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文集：拥抱整人类思想
2009-11-08 09:50 南方都市报
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生于1908年11月28日，逝于2009年10月30日。生前，他时常居住在法国东部一个名为Lignerolles、仅有五十来名居民的小镇。他在这里陷入爱情，死后也安葬于此。
只有六人参加葬礼，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两个孙子，以及这个小镇的前镇长。即便镇民也对他的逝世毫不知情。第二天，前镇长告诉法新社的记者，列维-斯特劳斯最终的遗愿是：“葬礼时不得有他人在场，并且在死亡过程中，旁人须保持绝对的沉默。”
前镇长只能保守秘密。他记得很清楚，保密时间“从10月30日8点15分开始，到11月3日11点15分葬礼结束为止”。而在此期间，他必须通知掘墓人，这可能使村民略感不安，但他们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葬礼结束，他才拨打电话，通知了《忧郁的热带》的出版社，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生前任职的高等社会科学学院。同样，这时镇上的居民才知道，去世的是那位常在森林里独自行走，并且熟知所有蘑菇的名字的老人。
就像2008年法国举国为列维-斯特劳斯庆祝百岁生日一样，这一消息迅速占领了法国所有报刊的头条。那年，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deFrance)专门为他发行了学刊增刊。萨科奇总统亲自登门，并“代表全国向他热烈致敬”；爱丽舍宫的发言人在随后的发布会上严肃指出，列维-斯特劳斯“非常注意地倾听了总统的发言，并且与总统交谈”。
但这次，他成功地躲开了烦扰。
一门关于疏离的艺术
在为列维-斯特劳斯带来国际声誉的非理论著作《忧郁的热带》开篇，他写道：“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而现在，我得要讲述自己的旅程”。
而这是什么样的旅程？巴西，亚马逊丛林中，行军一般的困苦，随时病倒的危险；雅加达充满尘埃和苦难的空气；船上的日出，以及尼古拉·普桑画笔下阴晴不定的云。在这本书中，随时可以读到诗人式的描写，以及科学家的精确(准确到分钟的日落时间记述)。
不同的是，这本书并非探险家笔记———这是他最为厌恶的一种形式。
在他年轻时，旅行是一门时髦的生意，而人类学家们则必须在寒酸的小剧院里演讲。探险家们从世界各地拍回照片，带回艺术品，摆在书店和橱窗里供人购买与惊叹。这不是为了寻求知识，而是为了给读者带来猎奇的新鲜感。极少有人像列维-斯特劳斯一样，为了探求人类文明背后的机制而行走。
人类学究竟是什么？列维-斯特劳斯的回答是：“这是一门关于疏离的艺术。”他认为，人的历史处在一种无意识的集体推动之中，一如原始社会的神话，自动地泯灭了每位参与加工的个人的痕迹，而成为了社会秩序的象征体。人虽具有智慧，却难以在自身之中认识自身。因此作为人类学家，就需要行进到世界的边缘，寻找不为人知的文明的生存方式———从婚姻法则、神话、甚至餐桌礼仪上，来寻找与人类学家自身背景不同的现象，并加以科学的分析，以便建立起模型，探求规律，从他者身上获得关于自身的知识。
法兰西公学院的人类学家埃里婕-奥热这样描述在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听到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课程的感受：
“那时，我还是一个历史和地理的学生。有一天，哲学系的同学告诉我人类博物馆(Musée d’H om m e)有那么一个人，讲的东西闻所未闻。那节课他讲了北美印第安人对鹰的仪式性捕杀，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课题已经是革命性的。我们在大学的课程中只学习西方或欧洲历史，而没有民族学课程。列维-斯特劳斯的课给我们打开了全新的视野，而我们之前甚至不知它的存在。我们震惊地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全像我们的文明一样运行。”
对于上世纪50年代民族主义，以及单一国家身份认同思潮盛行的欧洲来说，列维-斯特劳斯对纷杂的社会表现作出结构性的分析，给自恋、自我夸耀的西方带来了对自身颠覆性的认识：人们惊讶地发现，他们曾经以为原始的部落，存在着与其类似的社会结构方式以及相同的思维运行方式，在智慧层面，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皆是以共通的思维法则运行。
西方曾经以为那些亚马逊雨林中的部落像西方，在历史的纵向维度上低于西方，却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比较方法下，才认识到是西方像那些原始部落。非洲人的社会构成与文化构成法则，与西方并无二致。甚至，可经由语言学的调查，发现孟德斯鸠曾经在《法的精神》中大加批判、并称之为野蛮的中国父权社会结构，同样显现于西方的历史和日常生活中。
仅以命名为例，当人们自然而然地在一个寡妇名前添加widow或者veuve这一头衔(古英语与古法语皆有此习俗)，以示她是已经死去的某人的妻子时，我们事实上是在说，即便在她的丈夫活着时，她也仅仅从属于丈夫的“自我”，是丈夫在社会中符号性存在的一部分。而某人的妻子这一身份，随着丈夫的去世而在社会中下调为无法在社会结构中分类的寡妇，也就成为了社会结构中的多余者。这一头衔总是放在姓名前，构成了意义，传达着身份在社会阶级归属中的重要性———它决定着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
词语就是它的表现，由舌出发，入耳为止，不过一两个音节，却强有力地定义了个体，连接了社会的纤维。对父名缩写的继承，以及自身名字缩写的传承，遵循着同样的逻辑。这样，一个父权/夫权社会的结构，身份结构的传承法则，就从词语的研究中显露了出来。若读者还记得《百年孤独》里的繁复的姓名重构，恐怕更有体会。
既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法国当代哲学家罗歇-波尔·德罗瓦(R oger-Pol D roit)以音乐来比拟列维-斯特劳斯的成就：“即便我们每日歌唱，即使我们对神话或者婚姻中的旋律了然于心，我们也并不会自然地理解，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这一系统。我们的智识并不会自发地揭示出社会的象征秩序是如何运行的。”而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了在每一种社会现象(从亲属关系到阶级构成)、文化现象(从餐桌礼仪到宗教仪式)、语言现象(头衔与命名)的背后，隐藏着社会的纤维结构。
不过，列维-斯特劳斯的时代，是现代科学仍不发达的时代。人毕竟无法试验重新创造文明和社会，就像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虽然可称为一套完美的哲学架构，却无法由科学方法来充分试验、证明。同样，结构主义人类学对人类智慧架构的阐述，也无法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得到实证科学的支持。
于是，结构主义人类学也就慢慢寂寞了。它的影响，最终转向了对殖民时代的反思，以及文化之间的互视研究。认知主义的兴起，以及脑成像、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现代的科学家们正在向着列维-斯特劳斯在智慧与社会结构方向上，所未能企及的高度发展。
而我们不可能拒绝他的价值，因为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他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跨越了一个世纪，既是第一个结构主义者，也是最后一个结构主义者。法兰西公学院为他100岁生日特别推出的学刊增刊致辞道：“旅行即远离自己的文化，而远离自己的文化，亦即远离自我。人类学家必须拥抱整个人类，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一生的事业。”
但是，在他的墓前既没有鲜花，也没有皇冠。只有一块碑石，上面刻着“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 王晶
“列维-斯特劳斯文集”，共十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转自：南方报业网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09-11/08/content_6233059.htm）
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生于1908年11月28日，逝于2009年10月30日。生前，他时常居住在法国东部一个名为Lignerolles、仅有五十来名居民的小镇。他在这里陷入爱情，死后也安葬于此。
只有六人参加葬礼，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两个孙子，以及这个小镇的前镇长。即便镇民也对他的逝世毫不知情。第二天，前镇长告诉法新社的记者，列维-斯特劳斯最终的遗愿是：“葬礼时不得有他人在场，并且在死亡过程中，旁人须保持绝对的沉默。”
前镇长只能保守秘密。他记得很清楚，保密时间“从10月30日8点15分开始，到11月3日11点15分葬礼结束为止”。而在此期间，他必须通知掘墓人，这可能使村民略感不安，但他们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葬礼结束，他才拨打电话，通知了《忧郁的热带》的出版社，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生前任职的高等社会科学学院。同样，这时镇上的居民才知道，去世的是那位常在森林里独自行走，并且熟知所有蘑菇的名字的老人。
就像2008年法国举国为列维-斯特劳斯庆祝百岁生日一样，这一消息迅速占领了法国所有报刊的头条。那年，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deFrance)专门为他发行了学刊增刊。萨科奇总统亲自登门，并“代表全国向他热烈致敬”；爱丽舍宫的发言人在随后的发布会上严肃指出，列维-斯特劳斯“非常注意地倾听了总统的发言，并且与总统交谈”。
但这次，他成功地躲开了烦扰。
一门关于疏离的艺术
在为列维-斯特劳斯带来国际声誉的非理论著作《忧郁的热带》开篇，他写道：“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而现在，我得要讲述自己的旅程”。
而这是什么样的旅程？巴西，亚马逊丛林中，行军一般的困苦，随时病倒的危险；雅加达充满尘埃和苦难的空气；船上的日出，以及尼古拉·普桑画笔下阴晴不定的云。在这本书中，随时可以读到诗人式的描写，以及科学家的精确(准确到分钟的日落时间记述)。
不同的是，这本书并非探险家笔记———这是他最为厌恶的一种形式。
在他年轻时，旅行是一门时髦的生意，而人类学家们则必须在寒酸的小剧院里演讲。探险家们从世界各地拍回照片，带回艺术品，摆在书店和橱窗里供人购买与惊叹。这不是为了寻求知识，而是为了给读者带来猎奇的新鲜感。极少有人像列维-斯特劳斯一样，为了探求人类文明背后的机制而行走。
人类学究竟是什么？列维-斯特劳斯的回答是：“这是一门关于疏离的艺术。”他认为，人的历史处在一种无意识的集体推动之中，一如原始社会的神话，自动地泯灭了每位参与加工的个人的痕迹，而成为了社会秩序的象征体。人虽具有智慧，却难以在自身之中认识自身。因此作为人类学家，就需要行进到世界的边缘，寻找不为人知的文明的生存方式———从婚姻法则、神话、甚至餐桌礼仪上，来寻找与人类学家自身背景不同的现象，并加以科学的分析，以便建立起模型，探求规律，从他者身上获得关于自身的知识。
法兰西公学院的人类学家埃里婕-奥热这样描述在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听到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课程的感受：
“那时，我还是一个历史和地理的学生。有一天，哲学系的同学告诉我人类博物馆(Musée d’H om m e)有那么一个人，讲的东西闻所未闻。那节课他讲了北美印第安人对鹰的仪式性捕杀，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课题已经是革命性的。我们在大学的课程中只学习西方或欧洲历史，而没有民族学课程。列维-斯特劳斯的课给我们打开了全新的视野，而我们之前甚至不知它的存在。我们震惊地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全像我们的文明一样运行。”
对于上世纪50年代民族主义，以及单一国家身份认同思潮盛行的欧洲来说，列维-斯特劳斯对纷杂的社会表现作出结构性的分析，给自恋、自我夸耀的西方带来了对自身颠覆性的认识：人们惊讶地发现，他们曾经以为原始的部落，存在着与其类似的社会结构方式以及相同的思维运行方式，在智慧层面，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皆是以共通的思维法则运行。
西方曾经以为那些亚马逊雨林中的部落像西方，在历史的纵向维度上低于西方，却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比较方法下，才认识到是西方像那些原始部落。非洲人的社会构成与文化构成法则，与西方并无二致。甚至，可经由语言学的调查，发现孟德斯鸠曾经在《法的精神》中大加批判、并称之为野蛮的中国父权社会结构，同样显现于西方的历史和日常生活中。
仅以命名为例，当人们自然而然地在一个寡妇名前添加widow或者veuve这一头衔(古英语与古法语皆有此习俗)，以示她是已经死去的某人的妻子时，我们事实上是在说，即便在她的丈夫活着时，她也仅仅从属于丈夫的“自我”，是丈夫在社会中符号性存在的一部分。而某人的妻子这一身份，随着丈夫的去世而在社会中下调为无法在社会结构中分类的寡妇，也就成为了社会结构中的多余者。这一头衔总是放在姓名前，构成了意义，传达着身份在社会阶级归属中的重要性———它决定着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
词语就是它的表现，由舌出发，入耳为止，不过一两个音节，却强有力地定义了个体，连接了社会的纤维。对父名缩写的继承，以及自身名字缩写的传承，遵循着同样的逻辑。这样，一个父权/夫权社会的结构，身份结构的传承法则，就从词语的研究中显露了出来。若读者还记得《百年孤独》里的繁复的姓名重构，恐怕更有体会。
既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法国当代哲学家罗歇-波尔·德罗瓦(R oger-Pol D roit)以音乐来比拟列维-斯特劳斯的成就：“即便我们每日歌唱，即使我们对神话或者婚姻中的旋律了然于心，我们也并不会自然地理解，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这一系统。我们的智识并不会自发地揭示出社会的象征秩序是如何运行的。”而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了在每一种社会现象(从亲属关系到阶级构成)、文化现象(从餐桌礼仪到宗教仪式)、语言现象(头衔与命名)的背后，隐藏着社会的纤维结构。
不过，列维-斯特劳斯的时代，是现代科学仍不发达的时代。人毕竟无法试验重新创造文明和社会，就像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虽然可称为一套完美的哲学架构，却无法由科学方法来充分试验、证明。同样，结构主义人类学对人类智慧架构的阐述，也无法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得到实证科学的支持。
于是，结构主义人类学也就慢慢寂寞了。它的影响，最终转向了对殖民时代的反思，以及文化之间的互视研究。认知主义的兴起，以及脑成像、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现代的科学家们正在向着列维-斯特劳斯在智慧与社会结构方向上，所未能企及的高度发展。
而我们不可能拒绝他的价值，因为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他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跨越了一个世纪，既是第一个结构主义者，也是最后一个结构主义者。法兰西公学院为他100岁生日特别推出的学刊增刊致辞道：“旅行即远离自己的文化，而远离自己的文化，亦即远离自我。人类学家必须拥抱整个人类，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一生的事业。”
但是，在他的墓前既没有鲜花，也没有皇冠。只有一块碑石，上面刻着“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 王晶
“列维-斯特劳斯文集”，共十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转自：南方报业网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09-11/08/content_6233059.htm）
