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件私房老玩具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两个趋势——关于遗产、时间、情感
我老爸喜欢攒东西,日常生活中一般会被大家忽视的东西他都注意保存起来。最近他从囤积多年的某个纸箱子里翻出一批我小时候的玩具移交给我,让我各种激动、各种感慨,进而职业病犯,生发出下面这一堆关于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看法。
我老爸是“老高三”,当年从北京插队到晋南的一个小县城,自此在那里安身立命,很多年以后才拉家带口地返城回京。我生于80年代初,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给城市带来了活力,北京的西单、王府井、东单是全国著名的商业中心,外地人到北京基本上都会去东安市场、西单商场或者王府井百货大楼逛逛。小县城的物资远不如首都丰富,每次到北京探亲老爸都要带一大堆东西回来,除了大米、缝纫机这种生活必需品,还会给我买童书或者玩具。那时候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几块钱,家里生活并不宽裕,玩具其实是奢侈品。三十多年过去了,再次见到这些老玩具,当年期盼返家的急切心情和拿到新玩具的快乐一下复活,这些陈旧的小东西是我童年的注脚,它们身上的每一道痕迹都刺激我回忆起几乎已经被我忘掉的幼年时光的种种细节。我把这些老玩具的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里,朋友们也纷纷表示激动,特别是同为“八零后”的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也曾有过同样的玩具,他们的童年记忆也被这些小东西激活了。
对这批私家老玩具的普遍兴趣,折射出这个时代有关时间、文化、历史和遗产的观念。对时间的敏感是现代性的一个特点,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技术迅速革新换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急剧改变,不断加速的城镇化改造着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时间仿佛流逝地更快,“今天”很快成为“昨日”,“现在”变成了“当代的过去”(contemporary past),变得需要被回忆和追念,人们不断地提起“乡愁”,对旧物、传统保持浓厚的怀旧(nostalgia)情绪。郑州市博物馆曾经在2012年办过一个反映新中国郑州社会发展历史的展览,我正好在郑州出差就去看,展厅中陈列的展品是各个年代的日常生活用品,录音机、暖瓶、粮票、大衣柜……这些细碎的旧物逃过时间巨轮的碾压,幸运地被保存下来,成为逝去时光的见证。好像才刚刚经历过这些生活,人们就在博物馆里凝视自己昨天的生活被创造成今天的遗产,成为在博物馆里被展示的历史,并滋生出一种集体性的情感共鸣。
基于对时间、记忆、变化、不确定性的感知,当前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呈现出两个趋势。一个是遗产数量呈指数增长,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遗产爆炸”的时代,好像要用认定和保护遗产来对抗剧烈的发展和变化,正如英国学者哈里森·罗德尼(Harrison Rodney)所说“遗产无处不在”(heritage everywhere)。2014年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之后世界遗产的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项,中国第六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几乎是前五批数量的总和。大量新的遗产类型被提出并纳入国家和国际的遗产保护体系,文化景观、遗产运河、工业遗产、农业遗产等新的遗产类型拓展、丰富了文化遗产的内涵,而文化遗产在时间维度上的限制也一再被突破,“二十世纪遗产”已经被提出来,一些现代建筑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至今没有完工的圣家族教堂还在建造中就已经成了UNESCO的“世界遗产”。另一个趋势是从重视那些最古老/最伟大/最辉煌/最***的对象,转向了对社群共享的情感、记忆以及文化意义的关照。在国家遗产或官方遗产的系统之外,人们出于对情感和记忆的珍视而对承载这些价值的实物进行保护,迪士尼动画片《飞屋环游记》的原型——“最牛钉子户”美国老太太伊迪丝·梅斯菲尔德的故事是这种价值取向的最佳写照,在中国也有一些当地人主动保护并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老房子的故事。社区博物馆概念的生成和实践也反映了这种遗产认知的趋势,社区博物馆收藏、保护、展览关于社区的共同记忆和情感,而社区居民围绕博物馆的活动又生产出新的记忆和情感遗产,世界上第一家社区博物馆——安纳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的成功证明了社群共享的集体记忆和情感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和潜力。
我父亲精心保存下来的这些老玩具,虽然不具有列入国际/国家的遗产/文物保护系统的“突出的”价值(outstanding value),但对我和“八零后”的朋友们来说,这些日常旧物承载了我们的集体童年记忆,是中国那个特殊时代的见证,具有“普遍的”价值,也是值得保护的私家文化遗产。
其实,人对故人、往事和旧物的迷恋,是对自己记忆和情感的祭奠,也是对时间的感知和敬畏,这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保护文化遗产行为的动力。
我老爸是“老高三”,当年从北京插队到晋南的一个小县城,自此在那里安身立命,很多年以后才拉家带口地返城回京。我生于80年代初,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给城市带来了活力,北京的西单、王府井、东单是全国著名的商业中心,外地人到北京基本上都会去东安市场、西单商场或者王府井百货大楼逛逛。小县城的物资远不如首都丰富,每次到北京探亲老爸都要带一大堆东西回来,除了大米、缝纫机这种生活必需品,还会给我买童书或者玩具。那时候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几块钱,家里生活并不宽裕,玩具其实是奢侈品。三十多年过去了,再次见到这些老玩具,当年期盼返家的急切心情和拿到新玩具的快乐一下复活,这些陈旧的小东西是我童年的注脚,它们身上的每一道痕迹都刺激我回忆起几乎已经被我忘掉的幼年时光的种种细节。我把这些老玩具的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里,朋友们也纷纷表示激动,特别是同为“八零后”的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也曾有过同样的玩具,他们的童年记忆也被这些小东西激活了。
对这批私家老玩具的普遍兴趣,折射出这个时代有关时间、文化、历史和遗产的观念。对时间的敏感是现代性的一个特点,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技术迅速革新换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急剧改变,不断加速的城镇化改造着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时间仿佛流逝地更快,“今天”很快成为“昨日”,“现在”变成了“当代的过去”(contemporary past),变得需要被回忆和追念,人们不断地提起“乡愁”,对旧物、传统保持浓厚的怀旧(nostalgia)情绪。郑州市博物馆曾经在2012年办过一个反映新中国郑州社会发展历史的展览,我正好在郑州出差就去看,展厅中陈列的展品是各个年代的日常生活用品,录音机、暖瓶、粮票、大衣柜……这些细碎的旧物逃过时间巨轮的碾压,幸运地被保存下来,成为逝去时光的见证。好像才刚刚经历过这些生活,人们就在博物馆里凝视自己昨天的生活被创造成今天的遗产,成为在博物馆里被展示的历史,并滋生出一种集体性的情感共鸣。
基于对时间、记忆、变化、不确定性的感知,当前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呈现出两个趋势。一个是遗产数量呈指数增长,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遗产爆炸”的时代,好像要用认定和保护遗产来对抗剧烈的发展和变化,正如英国学者哈里森·罗德尼(Harrison Rodney)所说“遗产无处不在”(heritage everywhere)。2014年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之后世界遗产的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项,中国第六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几乎是前五批数量的总和。大量新的遗产类型被提出并纳入国家和国际的遗产保护体系,文化景观、遗产运河、工业遗产、农业遗产等新的遗产类型拓展、丰富了文化遗产的内涵,而文化遗产在时间维度上的限制也一再被突破,“二十世纪遗产”已经被提出来,一些现代建筑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至今没有完工的圣家族教堂还在建造中就已经成了UNESCO的“世界遗产”。另一个趋势是从重视那些最古老/最伟大/最辉煌/最***的对象,转向了对社群共享的情感、记忆以及文化意义的关照。在国家遗产或官方遗产的系统之外,人们出于对情感和记忆的珍视而对承载这些价值的实物进行保护,迪士尼动画片《飞屋环游记》的原型——“最牛钉子户”美国老太太伊迪丝·梅斯菲尔德的故事是这种价值取向的最佳写照,在中国也有一些当地人主动保护并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老房子的故事。社区博物馆概念的生成和实践也反映了这种遗产认知的趋势,社区博物馆收藏、保护、展览关于社区的共同记忆和情感,而社区居民围绕博物馆的活动又生产出新的记忆和情感遗产,世界上第一家社区博物馆——安纳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的成功证明了社群共享的集体记忆和情感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和潜力。
我父亲精心保存下来的这些老玩具,虽然不具有列入国际/国家的遗产/文物保护系统的“突出的”价值(outstanding value),但对我和“八零后”的朋友们来说,这些日常旧物承载了我们的集体童年记忆,是中国那个特殊时代的见证,具有“普遍的”价值,也是值得保护的私家文化遗产。
其实,人对故人、往事和旧物的迷恋,是对自己记忆和情感的祭奠,也是对时间的感知和敬畏,这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保护文化遗产行为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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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火车,两节一号电池就能跑起来,曾经能冒烟、亮灯、呜呜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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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还老的积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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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套比我还老的积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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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套积木,小时候的理想一度是盖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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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数学的卡片,为什么我的数学一直那么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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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5张学算术的卡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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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拼图,一套3盒,这盒是金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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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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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机械模型特别好,可惜我老爸怕我玩坏了居然没打开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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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组装好多东西,发条驱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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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拼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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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东西小时候颇流行了一段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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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面体积木,一排一排翻就能出现新的图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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