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图 八百主
千年图，八百主：一件镇馆之宝的流转
南京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南唐画家王齐翰的《勘书图》（又名《挑耳图》），常被誉为镇馆之宝。只是从未见有详细探讨，至其千年间又是如何流转的，更是无人提及。今依据图上的历代题识，结合相关书画著录和各种文献的记载，试图勾勒其前后播迁流转的轨迹，透示历代藏家珍藏转让该图的复杂过程。
一
王齐翰《勘书图》，现为南京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所藏的年代最早的一幅画。画幅纵34厘米，横571厘米，包含了题跋在内，若仅计王画画幅本身，清人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光绪八年刻本）称“高一尺四分，宽一尺九寸九分”。），绢本设色。
画上一座巨大的三折屏风，屏风前略偏左为一长条大案，案上陈有厢匣书卷等物。右侧矮案前，一人坐椅上，手持耳匙，左目紧闭，作惬意挑耳状。右边立一瀹茗侍者，背身探头向屏风后面。屏风上画青山绿水，意致潇洒。画卷首位上方分别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勘书图”和“王齐翰妙笔”，左下侧钤有南唐后主李煜“建业文房之印”，卷后有宋人苏子由（辙）、苏东坡（苏轼）、王晋卿（王诜）和明人董其昌、文震孟以及清乾隆帝的三位皇子、谢墉等一大批文臣名流的题识。王齐翰的此幅《勘书图》，不独在于其可能是作者至今尚存人寰的唯一作品，兼且在于图上留下了历代名流大家的题识，弥足珍贵。
有关图作者王齐翰其人，记载很少。《宣和画谱》称其为金陵人，世为右姓，事南唐后主李煜为翰林待诏，“画道释人物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隐岩幽卜，无一点朝市风埃气”。
当时太宗为京督尹，索取其画，一见而大加赏叹，就留画厚赐，而释放刘元嗣。十六天后，即位为皇帝，即将该画命名为“应运罗汉”，藏入御府。
王齐翰的《勘书图》似乎始终未曾在内库藏品中出现过，《宣和画谱》既不见其名，列有王齐翰《古贤图》的宋杨王休的《宋中兴馆阁储藏图画记》也无其迹。看来自北宋直到清代，王齐翰《勘书图》一直在民间流转而未进入深宫，于是就有不断播迁流转的佳话。
二
王齐翰《勘书图》先由北宋王巩收藏。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正月初十日，苏辙在《勘书图》上题：“羽衣丈夫据床剔耳，胸中萧然，殊可喜也。定国方无事，可以为此，但行将驰驱，不复尔耳。”观其意，该图其时似为定国收藏。
北宋人以定国为字者，有王钦若（962-1025）、杜惟则（950-1031）、张景宪（1004-1080）、王觉和王巩数人，而元祐年间在世者只有王巩和王觉二人，由与二苏关系以及本人的家世来看，此定国当为王巩无疑。
由苏轼等人记载，可知王巩富于收藏，拥有《勘书图》正合情理。此苏辙题文所谓“定国方无事，可以为此，但行将驰驱，不复尔耳”，当指定国拥有《勘书图》，本可以挑耳勘书，却遭贬逐，行将外放，不能如图中所示。这是目前所知《勘书图》最早的私人藏家。
北宋末年靖康之难，此图可能就在兵燹乱离中从王家佚出。南宋孝宗时，王巩从曾孙从谨在四明回忆：“早罹中州之难，不能保传家图籍之藏，至于先世文集所自著书，亦皆散逸，穷处江海，极力访求，仅获一二。” 在北宋灭亡的乱局中，王巩后人连先人的著述都无法保存，祖传家藏图籍就更易散失，《勘书图》可能就在时局大变动中换了主人。
王齐翰《勘书图》继由北宋名臣李清臣后裔李叔夏收藏。金完颜永济大安二年（南宋宁宗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洹山道人史公奕在图上题：“王齐翰画《挑耳图》，吾乡李叔夏先生所藏物也。叔夏宋名卿清臣之后，清苦寡合，其家书画甚多，平生靳靳不肯容易示人，然而死未久，为不肖子孙所鬻。今观之，不觉叹惋弥日，乃知三变之子何代无之。”
李叔夏，尚不知其行状，仅知梁克家所纂淳熙《三山志》卷五《地里类五·驿铺》中，提到“有洪文馆秘书李叔夏为记”，知其任过清要职务。由洹山道人史季宏题识可知，李叔夏为名臣李清臣之后，生活清苦，而收藏书画丰夥，其中就有《挑耳图》（即《勘书图》），且视图拱若珍璧，轻易不肯示人。不无遗憾的是，在李叔夏身后不久，该画就被其子孙辈鬻卖了，时代约在南宋中期。这也是最早称《勘书图》为《挑耳图》的记载（为行文方便，以下仍均称《勘书图》）。
王齐翰《勘书图》南宋末年曾由奸相贾似道收藏。宋人名濌者从《悦生别录》中抄出贾士道所藏名画五十八卷，中有王齐翰《勘书图》。其人又作按语：“贾似道收蓄书画妙绝古今，不特搜访详备，尤是目力过人，盖其相业虽误国，而鉴赏则称独步矣。” 其人又认为，贾似道用过悦生葫芦印，按明人文士都穆的说法，悦生即贾似道所用堂名，如此，则贾似道收藏过此画。
三
明中期，吴宽曾收藏过《勘书图》。苏州名士书画家文征明次子文嘉记录严嵩钤山堂所藏宋人名画时称：“王齐翰《勘书图》二，其一为吾苏吴文定公家物，后有东坡跋语，图作挑耳状，曲尽态度。其一则摹本也。”
吴文定即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苏州府长洲县人，为成化八年（1472）会元、状元，官至礼部尚书，文定是其谥号。正德初年的首辅大学士、以文章著称的长沙人李东阳称颂道，吴宽“取甲科，官史局，文名满天下……其为诗深厚醲郁，脱去凡近，而古意独存；其为文典而不俗，鬯而不汎，约之义理，以成一家之言” 。 《明史》说他“于书无不读，诗文有典则，兼工书法” 。四库馆臣则评价：“宽学有根柢，为当时馆阁巨手。平生最好苏学，字法亦酷肖东坡，缣素流传，收藏家珍如拱璧。其文章和平恬雅，有鸣銮佩玉之风。诗笔更深厚醲郁，追踪作者。……而宽之才雄气逸，更足以笼罩一时，明代中叶以还，吴中文士未有能过之者。” 前后大家众口一词高度评价其诗其文其才。
吴宽不但工诗文，擅书法，而且精绘事，其文集《家藏集》，题画诗篇甚多。吴宽更以其博雅高才搜罗宏富，《家藏集》中就有这幅《勘书图》。吴宽为此图还专门赋七言诗一首：“彩毫细染王良史，玉手亲收黄保仪。剔耳不妨闲释卷，撚髭全胜苦寻诗。危言自足惊都尉，善戏何须及帝姬。写入志林传后代，眉山此段事尤奇。”并出注：“后有东坡跋语，载王晋卿耳聋事。”
至于吴宽是从何人手中获得此图的，目前尚无材料能够说明。好景不常，此图并没有像吴宽希望的那样“写入志林传后代”，似乎不久就易手了。吴宽只有田数顷，常以“周亲故之贫者”，大概身后中落，是以子孙守不住名画。
正德、嘉靖年间，无锡安国收藏过《勘书图》。文征明曾孙、天启二年（1622）状元、崇祯时官至大学士的文震孟（1574-1636）在《勘书图》上题：“王齐翰画，宋思陵题，二苏及王晋卿墨妙。余非鉴赏家，不敢强作解事语也。惟是此卷为锡山安氏家藏，自桂坡翁以及无咎，数十年来得而失，失而复得，类若有神明护持之，洵为珍物矣。辗转流传，无咎复之尤艰，更一洗洹山道人之难。崇祯辛未小春题于菊华下。”
清中期无锡人钱泳（1759-1844），也在其《履园丛话》丛话十《收藏》“五代”条中云：“王齐翰《挑耳图》卷，前有徽宗御题‘勘书图’三字，又‘王齐翰妙笔’五字。画一贵人自挑其耳，坐于屏幛之前，衣纹精细，设色甚工，俨然吴道子法也。后有苏东坡、颍滨兄弟及王晋卿题跋。旧为吾乡安氏之物，嘉庆壬戌十月在扬州吴杜邨太史家见之。” 可见无锡安氏确曾收藏过此画。
桂坡翁即无锡安镇人安国，生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卒于嘉靖十三年（1534）。安国字民泰，居胶山，因山治圃，植丛桂于后冈，延袤二里余，因自号桂坡。葬之日，时任南京礼部尚书后为内阁首辅的严嵩为他撰墓表，说他“既自崛起，大振原田，莓莓囷峨，锡川之稼如茨如云，父殁后，不数年富侔封君矣”，是个典型的业农起家的地主。其富裕程度，“甲于江左，号安百万”，正德、嘉靖时，与邹望、华麟祥同为无锡的三巨富。
安国成为巨富后，好古书画彝鼎，广购异书。死后，由声望如日中天的严嵩为之撰墓表。这样富厚又喜风雅的人，拥有《勘书图》是顺理成章的。图上钤有“大明锡山桂坡安国民泰氏书画印”章。无咎即安广誉，无咎是其字，为安国之孙东林八君子之一的安希范之子，地方志将他列入《文苑》中，说他“不事绳检，而文采宕逸，与弟广生并工于诗，兼善书画” 。从文震孟笔意，安氏所藏《勘书图》，由金李叔夏所藏一脉下来。至安氏如何获得此图，迄今尚无任何线索。
嘉靖年间，大学士严嵩收藏过《勘书图》。严嵩为饱学之士，又长期为首辅大学士，搜括财贿繁夥。严嵩被抄家，后人有《天水冰山录》，记其籍没财产中古今名画手卷册页类3 200多件，其中就有王齐翰《勘书图》（二卷）。以严嵩当时的势焰，以安国的长子安如山礼请严嵩为其父撰写墓表的极力巴结，很可能安家将《勘书图》作为厚礼献给严嵩以投其好。严嵩拥有此图虽出于安家馈赠，但因其位高势赫，自难免万历时沈德符所谓“严以势劫”之嫌。有意思的是，严嵩以其权势和财力，将真假《勘书图》都搜括到了他的相府中。
万历时，沈图南曾藏有《勘书图》。据万历时著名鉴赏家嘉兴人李日华日记所记，万历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李日华在苏州“同盛寓庸、方巢云、戴鉴若、释印南过沈图南，出观诸种。……又王齐翰《挑耳图》，李公麟《耕耨图》，俱不真” 。
其时《勘书图》已由苏州藏家沈图南珍藏了，惟是否系真迹，时人已表怀疑。图南未审是谁，沈周字启南，图南或为沈周之弟。此“不真”之《勘书图》，很可能是钤山堂主人严嵩败后散出的那幅假图。到数十年后的崇祯四年（1631），《勘书图》辗转回归到了无锡安家，其间不知是否又曾转移过别家。
崇祯时，无锡安氏重获此图。早在万历后期，原为安氏之收藏在市上就能轻易见到。其时的安家，更是日见萧条，因此安广誉要物归原主，不知付出了多少艰辛。怪不得曾为侍读日讲官当时赋闲在家的文震孟题签称“辗转流传”，怪不得安广誉重获祖传宝物后要请文震孟为之题签。
四
清代康熙前期，耿家父子收藏过《勘书图》。此图上有“千山耿信公书画之章”。此耿信公，当指耿昭忠，盖因耿昭忠字信公，号在良。世籍山东，后徙辽东盖州，故为辽阳人。生于崇德五年（1640），卒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47岁。《清史稿》有传。祖父即靖南王耿仲明，父继茂，昭忠为次子。昭忠顺治间入侍世祖，授为一等精奇尼哈番，妻贝子女，例得多罗额驸，进秩视和硕额驸，康熙七年加太子太保。康熙十三年兄耿精忠叛，昭忠与弟率子姓于家待命。逾年贳其罪，复秩如故。以镇平将军驻福州，代耿精忠掌藩政。卒谥勤僖。
耿昭忠是深谙艺事富于收藏的皇戚，收藏了此《勘书图》。《勘书图》上又有 “耿会侯鉴定书画之章”、“汉水耿会侯书画之章”；画幅上有“耿嘉祚会侯藏号漱六主人书画之赏章”、“湛思记”等。此耿、耿会侯，即耿昭忠之子，嘉祚为名，会侯为字。清廷养心殿收有元高翼所书《通书》一册，至元三年（1266）之物，标明“神品”，上面钤有明人嘉兴大收藏家项子汴的诸多印章，并有“耿嘉祚印湛思”、“宫保世家平生真赏耿嘉祚”印、“字会侯”、“会侯珍藏”等。耿嘉祚自誉“宫保世家”是因为其父耿昭忠获授过太子太保衔。由《通书》上的印章，可知此物曾是汴家珍物，后为耿嘉祚所有，也说明耿嘉祚在耿昭忠身后不但全部继承了珍藏，而且继续搜罗书画，恢扩乃父收藏。
如果此图即为安家所藏的真迹，那么由无锡安家易手到北京耿家（耿昭忠当时应在北京任职），当是清初安家彻底衰落和耿家升为新贵之时。
康熙时，著名学士、鉴赏收藏家高士奇曾藏有《勘书图》。高士奇《江村书画目》（进字壹号33）：“北宋王齐翰《勘书图》一卷，宋徽宗题，赝，八两。” 在高士奇进字壹号的51幅书画中，《勘书图》的价格仅次于褚遂良临《兰亭》一卷（李龙眠补图）的十六两和仇十洲《五百尊罗汉图》一卷的十二两。高士奇（1645-1703），字淡人，号江村、竹窗等，浙江钱塘人，曾入值南书房。一生收集古旧字画，擅长书画鉴赏，同样长于书画赏鉴的宋荦曾言：“昭代赏鉴谁第一，棠村已殁推江村。” 高士奇将所收藏的王齐翰《勘书图》鉴定为赝品。如高未走眼，则此赝品可能就是万历四十年（1612）李日华在苏州沈图南家见到的那轴“不真”的王齐翰《勘书图》。而真迹也许仍在北京耿家珍藏着。
乾隆中期，乾隆诸皇子和众大臣似曾同赏《勘书图》。由图上题识可知，乾隆时，皇四子、皇五子和皇六子三位皇子以及诸位清要官员赏识过此图。皇四子和皇五子都题明是乙酉年春，乙酉即乾隆三十年（1765），皇六子和谢墉、观保、张泰开、金甡、卢文弨、刘星炜、汪廷玙、李中简、汪永锡等均未注明赏图年月，但这些大臣都是同时人，都为词臣，大多入值过上书房，或相互之间关系密切，金甡与张泰开，汪廷玙与李中简、刘星炜为同科进士，谢墉和金甡都互相赴过对方作东的雅集，李中简与金甡有诗文往还，金甡和汪永锡都是皇四子的老师。
因此，由诸位词臣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与诸皇子的关系推断，很可能他们是与诸皇子在同一天赏观了此图，诸位皇子题字，各位文臣紧跟着凑趣。若果真如此，这么多皇子和清要大臣殿下之师同赏一图，堪称是书画赏鉴史上的盛事了。乾隆的三个皇子和他们的老师等名流同赏此图，最可能的地点是北京。只是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说明，他们是在何家何处赏鉴此图的。
嘉庆时，吴绍浣曾收藏过《勘书图》。如前所述，王齐翰《勘书图》，鉴赏家无锡人钱泳曾于“嘉庆壬戌十月在扬州吴杜邨太史家见之”。吴杜邨即歙人吴绍浣，一般清代碑传文等传记资料无检，其世代寓居扬州，家道殷富，与兄绍燦连捷中乾隆四十年、四十三年进士，入为翰林，为中书，后因爱虎丘之胜，买屋与短簿祠相对，家事中落，不得已报捐道员，补河南南汝光道，年七十五卒于任所。
绍浣精于赏鉴，所藏法书名画甚多，“皆世间稀有之宝”，当时大学士彭元瑞、董诰、王杰、刘权之等人向皇帝进贡图籍书画，必经他品题而后奏进。嘉庆初年，精于赏鉴尤娴法书的无锡钱泳每次到扬州，总是住在他家，而吴绍浣也视钱泳造访为乐事，“必扫榻以待之”钱泳《云岩杂志》云：‘绍浣字杜村，歙人。乾隆戊戌进士，由翰林改中书。精于鉴赏，家藏甚富。尝爱虎丘之胜，买屋与短簿祠相对。后官至河南南汝光道。年七十有五卒于任。’”钱泳在扬州吴绍浣家见到《勘书图》的嘉庆七年（1802），正是吴绍浣收罗毕沅等散出收藏最富的时候。诚然，吴绍浣是从何处得到《勘书图》的，无法断言。
清末，两江总督端方曾收藏过《勘书图》。吴绍浣精于赏鉴，嗜于收藏法书名画，但入不敷出，家事中落，官运不畅，不得已报捐道员，终至卒于任所，所藏名画自然先后散出。辗转到了清末，王齐翰《勘书图》就归笃嗜金石书画的两江总督端方所有。
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三十年（1904），摄两江总督，寻调湖南。三十二年，移督两江，宣统改元，调直隶。三年（1911），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端方至资州，所部鄂军起义，端方遇害。
时人皆描摹端方笃嗜金石书画，可以比肩喜好收藏金石书画的乾嘉盛世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湖
广总督毕沅和两广总督阮元等人。有名的毛公鼎，就由其收藏过。端方政务之暇醉心于古物书画收藏之时，还招聘精于艺事的人士编纂藏品目录。再督两江时，招聘精于鉴别和富于收藏的樊增祥、缪荃孙和程雒庵三人编纂陶斋所藏名迹为《壬寅消夏记》，道员李葆恂加跋，众人乃尽睹美备（注：李葆恂：《无益有益斋读画诗》缪荃孙序、李葆恂序。）。因而有《陶斋吉金录》八卷和《陶斋吉金录续录》二卷刊行于世。端方两任两江总督，很可能其时从吴绍浣家流散出来的王齐翰《勘书图》就在附近流转，端方以地利和声势之便，收罗到了此图。若果如此，则光绪宣统之际观赏到此图的陈宝琛、萧绍棻、铁良、张祖翼、方药雨、黄以霖和日人西村博等，都是在端方拥有此图时寓目的。
清末民初，美籍加拿大人福开森曾收藏《勘书图》。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字茂生，号观斋，毕业于波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1886年受遣来华传教，两年后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自任督学。翌年辞教会职，被盛宣怀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督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主办《上海新闻报》，兼任南京格致书院提调并南洋大臣洋务委员二十六年（1900）任南洋大臣洋务参赞并湖广总督洋务参赞，二十八年（1902）任商务大臣参赞官，二十九年（1903）任铁路总公司参赞并修改商约大臣参赞官，宣统三年（1911）任邮传部洋文秘书、红十字会总董，民国四年（1915）充任政事堂顾问，次年任国务院顾问，六年改任总统府顾问，后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17年至1928年任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1936年至1938年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福开森被日军拘禁于北平，1943年被遣返回国，两年后病故。
福开森在华生活半个多世纪，清末与两江总督端方等地方大吏往来密切，对中国文化文物怀有浓厚兴趣，利用在华任显职和结交地方大吏的机会，“举凡南北古物无不搜罗殆尽”，被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誉为当时“中国唯一收藏家” （注：钱桐：《略论福开森博士设立古物馆之意义》，《大公报·艺术周刊》第四十期，1935年7月6日。），收藏中国书法绘画作品颇为丰厚。福开森还聘请多位中国文物专家共同编集了《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1931年）、《历代著录画目》（1933年）等文物书画目录，著有《中国绘画》、《中国美术大纲》等（注：参见《历代著录画目》陈履生后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端方遇害后，1924年，藏品不少被后人卖与福开森，王齐翰《勘书图》可能就在其中，为福开森所有。1934年10月14日，时居北平的福开森将40年间在华花费300万元搜罗的千余件古物，除了已先期运回美国者外，悉数捐赠金陵大学。在捐赠的78件名画中，最为珍贵的就是王齐翰的《勘书图》和大观帖六卷残本。来年7月1日，福开森古物馆在北京正式开馆，开馆前一日下午4时，社会各界代表300余人前往古物馆先睹宝物，文化要人或社会名流马衡、沈兼士、梅贻琦、洪煨莲、容庚等“在王齐翰《挑耳图》陈列处参观最久” （注：参见《大公报
·艺术周刊》第四十期（1935年7月6日）、第四十一期（1935年7月13日）所载相关报道。）。1951年金陵大学转为公立，翌年并入南京大学，《勘书图》遂归公家收藏。
五
综上所述，南唐王齐翰画《勘书图》，又名《挑耳图》，似乎从未进入皇室内府，而直到清末民初近千年间只是在民间辗转流转，中间不知经过了多少藏家和赏家之手，不知发生过多少令人兴奋或令人扼腕兴叹的悲喜故事。虽然该图在有些时段如南宋末年至明代中期如何流转，清前期藏家之间如何易手等情形，并不清楚，还需留待日后进一步考索，但是其流转的轮廓，似可勾勒出来。北宋元祐年间，由名臣之后新党王巩收藏，先后由苏辙苏轼弟兄欣赏，后来到了名臣李清臣的裔孙李叔夏家，南宋中期又从叔夏的子孙辈处逸出。后又不知经过多少人之手，到了误国权臣而赏鉴书画目力过人的贾似道手中。二百多年后的明中期，又辗转为弘治时名臣苏州人吴宽所拥有。稍后即在苏州邻地无锡崛起了大富豪安国，安国富而好藏，《勘书图》从吴宽家散出，大概也就到了安家。安国去世，安国之子裕州知州如山曾礼请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撰写墓表；后来严嵩长期荣任内阁首辅大学士，将公私名画囊括府中。以严嵩当时显赫的地位权势，安家很可能将此宝物主动地送到了严府，如此，安国身后不久，此画就转移到了严嵩府中。值得玩味的是，当时市面上已有了摹本《勘书图》，而真假二图居然都进入了严嵩的相府。严嵩被抄家后，《勘书图》不知何故仍在民间流转。崇祯四年（1631），无锡安国的曾孙安广誉又通过艰难的努力再次拥有此物。康熙年间，此图不知何故又被清朝新贵靖南王耿仲明之子孙耿昭忠、耿嘉祚珍藏赏鉴。在此前后，万历后期的李日华在苏州沈图南家见过“不真”的王齐翰《勘书图》；康熙中期，高士奇拥有视为“赝”品的王齐翰《勘书图》，准备进呈康熙皇帝。乾隆中期，乾隆的皇四子、皇五子和皇六子三位皇子，诸多清要大臣如谢墉、张泰开、金甡、观保、刘星炜、卢文弨、汪廷玙、汪永锡、李中简等，都曾鉴赏过此图，并纷纷题识留墨。只是这些人均未说明是在何处赏玩的此图。宝图至迟到嘉庆初年已流转到了著名收藏家扬州吴绍浣家。嘉庆七年（1802）颇具法眼的无锡钱泳在吴绍浣家得以大饱眼福。钱泳所谓《勘书图》“旧为吾乡安氏之物”，大概只能理解为此图早年曾由安家收藏过，而不能理解为吴氏直接从安家得到了此图。吴绍浣家道中落后，书画散出，该图不知入主谁家，到了光绪末年，被笃嗜金石书画的两江总督端方搜罗入囊。光绪、宣统之交，名臣陈宝琛、萧绍棻、铁良、张祖翼、方药雨、黄以霖以及日人西村博等，先后赏鉴了此图，地点当是在端方官邸。端方遇害，所藏旋即散佚，《勘书图》就到了时任汇文书院督学的福开森手中。
1934年，福开森将所藏书画金石等物悉数捐赠金陵大学，在私人手上留转了八九百年的稀世珍品重又回归公家，真如明末文震孟所言“类若有神物护持”一般。绝代珍品由金陵大学转为南京大学所有，就结束了不断播迁的旅程，而找到了永久的归宿，乃为国家所有。 此幅有历代题识的宝图，通过辨认题识，结合书画著录和文献所载，互相能够印证，看不出作假的明显痕迹，当非明万历时人李日华称为“不真”和清康熙时高士奇视为“赝”品的摹本，而是留存近千年的真迹《勘书图》，殆可断
言。
南京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南唐画家王齐翰的《勘书图》（又名《挑耳图》），常被誉为镇馆之宝。只是从未见有详细探讨，至其千年间又是如何流转的，更是无人提及。今依据图上的历代题识，结合相关书画著录和各种文献的记载，试图勾勒其前后播迁流转的轨迹，透示历代藏家珍藏转让该图的复杂过程。
一
王齐翰《勘书图》，现为南京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所藏的年代最早的一幅画。画幅纵34厘米，横571厘米，包含了题跋在内，若仅计王画画幅本身，清人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光绪八年刻本）称“高一尺四分，宽一尺九寸九分”。），绢本设色。
画上一座巨大的三折屏风，屏风前略偏左为一长条大案，案上陈有厢匣书卷等物。右侧矮案前，一人坐椅上，手持耳匙，左目紧闭，作惬意挑耳状。右边立一瀹茗侍者，背身探头向屏风后面。屏风上画青山绿水，意致潇洒。画卷首位上方分别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勘书图”和“王齐翰妙笔”，左下侧钤有南唐后主李煜“建业文房之印”，卷后有宋人苏子由（辙）、苏东坡（苏轼）、王晋卿（王诜）和明人董其昌、文震孟以及清乾隆帝的三位皇子、谢墉等一大批文臣名流的题识。王齐翰的此幅《勘书图》，不独在于其可能是作者至今尚存人寰的唯一作品，兼且在于图上留下了历代名流大家的题识，弥足珍贵。
有关图作者王齐翰其人，记载很少。《宣和画谱》称其为金陵人，世为右姓，事南唐后主李煜为翰林待诏，“画道释人物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隐岩幽卜，无一点朝市风埃气”。
当时太宗为京督尹，索取其画，一见而大加赏叹，就留画厚赐，而释放刘元嗣。十六天后，即位为皇帝，即将该画命名为“应运罗汉”，藏入御府。
王齐翰的《勘书图》似乎始终未曾在内库藏品中出现过，《宣和画谱》既不见其名，列有王齐翰《古贤图》的宋杨王休的《宋中兴馆阁储藏图画记》也无其迹。看来自北宋直到清代，王齐翰《勘书图》一直在民间流转而未进入深宫，于是就有不断播迁流转的佳话。
二
王齐翰《勘书图》先由北宋王巩收藏。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正月初十日，苏辙在《勘书图》上题：“羽衣丈夫据床剔耳，胸中萧然，殊可喜也。定国方无事，可以为此，但行将驰驱，不复尔耳。”观其意，该图其时似为定国收藏。
北宋人以定国为字者，有王钦若（962-1025）、杜惟则（950-1031）、张景宪（1004-1080）、王觉和王巩数人，而元祐年间在世者只有王巩和王觉二人，由与二苏关系以及本人的家世来看，此定国当为王巩无疑。
由苏轼等人记载，可知王巩富于收藏，拥有《勘书图》正合情理。此苏辙题文所谓“定国方无事，可以为此，但行将驰驱，不复尔耳”，当指定国拥有《勘书图》，本可以挑耳勘书，却遭贬逐，行将外放，不能如图中所示。这是目前所知《勘书图》最早的私人藏家。
北宋末年靖康之难，此图可能就在兵燹乱离中从王家佚出。南宋孝宗时，王巩从曾孙从谨在四明回忆：“早罹中州之难，不能保传家图籍之藏，至于先世文集所自著书，亦皆散逸，穷处江海，极力访求，仅获一二。” 在北宋灭亡的乱局中，王巩后人连先人的著述都无法保存，祖传家藏图籍就更易散失，《勘书图》可能就在时局大变动中换了主人。
王齐翰《勘书图》继由北宋名臣李清臣后裔李叔夏收藏。金完颜永济大安二年（南宋宁宗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洹山道人史公奕在图上题：“王齐翰画《挑耳图》，吾乡李叔夏先生所藏物也。叔夏宋名卿清臣之后，清苦寡合，其家书画甚多，平生靳靳不肯容易示人，然而死未久，为不肖子孙所鬻。今观之，不觉叹惋弥日，乃知三变之子何代无之。”
李叔夏，尚不知其行状，仅知梁克家所纂淳熙《三山志》卷五《地里类五·驿铺》中，提到“有洪文馆秘书李叔夏为记”，知其任过清要职务。由洹山道人史季宏题识可知，李叔夏为名臣李清臣之后，生活清苦，而收藏书画丰夥，其中就有《挑耳图》（即《勘书图》），且视图拱若珍璧，轻易不肯示人。不无遗憾的是，在李叔夏身后不久，该画就被其子孙辈鬻卖了，时代约在南宋中期。这也是最早称《勘书图》为《挑耳图》的记载（为行文方便，以下仍均称《勘书图》）。
王齐翰《勘书图》南宋末年曾由奸相贾似道收藏。宋人名濌者从《悦生别录》中抄出贾士道所藏名画五十八卷，中有王齐翰《勘书图》。其人又作按语：“贾似道收蓄书画妙绝古今，不特搜访详备，尤是目力过人，盖其相业虽误国，而鉴赏则称独步矣。” 其人又认为，贾似道用过悦生葫芦印，按明人文士都穆的说法，悦生即贾似道所用堂名，如此，则贾似道收藏过此画。
三
明中期，吴宽曾收藏过《勘书图》。苏州名士书画家文征明次子文嘉记录严嵩钤山堂所藏宋人名画时称：“王齐翰《勘书图》二，其一为吾苏吴文定公家物，后有东坡跋语，图作挑耳状，曲尽态度。其一则摹本也。”
吴文定即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苏州府长洲县人，为成化八年（1472）会元、状元，官至礼部尚书，文定是其谥号。正德初年的首辅大学士、以文章著称的长沙人李东阳称颂道，吴宽“取甲科，官史局，文名满天下……其为诗深厚醲郁，脱去凡近，而古意独存；其为文典而不俗，鬯而不汎，约之义理，以成一家之言” 。 《明史》说他“于书无不读，诗文有典则，兼工书法” 。四库馆臣则评价：“宽学有根柢，为当时馆阁巨手。平生最好苏学，字法亦酷肖东坡，缣素流传，收藏家珍如拱璧。其文章和平恬雅，有鸣銮佩玉之风。诗笔更深厚醲郁，追踪作者。……而宽之才雄气逸，更足以笼罩一时，明代中叶以还，吴中文士未有能过之者。” 前后大家众口一词高度评价其诗其文其才。
吴宽不但工诗文，擅书法，而且精绘事，其文集《家藏集》，题画诗篇甚多。吴宽更以其博雅高才搜罗宏富，《家藏集》中就有这幅《勘书图》。吴宽为此图还专门赋七言诗一首：“彩毫细染王良史，玉手亲收黄保仪。剔耳不妨闲释卷，撚髭全胜苦寻诗。危言自足惊都尉，善戏何须及帝姬。写入志林传后代，眉山此段事尤奇。”并出注：“后有东坡跋语，载王晋卿耳聋事。”
至于吴宽是从何人手中获得此图的，目前尚无材料能够说明。好景不常，此图并没有像吴宽希望的那样“写入志林传后代”，似乎不久就易手了。吴宽只有田数顷，常以“周亲故之贫者”，大概身后中落，是以子孙守不住名画。
正德、嘉靖年间，无锡安国收藏过《勘书图》。文征明曾孙、天启二年（1622）状元、崇祯时官至大学士的文震孟（1574-1636）在《勘书图》上题：“王齐翰画，宋思陵题，二苏及王晋卿墨妙。余非鉴赏家，不敢强作解事语也。惟是此卷为锡山安氏家藏，自桂坡翁以及无咎，数十年来得而失，失而复得，类若有神明护持之，洵为珍物矣。辗转流传，无咎复之尤艰，更一洗洹山道人之难。崇祯辛未小春题于菊华下。”
清中期无锡人钱泳（1759-1844），也在其《履园丛话》丛话十《收藏》“五代”条中云：“王齐翰《挑耳图》卷，前有徽宗御题‘勘书图’三字，又‘王齐翰妙笔’五字。画一贵人自挑其耳，坐于屏幛之前，衣纹精细，设色甚工，俨然吴道子法也。后有苏东坡、颍滨兄弟及王晋卿题跋。旧为吾乡安氏之物，嘉庆壬戌十月在扬州吴杜邨太史家见之。” 可见无锡安氏确曾收藏过此画。
桂坡翁即无锡安镇人安国，生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卒于嘉靖十三年（1534）。安国字民泰，居胶山，因山治圃，植丛桂于后冈，延袤二里余，因自号桂坡。葬之日，时任南京礼部尚书后为内阁首辅的严嵩为他撰墓表，说他“既自崛起，大振原田，莓莓囷峨，锡川之稼如茨如云，父殁后，不数年富侔封君矣”，是个典型的业农起家的地主。其富裕程度，“甲于江左，号安百万”，正德、嘉靖时，与邹望、华麟祥同为无锡的三巨富。
安国成为巨富后，好古书画彝鼎，广购异书。死后，由声望如日中天的严嵩为之撰墓表。这样富厚又喜风雅的人，拥有《勘书图》是顺理成章的。图上钤有“大明锡山桂坡安国民泰氏书画印”章。无咎即安广誉，无咎是其字，为安国之孙东林八君子之一的安希范之子，地方志将他列入《文苑》中，说他“不事绳检，而文采宕逸，与弟广生并工于诗，兼善书画” 。从文震孟笔意，安氏所藏《勘书图》，由金李叔夏所藏一脉下来。至安氏如何获得此图，迄今尚无任何线索。
嘉靖年间，大学士严嵩收藏过《勘书图》。严嵩为饱学之士，又长期为首辅大学士，搜括财贿繁夥。严嵩被抄家，后人有《天水冰山录》，记其籍没财产中古今名画手卷册页类3 200多件，其中就有王齐翰《勘书图》（二卷）。以严嵩当时的势焰，以安国的长子安如山礼请严嵩为其父撰写墓表的极力巴结，很可能安家将《勘书图》作为厚礼献给严嵩以投其好。严嵩拥有此图虽出于安家馈赠，但因其位高势赫，自难免万历时沈德符所谓“严以势劫”之嫌。有意思的是，严嵩以其权势和财力，将真假《勘书图》都搜括到了他的相府中。
万历时，沈图南曾藏有《勘书图》。据万历时著名鉴赏家嘉兴人李日华日记所记，万历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李日华在苏州“同盛寓庸、方巢云、戴鉴若、释印南过沈图南，出观诸种。……又王齐翰《挑耳图》，李公麟《耕耨图》，俱不真” 。
其时《勘书图》已由苏州藏家沈图南珍藏了，惟是否系真迹，时人已表怀疑。图南未审是谁，沈周字启南，图南或为沈周之弟。此“不真”之《勘书图》，很可能是钤山堂主人严嵩败后散出的那幅假图。到数十年后的崇祯四年（1631），《勘书图》辗转回归到了无锡安家，其间不知是否又曾转移过别家。
崇祯时，无锡安氏重获此图。早在万历后期，原为安氏之收藏在市上就能轻易见到。其时的安家，更是日见萧条，因此安广誉要物归原主，不知付出了多少艰辛。怪不得曾为侍读日讲官当时赋闲在家的文震孟题签称“辗转流传”，怪不得安广誉重获祖传宝物后要请文震孟为之题签。
四
清代康熙前期，耿家父子收藏过《勘书图》。此图上有“千山耿信公书画之章”。此耿信公，当指耿昭忠，盖因耿昭忠字信公，号在良。世籍山东，后徙辽东盖州，故为辽阳人。生于崇德五年（1640），卒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47岁。《清史稿》有传。祖父即靖南王耿仲明，父继茂，昭忠为次子。昭忠顺治间入侍世祖，授为一等精奇尼哈番，妻贝子女，例得多罗额驸，进秩视和硕额驸，康熙七年加太子太保。康熙十三年兄耿精忠叛，昭忠与弟率子姓于家待命。逾年贳其罪，复秩如故。以镇平将军驻福州，代耿精忠掌藩政。卒谥勤僖。
耿昭忠是深谙艺事富于收藏的皇戚，收藏了此《勘书图》。《勘书图》上又有 “耿会侯鉴定书画之章”、“汉水耿会侯书画之章”；画幅上有“耿嘉祚会侯藏号漱六主人书画之赏章”、“湛思记”等。此耿、耿会侯，即耿昭忠之子，嘉祚为名，会侯为字。清廷养心殿收有元高翼所书《通书》一册，至元三年（1266）之物，标明“神品”，上面钤有明人嘉兴大收藏家项子汴的诸多印章，并有“耿嘉祚印湛思”、“宫保世家平生真赏耿嘉祚”印、“字会侯”、“会侯珍藏”等。耿嘉祚自誉“宫保世家”是因为其父耿昭忠获授过太子太保衔。由《通书》上的印章，可知此物曾是汴家珍物，后为耿嘉祚所有，也说明耿嘉祚在耿昭忠身后不但全部继承了珍藏，而且继续搜罗书画，恢扩乃父收藏。
如果此图即为安家所藏的真迹，那么由无锡安家易手到北京耿家（耿昭忠当时应在北京任职），当是清初安家彻底衰落和耿家升为新贵之时。
康熙时，著名学士、鉴赏收藏家高士奇曾藏有《勘书图》。高士奇《江村书画目》（进字壹号33）：“北宋王齐翰《勘书图》一卷，宋徽宗题，赝，八两。” 在高士奇进字壹号的51幅书画中，《勘书图》的价格仅次于褚遂良临《兰亭》一卷（李龙眠补图）的十六两和仇十洲《五百尊罗汉图》一卷的十二两。高士奇（1645-1703），字淡人，号江村、竹窗等，浙江钱塘人，曾入值南书房。一生收集古旧字画，擅长书画鉴赏，同样长于书画赏鉴的宋荦曾言：“昭代赏鉴谁第一，棠村已殁推江村。” 高士奇将所收藏的王齐翰《勘书图》鉴定为赝品。如高未走眼，则此赝品可能就是万历四十年（1612）李日华在苏州沈图南家见到的那轴“不真”的王齐翰《勘书图》。而真迹也许仍在北京耿家珍藏着。
乾隆中期，乾隆诸皇子和众大臣似曾同赏《勘书图》。由图上题识可知，乾隆时，皇四子、皇五子和皇六子三位皇子以及诸位清要官员赏识过此图。皇四子和皇五子都题明是乙酉年春，乙酉即乾隆三十年（1765），皇六子和谢墉、观保、张泰开、金甡、卢文弨、刘星炜、汪廷玙、李中简、汪永锡等均未注明赏图年月，但这些大臣都是同时人，都为词臣，大多入值过上书房，或相互之间关系密切，金甡与张泰开，汪廷玙与李中简、刘星炜为同科进士，谢墉和金甡都互相赴过对方作东的雅集，李中简与金甡有诗文往还，金甡和汪永锡都是皇四子的老师。
因此，由诸位词臣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与诸皇子的关系推断，很可能他们是与诸皇子在同一天赏观了此图，诸位皇子题字，各位文臣紧跟着凑趣。若果真如此，这么多皇子和清要大臣殿下之师同赏一图，堪称是书画赏鉴史上的盛事了。乾隆的三个皇子和他们的老师等名流同赏此图，最可能的地点是北京。只是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说明，他们是在何家何处赏鉴此图的。
嘉庆时，吴绍浣曾收藏过《勘书图》。如前所述，王齐翰《勘书图》，鉴赏家无锡人钱泳曾于“嘉庆壬戌十月在扬州吴杜邨太史家见之”。吴杜邨即歙人吴绍浣，一般清代碑传文等传记资料无检，其世代寓居扬州，家道殷富，与兄绍燦连捷中乾隆四十年、四十三年进士，入为翰林，为中书，后因爱虎丘之胜，买屋与短簿祠相对，家事中落，不得已报捐道员，补河南南汝光道，年七十五卒于任所。
绍浣精于赏鉴，所藏法书名画甚多，“皆世间稀有之宝”，当时大学士彭元瑞、董诰、王杰、刘权之等人向皇帝进贡图籍书画，必经他品题而后奏进。嘉庆初年，精于赏鉴尤娴法书的无锡钱泳每次到扬州，总是住在他家，而吴绍浣也视钱泳造访为乐事，“必扫榻以待之”钱泳《云岩杂志》云：‘绍浣字杜村，歙人。乾隆戊戌进士，由翰林改中书。精于鉴赏，家藏甚富。尝爱虎丘之胜，买屋与短簿祠相对。后官至河南南汝光道。年七十有五卒于任。’”钱泳在扬州吴绍浣家见到《勘书图》的嘉庆七年（1802），正是吴绍浣收罗毕沅等散出收藏最富的时候。诚然，吴绍浣是从何处得到《勘书图》的，无法断言。
清末，两江总督端方曾收藏过《勘书图》。吴绍浣精于赏鉴，嗜于收藏法书名画，但入不敷出，家事中落，官运不畅，不得已报捐道员，终至卒于任所，所藏名画自然先后散出。辗转到了清末，王齐翰《勘书图》就归笃嗜金石书画的两江总督端方所有。
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三十年（1904），摄两江总督，寻调湖南。三十二年，移督两江，宣统改元，调直隶。三年（1911），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端方至资州，所部鄂军起义，端方遇害。
时人皆描摹端方笃嗜金石书画，可以比肩喜好收藏金石书画的乾嘉盛世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湖
广总督毕沅和两广总督阮元等人。有名的毛公鼎，就由其收藏过。端方政务之暇醉心于古物书画收藏之时，还招聘精于艺事的人士编纂藏品目录。再督两江时，招聘精于鉴别和富于收藏的樊增祥、缪荃孙和程雒庵三人编纂陶斋所藏名迹为《壬寅消夏记》，道员李葆恂加跋，众人乃尽睹美备（注：李葆恂：《无益有益斋读画诗》缪荃孙序、李葆恂序。）。因而有《陶斋吉金录》八卷和《陶斋吉金录续录》二卷刊行于世。端方两任两江总督，很可能其时从吴绍浣家流散出来的王齐翰《勘书图》就在附近流转，端方以地利和声势之便，收罗到了此图。若果如此，则光绪宣统之际观赏到此图的陈宝琛、萧绍棻、铁良、张祖翼、方药雨、黄以霖和日人西村博等，都是在端方拥有此图时寓目的。
清末民初，美籍加拿大人福开森曾收藏《勘书图》。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字茂生，号观斋，毕业于波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1886年受遣来华传教，两年后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自任督学。翌年辞教会职，被盛宣怀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督学。光绪二十五年（1899）主办《上海新闻报》，兼任南京格致书院提调并南洋大臣洋务委员二十六年（1900）任南洋大臣洋务参赞并湖广总督洋务参赞，二十八年（1902）任商务大臣参赞官，二十九年（1903）任铁路总公司参赞并修改商约大臣参赞官，宣统三年（1911）任邮传部洋文秘书、红十字会总董，民国四年（1915）充任政事堂顾问，次年任国务院顾问，六年改任总统府顾问，后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17年至1928年任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1936年至1938年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福开森被日军拘禁于北平，1943年被遣返回国，两年后病故。
福开森在华生活半个多世纪，清末与两江总督端方等地方大吏往来密切，对中国文化文物怀有浓厚兴趣，利用在华任显职和结交地方大吏的机会，“举凡南北古物无不搜罗殆尽”，被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誉为当时“中国唯一收藏家” （注：钱桐：《略论福开森博士设立古物馆之意义》，《大公报·艺术周刊》第四十期，1935年7月6日。），收藏中国书法绘画作品颇为丰厚。福开森还聘请多位中国文物专家共同编集了《校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1931年）、《历代著录画目》（1933年）等文物书画目录，著有《中国绘画》、《中国美术大纲》等（注：参见《历代著录画目》陈履生后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端方遇害后，1924年，藏品不少被后人卖与福开森，王齐翰《勘书图》可能就在其中，为福开森所有。1934年10月14日，时居北平的福开森将40年间在华花费300万元搜罗的千余件古物，除了已先期运回美国者外，悉数捐赠金陵大学。在捐赠的78件名画中，最为珍贵的就是王齐翰的《勘书图》和大观帖六卷残本。来年7月1日，福开森古物馆在北京正式开馆，开馆前一日下午4时，社会各界代表300余人前往古物馆先睹宝物，文化要人或社会名流马衡、沈兼士、梅贻琦、洪煨莲、容庚等“在王齐翰《挑耳图》陈列处参观最久” （注：参见《大公报
·艺术周刊》第四十期（1935年7月6日）、第四十一期（1935年7月13日）所载相关报道。）。1951年金陵大学转为公立，翌年并入南京大学，《勘书图》遂归公家收藏。
五
综上所述，南唐王齐翰画《勘书图》，又名《挑耳图》，似乎从未进入皇室内府，而直到清末民初近千年间只是在民间辗转流转，中间不知经过了多少藏家和赏家之手，不知发生过多少令人兴奋或令人扼腕兴叹的悲喜故事。虽然该图在有些时段如南宋末年至明代中期如何流转，清前期藏家之间如何易手等情形，并不清楚，还需留待日后进一步考索，但是其流转的轮廓，似可勾勒出来。北宋元祐年间，由名臣之后新党王巩收藏，先后由苏辙苏轼弟兄欣赏，后来到了名臣李清臣的裔孙李叔夏家，南宋中期又从叔夏的子孙辈处逸出。后又不知经过多少人之手，到了误国权臣而赏鉴书画目力过人的贾似道手中。二百多年后的明中期，又辗转为弘治时名臣苏州人吴宽所拥有。稍后即在苏州邻地无锡崛起了大富豪安国，安国富而好藏，《勘书图》从吴宽家散出，大概也就到了安家。安国去世，安国之子裕州知州如山曾礼请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撰写墓表；后来严嵩长期荣任内阁首辅大学士，将公私名画囊括府中。以严嵩当时显赫的地位权势，安家很可能将此宝物主动地送到了严府，如此，安国身后不久，此画就转移到了严嵩府中。值得玩味的是，当时市面上已有了摹本《勘书图》，而真假二图居然都进入了严嵩的相府。严嵩被抄家后，《勘书图》不知何故仍在民间流转。崇祯四年（1631），无锡安国的曾孙安广誉又通过艰难的努力再次拥有此物。康熙年间，此图不知何故又被清朝新贵靖南王耿仲明之子孙耿昭忠、耿嘉祚珍藏赏鉴。在此前后，万历后期的李日华在苏州沈图南家见过“不真”的王齐翰《勘书图》；康熙中期，高士奇拥有视为“赝”品的王齐翰《勘书图》，准备进呈康熙皇帝。乾隆中期，乾隆的皇四子、皇五子和皇六子三位皇子，诸多清要大臣如谢墉、张泰开、金甡、观保、刘星炜、卢文弨、汪廷玙、汪永锡、李中简等，都曾鉴赏过此图，并纷纷题识留墨。只是这些人均未说明是在何处赏玩的此图。宝图至迟到嘉庆初年已流转到了著名收藏家扬州吴绍浣家。嘉庆七年（1802）颇具法眼的无锡钱泳在吴绍浣家得以大饱眼福。钱泳所谓《勘书图》“旧为吾乡安氏之物”，大概只能理解为此图早年曾由安家收藏过，而不能理解为吴氏直接从安家得到了此图。吴绍浣家道中落后，书画散出，该图不知入主谁家，到了光绪末年，被笃嗜金石书画的两江总督端方搜罗入囊。光绪、宣统之交，名臣陈宝琛、萧绍棻、铁良、张祖翼、方药雨、黄以霖以及日人西村博等，先后赏鉴了此图，地点当是在端方官邸。端方遇害，所藏旋即散佚，《勘书图》就到了时任汇文书院督学的福开森手中。
1934年，福开森将所藏书画金石等物悉数捐赠金陵大学，在私人手上留转了八九百年的稀世珍品重又回归公家，真如明末文震孟所言“类若有神物护持”一般。绝代珍品由金陵大学转为南京大学所有，就结束了不断播迁的旅程，而找到了永久的归宿，乃为国家所有。 此幅有历代题识的宝图，通过辨认题识，结合书画著录和文献所载，互相能够印证，看不出作假的明显痕迹，当非明万历时人李日华称为“不真”和清康熙时高士奇视为“赝”品的摹本，而是留存近千年的真迹《勘书图》，殆可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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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宁 赞了这篇日记 2016-10-26 11:26: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