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刊：2002年《新电影》昆汀专访稿
【编者按：下文系2002年《新电影》杂志刊发的昆汀专访稿，也几乎是中文媒体至今对他的唯一一篇深度采访。十年以来，昆汀一直拍片不辍，但令人唏嘘的是，《新电影》已经停刊多年。】
=《新电影》2002年七月号专访昆汀=
塔伦蒂诺的夏娃和蛇
记者/晗宇 摄影/冯科
运气不错，一下车就看见几个金发碧眼的洋妞，倚在一辆黑色奥迪2000上，中间那个点烟的尤其靓，瞅着面熟，等等，我的天，那不是乌玛·瑟曼吗!“你还等什么？拿出你的相机来!”——那时候我们大概像一伙乌合的狗仔队。我们的相机刚举起来，新爱的乌玛冷漠而沉着地钻进了汽车，黑色的玻璃匀速升起，然后这奥迪就像个骄傲的黑天鹅似的缓缓和我们BYE BYE了。惊鸿一瞥，老实说，把这个好莱坞女明星吓一跳让我们很开心。“你拍了吗？”“没拍上，她不瞅镜头。”几个家伙开怀大笑。
我们是冲伟大的昆汀·塔伦蒂诺来的，这事儿约了好久了，最后还是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手段将他拿下。在定下时间地点之前，我们被要求将采访提纲呈送昆汀本人检阅，据说是为了考验我们够不够专业。我们尽量弄了一个简洁的提纲，保留了那些有意思的问题。老实说，对此十分自信——中国如果有很多"塔伦蒂诺电影迷" 的话，那我们有资格作为他们的代表。
尚可担心记者的英语和随机应变的功夫不过关，把朱靖江也请来了。老朱正在写他的一本书，特意抽出时间来助阵，结果是一切顺利。
昆汀是来拍他的新世纪大作《干掉比尔》的，此前国内媒体的报道已显示了他的野心勃勃。摄影棚就在北影厂里边，警备森严，规矩也多。而我们对乌玛·瑟曼那不成功的袭击也闹出点小波折。
米拉迈克斯公司的荻迪小姐是我们此行的联络人，她一见面就以美国方式向我们抗议我们对瑟曼的不敬。她普通话很不错，“你们怎么可以有这样？乌玛非常气愤……”道歉显然是不够的，她固执地认为我们一定拍了照片，为了顾全大局，摄影记者当面将相机里还没用上的胶卷曝光。然后我们来个小结会议，一致认为美国人做事果然认真。
我们等在摄影棚的大院里，院子里有几只兔子，在悠闲地啃着嫩草，一群鸽子在场里飞来飞去觅食，一条狗不时在我们眼前晃，挺滑稽的。一个多钟头后，昆汀出来了，所有疑虑一扫而光，他几乎把院子里的每个陌生的中国人都当成了他的朋友。这个开场还是有点乱，荻迪后来抱怨我们更像是星光大道上的影迷而不是职业记者。她说的对极了，我们从来没受过见鬼的职业训练，但可能天生就是个影迷。实际上，正是我们的这个身份帮了自己的的忙。
我们给昆汀带去两个礼物，一本电影杂志和一张美编雨人画的漫画。昆汀看得眉飞色舞，他对杂志上的另一张漫画充满好奇：“为什么把我画成鹦鹉？”“可能因为你太能说了吧。”这个答案使他大笑起来。然后，他邀请我们进他的办公室聊，“FOLLOW ME! ”
昆汀的办公室不大，很简单，但很整洁。一张办公桌，一张双人沙发，两张办公椅，一个冰箱，几个小文件柜。进门后，他打开冰箱：“自己来吧。”我们仨一人拿了听可乐，昆汀拿了瓶果汁。狭小的办公室里有点挤，昆汀四处看了看，把一把办公椅拉到沙发旁(他的动作比我快，是个好客的家伙)，让我和他面对面坐下，他自己坐在了沙发上。
记者：我们开始吧？
昆汀：好呀!
记者：我们的问题不多，因为知道你很忙。第一个问题是，你把今天的成就功归于在音像店打工的日子，还是在街上跟人打架的经历？或者说，你的创作灵感来自电影，还是生活？
昆汀：(放声大笑，毫无保留)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是5：5的关系。我的灵感一半来源于生活，一半来源于我看的那些电影。电影给予我创作激情，让我知道现在的电影流行趋势，电影圈都发生了哪些变化；而生活总能让我不断获得灵感和启迪，我不断地从生活中得到创作素材。
记者：我们谈谈《干掉比尔》？
昆汀：为什么不呢？
记者：你说过，《干掉比尔》将是你的最伟大的作品，它与《低俗小说》有什么不同呢？
昆汀：它是我讫今为止拍摄的第一部最纯粹的动作片，或者说功夫片，这个有关杀手复仇的故事中的动作戏很多。我要把他拍成一部最酷的电影，让人疯狂，给人以震撼。片中的打斗戏，有浓重的中国功夫韵味。这是我对新片种做出的一次尝试，我要借此使自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部片子里，我尽情地发挥我的灵感，同时，它的挑战性在于，我要看看能不能把它拍成一部我想要的电影，试试自己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记者：我在外面的院子里看到了不少鸽子，电影里有鸽子的戏份？
昆汀：(大笑)不，不，不。我不知道这些可爱的东西是哪儿来的，我猜它们只是在那散养的鸽子、狗和兔子之类的小动物，它们跟片子扯不上关系。朱：鸽子可是吴宇森的专利。
昆汀：是的，是的。所以，我的电影里不会有鸽子。
记者：据说，你为了把你此前的那些黑帮电影拍得更真实，亲自与罪犯、瘾君子，甚至黑帮分子交流过，这是真的吗？
昆汀：除了搞电影的人，我认识的人不太多。我会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塑造一个角色，我的黑帮分子只是角色，所谓真实只是我对片子进行戏剧化处理的一个参照。
记者：从你的电影的对白和情节主线来看，你是欧美流行文化的行家。
昆汀：我很喜欢流行文化。
记者：你这次为什么选中国方面做为合作伙伴，是被中国传统文化吸引，还是有另有原因？
昆汀：我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可以说我来这里是受中国文化的吸引，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片子里有许多功夫戏，中国人是功夫片的威权，他们知道如何运用吊钢丝等手段做出精彩的动作场面，这很酷。我喜欢中国式的跳跃和拳脚。
朱：你没遇到过难题吗？
昆汀：(他笑得有点邪，没那么张扬，但马上严肃起来)我和中国官员的关系不错，虽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使我们对电影的认识和理解有不同之处，但我是个非常不错的外交家。还有，我是这里的客人(他的脸上搞过一丝得意和自信的神情)。处理不同意见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一是攥起拳头耍狠，一是伸出友善的手掌心平气和地与对方握手交流。我选择了后者，并得到了邀请。
记者：约翰·特拉沃尔塔在《低俗小说》中演的角色与贝尔蒙多在《精疲力尽》中扮演的角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昆汀：嗯……嗯……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这问题很有意思。《精疲力尽》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贝尔蒙多是个非常棒的演员。这两个角色的命运都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可我没想刻意去追求这种共性。
记者：《低俗小说》传达了一种存在主义哲学——肮脏可笑的生活，命运受无意志的行为的操纵，你仔细研究过这种哲学思想吧？
昆汀：我从没有意要用我的片子去诠释高深的哲学思想，我不会刻意去想这段讲的是什么，那段讲的是什么，有时，这样做可能会让我陷入某种尴尬的局面。我只是讲故事，我的一些想法蕴藏在故事中。我也不愿意成为片场的上帝，告诉演员们你的角色是某种思想的载体，这应该这样或者那样，我只是尽量让他们把表演才能完全发挥出来，根着角色走。你所说的那种存在主义，是一种生活状态，它是通过事件表现出来的，是客观存在于故事中的。
记者：你像个摆弄心爱玩具的顽童一样，始终对电影保持着纯真和强烈的好奇心。
昆汀：我同意你的说法，我首先是个影迷，一个电影人只拍片不看片是可怕的。
记者：我们也是奥利弗·斯通的影迷……
昆汀：(他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谁？我没听太清楚？(他把身子向前探了探)
记者：(我心里有点紧张)奥利弗-斯通。
昆汀：呵，我知道了。
记者：你们为什么产生分歧？是因为不同的风格，还是不同的生活阅历？
昆汀：我想不同的风格是问题的关键，他不仅剽窃了我的《天生杀人狂》剧本，而且把它改得面目全非，那不是我原来写的故事，片子被他弄得他妈一团糟(昆汀把整个专访过程中的所有脏词都用在这个问题里了，话说到这儿，他脸上忽然流露出一种遗憾带来的淡淡惆怅，像个丢了心爱玩具的孩子，但这表情转瞬即逝)。我从没看过《天生杀人狂》。
记者：真没看过？
昆汀：不看(他淡淡地说)。
记者：如果你拍《天生杀人狂》，怎么拍？
昆汀：反正会完全不一样，不论内容上，还是手法上。那情景喜剧式的开场；只会对人乱砍一气的男女主角(他做出持刀乱砍的动作，嘴里带出一串不好听的词@#0!？)；遭遇不测的印第安人(据说，昆汀有四分之一的印第安血统)……荒唐!
朱：那段中国民谣。
记者：对，印第安部落那场戏的背景乐里有中国民谣。
昆汀：嗯(笑)，乱弹琴(看来《天生杀人狂》伤透了昆汀的心，他了解片中让他不满的每个细节)。
[六月的北京，闷热，昨晚的那场雨让这座城市更使人窒息，像桑拿房。昆汀的临时办公室里没有空调，闷得透不过气。我举着采访机的那只手很辛苦，但我找不到地方放下我的手或者机器——昆汀怎么找了这么个办公室。这时候。昆汀把沙发上剩余的那个靠垫拿了过来，放在两腿上。"来，来，来，把手放这上!"他爽快地说。可爱的美国佬!我心里有点感动。"把门打开。"然后他站起来，抢在我之前敞开了办公室的门。我们再次坐下来。]
记者：1996年你曾拒绝加入美国导演行会，为什么？作为导演群体，它是维护你们导演的利益的呀？
昆汀：我不想让那些规条束缚住手脚，我不想让别人对我说，你得这样，不能那样。进了行会，规矩太多，他们甚至要干预你如何安排演职员表的次序。在行会里，导演们会得到行会的庇护，但我自己足以保护自己。
记者：你喜欢自由自在。
昆汀：我不想让过多的干预改变我的想法和风格，是的，我喜欢自由自在的。
记者：你非常喜欢戈达尔、布莱恩·德帕尔玛和吴宇森的电影，而且自称“世界电影学子”。
昆汀：不错。
记者：你从他们那里借鉴了什么？
昆汀：我的一切都来自于电影，我的电影语言、风格等等。我从别人那里学到了很多，我可以通过他们的电影掌握电影的动态。同时，我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把从别人那儿吸取的营养变成自己的东西，以自己的风格把它们表现出来。作为一个电影人，一定要开放，要成为杂家，而且一定要敏感。
记者：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个字头的诞生》，是香港导演……
昆汀：杜琪峰的片子(他迫不及待地打断了我)。非常棒。
记者：我认为它非常塔伦蒂诺，你意下如何？
昆汀：(笑)那是部好得不能再好的神奇电影，说它有我的风格，我感到十分荣幸。那电影是完美的，我被它征服了。它以新奇的叙述方式揭示了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命运的道理，影片的叙述手法很精彩，故事也吸引人，但最经典的还是片子的结局，它给我带来一种惊喜和震撼，酷毙了。不到最后一刻，你就不能理解这部片子的片名的真正含义，片子的结尾紧扣主题。一般来说，香港片的英文片名是摆设，但这部片子不一样。" Too Many Ways to Be No. 1"(<直译为>做大哥的诸多方式)，这里的"诸多"(Too)是关键，太妙了。主人公有两次选择：第一次，是死路一条，挂了；第二次，他真成了老大，但却成了瘸子，坐上了轮椅，虽然掌管了一切，但也失去了一切。这结尾太妙了，很深刻(他眼里闪动着兴奋的光，面对感兴趣的话题，他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但遗憾的是，有些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
记者：你认为“塔伦蒂诺风格”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昆汀：(他笑得像老友一样亲切)这问题我不想答，我想问问你。
记者：!？
昆汀：是的，你来说。
记者：(我没什么准备，随口说道)够酷、够另类、够前卫也够爽。
昆汀：嗯……(他笑得很谦虚，对我宽泛的定义还算可以接受。)
记者：能评论一下经常与你合作的那些演员吗？比如：约翰·特拉沃尔塔、乌玛·瑟曼和哈维·凯托。
昆汀：他们都是非常棒的演员，与他们合作很舒服，所以我反复地与他们合作。瑟曼是我的女主角，就像巩俐之于张艺谋或让娜·莫罗之于戈达尔。
记者：你演过不少角色，在《低俗小说》、《三步杀人曲》和《杀出个黎明》等影片中，你都有亮相，哪个角色与你本人最接近？
昆汀：角色和我本人是有很大差别的，对我来说，角色是在自我之外的。表演时，我只想到角色，那一刻没有自我。所以，我没有演过比较接近本色的角色，《低俗小说》里的那个家伙不是我。
记者：你会永远导黑色电影吗？
昆汀：我不认为我的片子很黑色，或者说是黑色电影，实际上，它们是犯罪片。《落水狗》和《低俗小说》都是如此，片中都有极具震撼力和能吓人一跳的犯罪场面。我还会涉足其它片种，《干掉比尔》就是一部动作/功夫片，我以后会不断尝试新片种，拓宽自己的道路。
记者：如果把你在音像店打工的那段日子拍成电影，它一定会是一部非常浪漫的电影吧？
昆汀：我不想拍自己的传记，也不想演自己。如果让我根据那段日子拍部电影，我会把故事放在不同的背景前，角色也会做些变动。在音像店打工的那段日子，非常值得怀念，我们几个穷哥儿们没几个钱，但是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就像一家人。
记者：你最喜欢哪些中国电影？
昆汀：中国有很多好电影和电影人。张艺谋的片子很好，我认为他很酷，而且一直那么酷，甚至比我想像得还酷；姜文是中国最好的导演，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太棒了，它虽然讲述的是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老故事，但却表现出了年轻人共有的特点，这种共性是普遍的，不分种族和地域的。另外，中国的新生代导演的片子也非常不错，大约是大上个周末吧，我看了一部叫《一百个》(导演：滕华涛)的电影，片子娱乐性很强，非常不错。
记者：在中国，像你这种人被称为“痞子文人”，姜文是这一群落的典型。如果你生在中国，那就不会拍出《低俗小说》，因为环境不允许。那样的话，你很可能变成个"愤青"，中国有很多本该成为"中国塔伦蒂诺"的愤青，对他们说点什么吧？
昆汀：让我好好想想……(他认真地沉默了好一会儿)这话说的有点绝对了，如果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没机会，那就一点没机会了，这你比我清楚，这种气馁的想法是个态度和观念上的错误。好莱坞是个巨大的商业机器，它为什么会允许我这样没念过几天书的导演存在呢？如果我一直认为我没机会，那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塔伦蒂诺。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而且一直努力争取机会，从没失去信念，终于一不小心，我得到了机会，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年轻人要学会说服别人，应该去争取机会。几年前，与我性格想像的中国愤青们可能没机会弄出一部中国的《低俗小说》，但现在政策和环境好了，我都来拍片啦。他们很快没会有一展身手的机会了，很快，也许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记者：也许就是现在(这话说得我都想去学拍电影了)。
昆汀：现在(他反复强调着现在，嗓音突然变得悠扬、亲切，我好像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他直视着我，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忠恳的鼓励。显然，此刻的我很荣幸地成了昆汀眼中的中国愤青代表)。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让你根据《圣经》拍部电影，那片子会是什么样？
昆汀：(他有些吃惊，想了想说)有意思，有意思。我……嗯……我当然不会把整个《圣经》都拍成电影，我会把其中一段节选出来，也许……嗯……让我想想……我会想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主意。我会节选有关禁果的那一段，片名就叫《夏娃和蛇》吧。夏娃和亚当吃了禁果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它是一件好事。长着禁果的那颗树是"智慧之树"，如果他们没吃禁果，我们不会像今天这样活得这么丰富多彩，这么开心。也许活得会和动物一样，看到院儿里的兔子们吧(哈…… 哈……)。
记者：(我也忍不得被他的睿智和幽默感逗笑了)看到了。
昆汀：就和它们一样。那棵树结出了自由的果实，蛇把果实摘给我们，它是自由使者，亚当是个英雄。
记者：谁来演夏娃？
昆汀：(他怔了怔)这问题我可没想好(哈……哈……)，让瑟曼试试(哈……哈……)？
记者：谁来演那条蛇？
昆汀：我愿意试试(哈……哈……)。
在昆汀的朗声大笑中，今天的访谈结束了。趁他心情不错，我要他帮忙摆几个姿势，好上封面。由于空间狭小，他只得站在了窗边，开始扮酷。当我要他用手指向照像机时，他欣然同意了，嘴里说着"YEAH!酷，酷!"走出他的办公室时，他送了很远。
(编辑：朱尔典)
=《新电影》2002年七月号专访昆汀=
塔伦蒂诺的夏娃和蛇
记者/晗宇 摄影/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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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气不错，一下车就看见几个金发碧眼的洋妞，倚在一辆黑色奥迪2000上，中间那个点烟的尤其靓，瞅着面熟，等等，我的天，那不是乌玛·瑟曼吗!“你还等什么？拿出你的相机来!”——那时候我们大概像一伙乌合的狗仔队。我们的相机刚举起来，新爱的乌玛冷漠而沉着地钻进了汽车，黑色的玻璃匀速升起，然后这奥迪就像个骄傲的黑天鹅似的缓缓和我们BYE BYE了。惊鸿一瞥，老实说，把这个好莱坞女明星吓一跳让我们很开心。“你拍了吗？”“没拍上，她不瞅镜头。”几个家伙开怀大笑。
我们是冲伟大的昆汀·塔伦蒂诺来的，这事儿约了好久了，最后还是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手段将他拿下。在定下时间地点之前，我们被要求将采访提纲呈送昆汀本人检阅，据说是为了考验我们够不够专业。我们尽量弄了一个简洁的提纲，保留了那些有意思的问题。老实说，对此十分自信——中国如果有很多"塔伦蒂诺电影迷" 的话，那我们有资格作为他们的代表。
尚可担心记者的英语和随机应变的功夫不过关，把朱靖江也请来了。老朱正在写他的一本书，特意抽出时间来助阵，结果是一切顺利。
昆汀是来拍他的新世纪大作《干掉比尔》的，此前国内媒体的报道已显示了他的野心勃勃。摄影棚就在北影厂里边，警备森严，规矩也多。而我们对乌玛·瑟曼那不成功的袭击也闹出点小波折。
米拉迈克斯公司的荻迪小姐是我们此行的联络人，她一见面就以美国方式向我们抗议我们对瑟曼的不敬。她普通话很不错，“你们怎么可以有这样？乌玛非常气愤……”道歉显然是不够的，她固执地认为我们一定拍了照片，为了顾全大局，摄影记者当面将相机里还没用上的胶卷曝光。然后我们来个小结会议，一致认为美国人做事果然认真。
我们等在摄影棚的大院里，院子里有几只兔子，在悠闲地啃着嫩草，一群鸽子在场里飞来飞去觅食，一条狗不时在我们眼前晃，挺滑稽的。一个多钟头后，昆汀出来了，所有疑虑一扫而光，他几乎把院子里的每个陌生的中国人都当成了他的朋友。这个开场还是有点乱，荻迪后来抱怨我们更像是星光大道上的影迷而不是职业记者。她说的对极了，我们从来没受过见鬼的职业训练，但可能天生就是个影迷。实际上，正是我们的这个身份帮了自己的的忙。
我们给昆汀带去两个礼物，一本电影杂志和一张美编雨人画的漫画。昆汀看得眉飞色舞，他对杂志上的另一张漫画充满好奇：“为什么把我画成鹦鹉？”“可能因为你太能说了吧。”这个答案使他大笑起来。然后，他邀请我们进他的办公室聊，“FOLLOW ME! ”
昆汀的办公室不大，很简单，但很整洁。一张办公桌，一张双人沙发，两张办公椅，一个冰箱，几个小文件柜。进门后，他打开冰箱：“自己来吧。”我们仨一人拿了听可乐，昆汀拿了瓶果汁。狭小的办公室里有点挤，昆汀四处看了看，把一把办公椅拉到沙发旁(他的动作比我快，是个好客的家伙)，让我和他面对面坐下，他自己坐在了沙发上。
记者：我们开始吧？
昆汀：好呀!
记者：我们的问题不多，因为知道你很忙。第一个问题是，你把今天的成就功归于在音像店打工的日子，还是在街上跟人打架的经历？或者说，你的创作灵感来自电影，还是生活？
昆汀：(放声大笑，毫无保留)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是5：5的关系。我的灵感一半来源于生活，一半来源于我看的那些电影。电影给予我创作激情，让我知道现在的电影流行趋势，电影圈都发生了哪些变化；而生活总能让我不断获得灵感和启迪，我不断地从生活中得到创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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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们谈谈《干掉比尔》？
昆汀：为什么不呢？
记者：你说过，《干掉比尔》将是你的最伟大的作品，它与《低俗小说》有什么不同呢？
昆汀：它是我讫今为止拍摄的第一部最纯粹的动作片，或者说功夫片，这个有关杀手复仇的故事中的动作戏很多。我要把他拍成一部最酷的电影，让人疯狂，给人以震撼。片中的打斗戏，有浓重的中国功夫韵味。这是我对新片种做出的一次尝试，我要借此使自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部片子里，我尽情地发挥我的灵感，同时，它的挑战性在于，我要看看能不能把它拍成一部我想要的电影，试试自己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记者：我在外面的院子里看到了不少鸽子，电影里有鸽子的戏份？
昆汀：(大笑)不，不，不。我不知道这些可爱的东西是哪儿来的，我猜它们只是在那散养的鸽子、狗和兔子之类的小动物，它们跟片子扯不上关系。朱：鸽子可是吴宇森的专利。
昆汀：是的，是的。所以，我的电影里不会有鸽子。
记者：据说，你为了把你此前的那些黑帮电影拍得更真实，亲自与罪犯、瘾君子，甚至黑帮分子交流过，这是真的吗？
昆汀：除了搞电影的人，我认识的人不太多。我会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塑造一个角色，我的黑帮分子只是角色，所谓真实只是我对片子进行戏剧化处理的一个参照。
记者：从你的电影的对白和情节主线来看，你是欧美流行文化的行家。
昆汀：我很喜欢流行文化。
记者：你这次为什么选中国方面做为合作伙伴，是被中国传统文化吸引，还是有另有原因？
昆汀：我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可以说我来这里是受中国文化的吸引，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片子里有许多功夫戏，中国人是功夫片的威权，他们知道如何运用吊钢丝等手段做出精彩的动作场面，这很酷。我喜欢中国式的跳跃和拳脚。
朱：你没遇到过难题吗？
昆汀：(他笑得有点邪，没那么张扬，但马上严肃起来)我和中国官员的关系不错，虽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使我们对电影的认识和理解有不同之处，但我是个非常不错的外交家。还有，我是这里的客人(他的脸上搞过一丝得意和自信的神情)。处理不同意见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一是攥起拳头耍狠，一是伸出友善的手掌心平气和地与对方握手交流。我选择了后者，并得到了邀请。
记者：约翰·特拉沃尔塔在《低俗小说》中演的角色与贝尔蒙多在《精疲力尽》中扮演的角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昆汀：嗯……嗯……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这问题很有意思。《精疲力尽》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贝尔蒙多是个非常棒的演员。这两个角色的命运都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可我没想刻意去追求这种共性。
记者：《低俗小说》传达了一种存在主义哲学——肮脏可笑的生活，命运受无意志的行为的操纵，你仔细研究过这种哲学思想吧？
昆汀：我从没有意要用我的片子去诠释高深的哲学思想，我不会刻意去想这段讲的是什么，那段讲的是什么，有时，这样做可能会让我陷入某种尴尬的局面。我只是讲故事，我的一些想法蕴藏在故事中。我也不愿意成为片场的上帝，告诉演员们你的角色是某种思想的载体，这应该这样或者那样，我只是尽量让他们把表演才能完全发挥出来，根着角色走。你所说的那种存在主义，是一种生活状态，它是通过事件表现出来的，是客观存在于故事中的。
记者：你像个摆弄心爱玩具的顽童一样，始终对电影保持着纯真和强烈的好奇心。
昆汀：我同意你的说法，我首先是个影迷，一个电影人只拍片不看片是可怕的。
记者：我们也是奥利弗·斯通的影迷……
昆汀：(他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谁？我没听太清楚？(他把身子向前探了探)
记者：(我心里有点紧张)奥利弗-斯通。
昆汀：呵，我知道了。
记者：你们为什么产生分歧？是因为不同的风格，还是不同的生活阅历？
昆汀：我想不同的风格是问题的关键，他不仅剽窃了我的《天生杀人狂》剧本，而且把它改得面目全非，那不是我原来写的故事，片子被他弄得他妈一团糟(昆汀把整个专访过程中的所有脏词都用在这个问题里了，话说到这儿，他脸上忽然流露出一种遗憾带来的淡淡惆怅，像个丢了心爱玩具的孩子，但这表情转瞬即逝)。我从没看过《天生杀人狂》。
记者：真没看过？
昆汀：不看(他淡淡地说)。
记者：如果你拍《天生杀人狂》，怎么拍？
昆汀：反正会完全不一样，不论内容上，还是手法上。那情景喜剧式的开场；只会对人乱砍一气的男女主角(他做出持刀乱砍的动作，嘴里带出一串不好听的词@#0!？)；遭遇不测的印第安人(据说，昆汀有四分之一的印第安血统)……荒唐!
朱：那段中国民谣。
记者：对，印第安部落那场戏的背景乐里有中国民谣。
昆汀：嗯(笑)，乱弹琴(看来《天生杀人狂》伤透了昆汀的心，他了解片中让他不满的每个细节)。
[六月的北京，闷热，昨晚的那场雨让这座城市更使人窒息，像桑拿房。昆汀的临时办公室里没有空调，闷得透不过气。我举着采访机的那只手很辛苦，但我找不到地方放下我的手或者机器——昆汀怎么找了这么个办公室。这时候。昆汀把沙发上剩余的那个靠垫拿了过来，放在两腿上。"来，来，来，把手放这上!"他爽快地说。可爱的美国佬!我心里有点感动。"把门打开。"然后他站起来，抢在我之前敞开了办公室的门。我们再次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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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996年你曾拒绝加入美国导演行会，为什么？作为导演群体，它是维护你们导演的利益的呀？
昆汀：我不想让那些规条束缚住手脚，我不想让别人对我说，你得这样，不能那样。进了行会，规矩太多，他们甚至要干预你如何安排演职员表的次序。在行会里，导演们会得到行会的庇护，但我自己足以保护自己。
记者：你喜欢自由自在。
昆汀：我不想让过多的干预改变我的想法和风格，是的，我喜欢自由自在的。
记者：你非常喜欢戈达尔、布莱恩·德帕尔玛和吴宇森的电影，而且自称“世界电影学子”。
昆汀：不错。
记者：你从他们那里借鉴了什么？
昆汀：我的一切都来自于电影，我的电影语言、风格等等。我从别人那里学到了很多，我可以通过他们的电影掌握电影的动态。同时，我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把从别人那儿吸取的营养变成自己的东西，以自己的风格把它们表现出来。作为一个电影人，一定要开放，要成为杂家，而且一定要敏感。
记者：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个字头的诞生》，是香港导演……
昆汀：杜琪峰的片子(他迫不及待地打断了我)。非常棒。
记者：我认为它非常塔伦蒂诺，你意下如何？
昆汀：(笑)那是部好得不能再好的神奇电影，说它有我的风格，我感到十分荣幸。那电影是完美的，我被它征服了。它以新奇的叙述方式揭示了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命运的道理，影片的叙述手法很精彩，故事也吸引人，但最经典的还是片子的结局，它给我带来一种惊喜和震撼，酷毙了。不到最后一刻，你就不能理解这部片子的片名的真正含义，片子的结尾紧扣主题。一般来说，香港片的英文片名是摆设，但这部片子不一样。" Too Many Ways to Be No. 1"(<直译为>做大哥的诸多方式)，这里的"诸多"(Too)是关键，太妙了。主人公有两次选择：第一次，是死路一条，挂了；第二次，他真成了老大，但却成了瘸子，坐上了轮椅，虽然掌管了一切，但也失去了一切。这结尾太妙了，很深刻(他眼里闪动着兴奋的光，面对感兴趣的话题，他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但遗憾的是，有些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
记者：你认为“塔伦蒂诺风格”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昆汀：(他笑得像老友一样亲切)这问题我不想答，我想问问你。
记者：!？
昆汀：是的，你来说。
记者：(我没什么准备，随口说道)够酷、够另类、够前卫也够爽。
昆汀：嗯……(他笑得很谦虚，对我宽泛的定义还算可以接受。)
记者：能评论一下经常与你合作的那些演员吗？比如：约翰·特拉沃尔塔、乌玛·瑟曼和哈维·凯托。
昆汀：他们都是非常棒的演员，与他们合作很舒服，所以我反复地与他们合作。瑟曼是我的女主角，就像巩俐之于张艺谋或让娜·莫罗之于戈达尔。
记者：你演过不少角色，在《低俗小说》、《三步杀人曲》和《杀出个黎明》等影片中，你都有亮相，哪个角色与你本人最接近？
昆汀：角色和我本人是有很大差别的，对我来说，角色是在自我之外的。表演时，我只想到角色，那一刻没有自我。所以，我没有演过比较接近本色的角色，《低俗小说》里的那个家伙不是我。
记者：你会永远导黑色电影吗？
昆汀：我不认为我的片子很黑色，或者说是黑色电影，实际上，它们是犯罪片。《落水狗》和《低俗小说》都是如此，片中都有极具震撼力和能吓人一跳的犯罪场面。我还会涉足其它片种，《干掉比尔》就是一部动作/功夫片，我以后会不断尝试新片种，拓宽自己的道路。
记者：如果把你在音像店打工的那段日子拍成电影，它一定会是一部非常浪漫的电影吧？
昆汀：我不想拍自己的传记，也不想演自己。如果让我根据那段日子拍部电影，我会把故事放在不同的背景前，角色也会做些变动。在音像店打工的那段日子，非常值得怀念，我们几个穷哥儿们没几个钱，但是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就像一家人。
记者：你最喜欢哪些中国电影？
昆汀：中国有很多好电影和电影人。张艺谋的片子很好，我认为他很酷，而且一直那么酷，甚至比我想像得还酷；姜文是中国最好的导演，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太棒了，它虽然讲述的是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老故事，但却表现出了年轻人共有的特点，这种共性是普遍的，不分种族和地域的。另外，中国的新生代导演的片子也非常不错，大约是大上个周末吧，我看了一部叫《一百个》(导演：滕华涛)的电影，片子娱乐性很强，非常不错。
记者：在中国，像你这种人被称为“痞子文人”，姜文是这一群落的典型。如果你生在中国，那就不会拍出《低俗小说》，因为环境不允许。那样的话，你很可能变成个"愤青"，中国有很多本该成为"中国塔伦蒂诺"的愤青，对他们说点什么吧？
昆汀：让我好好想想……(他认真地沉默了好一会儿)这话说的有点绝对了，如果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没机会，那就一点没机会了，这你比我清楚，这种气馁的想法是个态度和观念上的错误。好莱坞是个巨大的商业机器，它为什么会允许我这样没念过几天书的导演存在呢？如果我一直认为我没机会，那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塔伦蒂诺。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而且一直努力争取机会，从没失去信念，终于一不小心，我得到了机会，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年轻人要学会说服别人，应该去争取机会。几年前，与我性格想像的中国愤青们可能没机会弄出一部中国的《低俗小说》，但现在政策和环境好了，我都来拍片啦。他们很快没会有一展身手的机会了，很快，也许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记者：也许就是现在(这话说得我都想去学拍电影了)。
昆汀：现在(他反复强调着现在，嗓音突然变得悠扬、亲切，我好像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他直视着我，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忠恳的鼓励。显然，此刻的我很荣幸地成了昆汀眼中的中国愤青代表)。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让你根据《圣经》拍部电影，那片子会是什么样？
昆汀：(他有些吃惊，想了想说)有意思，有意思。我……嗯……我当然不会把整个《圣经》都拍成电影，我会把其中一段节选出来，也许……嗯……让我想想……我会想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主意。我会节选有关禁果的那一段，片名就叫《夏娃和蛇》吧。夏娃和亚当吃了禁果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它是一件好事。长着禁果的那颗树是"智慧之树"，如果他们没吃禁果，我们不会像今天这样活得这么丰富多彩，这么开心。也许活得会和动物一样，看到院儿里的兔子们吧(哈…… 哈……)。
记者：(我也忍不得被他的睿智和幽默感逗笑了)看到了。
昆汀：就和它们一样。那棵树结出了自由的果实，蛇把果实摘给我们，它是自由使者，亚当是个英雄。
记者：谁来演夏娃？
昆汀：(他怔了怔)这问题我可没想好(哈……哈……)，让瑟曼试试(哈……哈……)？
记者：谁来演那条蛇？
昆汀：我愿意试试(哈……哈……)。
在昆汀的朗声大笑中，今天的访谈结束了。趁他心情不错，我要他帮忙摆几个姿势，好上封面。由于空间狭小，他只得站在了窗边，开始扮酷。当我要他用手指向照像机时，他欣然同意了，嘴里说着"YEAH!酷，酷!"走出他的办公室时，他送了很远。
(编辑：朱尔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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