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童年的电影

        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写的东西，我儿时的玩伴们有否看见，对于因为记忆偏差或遗漏或杜撰的细节有否成为不可原谅的嘈点，于是，有必要做些移花接木，或者善意地瞒天过海。
        记忆里文革在我上小学前就已经开始，那时候还不会分辨时代变迁的界点，所谓的文革前与文革后，在时间的长河里一年只是一个瞬间，但对一个少年而言365天是漫长的。
        在整个文革期间，也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少年时期，许多电影都被禁止放映，也很少有新的电影上映。
        长大后才想起，父亲曾带我去大上海电影院看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回家后还拿了扫把当锄头学唱《军民大生产》，还回忆起电影的开头是扇子组成向日葵的舞蹈，紧接着伴随着悲伤欲绝的二胡，小女孩头顶插着树枝被卖掉的强烈对比的舞蹈场景。这些场景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是模糊不清的，也根本不知道《东方红》是一部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主义电影。只是过了１９７６年，应该是初二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闸北公园对面的商业学校礼堂观看电影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复映，才一边看一边想起来，原来在文革前我是看过这个电影的。
        由此挖掘回忆起在大上海电影院我还看过电影《海鹰》，是王心刚和王晓棠演的，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是电影明星，觉得电影里的故事都是真的，因为他们是英雄，所以都长得很好看，而坏蛋们都是猥琐且肥头大耳。看完电影回来，小孩子们饶有兴味地学着里面的台词，黄河黄河，我是海鹰，海鹰海鹰，我是黄河。
        还记得一部电影，我说没看过，但姐姐一直说她是带我去看的，是香港的《清宫秘史》，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被作为批判教材观摩。大人们看完电影也会学着里面的台词，小李子，咂……，但凡有姓李的，大家都会跟着他叫，小李子，然后就有人拖着长音，咂……然后是哄笑。
        日复一日的，文革真的开始了，许多电影都不能放了，再然后我们每到暑假就只能看５分钱一场的《地道战》和《地雷战》，平时都是包场的组织观看新闻纪录片，毛周接见外宾，世界乒乓球比赛什么的，当时我们都是通过这些纪录片认识了庄则栋、梁戈亮、徐寅生。再后来复映了《英雄儿女》、木偶戏《半夜鸡叫》和雕塑纪录片《收租院》。
        其实我们小孩子根本没有所谓进入文化禁锢状态的感受，甚至觉得世界本来如此，这使得我们能够集中精力背诵出《地道战》和《地雷战》绝大多数台词，而半导体收音机里面只有京戏和大合唱。
        我记得我能唱整本的《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红灯记》里面李玉和的唱段难度太大，还有大段的李铁梅的梅派花旦学不来，我唱得最拿手的是《沙家浜》里面沙奶奶回忆八一三的那段。后来小伙伴们玩演戏，因为我太小，杨子荣和郭建光是轮不到我演的，我就一直是沙奶奶的首选，因为这个角色没人愿意演。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没有新的电影和小人书，有的都是跟八个样板戏相关的电影和书籍，连少年报上也都是英雄人物的故事。
        终于到了某年的秋天，应该是1974年国庆节的前夕，看见电影院整面墙都画上了巨幅的电影海报，而且都是彩色电影，《艳阳天》、《青松林》、《火红的年代》、《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隔了那么多年有新电影上映，票子非常紧张，多是父亲单位发的票子，而且都是一张，兄弟姐妹只能轮流有机会看。我记得那波新电影我只看了《火红的年代》，说的是炼钢工人的故事，主演于洋是文革前的电影明星，曾经主演过非常有名气的电影《英雄虎胆》，里面最风骚的情节就是于洋跟王晓棠说，阿兰，我们来段伦巴。
        从这个时候开始，新电影爆发似的轮番上映，社区和公园里开始组织放映露天电影，不要门票。我们男孩子顽皮，喜欢坐在银幕的背面看，看着倒映的字幕觉得好有趣。记得看《南征北战》是个大风天，战火激烈，银幕在风里剧烈地摇晃，看得惊心动魄。
        看完电影还有一个有趣娱乐就是听无线电播放电影录音，我记忆最深刻的电影录音是《渡江侦察记》，因为里面有一段非常好听的背景音乐，恢弘的交响乐而且在当时带着少有的温情的歌唱性。记得在上中学时，我开始接触交响乐，还去上海音乐厅听过交响组曲《渡江侦察记》，就是这个电影的主题音乐。
        从那以后，好多电影我现在还清晰的记得，《向阳院的故事》、《第二个春天》、《侦察兵》、《闪闪的红星》。
        说到《闪闪的红星》，已经有了跟现在差不多的娱乐氛围，关于小冬子的扮演者祝新运，关于电影插曲《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演唱者李双江，还有胡汉山的扮演者刘江，我记忆中的追星，那可以说是开始。《闪闪的红星》因为是儿童电影，所以每个学校都要组织观看，也是万人空巷啊，我们班级被安排在早上的六点半第一场，那天下大雨，坐在电影院里，我的鞋和裤脚都是湿的，当小冬子穿着浸了盐巴的湿棉袄爬山的时候，我真的感同身受。《闪闪的红星》还给我们带来两个乐趣，一个是每个男孩子都会要父亲做一杆红缨枪，而父亲们研究的课题是怎么用带鱼的鱼鳞加胶水给枪头涂上银色。还有就是胡汉三的那句台词：我胡汉三今天又回来了，谁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这句台词在今天看来也是绝对的真理。
        再然后，就有外国电影看了，起先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惧》、《海岸风雷》、《脚印》，而后是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三角洲警报》，朝鲜的《卖花姑娘》、《金姬银姬的命运》，越南电影《森林之火》。
        说到《卖花姑娘》也是一票难求，母亲好不容易在单位被轮上看电影，千等万等到了观看的那一天，却因为搞错了日子，等她到了电影院，电影院已经关门大修了，应该是前一天的票子，母亲很伤心，那是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的。而我们是过了很长时间在居委会组织向阳院的时候，在新村里看的黑白电视。直到我结婚以后，有了DVD，我才去店里买了《卖花姑娘》的碟片看到了彩色的。记得那天我在家里的背投电视机上看的时候，钟点工阿姨也停下不干活了，一边看，一道回忆过去。
        自从有了电视，很多新电影会在电视里放映，我们每天都会翻看报纸中缝里的电视节目预告，遇到想看的电影就去父亲的厂里看，因为周围的邻居里，只有父亲的厂里有彩色电视机。
        再后来，表姐夫用示波器做显像管，自己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那示波器是圆形的，所以能显示的电视屏幕与现在6英寸的手机差不多大,而且重影很厉害，光这样一个电视机就在弄堂里引起了轰动。邻居们每天需要通过抽签才能去他家看电视，后来表姐觉得不堪重负，就把电视机搬到我家来，但我们小孩子是藏不住事的，没几天我们家的邻居也都知道了这个电视机。于是，我跟哥哥每天撕下练习簿的纸来坐观摩券，每天限发十张。但每天最后挤进我们家看电视的人不下20个，因为还会有父母的同事和朋友，还有紧贴隔壁的邻居。
        我记得那个时候电视节目少得可怜，六点半开始半个小时得新闻，都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为主要线索，7点钟开始放映一部电影，有时候是重复播放一些我们看过的电影，但大家依然兴味盎然。遇到新电影，那我家门口就会出现排队的长龙，可以从五楼的楼梯一直排到三楼，颇为壮观。因为加塞，因为有假造的观摩券，所以争吵在所难免。父母也不堪忍受，终于，那台示波器电视机又被送回了表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