干脆把鞋脱了，光脚走路。不知谁打碎了酒杯，加利娅踩上碎玻璃，脚给划破了。特拉菲莫夫飞奔着找来毛巾，跪在她面前给她擦拭，但就在此刻他又感到一阵熟悉的失落。他不是跪倒在西利瓦娜面前。西利瓦娜在罗马，和自己的丈夫而不是他特拉菲莫夫在一起。她丈夫是某个百万富翁、自来水笔或电子表工厂的老板、旅行社或旅馆老板。现在的老板还少吗！而他，特拉菲莫夫所有的，只是公共住宅中的婚礼、番茄汁拌腌鳕鱼、凉拌菜和肉冻儿、穿着挤脚鞋的加利娅和手上的血，仿佛是自己亲手毁掉了梦想。
　　客人们围着他俩拉起手来，特拉菲莫夫跪在环舞的中心，却陷入了孤单的深渊。
　　后来他喝醉了，在洗手间里睡了过去。人们进不去，就把门给撞开了 。
　　时光飞逝。50年代迎来了60年代，随之又迎来了70年代。60年代，国家开始开发处女地和撂荒地，作曲家为之作曲，诗人们为之赋诗，记者们为之撰稿。“长路蜿蜒，你好，处女地。”70年代又开始建设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长着双下巴的老歌手在电视上唱着：“贝阿，贝阿，贝阿，贝阿，贝阿——千百万人民歌唱你。”
　　特拉菲莫夫紧跟祖国步伐。他去过处女地，也到过贝阿铁路干线。秋明市发现了石油，他又飞到那个连鱼都没有的萨莫特洛尔湖去。鱼都不在那儿生活，不愿意。特拉菲莫夫坐在直升机上，看到地面上鼓出的沼泽，觉得它们是大地身上的脓肿。但科学家们却证明，大自然需要沼泽，甚至不可或缺。抽干它们就意味着强行干涉大自然，会遭到报复的。大自然最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而且，人也不是上帝，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和沼泽一样。
　　特拉菲莫夫和时代步伐一致，偶有分歧，有时也会超前，这正是天才的特征。天才和一般人的区别就在于超越时代一百年甚至两百年。
　　特拉菲莫夫始终没去意大利，西利瓦娜也没来莫斯科。特拉菲莫夫倒是用日语、英语和其他人交谈过。不过，由于西利瓦娜的缘故，更确切地说出于对她的爱，特拉菲莫夫还是习惯埋头工作，从不关注女人，不拈花惹草，更不荒废时光。
　　加利娅拥有一切认为自己幸福的理由。可是徒有幸福的理由，却没有幸福。她只得到了特拉菲莫夫这个人，却得不到他的心，也不知道该怎样去赢得。她拥有他，却又得不到他。满心的纠结令她发胖，胖了又不得不长期节食。饥饿折磨中的她看起来饥肠辘辘，郁郁寡欢，哪里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西利瓦娜不仅让特拉菲莫夫工作出色、生活严谨，还让他感受到了生命的流逝。金黄色葡萄球菌同他一起老去，不再那么频繁、肆意地在体内流窜。但它仍然存在。特拉菲莫夫明白这一点，觉得自己有些不正常。用眼下流行的一个术语说是：综合征。特拉菲莫夫患上了“西利瓦娜”综合征。他怕别人看出来，就用傲慢来掩饰。许多人都觉得他高傲。
　　70年代过去，80年代到来。意大利非现实主义已经过时，创始人切萨雷·扎瓦西尼去世，吉娜·劳洛勃丽吉达开始从事摄影。明星也新人换旧人：先是斯蒂芬尼娅·桑德雷莉，后有奥内拉·穆蒂。然而，再没有一个人像西利瓦娜那样打动特拉菲莫夫。也许因为15岁是躁动的年龄，而45岁不是。45岁的人只会为近在眼前的生命危险所动，比如，开门时看到一把手枪对准自己，就像近些年意大利的政治侦察片那样。而其他种种情愫心绪都会随时间的流逝化为云烟。但像他这么忠于所爱，怕是另有原因。特拉菲莫夫是个执着的人。执着是种天性，是品行端正的表现。特拉菲莫夫不喜欢挪动室内的家具，数十年来穿同一件大衣，在一个地方工作，只有一个妻子，一个钟情的女人西利瓦娜，一个休假月7月，一个朋友基尔卡·多多列夫——他们从六年级就开始要好，还一起看了《她的一切》。也正是基尔卡，不是别人，让他把假期改在8月，因为7月莫斯科将举办国际电影节，届时意大利影星西利瓦娜会出席。
　　西利瓦娜来了。特拉菲莫夫终于梦想成真。梦想虽已老去，却依然活着。
　　基尔卡·多多列夫打电话宣布了这则新闻并等待他的反应，特拉菲莫夫却没有出声，他突然间喉咙剧痛，无法开口讲话。他放下话筒，即刻回家去了。到了家，发现厨房的水龙头坏了，水无休止地滴着，发出恼人的滴答声，像啄木鸟一样叩击头部。特拉菲莫夫拧着嗓子叫来修理工。他觉得水、西利瓦娜和他的健康之间有种隐秘的关联。但自来水管道工维塔利却给出了很清楚的解释：水龙头的垫圈坏了，得换一个。
　　“您有垫圈吗？”特拉菲莫夫问道。
　　“咋会没呢？有啊！”
　　维塔利打开自己的小箱子，拿出个小橡皮圈。
　　“就是这个。”维塔利给他看了看，就开始修水管了。特拉菲莫夫很吃惊，他已习惯管道工和房客之间的相处模式——要在从前，管道工肯定会说垫圈一年前就脱销了，根本找不着，他也是通过熟人才搞到的，他自己倒无所谓，但别人的劳动是要回报的。房客说尽好话，点头哈腰，还要为只值11戈比的垫圈塞给管道工5卢布。
　　维塔利真是不一样，可能这就是新时代的修理工，也可能只是维塔利这个人比较正直，和时代变迁没什么关系。
　　“您多大年纪？”特拉菲莫夫问。
　　“45岁了，”维塔利回答，“怎么了？”
　　特拉菲莫夫吃了一惊。维塔利看起来像个不修边幅的技校实习生。塔季娅娜·拉林娜的丈夫格列明将军也是45岁，却被普希金写成“花白头发”的老头。也许是因为20世纪科技进步了，生活条件改善了——50岁之前人的容颜还未沧桑；也许是战争前和战争初期出生的人都显年轻；再也许，显年轻只是维塔利的个人特征，取决于他的基因。诚实也是。
维塔利如果梳洗打扮一下，外表可以像通讯院士、旅行家或是拦路的强盗。
　　特拉菲莫夫记得有次看电视节目，主持人在现场观众面前放了一张大肖像照，告诉他们这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让观众根据外貌推断其性格。观众的答案是聪明、谦虚、专注和才智过人。这时主持人坦白，这个人不是什么科学家，而是个罪犯，还是个劣迹斑斑的惯犯，让大家再认真端详。观众们审视一番后，又一致在这张脸上看到了弱智、愚蠢和残忍。后来，主持人又道歉说这个人的确是位科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某项理论的创始人，让大家再细看究竟。结果，观众又从这张脸上看到了聪慧、力量和才智。最有意思的是，特拉菲莫夫也是这样先入为主地看人长相。所以说，一切都是心理作用。
　　特拉菲莫夫颇有好感地看着维塔利，他甚至想跟他说一说电影节和西利瓦娜。这么大的事儿已经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他需要倾诉，哪怕只说出来一点也行。向妻子倾诉是不可能的，和妻子谈论别的女人不合适。向儿子倾诉也不可能：在儿子那个年龄，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单纯而具体的，是能够用语言表达的。用什么样的字眼来形容他和西利瓦娜之间的关系呢……儿子不会明白的。他只能寄希望于外人了。
　　“7月有电影节。”特拉菲莫夫故作随意地说。
　　维塔利放下手中的活儿，向窗外看了看。外面还下着雪，离7月远着呢。维塔利目光回到盥洗池，不吭声地继续手中的活。
　　“媒体招待酒会要开整整一晚。”特拉菲莫夫想，说不定还能和西利瓦娜坐同一张桌呢。
　　“在哪儿？”维塔利突然问道。
　　“什么‘在哪儿’？”特拉菲莫夫有些不明白。
　　“媒体招待酒会在哪儿开？”
　　“在莫斯科宾馆。怎么了？”
　　“没什么。”维塔利答道。
　　“您看过《她的一切》吗？是50年代的影片，您应该记得吧？”
　　“嗯……”维塔利嗯了一声。
　　“看过吗？”特拉菲莫夫又问了一遍。这个细节很重要。
　　“不记得了。”
　　“那就是说，没看过了。不然您一定记得。里面那个女演员……她也来参加电影节。”
　　“说不定已经是个老太婆了。”维塔利说。
　　“怎么会呢？”特拉菲莫夫有些惊慌。
　　“电影是50年代上演的，现在都80年代了。您算算，她现在该50岁了，说不定60岁了呢。”
　　这许多年来，特拉菲莫夫第一次意识到时间是公平的。他的年华逝去，西利瓦娜也一样。只有两种人永远不会老：死去的人和梦想中的人。特拉菲莫夫呆呆地望着维塔利，表情木然。维塔利这会儿已静静地干完活儿，开始检验劳动成果了。水龙头开关自如，垫圈也的确管住了漏水。
　　“搞定！”维塔利宣布，开始往小箱子里收拾工具。
　　特拉菲莫夫突然想到些什么，掏出了钱包。以前这点活儿是要给1卢布小费的，现在卢布不值钱了，1卢布什么也买不着。特拉菲莫夫想，给多少呢？3卢布还是5卢布？5卢布太多了：可能会腐化工人，以后没小费他就不干活了，丧失做人的尊严。“工人尊严”的概念完全抽象化了，这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的错。处于两个社会阶级中间的人应该走在社会前列，而不应轻视工人，3卢布都不给。特拉菲莫夫这么一想，就抽出3卢布，递给维塔利。
　　“不用。”修理工拒绝道。
　　“为什么？”特拉菲莫夫着实吃了一惊。
　　“为什么要收呢？我有工资啊。”
　　“怎么，你们房管处在竞争荣誉称号？”特拉菲莫夫猜测。
　　“什么荣誉称号？”维塔利不解地问。
　　“共产主义劳动队。”
　　“我才不争什么荣誉称号。只是工作罢了。”
　　“你们那儿像你这样的人多吗？”特拉菲莫夫很感兴趣。
　　“我这样的只有一个。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要一概而论呢……”
　　特拉菲莫夫为这3卢布感到不好意思，说：“那好吧，多谢您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找我。”
　　“我就想参加一次媒体招待酒会。”维塔利坦言。
　　窗外下着雪，7月还很遥远，但此刻特拉菲莫夫很想满足维塔利的愿望。
　　“没问题！”特拉菲莫夫高兴地答应，“愿意效劳。”
　　维塔利走了。特拉菲莫夫意识到，阶级间的界限正在消失。今天的农民和工人、工人和知识分子已没什么分别。大家都一样读书，看电视，穿随便什么商店都可以买到的牛仔服。这是好是坏呢？他无法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就给自己布置了个任务：好好想一想！也许会冒出个值得专门研究的有趣课题呢。
　　二
　　媒体招待酒会允许吸烟。场地不大，烟雾缭绕，一层层像天空的云卷。女人们坦胸露背，佩戴着各种首饰，在烟雾中游走。分不清她们哪些是外国的，哪些是本国的，反正看起来都像外国人。侍者们倒是练就了一双慧眼，能敏锐地分辨出来。
　　特拉菲莫夫透过烟雾看着镜中的自己，不仅和外国人没什么分别，甚至比外国人还外国人：冷峻，优雅，身着白色鹿皮西服，胸前扎着紫红手绢、系着紫红领带，浑身散发着名贵烟草和古龙水的香味儿。
　　他一眼就看到了西利瓦娜。她坐在靠墙的小桌旁，比周围人高出一头。还是那么的高挑，华贵，光彩夺目，一如30年前。她身边坐的——他也一眼认出——是无所不在的“蝴蝶结”。这个绰号出自他的职业——“蝴蝶结”是个女装裁缝。“蝴蝶结”相貌英俊，却十分滑头，哪里有热闹哪里就有他。特拉菲莫夫一辈子都梦想着能坐在西利瓦娜身边，而“蝴蝶结”此刻就坐在那儿往她的大高脚杯里倒香槟。西利瓦娜的另一边坐着个外国人，是一家贸易公司驻莫斯科的代表。也许，他在充当西利瓦娜的翻译，这是个一年中有九个月呆在莫斯科，其余三个月在各国间飞来飞去的人物。他身材矮小，有张漂亮脸蛋，在我们看来富得流油，但在西方人眼里仅仅是有点儿钱罢了。他很有女人缘，也许正因如此他才一直呆在莫斯科。俄罗斯女人在西方颇受好评：真诚，浪漫，比较容易满足。
　　“蝴蝶结”看到特拉菲莫夫，招手示意他过去。目前来看，一切都很顺利。
　　走近些，特拉菲莫夫看到桌边还坐着一位俄罗斯著名电影导演。导演显然很无聊，一脸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奈。火车站等车的人常有这种表情。
特拉菲莫夫没有看西利瓦娜。他在拖延。他害怕这一刻的到来。可是已经无法再拖下去了。
　　“认识一下，”“蝴蝶结”兴致勃勃地介绍，“这位是意大利影星……”
　　“我认识。”特拉菲莫夫打断他，直直地看了一眼西利瓦娜，顿时浑身发烫。
　　“这位是我们的大记者，资深记者，记者中的记者。”“蝴蝶结”向她介绍特拉菲莫夫。
　　商人翻译完后，西利瓦娜问了些什么：好像不明白“记者中的记者”是什么意思。
　　“著名记者，”“蝴蝶结”解释道，“行业精英。”
　　西利瓦娜微微点点头，向他伸出白皙修长的手，特拉菲莫夫看着，却不敢去碰。
　　“坐呀！还站着干吗？”“蝴蝶结”感到奇怪。
　　这是张六人桌，只坐了四个人，还剩两个空位。这是“蝴蝶结”为自己选择的圈子。和特拉菲莫夫同坐是相当有面子的。虽然特拉菲莫夫不是菲利尼，但也很……“蝴蝶结”像所有圈里人一样对圈子处心积虑。
　　导演给西利瓦娜伸出的手中递了杯香槟。她不明白，这个“行业精英”怎么不和自己握手，也许是俄罗斯人的习惯吧。西利瓦娜把香槟送到美丽的唇边，一双大眼睛端详了他好一会儿。特拉菲莫夫觉得自己像是站在旷野的火里。
　　“坐下啊！”“蝴蝶结”催促道。
　　特拉菲莫夫拉出椅子，正要坐下，一个戴臂章的人向他走来。
　　“有人找您。”
　　“找我？”特拉菲莫夫有些奇怪。
　　“是找您。”门卫肯定地说，向门口指了指。
　　特拉菲莫夫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烟雾弥漫，什么也看不清。
　　“马上回来，”他看了看西利瓦娜，又用意大利语说了一遍，“马上回来。”
　　西利瓦娜微微点了点头。她一举一动都是个职业美女。美女也正是她的职业。职业美女不会在席间高谈阔论，也不会拉起对方的手表示信任和好感。她不必如此。谈话和拉手是吸引注意力的手段，还略带些进攻的意味。而美女总是处在积极防御的状态。她的防御手段就是在自己和周围世界间放置一堵墙。这堵墙是透明的，却也是存在的。并且特拉菲莫夫还撞上了它。尽管和西利瓦娜还没说上两句话，特拉菲莫夫却感到心骨凉透，忐忑不安。
　　“马上回来。”他说了第三遍，才跟着门卫走了。
　　门口的烟雾没有那么浓烈，特拉菲莫夫看到管道修理工维塔利正被两个年轻的彪形大汉拦在门外。维塔利穿着灰色的工作衫，戴顶扁平的红褐色人造皮鸭舌帽。看来他是在上夜班，没有人报修，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管处坐着无聊，想起2月的约定，就到这儿来了。
　　“就是他！”维塔利认出走过来的特拉菲莫夫，大喊起来，“我跟你们说，你们还不信，”他数落着值班的保安们，“你告诉他们。”
　　特拉菲莫夫有些不知所措。维塔利的出现很不合时宜，他之于特拉菲莫夫，就像俗话说的伞之于鱼，毫无益处。但维塔利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不会想到自己扮演了伞。有人相邀，他就如约来了。
　　“好，我进去了。”维塔利跟门卫说了一声就钻进了酒会，“谢谢你帮我找人。”
　　维塔利走到特拉菲莫夫身旁，四处张望。
　　“烟味太重了，”他察觉到，“哎，咱们坐哪儿？”
　　“蝴蝶结”从层层烟雾中钻了出来问道：“你不是要溜走吧？”
　　“不是，不走。”特拉菲莫夫回答。
　　“你带钱了吧？”
　　“带了。”
　　“那我们走吧，要不就不好办了。”
　　特拉菲莫夫跟在“蝴蝶结”的身后，维塔利又跟着特拉菲莫夫。
　　都入座后，维塔利夹在了特拉菲莫夫和导演之间。西利瓦娜用疑问的目光看着维塔利，这是张新面孔，而且明显与周围格格不入。
　　“我是他的朋友。”维塔利自我介绍说，还拍了拍特拉菲莫夫的肩膀。
　　“对，”特拉菲莫夫确认道，突然又补充了一句，连自己都吓了一跳，“这是我国的阿连·博姆巴尔。”
　　“啊！”西利瓦娜惊叫出来，一下子忘了自己职业美女的身份，“这不可能！”
　　“是的，是的。”特拉菲莫夫确认说，“我国的阿连·博姆巴尔。”
　　“这是谁啊？”维塔利悄声问。
　　“意大利人。”特拉菲莫夫也悄声回答。
　　“不是，我是问你把我说成谁了？”
　　“待会儿再说。”特拉菲莫夫回答。
　　“俄罗斯也有人做这种尝试吗？”同桌的贸易代表吃惊地问。
　　“当然有。在任何领域我们都不落后。”特拉菲莫夫自豪地说。
　　“我也没说什么。”贸易代表为自己辩解。
　　“很可怕吧？”“蝴蝶结”问，似乎要亲自检验一下真假。
　　维塔利看了看特拉菲莫夫。
　　“跟他说很可怕。”特拉菲莫夫小声提示。
　　“你想想……简直不能再可怕了。”维塔利演得很像。
　　“这正是可贵之处啊，”导演开口了，“不可怕就不可贵了。”
　　音乐响了起来。他们的桌子紧挨着乐队。贸易代表邀请西利瓦娜跳舞，她站了起来，一袭玫瑰茶色丝质长裙，特拉菲莫夫闻到了微带苦味儿的茉莉花香。
　　西利瓦娜和贸易代表走进舞池，他只到她肘部那么高。但这在西方也许并不重要。只要有钱，只到膝盖也行。
　　“嗬，大母马！”维塔利评价西利瓦娜。
　　“蝴蝶结”带着一个小巧的金发女郎，柔弱得像拇指姑娘。
　　“嗬，”维塔利感叹，“装口袋里都行。”
　　特拉菲莫夫并没有因为西利瓦娜而怨恨维塔利。相反，用“母马”来形容她，反倒让她像一个人，也似乎缩短了平凡的他和高不可攀的她之间的距离。最终所有人都只是人，每个人都是人。仅此而已。
　　“你最好把衣服换了。”特拉菲莫夫温和地说。
　　“为啥要换？”维塔利诧异地问，“我这样不也挺好的吗。”
　　“你倒是没什么。你又看不到自己。对别人就不妥了，他们要看你啊。”
　　“俗气，”维塔利满不在乎地说，“那个家伙是谁啊？”
　　“哪个？”特拉菲莫夫不明白。
　　“你把我说成谁了？”
　　“阿连·博姆巴尔。”特拉菲莫夫一字一顿地说。
　　“鞑靼人？”
　　“法国人。他坐气垫船横渡了大洋。”
“图什么呀？”
　　“为了证明人类的能力。”
　　“怎么证明？”
　　“为了弄清楚，单独一个人留在大洋上，可能发生什么。”
　　“可能发生什么？”
　　“可能死掉，也可能活下来。要看他自己了。”
　　“要是这个法国人被鲨鱼吃了怎么办？”
　　“有这个可能，很冒险的。”
　　“图什么？有什么崇高目的？”
　　“你已经问过了。”特拉菲莫夫提醒他，“他想证明，遭遇船难的人是因恐惧而死，仅仅是因为恐惧。他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害怕，就可以活下来。靠吃生鱼，喝海水活下来。”
　　“他怎么了，遭遇船难了？”
　　“没有，他没有。”
　　“那他做这些图个啥？”
　　“他不是为自己去努力，是为了别人。他想证明，人在任何困境中都可以找到出路。”
　　“哦……”维塔利沉思着，“他有报酬吗？”
　　“不清楚。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这不重要。”
　　“那什么才重要？”
　　“信念。”
　　“什么是信念？”
　　“你不明白？”
　　“明白，但我想听听文化人的看法。”
　　“信念是个抽象范畴，就像梦想和希望一样。”
　　“爱情呢？”
　　“单相思是。”特拉菲莫夫答道，自己也陷入了沉思。
　　男女相爱，一起生儿育女，爱情就变得具体，不再抽象了。而单相思却永远像梦想一样高高闪烁。像是一切，却又什么都不是。
　　“我很寂寞，”导演突然说，“我只会工作，却不会生活。会生活也是一种本事啊。”
　　维塔利一点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特拉菲莫夫虽然明白，但却没有同感。只有亲临其境才会有共鸣。特拉菲莫夫此刻就像西利瓦娜煎锅上的鱼儿，只能听之任之。
　　西利瓦娜和贸易代表跳完一曲，坐了下来。她直直地盯着维塔利，像是他额头上有需要译出的阿拉伯文字。
　　“她干吗盯着我？”维塔利奇怪地问。
　　“你自己问她。”
　　特拉菲莫夫拿出跳伞的勇气，邀西利瓦娜共舞。
　　西利瓦娜起身，跟着特拉菲莫夫走出来。众人围着乐队，跳着慢舞。特拉菲莫夫把手放在西利瓦娜的腰间，她的腰坚硬得像是打了石膏。“可能是紧身衣的缘故。”特拉菲莫夫想。她的胸部高耸，偶尔碰到，也像塑胶一般坚硬。“她也没那么高，”特拉菲莫夫和西利瓦娜面对面跳着舞体会到，“最多一米八。”
　　西利瓦娜眼角没有一丝皱纹，皮肤像鼓皮一样紧绷。
　　“这不可能啊，”特拉菲莫夫想，“她不可能一辈子不哭不笑。”
　　西利瓦娜面无表情，不冷不热。特拉菲莫夫突然觉得，自己在和一个大木偶共舞，木偶的背上还有上发条用的小孔。
　　舞曲结束，两人回座。
　　“您还记得您演的那部《她的一切》吗？”特拉菲莫夫问西利瓦娜。
　　“我不知道这部片子。”西利瓦娜答道。
　　“怎么会……”特拉菲莫夫慌了神，“是您演的……很久以前的。”
　　西利瓦娜脸上露出微微的不解。
　　“她这是说什么呢？”维塔利问。他们在用意大利语交谈。
　　“她说她不知道《她的一切》。”
　　“说不定，根本就不是她演的。”维塔利猜测。
　　特拉菲莫夫怅然若失。他梦想中的西利瓦娜和眼前的西利瓦娜长着一样的脸庞。但梦想中西利瓦娜是真实的，而眼前这个却是人造的，像是前者的标本。
　　“可能这部影片在意大利不叫这个名字吧，”导演猜测道，“你们的电影公司有时也会给电影重新起名，起些看起来更经典的名字。”
　　“真奇怪。”特拉菲莫夫说。
　　与其说他在和周围人说话，不如说他自言自语。他感到奇怪的不是那些电影商们给电影臆造片名，而是梦想实现得着实奇怪，像是自己的抽象范畴也具体化了。
　　如果金黄色葡萄球菌此刻像往常一样钻出来问他：“那又怎样？”或许特拉菲莫夫还可以轻松些，可以藏到习惯的失落感中。然而连金黄色葡萄球菌也不出声，没有动静。也许它已经消失了？难道是西利瓦娜30年前将它放了进去，30年后又将它清除了吗？
　　西利瓦娜起身邀请维塔利跳舞。维塔利却坐着未动。
　　“邀请你呢。”特拉菲莫夫翻译道。
　　“我不会跳。”维塔利吓了一跳。
　　“随便转圈就行。”特拉菲莫夫说。
　　他突然间平静下来。他已经厌倦了当煎锅中的鱼，惊慌紧张。想舒舒服服地坐下来，放松放松，看一看，听一听，也可以不看不听，干脆起身走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维塔利生平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在电影节媒体招待酒会上与意大利影星共舞。他矮她一头，眼前晃动的全是她胸前的饰物，感觉像是进了珠宝店。
　　西利瓦娜的两只大手搭在他肩膀上，像两只熨斗一样又烫又重。这个意大利女人让他恐惧，如同进了房管处旁边那个画有骷髅像的高压电房。维塔利拥着西利瓦娜，却有些担心自己的性命。这条命是没那么重要，但他维塔利却只有这么一条。
　　西利瓦娜俯首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
　　“一个字也听不见！”维塔利喊道。
　　意大利女人谛视着他，像聋哑人想从口型上看出他说的什么。
　　维塔利指了指乐队，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然后在面前摇摇手表示听不见。这一连串手势的本意是：一个字也听不见。
　　西利瓦娜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并指了指门。维塔利猜想：她是请他去外面聊聊，外面更安静，空气也清新。
　　“走吧。”他表示同意，挽起西利瓦娜走出酒会。
　　他们穿过许多张桌子，经过特拉菲莫夫和贸易代表。导演不知哪儿去了，想来是回家睡觉了。“蝴蝶结”换到另一张桌旁，挨着那个像拇指姑娘的金发女郎。他看到西利瓦娜和维塔利，目光立刻离开了金发女郎，看着他们离开。想喊些什么，却没喊出来。
　　“哼，鄙视他们。”他狠狠地说。
　　“谁啊？”拇指姑娘想问清楚。
　　“他们，所有人，哗众取宠的家伙们。”
　　拇指姑娘得意地耸了耸小鼻子。“蝴蝶结”鄙视除她之外的所有人。也就是说，她比别人强，比所有人都强。“蝴蝶结”却感到痛苦。一个驾船横渡了大洋，一个是行业精英，第三个又是外国人。所有人都亮出自己的王牌，而他“蝴蝶结”能拿出的却只有钱，尽管不少，但仅仅有钱还是不够分量。
“别难过了，”拇指姑娘察觉到他的沮丧，却不明所以，安慰他说，“你还年轻，他们都已经老了呀。”
　　“蝴蝶结”又振奋起来。他怎么没算上这张王牌呢：年轻，未来！他还不明白，一天很漫长，而十年却转瞬即逝。两个“瞬间”之后他就不再年轻，就需要去赢取更持久的王牌了。
　　三
　　西利瓦娜绕到正门走进莫斯科宾馆，走过那个小国总统般仪表堂堂的门卫。维塔利在门卫那看似无意实则犀利的目光下感到有点心虚，但西利瓦娜回望他一眼，像是检查同伴是不是好好地跟在后面，维塔利于是昂首挺胸地跟着她走，尽管他也不知道去哪儿，去干什么。
　　他们走进宽敞的电梯——这里也暗示着另一种生活的开始。维塔利高攀到另一种生活。
　　西利瓦娜房间的屋顶很高，将近六米。要是在中间做个夹层，可做成两层楼，一层高三米，和设计精美的现代住房一样。
　　“真高啊。”维塔利往上伸伸手。
　　西利瓦娜抬起头，没发现什么感兴趣的东西。这是她习惯的高度。想必她家的屋顶如果不是更高的话，也是这么高。她不明白，什么让俄罗斯的博姆巴尔这么惊奇。
　　“嗯？”她问道。
　　“算了，没什么。”维塔利坐到沙发上，受不了屋里的味道。尽管西利瓦娜的房间很宽敞，她的香水味还是浓得让人窒息。“蚊子都给熏死了。”维塔利想，这是香水唯一的好处了。莫斯科的夏天很热，是蚊子的好季节。蚊子现在很猖獗，城市里、柏油马路上到处都是。连飞蛾都成了精，学会啃噬合成材料了。换句话说，它们还能吃什么呢，现在又不生产天然丝线。要么纯粹是合成材料，要么就对半掺。人们不知不觉地开始习惯合成材料。据说连黑鱼子酱都有合成的，肉眼根本看不出来。
　　但这会儿说蚊子、飞蛾做什么呢？西利瓦娜向维塔利伸出双手，开始了自己的倾诉。她说得很快，字字句句像圆润滑溜的桌球一样从嘴里弹出来。维塔利并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但能猜出来，这个意大利女人在说一些对她自己很重要的事。她的眼中涌出泪水，但衣着光鲜，皮肤光滑，一看就吃得好，说不定还成勺成勺地吃天然鱼子酱呢。
　　“你没受过苦啊，”维塔利对她说，“你要是过得像我的娜季卡那样，就明白了。瞧瞧你…… 这天花板，这项链……”
　　“啊？”西利瓦娜问。
　　“算了，没什么。我说你是吃饱没事干。人必须经历困难，离了困难可不行，会崩溃的。你懂吗？”
　　西利瓦娜语速更快了，她的字句像球一样弹出来，相互撞击又四散而去。眼圈下面黑得像个小丑。维塔利又开始可怜她了。
　　“别这样，”他说，“你有孙子了吧？现在上了年纪，和孙子们多呆呆，时间就过去了。生活是什么？不就是消磨时间吗。要是开心，时间也就过得快些。要是无聊——那就慢多了。和我倒班的家伙姓库贾耶夫。昨天我去和93号房说好，把洗衣机直接连到水管上收25卢布，我俩一人12卢布25戈比。我和他都说好了，他却又找了尼古拉。把我踢到一边了。你说，这公平吗？不公平。但是我根本不在意。我比他们层次高。明白吗？你说……”
　　西利瓦娜像个小女孩一样聚精会神、完全信赖地倾听着维塔利说话。在她看来，他的话至关重要，可以解决她的问题。他的异国腔调和自信满满都能让她得到安慰。
　　两个人各说各话，但西利瓦娜觉得这个人比任何人都理解她，和他在一起可以推心置腹，畅所欲言。
　　“我都50岁了，”西利瓦娜说，“还演不好自己的角色，找到属于自己的爱人。一无所成，一切都还像20岁时遥遥无期，而我却已经50岁了。”
　　俄罗斯人说了些什么？
　　在她听来是：“身体比心灵衰老得快。心灵是不会衰老的。它永远都只有20岁。所有人都这样，你也不例外。”
　　“我还是可怜自己。我用一生的时间寻觅真爱，却没有找到。”
　　“那就是说，是你自己错了。”
　　“我知道我错了。我错就错在妥协。就算不是那个他也就认了。我是个胆小鬼，害怕孤单。想找个人陪着等他出现。这是行不通的，要敢于冒险。瞧！你敢拿生命冒险——你就战胜了自我。”
　　“你这么想？”
　　“当然。你是性情中人。我认识的那些人都过于担心自己金贵的生命，你就不担心。我认识的那些人都注重外表，爱打扮，你就不讲究这些，不赶时髦，甚至连指甲都不清洗。你这样做，因为你是性情中人。那些又系领带，又扎手绢拎包的人在你身边是多么可笑啊。”
　　“你不是爱上我了吧？”
　　“不是。我只是觉得你和我是一类人。我也是性情中人，却还是单身。”
　　西利瓦娜的眼中再次饱含热泪。
　　“哎，你怎么了？”俄罗斯人轻轻碰了碰她的手。
　　“我很忧伤，无法平静下来。好像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爱等了我一辈子，而我却错过了一样。我想拍电影成名、扩大交际圈，最终能找到他。但美貌和名气都没用。我知道我很有天赋，我能感觉到，但女人最大的天赋就是能找到可以无悔共度一生的他。而我的时间都已经溜走了。”
　　“你没有什么不同。”俄罗斯人冷淡地说。
　　“但我对自己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每个人对自己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你说怎么办？”
　　“认了吧。”
　　“不行。我觉得生活还长着呢。我觉得一切都还在将来，一切都会有的。”
　　“这是老年人的看法。年轻人总觉得什么都过去了。老年人才会觉得一切都还在将来。”
　　“你待人真残忍。”
　　“我对自己也残忍。要勇于对自己说真话。”
　　“天才是不会老的。天赋是童年的特质。”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但要是问我，我会说：要顺从自己的年龄。”
　　西利瓦娜皱了皱眉。
　　“这是什么意思？”
　　“要像树木、河流一样。”
　　“但树会落叶，河会结冰。”
　　“就是说，落叶就落叶，结冰就结冰。不要害怕。重要的是要有尊严。没有尊严的人是可笑的。别损害自己的尊严，别去做拉皮手术。老也要老得有尊严。”
　　西利瓦娜瞪大双眼看着这个俄罗斯人。他的表情有些傻乎乎的，但正是这种傻气莫名地让她心安，像是在说：怎么？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也要遵从自然规律。所有人，除石头以外的所有事物都一样。
“可是落叶和结冰是冬天的事，而我还在秋天啊。”
　　“准备迎接冬天吧，一步一步地。”
　　“那你呢？”
　　“我也是。”
　　他和她属于同一梯队。庞大的队伍正在朝着冬天甚至更远的未来缓缓而去。
　　西利瓦娜心里忽然明朗了，这种清醒让她平静下来，端正心态。危机消失，心情也好了起来。早上她还不明白为什么来这里，现在明白了：跑这么远是值得的，清楚了自己没有未来，只剩下冬天。这也好，可以静下心来，看看四周，回想已逝的岁月和拥有的现在。当所有人、所有事连成一轴连续的画卷，她再也不用东奔西跑、纠结速度了。现在，终于可以停下来，四处看看：瞧，这是房子，这是人间，这是我自己。
　　水龙头嗡嗡作响。维塔利听出毛病，起身向浴室走去。他掀起槽盖，这儿紧紧，那儿松松。
　　西利瓦娜跟着进来，站在一旁看着。
　　“咋了？”维塔利问。
　　“你就是那种人，和你一起到哪儿都不用担心。不管是水里，还是陆地上。”西利瓦娜用意大利语说。
　　“不用付钱，”维塔利拒绝道，“你毕竟是客人……”
　　天色还早。门卫还没有换岗，精神抖擞地盯着前面。他之前肯定美美地睡过一觉。
　　“再见。”他对维塔利说。
　　维塔利没有答腔。他顾不上理门卫。
　　他眼前晃动着那个意大利女人的脸，确切地说，是各式各样的表情。她像襁褓中的婴儿一样瞬息万变：一会儿号啕大哭，一会儿又笑逐颜开。他的娜季卡也是这样。所有女人都一样：不管是俄罗斯的还是意大利的，百万富翁还是穷苦百姓，想要的东西都一样：爱与被爱。有句俗语说“情人眼里，山羊也是美男”。不过，这只是个比喻。山羊当然是可以爱的，但这样的爱却不会持久。过些日子还是会明白，爱上的是只山羊。
　　意大利女人把他当成了别人，当成了那个横渡大洋的法国人。而他，维塔利，也没有反驳。那就是说撒了谎。又撒谎了。一做事就撒谎，不说实话。有没有必要都习惯性地撒谎。那个法国人为了别人喝咸水，吃生鱼，在鲨鱼群里过夜。而他，维塔利，哪怕是所有水管都坏了，整个小区的人都泡在没膝深的水里，他除了分内事也不会为任何人多做什么。
　　维塔利不知不觉向亚乌扎河走去。晨曦中，安德龙耶夫修道院的白色墙壁闪着亮光，墙角下有一只黑色的卡车轮胎。
　　维塔利把轮胎滚到河中，想都没想就坐了上去，以手当桨在河里漂流起来。
　　后来，他在挪威被人捞了出来。
　　四
　　特拉菲莫夫从酒会出来时已近凌晨。行走在深夜的城市，听着自己的脚步声，走过古朴的建筑，特拉菲莫夫的第一个念头是：自己的城市多美啊！以前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
　　他以前对太多事情不注意，像是用一只眼看世界，用一个肺呼吸。而今天他在做深呼吸，用双眼看世界，这要好上两倍。
　　西利瓦娜没再回来，管道修理工也不知跑哪儿去了。但这没什么。他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会认清方向的。说到西利瓦娜，他已经释怀了，现在的他，特拉菲莫夫，心里有了更多的牵挂。那些是城市，是空气，是生活的意义。
　　“不可制造偶像”这条戒律与“不要杀人”、“不要偷盗”并列。这意味着，制造偶像和杀害生灵是同样的罪过：献出自己的一部分用于供奉偶像。就是说，一半属于自己，一半不属于自己。整整少了一半。
　　特拉菲莫夫沿着阿尔巴特大街前进，此刻他是完整的，身体里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人、什么东西了：没有西利瓦娜，没有金黄色葡萄球菌，没有啃噬心灵的不满足感，没有对得不到的他人生活的嫉妒。他感觉自己才刚满15岁，全部生活还都在未来，可以像登山运动员一样重新去奋斗、去征服，不过不是从山脚下，而是从一定的高度——更高更稳的地方开始，直达顶峰，然后站稳脚，观察四周，树起自己的旗帜。
　　30年来，特拉菲莫夫从未消磨时光。他像是冻在冰箱里，刚晃悠悠走进夏天，感受着喷薄的生命，对世界充满信任。
　　妻儿都在被窝里沉睡，他们连在睡梦中都有被保护的安全感：没有人来欺负他们，因为有男主人的保护。特拉菲莫夫心中突然泛起阵阵柔情，他感激他们的存在，感激需要他保护的两个人：女人和孩子。这是他的女人，他的孩子。他们需要他。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三口之家的一分子。
　　家里还是像以前一样没有面包，还是那些爬满蚂蚁的发霉面包屑。小蚂蚁们忙碌着，它们很渺小，却很壮观，像是打字机里一节节的破折号带。让人惊讶的是，这些小东西有着骇人的名字——白蚁——它们能吃掉一座木头房子。
　　妻子像个幽灵一样，突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门口。
　　“要不要我去买面包？”特拉菲莫夫提议道。
　　“我自己能去。”
　　“那一起去吧。”
　　“干吗？”妻子疑惑不解。
　　“一起，”特拉菲莫夫又说了一遍，像是在解释“一起”这个词的含义。
　　妻子羞涩地望着他，依稀是当年滑冰场上跌倒在他脚下的少女。她倚着门框站着，不敢进来，好像这不是她的家。
　　“进来啊，”特拉菲莫夫邀请她，“还站着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